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英国社会制度的近代化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且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方位近代化的国家，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目前正经历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英国的社会制度近代化推动了整个人类由中世纪或前中世纪的半野蛮的社会状态向近代文明社会迈进，尽管向前迈进的步伐和近代化的程度各国不一，但最终都走上了这条光明大道。自1840年以后，中国在被动与屈辱的条件下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就是明证。它们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
所谓社会制度的近代化，是指在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础上，确立起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而英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
近10余年来，探讨英国近代化运动的文章、专著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但始终并没有明确指出正在经历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中的国家，应该从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近代化的英国学些什么有益的东西。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谈一点认识，还希给予指正。
一
英国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14世纪起，英国封建经济制度开始衰微，并且日趋衰亡，在此基础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瓦解；二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后急剧地向简单协作和手工业工场发展；三是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大机器生产体制确立下来，从而最终地确立起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英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主要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解决农村问题，重点解决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确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问题，采用的方式是众所周知的圈地运动这种类型的土地革命。第二步是解决城市问题，即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有两个：确立工场手工业体制和由工场手工业体制通过工业革命转变为大机器工业体制。通过这两个步骤一方面摧毁了城乡封建主义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摧毁的基础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我们知道，英国封建经济体制早在14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到16世纪由衰落转向日趋瓦解。这首先表现在剥削方式的转化上，即用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英国人称这种转变为“折算”（Commutation）。“折算”从何时产生，说法不一，但在14世纪已经比较流行。“折算”的流行促使货币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庄园经济的瓦解。“折算”还导致了农民两极分化，产生了富裕农民。他们用货币赎买了人身自由，成为自由农民，从而导致了农奴制的解体。
封建主义经济体制的衰亡还表现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瓦解上。在货币和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与庄园经济和农奴制瓦解的条件下，许多中小封建主纷纷采取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因此，他们逐步形成为与资本主义前途及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的阶级，这就是英国史上著名的新贵族。这样，统治阶级本身也衰落下去。由于农奴制的瓦解便产生了与封建社会农民完全不同的新型农民，即资本主义的农民：自耕农、农牧业工人与中小农牧场主。总之，整个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英国封建经济的衰亡是英国经济近代化的序幕。
在上述封建经济体制衰亡过程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是最关键的环节。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社会的基石，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社会的基石一样。没有土地所有制的近代化，根本谈不到封建主义的摧毁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
英国直到17世纪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优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工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仅落后于法国、荷兰与比利时，而且还落后于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但是英国这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却远远超过欧洲大陆。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形成，农奴制基本解体，而欧洲大陆最先进的国家农奴制刚刚开始瓦解，有的国家刚刚发生了农奴制的再版，强化了农奴制。换句话说，英国近代化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究其原因是英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即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马克思称之为“硬化的所有权”。这种所有制的“硬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土地不能转让与买卖。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国家迟迟不能发生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运动。如中国，早在明代末年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到1840年仍不过是个萌芽，而且仅限于东南沿海少数地区，整个中国仍处于封建主义经济体制状态下；又如意大利及欧洲许多国家都早已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近代化程度直到18世纪还很低，比英国要晚很多。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打碎这个“硬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英国却与此恰恰相反，通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砸碎了这个阻碍社会近代化运动的顽硬的堡垒。英国打碎得早，故近代化发生得早；其他国家打碎得晚，故近代化运动发生得也晚。英国砸碎这个“硬化的所有权”是从允许土地买卖和转让着手的。因此“硬化的所有权”被摧毁后，英国土地买卖与转让立即盛行起来，到17世纪便蔚然成风。
16世纪，英国通过宗教改革没收了大批天主教会土地，其中一大批土地转卖给资本家，仅亨利八世就卖掉高达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从摧毁封建土地制度言，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革命。由于王室经济的没落，他们开始出售自己的领地，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出售王室土地委员会”，仅仅经伊丽莎白女王之手卖掉的土地价值就高达82万英镑。自16世纪土地买卖、转让开禁以来到18世纪40年代，约有40%的土地换了主人，可见土地买卖与转让达到了何等程度。
