谢有顺
SARS来了一百多天了，但还没有走的迹象。每一寸的空气似乎都潜藏着危险，每一个陌生的人，好像都带着病毒。在广州，本来有一万条理由恐惧，但这样的恐惧，很快就被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所制服。不要害怕，总得生活下去，我听到很多人都这样对自己说。广州是SARS恐惧来得最早的城市，但也消失得最快，现在，一切好像已经恢复平静，茶楼食肆依旧人来人往，商场书店照样川流不息，你几乎看不到街上有戴口罩的人，即便是慌张的表情，你也难得一见。疫情的数字仍然可怕，SARS也许还要继续肆虐，但广州人已经成功地在自己的生活中着陆，他们知道，恐惧和躲避并不能制造生活的安全，唯有积极地生活、温暖地互助，才能真正克服灾难、走向健康。
这是许多广州人的真实想法。他们不一定说出来，但他们正在这样生活着，实践着。并非不知道隔壁的香港还如临大敌，每天必看的香港电视，镜头里的所有人几乎都戴着口罩——看到这样的场景，广州人多半抱以善意的微笑。他们也买口罩，仅仅是有备无患，戴的人却是少数，并不迷信口罩的作用，也不愿让口罩破坏日常生活的方便。他们虽然也害怕SARS，也珍惜生命，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维护日常生活的平静和乐趣。在二者之间，他们能寻求到一种平衡。
对大多数广州人来说，有一些东西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牺牲的，比如，喝茶，饭局，交往，逛街，这些日常细节，早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是这个城市日渐成熟的市民文化的基本经验。我要说的正是这点：广州是一个有基本经验的城市，它的活力来自最为普通的生活细节，务实，温和，充满人性。没有伟大的口号和思想，没有矫揉造作的都市情怀，一切的革命都被广州人带到日常生活中来了。在那些一般人习焉不察的细节和经验里，广州，正在准备一次日常生活的革命，正在领导一场市民化的社会潮流。媒体的高度发达，彩版软性生活杂志的密集，流行乐和世俗电影的盛行，连同粤式早晚茶一道，构成了新型市民文化的动人景观。如同革命在这里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轨道，开始向生活的内部进发，文化的概念，也在被广州人悄悄地改写。没有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正如没有人敢嘲笑周星驰的电影精神。一夜之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市民文化也可能是一种先进文化，它的柔软和人性，比之坚硬的启蒙文化和政治文化，更富有亲和力和生命力，而且，在将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很可能会扮演主导性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市民对日常生活的挚爱，才造就了广州初具模型的市民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形态，在抵御SARS疫情的过程中，显示出了沉稳而坚定的力量。是它，最早驱逐了SARS的阴影，最早让平和的日常生活重见天日。
我记得，在SARS疫情最为严峻的日子里，自己曾多次往返于广州白云机场，迎接几位来粤参加文学活动的外地作家，他们走出机场时，最为惊讶的是，广州几乎没人戴口罩，这跟来之前听到的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大相径庭，以致他们也只好将自己的口罩摘下。是广州人信息闭塞，还是广州人过于大意？都不是，而是广州人一贯来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这次疫病灾难面前发生了作用——疫病可以摧毁个体的生命，却不能摧毁那个已经日益成熟的日常生活模型。
谁都知道，任何灾难来临，首先破坏的肯定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接着才是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内心。自然灾害如此，人为灾难也如此。如果生活这道最初的防线崩溃，后面会发生什么，那就谁也控制不了了。只要生活的基本形态还在，灾难就还有限制的力量，一旦生活的基本形态被否定，人性必然就被扭曲，更大的精神灾难马上来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践踏和否定生活的基本形态开始的？反右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大跃进改变人们的吃饭方式，“文革”改变人们的情感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对生活形态的粗暴扭曲——原先那种平静的生活方式被摧毁，代之以一种激进、暴烈的虚假生活。