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克服危机的方法不是轻易就能找到的。然而，如果你坚持不懈地寻求新的出路，愿意在成功的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去尝试，你就能找到出路。局面越是棘手，越要努力尝试。过早地放弃努力，只会增加你的麻烦。要做出最大的努力，不要畏缩不前，要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来，不要担心把精力用尽。成功者总是做出极大的努力，而面对危机时，他们却能做出更大的努力。他们不去考虑什么疲劳啦，筋疲力尽啦。要保持自己头脑的清醒。睁大眼睛去寻找那些在危机或困境中可能存在的机会。与其专注于灾难的深重，莫若努力去寻求一线希望和可取的积极之路。即便是在混乱与灾难中，也可能形成你独到的见解。它将把你引导到一个值得一试的新的冒险之中。
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1890～1970）是西方杰出的领导人、反法西斯的斗士。在二战中，他不畏艰险，不惧压力，领导法兰西人民完成了解放国土和民族统一的大业，被誉为“法兰西守护神”。
“一战”后期，戴高乐任法国第33步兵团上尉。1916年3月2日，戴高乐在对德战役中受伤被俘，被囚在德国南部地区战俘营中两年零八个月。
当时被德国人俘虏的法国人有40多万。与一些暗自庆幸能够借此远离战争和硝烟的人不一样，戴高乐不愿听凭命运摆布。他全身心地沉迷于策划和实施越狱计划，先后六次逃脱，又六次被抓回，仍不愿放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屡教不改的一根筋”。
他的儿子菲利普回忆说，戴高乐本来特别讨厌干手工活，但是，当时由于一心一意要逃跑，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开始仿造钥匙，把军服染成老百姓衣服的颜色，伪造通行证，拆墙砖，锯栏杆。工具材料都是用吃剩下的罐头盒做的。
每一次逃跑，戴高乐都吃了不少苦头，每一次都很危险，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智慧。最大胆的一次是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因戈尔施塔特战俘营逃跑。1917年2月，戴高乐被辗转送到该战俘营。那里戒备森严，专门用来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军官。一到那里，戴高乐就想着怎么逃出去。他偷偷服用了大量用来做柠檬水的苦味酸。他一喝下去，顿时就出现了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脸黄、眼黄、尿黄，等等，整个人几乎没有了人样。不过，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他很快被送到当地军队医院的战俘附属医务所。这个附属医务所专门收治战俘，而紧挨着医务所的军队医院里住的全是德国伤兵。
当时，一些法国战俘有时也被单独带到那里接受特殊检查和治疗。于是，他和另一位法国上尉迪派一起商定，绕道军队医院逃跑。他们设法弄到了德国军服和便装，便开始实施逃跑计划。1917年10月29日，由迪派化装成德国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法国大个子上尉，戴高乐则拖着装满两人生活用品的大口袋。就这样，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战俘医务所。一进德军医院，他们便立即找到一间不显眼的小屋子，用自制的万能钥匙打开门，然后进去换上便装。等到晚上，戴高乐和同伴就混在德国伤兵和前来探望的德国平民中走出了医院。他们本打算徒步去300公里以外的瑞士小镇，可刚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就不幸被俘。其实，他们这时已经在雨天里又冷又饿地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是一脸的倦容让他们在敌人搜捕时露了馅儿。
因为几次试图逃跑，戴高乐被罚关在所谓的“黑屋子”里长达四个月之久。那里又黑又冷，不能通信，没有书看，没有纸笔，没有灯光，没有暖气，吃的喝的也仅够维持生命。戴高乐只能经常背诗，有时还倒着背诗的字母和单词。这样一来可以不至于因为闲得无聊而浪费时间；二可以强化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记忆力；三来可以让自己和同伴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并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以为这个俘虏已经完全醉心于学习，而不再琢磨逃跑的事了。他特意在监狱里搞了许多讲座，有关于历史专题的，有关于军事指挥的，甚至还有关于德国文化的。其实，他表面上心平气和地作报告，暗地里却开办了一所真正的“越狱学校”。
整个“一战”后期，戴高乐就没有放弃过越狱的念头。
1918年11月初，一个战争委员会又因戴高乐两次逃跑判处他120天的监禁。恰好这时签署了停火协定，战争结束了，因此，他没去服这个刑。但倔强的他仍然一直坚持与德国人作斗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德国也发生过一次有趣的类似的越狱的事件。
1944年3月24日，被关押在德国萨岗第三空军战俘营北院的囚徒们悄悄忙起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来临：“哈里”隧道已打通，他们中的一部分幸运者今晚将从那里逃出去，奔向自由与光明。
夜幕降临，被选举出来的240多名战俘换好了平民衣服——这些服装都是战俘们自己改做的，收好了自制的干粮。他们压抑住心中的激动，等待着。