土地买卖转让成风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土地革命。推动土地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资产阶级在1640～1688年的革命后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搞圈地运动。这表现为在革命胜利后，国会颁布了几千个圈地运动的法令。这样到19世纪初，英国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地摧毁了，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牢固地建立起来。“硬化的所有权”被摧毁的漫长历史过程也就是英国的经济体制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世界其他国家在18世纪以前缺乏或者干脆没有这样的历史过程，所以那里的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仍然顽固地存在着。
封建土地所有制一次次地被摧毁必然影响到城市经济，特别是影响到整个英国的经济体制。这种影响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开始在农村经济领域里萌芽和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城市中的工商业也因此日益发达起来。这样，城市地位日趋提高，到17～18世纪开始了由以农村经济为主向以城市经济为主的转化。在这种背景下工场手工业不仅形成，而且出现了繁荣。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和繁荣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形成。第二，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破产的农民与被圈地运动驱赶的农民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寻求谋生之路。这就为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了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18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第三，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英国经济实力大增，这就为英国开始于17世纪的海外殖民扩张创造了条件，而海外殖民扩张反过来又加速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第四，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体制实现了完全的近代化。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与英国打碎硬化的封建土地制度血肉般地联结在一起的。由是观之，英国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包含了农村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和城市经济体制的近代化两个方面。在这两化的引导下，英国政治近代化也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进程。
二
在英国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首先是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大变化有两次：17世纪40年代以前一次，18世纪60年代以后又有一次。
在17世纪40年代以前，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最大，被统治阶级也有许多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出现对后来英国历史的发展和政治近代化起了重大的作用。1640～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主要是新贵族，革命的主力军是自耕农、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农牧业工人和城市手工业工人。
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向近代化演变。演变的第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带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政治派别，如独立派、长老派、平等派等。但是政治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则是1640～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这次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残酷斗争与较量，英国资产阶级最终夺取了政权。这为英国政治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在革命进程中毁灭性地打击了封建政治体制，最终确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第二，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解决了国王和国会的关系以及什么样的人来继承王位的两大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表明英国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第三，在彻底摧毁封建军队及其他封建专政工具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第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初步确立了以国会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国王的权力大大地削弱了。总之，这次革命实质上是英国政治体制一次大的变革，从而开始了英国完全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英国城乡资产阶级在整个18世纪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完善君主立宪制，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三项工作：政党内阁制、内阁首相制和内阁对国会负责制。这三项工作的完成大大加速了英国政治体制近代化的进程。
在17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两个政治集团：辉格党和托利党。严格地说，它们在经济上都反映了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政治观点上却大相径庭。从此开始了英国政党制度，这是英国政治体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对后来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光荣革命”期间，威廉三世得到辉格党人的支持而登上英王宝座，因此在政权建立后他极度重用辉格党人并排斥托利党人，任命辉格党议员担任枢密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并授以行政权力。国王经常召集他们开会商讨国家方针大计，此即内阁制之发端。1694年（一说1696年），辉格党在国王的支持下通过贿选取得了大选的胜利，成了下院的多数党，这样辉格党公开出面组阁，阁员同属一党，随之出现了政党内阁制的先例。1698年，托利党在大选中获胜，援引先例出面组阁。这样，政党内阁制的政治制度遂形成惯例：凡在大选获胜的政党必然是下议院多数，它就有资格出面组阁。政党内阁制的形成解决了由谁来掌权的问题，用不着抢班夺权，也用不着搞什么阴谋诡计，更用不着搞军事政变来夺取政权了，从而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斯图亚特王朝从此结束。乔治一世继承大统成为英王，从而开始了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及其兄弟乔治二世均出生在德意志，并在那里长大，来英继王位必须依靠支持他们的辉格党人，同时他们英语很差，对英国国事缺乏兴趣，因此大权便落在辉格党人手中，因而出现了辉格党执政达半个世纪的局面，其中辉格党领袖沃尔波出任财政大臣。由于国王经常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沃尔波常以下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身份出面主持内阁会议，从此开始有了内阁首相的名义。加之，他执政达21年（1721～1742）之久，这个首相名义就逐步成了英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惯例：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此即内阁首相制的形成。
