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来访的记者告诉我，2月9日戴爱莲在北京逝世了，享年90岁。
我“啊”的叫了一声，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中国又陨落了一颗美丽的明星。许久，许久，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唤起我对她的记忆。
1944年初秋时节，陶行知先生请来了戴爱莲到育才学校担任舞蹈组主任。和育才的其他老师不同，戴爱莲穿着洋气，她说中国话还没有她说英语流畅。当她出现在破落的古圣寺这群孩子们面前，就好像一位童话里的仙子来到了人间。
这，一点也不奇怪。戴爱莲出生在美国特里尼达一位富商家庭，从小受到音乐、舞蹈氛围的熏陶。1930年，她十四岁时，到英国世界级舞蹈大师安东·多林门下学习舞蹈。那时，英国芭蕾舞界是白人的领域，她是唯一的肤色迥异的中国人。不仅如此，当时在古典芭蕾与现代舞互相对立的情况下，戴爱莲同时投靠名师学起了现代舞。很多人对她这个中国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要这样做呢？她这时已经有了创新意识，她看到现代舞感情自由奔放，不受束缚，但缺少系统的技术；古典芭蕾舞虽有系统的技术，但缺乏艺术表现力。她想，这两种东西为什么不能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呢？就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她打下了深厚的舞蹈基础。
在英国，戴爱莲遇到了年轻的雕塑家威利·索科普，这个人造就了她传奇式的感情生活。那时，戴爱莲因为家庭破产，正为生计而奔忙。威利说，你做我的模特吧，你可以在我的工作室摆一个地铺。威利为戴爱莲塑像，戴爱莲为威利做饭、洗衣服。塑像完成时，他俩已经热恋到难舍难分的地步。然而，威利是已经有了未婚妻的人，这使戴爱莲十分痛苦，为摆脱这种痛苦，她只有走得远远的。戴爱莲把这段热恋生活写到了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一直努力忘记他，却总也忘不了。”1940年，戴爱莲到了香港，遇到了画家叶浅予，奇巧极了，她又成了叶浅予画笔下的模特，戴爱莲眼中的这幅速写，画得再好不过了，人定格在纸上，却好像在跃动着，画画的人也很帅。不过半个月的时间，两位著名艺术家订婚了，共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秋，戴爱莲和叶浅予到了重庆，1944年，抗战生活进入最艰苦阶段，戴爱莲却舍弃在大学任教的高薪，来到常常揭开锅没有饭的育才学校。她到这里开创中国舞蹈事业来了。她坚信，培养一位舞蹈家，必须在年纪小的时候开始训练。
从此，这位从来都是过着优裕生活的舞蹈家，和这些来自孤儿院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院子里一个露天平台，成为排练场地。悦耳的琴声和孩子们翩跹的舞步，给这座古庙增添了新的亮点。戴爱莲练习芭蕾舞也在这块场地上。冬天，她的两只手冻到了僵直、转动不灵的地步，她在炭火盆上烤一烤，又坚持练下去。就在这种环境下，她培养出日后驰名于中国舞蹈界的彭松、隆征丘、叶宁等一批舞蹈家。
然而，戴爱莲也有苦恼。她创作演出的《游击队的故事》和《卖》两出舞蹈，虽然受到高层次文化人的赞赏，却因为技巧复杂，难以推广到群众中去。
1945年初，戴爱莲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的广场上，看到解放区的秧歌舞剧《兄妹开荒》的舞蹈，大受启发。她把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改编成秧歌舞《朱大嫂送鸡蛋》。鸡蛋本来写的是送给育才小先生的，演出之后广泛流传，就被群众改为送给八路军了。这出既传播着陕北高原的春风，又顺应民心的秧歌舞，简単易学。一时间，各大中学校、群众团体都争先恐后地来学习，育才学校成为抗日大后方传播秧歌舞的大本营。《朱大嫂送鸡蛋》乃流传至今。
日本投降后，这位“海归派”的舞蹈家不急于到大洋彼岸去，却决心深入中国边远地区，向民间学习，发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在陶行知支持下，戴爱莲、叶浅予等一行，深入康藏腹地采风。过雅安后，他们不避山高路险，日晒雨淋，土匪袭击，步行十几天，奔向康定少数民族地区，学习了巴塘旋转舞和藏族民间舞蹈。戴爱莲不负少数民族同胞的希望，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传存到英、美舞蹈中心图书馆。她把这次采风成果，编织成边疆音乐舞蹈作品，叶浅予为演出精心制作了巨幅演出广告，上面大字写着戴爱莲领导演出字样，于1946年3月6日首次献演在重庆青年馆。这场五彩缤纷极具浓郁艺术品味的演出，持续了十五天之久，轰动了重庆，轰动了大西南。不仅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走上了现代舞台，而且与当时“争民主，反独裁”的政治运动同步，掀起了各个艺术团队、大中学校学习民间舞的热潮。人们没有想到，中国民间舞的大普及，却是由这位满身洋气、讲不好中国话、海外归来的舞蹈家推广开来了。
《巴安弦子》、《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歌》等节目，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同年，戴爱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问美国，她把中囯民间舞蹈介绍到美国，并和美国舞蹈家们举行了多次演出，填补了中国舞蹈在世界舞台上的空白。
戴爱莲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拓荒者，她对西洋舞蹈艺术具有高深的造诣，却执著地热爱中国民族舞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她和她的同行们集体创作的《人民胜利万岁》、《和平鸽》等大型节目，理所当然的受到欢迎。她深入生活精心创作的《荷花舞》、《飞天》先后在国际上获奖，被确认为中国舞蹈“20世纪经典”。戴爱莲又是中国舞蹈教育的领军人物，培养出王克芬、王才军、冯英、汪齐风等一连串在舞坛上闪亮的人才。在教学中她一直致力于拉班舞谱在中国推广。
1979年，戴爱莲早已和叶浅予分手。她在赴英国参加拉班百年诞辰的国际会议时，重逢总也忘不了的威利。威利这时已是英国著名雕塑家，1939年他为戴爱莲雕塑的头像保存至今，他自己已是儿孙满堂，妻子健在。两人相见，不胜唏嘘。1981年5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决定，将威利雕塑的戴爱莲头像陈列在学院大厅，以表彰戴爱莲为促进中英友谊和艺术合作作出的贡献。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舞蹈博物馆，收藏了这座雕像的复制品，以表彰戴爱莲为发展国际舞蹈事业作出的成绩。不久，威利的妻子辞世，威利也遭中风，戴爱莲决定在英国陪同威利走过人生最后的历程。直到1995年，威利去世。
1997年，我和戴爱莲相聚在重庆育才学校60周年纪念会上。他说中文不流畅，我陪伴她应对记者的采访。有记者问她，她习惯于西方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回中国。我听她清晰地说出：“我爱我的祖国，我有一颗中国心。”2006年年初，消息传来：2005年12月26日，戴爱莲在病榻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2006年1月于南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