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秋等对“李约瑟难题”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更多地发生在欧洲，是因为欧洲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革命往往是一国经济发展旧有轨迹的拐点。以社会革命为先导、工业革命为结果的欧洲大革命，催生和确立了私人产权的基础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社会运行和管理体系。他们认为，自13世纪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技术发明与创新，也就不可能有如同欧洲那样的工业及其现代化发展。主要原因有：第一，农本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始终不变的主线，虽然中国历史上社会革命此起彼伏，但革命所改变的仅仅是在传统封建专制制度框架下的产权重新分配，而不是产权制度及其架构的创新安排；第二，当时发生的产权重新分配又总是以不伤害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产权制度和架构为前提的；第三，当时的产权保护本身也是非制度化的；第四，缺少甚至根本没有科学技术发明与创新的制度安排；第五，15世纪后的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全面封闭，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当前推进中国科技创新和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应包括：第一，必须强调进一步强化对包括公权和私权在内的产权的界定与有效保护，并使这种界定与保护制度化、规范化和配套化，着力推动个人和企业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机制和制度保障问题；第二，继续加大基础性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带动民间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形成多层次联动的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推进基础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第三，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服务功能，为市场机制健康运行和正常发挥作用提供更充分的外部环境与条件；第四，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掘各级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管理与中介服务功能，构建全民参与科技创新的氛围和推进机制，从而更有效地避免政府官员腐败、防止大面积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实现政府和社会对科技创新行为进行有效调节及其机制和平台的建设；第五，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切实把开放的重点真正放在引进国外先进管理、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上来。他们认为，上述几个方面的有机组合是解开“李约瑟难题”，更好地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更快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纪玉山等认为，当科技创新在单个企业发生时，向宏观层面进行横向与纵向同时扩散与转移的传导机制是：第一，科技创新在企业层面上形成规模效应。企业因科技创新引致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单位产品成本递减，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第二，科技创新在行业层面上形成集聚效应。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开发出超越原有产品功能的升级产品、优化原有产品功能的配套产品，随着生产经营范围的扩大，同一行业内部的其他企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模仿、学习与创新，产生能给相关行业带来创新收益的空间集聚效应，范围经济产生收益递增的空间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创新的固有属性，即信息、知识等软要素的共享性；第三，科技创新在产业层面上形成乘数效应。他们进一步指出，科技创新在三种层面上形成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具有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不同层次的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度。规模经济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最为典型，范围经济性则与适应差异化市场的精细化制造业时代相适应，联结经济性在网络信息时代得到张扬。他们通过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我国则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难以发挥，从而在宏观上表现出科技创新乘数极低。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扶持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优势、创造各种条件促使科技创新在全社会的扩散以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孙文杰等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视角，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技术引进影响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技术创新产出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衡量时，对于具有不同技术创新能力的行业而言，处于研发强度底端的行业，其技术引进的促进效应要高于平均水平，对于处于研发强度高端的行业，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以专利申请和新产品开发项目作为衡量时，对处于研发强度高端的行业，外资企业研发促进效应较高。对于处于研发强度底端的行业来说，外资企业研发促进效应较小。第二，在靠近研发成果的商业化阶段，技术引进对国内企业研发的促进效应较低，在技术创新的高端领域，引进技术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而在技术创新的低端领域，引进技术的促进效应相对比较明显。第三，以内资企业技术人员衡量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内资企业只有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充分吸收消化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因而，国内企业应该增强学习型R＆D的投入来加强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第四，随着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来越明显。他们指出，最优的技术差距在40%～95%之间，当内资企业生产率处于外资企业生产率的40%～95%区间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显著。
李光泗等，基于产品垂直创新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二次创新内生决定的理论模型，在比较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技术引进二次创新问题。他们的研究认为：引进技术选择对二次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入世对二者关系影响较大。过分强调引进技术的先进性，必然提高引进技术费用以及对引进技术二次创新的难度，从而降低二次创新的积极性。他们指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确定适宜的技术引进水平是今后技术引进管理的关键；企业规模与二次创新投入正相关，入世后正相关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议，政府可利用政策引导企业适当扩大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