1742年，下院半数以下议员投票反对沃尔波内阁。沃尔波因内阁丧失下院多数议员支持只好率阁员辞职，从而又形成了凡内阁得不到下院半数以上议员支持就得辞职的惯例。这时的下院已不存在多数党，故因此下院也必须解散，举行大选，这又是一个惯例。这样一来，内阁必须视下院行事，从而内阁办事以下院的意见为准，内阁对国会负责的政治体制亦随之形成。
英国新贵族通过上述改革完善了君主立宪制，从而使英国政治体制进一步近代化。政治制度的这些变化皆根源于17世纪40年代前的阶级结构的大变化。
阶级结构的第二次变化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生的。这次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因工业革命而产生了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近代化高潮的出现。
在工业革命以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新贵族和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手工业）处于无权的地位。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起，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人数日益大增，到19世纪30年代在经济上成几十倍地超过了新贵族和大金融资产阶级。但是政治上，它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政权仍操在旧城乡资产阶级手中，这就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引起了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激烈斗争。
到1832年共发生了四次重大的斗争：以威尔克斯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763年发动了反对布朗领导的“国王之友派”内阁的斗争；1768～1771年围绕着威尔克斯当选议员的斗争；1792～1793年和1818～1819年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工业无产阶级与市民群众两次掀起改革议会和实行普选权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这些斗争的实质就是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激进派抓住了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议会改革与实行普选权。同时我们看到19世纪初工业资产阶级不仅经济实力，而且政治实力显著地增强了，并且形成了政治集团，如“伦敦通讯协会”及各大工业城市的分会，并涌现了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与市民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旧城乡资产阶级。这一历史时期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为1832年夺取政权的胜利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工业资产阶级借助同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在1832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打败了旧城乡资产阶级，改革了议会，夺取了政权。取得政权后，工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大力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近代化方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1846年废除谷物法和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从而确立了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
为了维护以自由贸易为主体的新的经济体制，执政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体制近代化方面大力进行改革，主要是更加深入地改革议会制和确立文官制度。
1867年进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解决了腐败市镇，从而消除了新贵族通过不合理的选举制夺取政权的任何可能性。1872年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确立了不记名投票制。1883年又进行了议会选举制的改革，国会通过了选举舞弊惩治法规。1884年国会通过1867年城市选举规则适用乡村的法案。1885年国会通过“议席分配法案”，这个法案确定了按选区人口总数分配议席的原则，从而彻底地消灭了“腐败市镇”。19世纪下半叶的改革，虽然还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它们使英国政治更加趋向民主，不断地扩大了选举权。
在19世纪50～70年代，工业资产阶级还进行了文官制度的改革。文官制度的改革亦是英国政治制度近代化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19世纪30～70年代，英国对文官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19世纪30～40年代一次，19世纪50～70年代一次。1832年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其标志是伯克和福克斯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进入了议会。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家信奉英国伦理学家兼法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尤其崇拜其名著《最高限度的行政效率和最低限度的支出》，并按着这个原则对官吏制度进行整顿与改革。1833年政府各部开始实行官职的考试补缺制度，即每有一缺职，便起码有四人参加考试，择优录取。1835年建立了以牛津大学麦考莱教授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官员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报告。报告强调通过选才充任政府官员的重要性，主张政府高级官吏必须以牛津和剑桥两大学毕业生水平为准。1840年，议会对经费开支严重浪费的财政部提出激烈质询，并由此开展了节约运动，取消了一些虚职。总之，这一历史时期在文官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使行政机构摆脱了一些封建门第关系和裙带关系，初步确立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对旧有的腐败的文官制度进行了一次冲击，其特点是，要想做官，必须以有文凭作为先决条件。
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官员任用制度仍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首先，在任用制度上存在着“政党分赃制”和“恩赐官禄制”。其次，在这种制度下政党为了本党的私利经常庇护一些贪官污吏，为了做官拉关系、讲门第，甚至卖官鬻爵。这样一方面造成行政效率很低，政府机构声名狼藉；另一方面行政部门臃肿，人浮于事，而庸碌无能之辈却身居要职。这种状况和当时大英帝国政府行政事务日益增多与社会经济日益发达极不适应。信奉功利主义的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家决心建立一个廉洁而又行政效率高的政府，为此，在50～70年代进行了文官制度的第二次改革。
1853年，英国政府令屈维廉和诺斯科特调查研究文官制度与文官状况。他们经过调查写了一个《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首先讲了文官现状：“想做官的多是庸碌无能之辈，凡是在公开竞争的职业中站不住脚的，或不愿积极努力的，才安于在行政部门里混日子，不冒风险，过得舒服。能进到政府里的人大概都同大臣有关系，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接着报告提出了改革文官制度的办法和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建立考试公开竞争和择优录用官员的制度；高级文官以本国大学最高标准为考试标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文官考试委员会；文官分为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两大类；建立官员考核政绩制度……