晚上8点30分，一切准备就绪。第一名逃跑者提着自制的手提箱，穿着便服，活像一个旅行者。第二名打扮成一个工人，紧跟其后，从隧道竖井的梯子上走了下来。罗杰·布谢尔——他是这次逃跑活动的指挥之一——化装成一名商人，也在第一批逃跑者之中。
他们躺在自制的滑板车上，穿过几乎要令人窒息的狭长隧道，来到了另一端。然而，当他们撬开顶部的木板，正为呼吸到了新鲜甜蜜的自由空气中而欢呼时，却突然发现，洞口并不是像他们设计的那样在树林里，而是在离树林10英尺远的一个开阔地带，从岗楼一下子就可看到他们。
怎么办呢？退回去，花一个月的时间等待下一个月黑之夜，同时挖开前面30英里长的隧道吗？那样做并不比现在直接出去的危险小。而且，证件已填好了日期，推迟日期又得重新制作，而制作证也并不是一件小事。这样一商量，他们决定冒险出去。
好在德国人只将探照灯在铁丝网那儿扫来扫去，而巡逻的哨兵也是来回游动。趁哨兵背向他们的时候，第一个出去的人迅速爬过了那10英尺的开阔地带，然后垂下一根绳子到隧道的竖井口。德国人一转身，他就摇动绳子，第二个人便爬出竖井。
就这样，他们在德国哨兵的眼皮底下分批逃出了76个人——这比预计的速度慢多了。这条把战俘们引向自由的隧道从何而来的呢？
1943年春天，萨岗北院新设的战俘营里贴出了一张布告，征求志愿参加板球和垒球运动的人，署名是“大X”。战俘们一看之下，心情激动。原来，这是他们的暗语，意思是准备挖掘隧道，征求志愿者。当下就有500多人报了名。
“大X”名叫罗杰·布谢尔，是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飞机被击落后而被俘的。他已有过两次逃跑经验，有一次都快到瑞士边境时才被抓住。他和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开挖三条隧道，起名为“汤姆”、“迪克”和“哈里”。“汤姆”与“迪克”互相垂直，“哈里”在另一个营区，只要有一条不被德国人发现，就有逃出去的可能。
他们进行了严密的分工：成立了三个小组分别负责三条隧道的挖掘工作。凡是当过矿工、木匠和工程师的人都参加地下挖掘和设计。做过裁缝的人专管制作伪装；画家们开始着手制作假证件——这些都是逃跑者必不可少的东西。会讲德语的人负责与监视他们的德国人交朋友，可缠住他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那些没有专长的人也不是无事可干：他们或负责处理从隧道里挖出来的沙土，称作“企鹅”；或负责对德国监视者进行反监视，称作暗探。
在这次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隧道挖掘工作中，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智。挖隧道的工具是用小煤炉和烧饭炉改制的铁刮刀；由募集来的战俘们的床板制成骨架支撑四周和顶梁。用红十字会发的奶粉罐头盒和德国人发的宣传画报制成了空气泵，它可以在隧道入口的活动门关闭后保证洞内有新鲜空气。把战俘营的电线偷偷改装一下，加上建筑工人丢弃的零星线头，就得到挖隧道照明用的电线。他们从走廊上偷了几个灯泡，把电路与战俘营的线路接通，这样就有了照明。此外，还用人造黄油和罐头盒自制了油灯。他们甚至还装了简易的水龙头，可以在那儿淋浴冲澡，洗去挖掘时沾上的泥土。处理挖出的泥土时碰到了一点障碍：新鲜的黄土倒在地上很容易引人注目。但这也没能难住他们，很快有了办法：用一条小毛巾把泥土包成一条小“香肠”，由“企鹅”们放风时带在裤带里，到一个废弃的剧院旁洒掉，然后迅速踩平，使它与周围的泥土相混。他们每天要用这种方法处理掉几吨泥土。
500多名战俘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意志与集体智慧开挖了三条隧道。他们必须十分小心，不但要按时去点名应卯，而且，还要防止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因为德国人随时都可能冲进营房，大喝一声：“站住！不许动！”或随时叫他们：“全都出来！集合！”然后随意乱翻他们的东西。
尽管十分谨慎，他们还是被德国人发现了。夏天，三条隧道都快完工了。他们决定集中挖掘“汤姆”，因为夏天是逃跑者最好的季节，可以露宿，可以找到各种充饥的野菜。当“汤姆”挖到离树林只有几码远时，德国人发现了营房里还没来得及处理的装泥土的箱子。他们开来了推土机和重型运输车，想找到战俘们挖掘的隧道。第一天一无所获。第二天，一个密探偶然用探条探到了“汤姆”的后门。
然而，德国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炸掉“汤姆”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战俘们同时挖了三条隧道。“汤姆”被炸，战俘们虽然沮丧，但仍决定继续干下去。无论多危险，多辛苦，但是——自由，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字眼！
其间，他们还尝试过从地面逃跑。三个人拿着木头仿制的步枪，穿着战俘们偷偷仿做成的德军制服，押着24名囚犯到大门外除虱子。他们通过了大门，逃到了树林。但第二批却被发现了。
1944年初，“哈里”隧道复工，这时正是冬天，土质变硬，隧道里又冷又潮，所有人都得了感冒，并由于吸入太多制油灯的劣质油烟而患肺气肿。工程进度变慢，但自由的信念支持着他们。他们几乎是像蚂蚁啃骨头般，锲而不舍地挖掘着。终于，到了3月中旬，“哈里”隧道挖好了。经过几天的准备，终于等来了那令人激动的时刻！
天亮的时候，他们不幸被换班的哨兵发现了。已经逃了出去的几十人，大部分被抓住了，并被德国人野蛮地枪杀了，其中有此次活动的指挥者布谢尔——日内瓦公约规定，不允许枪杀企图逃跑的战俘——但还是有几个人逃脱了德国法西斯的魔掌，到了中立国或是回到了他们的祖国。
留在战俘营里的战俘并没有被德国人残暴的屠杀吓住，“X”组织很快重新组建了起来，并开始挖掘“乔治”隧道。当“乔治”完工，他们准备逃跑时，德国法西斯完蛋了，他们获得了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