事实证明，将日常生活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往往会给人类留下惨痛的记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都对广州那种庸常的日常生活给予崇高的评价，我相信日常生活中蕴含着隐秘的精神，也相信只有爱自己、爱生活的人，才会真正地爱别人、爱社会。广州人热爱吃喝，不厌其烦地煲汤和觅食，注重生活的质量，务实地与人交往，所有这些，早已被外地人形容成自怜和庸俗的代名词，但在我看来，爱自己是最基本的美德，最原始的人性。一个人性的社会，正是一个允许大家爱自己的社会；只有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才会要求大家一味地去爱别人或爱理想，而忽视个人的基本关怀——它庄严的外表背后，其实上演的却是更为严重的自私自利，这样的悲剧我们看得还少吗？
SARS疫情要得到真正的控制，就是要向每一个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爱自己，就是爱别人；不要坐等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学会自救。这几个月，我所看到的正是一个勇于自救的广州。——信息也许还是封锁的，真相多数人依旧无法知道，但广州人不会被动地坐等别人施以援手，他们早已习惯在真相的隙缝中追问自己可能面临的威胁，并努力自救。他们知道，生命的希望并不建立在疫情的数字是否下降，而在于自己是否在生活中筑起了防治病毒的有效屏障。过去常用的思想教化、社会总动员等方式，可以使整个社会沸腾起来，但对SARS疫情的控制却不发生直接的效力。抵御SARS疫情泛滥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筑起一道防线，让病毒无机可乘——你不感染病毒，你就是在为社会和他人献爱心了。个人的卫生，第一次与社会安全深刻相连。在当代中国所掀起的多次全民性的斗争中，与SARS的斗争是最为特殊的一次，因为这次用来战斗的武器不再是思想或意识形态，而是日常生活。隔离，消毒，防治常识的推广，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针对日常生活本身发起的。因为病毒没有阶级性和思想倾向，日常生活就第一次破天荒地成了社会运动的主角。
我认为，广州之所以能在SARS恐慌中早早脱身而出，就在于她本身就是一个尊重日常生活的柔软的城市。SARS疫情虽然严峻，但广州人的生活却几乎不受影响，因为他们原先的生活形态，跟政府所号召的SARS时期的生活大同小异。她要改变的生活方式最少，自然，应对灾难时她也最冷静。不是要大家勤洗手吗？广州水源充足，他们早就这样干了；不是要大家勤洗澡、常换衣服吗？广州人早就习惯每天冲凉并换洗衣服了；不是要求保持室内通风吗？广州楼房的窗户一年四季几乎都是敞开的；不是号召大家要定期消毒吗？广州的社区常常灭蚊灭蟑螂，大家早就学会了如何消毒；不是要大家适当吃一些中药提高免疫力吗？广州人早就将药当茶喝（凉茶）、当饭吃（药膳）了……日常生活的卫生质量，成了防治SARS最为根本的手段，广州，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SARS疫情还没过去，但广州人已获得一种平静而安稳的心态。恐惧虽然存在，生活却还得继续。所不同的，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多留一份心，多加一丝警惕，而已。要他们退缩到自己的小房子里，隔绝与周围人群的交往，广州人是不愿意的。一个热爱日常生活的城市，面临生活灾难的袭击时，她首先寻求的一定是来自生活本身的帮助；可以在生活中加倍细心地保护自己，但生活的基本形态却不会轻易改变。这就是SARS时期真实的广州。她的不惊慌，说出她的生活形态最为成熟；她的被感染人群的死亡率世界最低，说出她所滋养的医护人员最为热爱生命。而且，这几个月的广州，没有发生一例医院拒绝患者或者患者私自出逃的现象（这在其他城市却并不鲜见），它再次证明，“只有爱自己的人才会真正爱别人”是简单而伟大的真理。
广州虽然还在SARS灾难的重压下磨碾，但我依旧喜欢这个城市，她让我意识到日常生活中也蕴含着坚不可摧的信念和力量，意识到庸常的生活不仅无罪，而且可爱，充满了人性的气息。《南方周末》的记者李海鹏说，SARS时期，“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使得人们褪去了张扬的欲望，关注手边凡俗的幸福”——广州人早就这样实践了，但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要经受过SARS疫情的教育后，才会意识到“关注手边凡俗的幸福”也是一种人性生活，一种更为健康的人性生活。
在广州，任何时候，你都能感受到自己是活在生活里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欣喜和灾难，没有一个人在袖手旁观。平常的时候如此，SARS时期就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