这个报告击中了英国当时文官制度的要害，引起了强烈反应。保守派肆意攻击，改革派大力支持。经过两派在国会较量与争辩，终于在首相帕麦斯顿的坚决支持下，于1855年5月21日越过议会以枢密院的名义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从而开始了第二次文官制度的改革。1870年6月，当时任首相的格拉斯顿又以帕麦斯顿的方式，颁布了再次改革文官制度的法令。
通过这次文官制度的改革，基本上确立起近代化的文官制度，同时消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恩赐官禄制”和土地贵族的“政党分赃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行政机构的效率。当然，后来英国在20世纪又进行过多次文官制度与议会制度的改革，但是那些改革都是在19世纪的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总之，到19世纪70～80年代，英国不仅经济制度，而且政治制度也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
三
英国社会制度的近代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从16世纪形成工场手工业算起，到19世纪70～80年代为止，至少有300年的历史。这和其他国家相比显然长了很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6世纪下半叶到1688年“光荣革命”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城乡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第二阶段是从1688年开始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前夕。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主要解决了社会制度近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一是政权形式问题，即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二是对政治体制多次进行自我完善改革；三是在经济领域里通过大规模地搞圈地运动进一步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有这些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70～80年代政治体制近代化的完成为第三个历史阶段，这又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工业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完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这就是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全过程。
在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全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问题是，资产阶级曾两次夺取政权。这是由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其自身也发生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新贵族阶级和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主体，而工业革命以后，作为资产阶级主体的已不是他们了，而是工业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本身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到了20世纪初，垄断资产阶级又取代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而逐步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政权也自然转到他们的手中。
第二个问题是，在社会制度近代化的全过程中，英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始终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互为表里，相互影响。根本不存在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也是英国在长达300年的近代化的全过程中始终沿着上升线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而且两种体制的改革不间断地进行，从未停止过，一环套一环，从不把改革停滞在某个环节上。就是说，当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接踵跟上；反过来说，当政治体制改革每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经济体制改革亦迅速赶了上来。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英国近代化体制的改革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主体。
第三个问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亦是同步进行的，从不偏废某一方面。但是在1760年以前重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此后重点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即工业商业体制改革。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值得我们探讨：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是盲目进行的，是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英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学说便指导了资产阶级进行社会制度改革。例如培根、爱尔顿、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与国家理论指导了君主立宪制及其自我完善化的改革。又如18世纪哈奇逊、费古逊、奥吉尔维与葛德文等政论家关于国家的学说指导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政治体制改革。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伦理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指导了英国19世纪30～70年代的两次文官制度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受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如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自由贸易论的指导。
由此可见，任何重大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必须有先进的理论来指导，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英国的社会制度改革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对本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使英国社会长期政局稳定，保证了社会生产力大幅度的增长，把经济搞上来。其次，使英国社会不断进步，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民主，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最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英国文化教育、军事的改革，使英国成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到19世纪初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对世界各国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8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英国的近代化影响和推动下亦走上了国家社会制度近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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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