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文学的互文性译介》（管新福）从互文性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文学的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日益多样化，这些交流就是在广义互文性的背景下展开的。具体说来，中国抗战文学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同处于一个互文性的“文学场”中，形成了对话的平等主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密不可分。
《陌生化――〈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艺术形式分析》（张显）运用俄国形式主义者所提出的“陌生化”理论探讨了沙汀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艺术特色。《在其香居茶馆里》利用了本土化的白话，同时通过改变叙述视角的方式在给读者审美感受的同时又达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原野〉的接受研究》（刘云）根据“接受理论”分析了《原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并深入探讨了面对同一部剧作却产生不同接受状况的原因，以具体的个案研究阐释了“接受美学”理论。
《重庆抗战小说的“误读”》（胡国威）运用“误读”理论重新解读抗战文学作品。西方的“误读”理论将“误读”看做文学批评、文学史、阅读学和比较文学范畴的一个客观存在，认为“误读”强调了读者在阅读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使“误读”成为一种主动、积极的行为。该文着重运用“误读”理论重新解读了《四世同堂》、《寒夜》和《财主底儿女们》三部小说，力图得出一些新的观点。
《大众文化视野下的张恨水抗战小说》（任俊）以“大众文化”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的文化特质，认为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结构契合了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其抗战小说的创作和市场运作的经验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有着可贵的启示。
下编题为“重庆抗战文学论争的美学思考”。半个多世纪以前（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促进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聚集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曾经展开过好几场文艺论争，由于重庆抗战文学是产生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导致关于重庆抗战文学的几次论争对于意识形态关注多，而缺乏美学上的深层思考，昔日对之评论都纠缠于前者。不可否认，文学与现实、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它确实常常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但文学绝不是政治的附庸或奴隶，它有着自身的属性和发展规律，何况重庆抗战文学论争中还闪烁出了美学思考的诸多亮点呢。现在本著下编“重庆抗战文学论争的美学思考”能让我们把思考和关注的焦点重新移向文学自身，对“论争”的积极意义和缺陷能作出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战国策派论争的美学思考》（谢丽）从美学的角度对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论争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讨。战国策派学人并非是为了法西斯服务的，他们倡导的“争于力”的文艺是从文学的维度、非政治层面进行的文化意义上的探索，而左翼文人的文化政治意识使得这场论争偏离了原有的文学意义和现实价值。我们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立场取代审美判断，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
《主观论论战》（傅渝红）针对20世纪40年代茅盾、胡风等人对“作家的主观性与艺术的客观性”所进行的讨论，从文学创作学和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关系。艺术的主观性，既是作者的独特个性，更是作者的社会属性。文学创作总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互统一。
《抗战时期关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唐于斯）对抗战时期发生的关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进行了探讨。抗战时期，文学被纳入政治的范围，现实主义成为主要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文学的功利性。而浪漫主义具有非功利性的特征，但同样能体现出时代精神。文学创作在表现时代政治的同时要遵循艺术规律，不能以意识形态的教条来取代文学主张。
《“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林虹霓）针对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围绕“与抗战无关”论展开的论争，分析了论争双方争论的焦点，认为过于纠缠于主流意识形态，而从关涉文学本质的角度来思考，则会有新的认识。
《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美学思考》（吴双）对以救国存亡为背景的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作了深层思考。文学艺术与所有的无产阶级大众结合起来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是在强化文学工具性的同时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加剧了文学的异化。该文还对“文艺大众化”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思考。
《抗战时期关于文学本质的论争》（郭燕）探讨了抗战时期关于文学“本质”的论争，对所谓文学的革命化、政治化本质，左翼文学关于文学的本质鉴定，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给人启发。
《民族形式论争》（梁爽）探讨了抗战前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认为这次论争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大学习，对抗战时期的文艺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对论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
《文学典型论争的美学思考》（胡灿）针对抗战时期主要发生在胡风和周扬之间的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作了深入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同时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出发，客观分析了论争双方的可取和不足之处，重新思考了这次论争的实质和意义。
本书作为一种尝试，力图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视野对重庆抗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新的思考。当然，既名之曰“新”，就有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不断成长的过程，所以说书中的某些观点不无肤浅之处，尚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补充和深入。
内容简介
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暨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指挥中心和新闻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其对国家、民族的复兴以及人类的文明走向影响巨大。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此不是进行简单和肤浅的描述，而是将这段宏大而悲壮的历史，置放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思想发展史和国际信息战、心理战的多重视角下来进行学术考察，同时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以及多侧面、深层次的追询和阐释，其思考领域涉猎广泛，对与新闻和文化传播活动有关的战时政略与战略、战时新闻理论与新闻政策、战时新闻统制思想与新闻自由、战时宣传手段与心战谋略、战时文艺宣教与新启蒙运动、战时思想流变与知识分子情感冲动、战时中外信息互动与知识分子“苏联观”和“美国观”的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都一一作了细致的审理和独到的揭示。作者深刻地指出：抗战文化运动由民族主义转变到民主主义，并最终与全能主义威权政治产生对抗和决裂，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今天的最值得珍视的一笔精神文化遗产。本书是作者继《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后的又一部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