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英语里叫ｂａｂｙ，是美国人对原子弹的称呼。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婴儿顺利降生，苏美军事平衡被打破。４年之后，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沙漠中，也升起了跟美国新墨西哥州原子弹试验场上一样的黑色蘑菇云，闪耀着炫目的光芒。苏联的“婴儿”也呱呱坠地了。但是，争论由此而生：苏联的原子弹是否是美国“婴儿”的孪生兄弟？它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偷来的，还是俄罗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如今，这一历史谜团开始解开。
苏联“婴儿”呱呱坠地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会议厅内，战胜国首脑们———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开会。突然，杜鲁门给丘吉尔送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婴儿顺利降生。”
婴儿，英语里叫ｂａｂｙ，是美国人对原子弹的称呼。１０多天之后，美国空军把首次研制的两个“婴儿”———“胖子”和“瘦子”扔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面对这样威力无比的新式武器，日本天皇惊惶失措，立即下令向盟军投降。
美国“婴儿”给苏联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苏联迫切需要制造出自己的“婴儿”，不然，苏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就会永远朝着美国方面倾斜。苏联动用了所有能够用得上的力量，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拼死追赶。
４年之后，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沙漠中，也升起了跟美国新墨西哥州原子弹试验场上一样的黑色蘑菇云，闪耀着炫目的光芒。苏联的“婴儿”也呱呱坠地了。但是，争论由此而生：苏联的原子弹是否是美国“婴儿”的孪生兄弟？它是从大洋彼岸的美洲偷来的，还是俄罗斯人自力更生自己制造出来的？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苏联最权威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声明，首次公开披露了苏联拥有核武器。奇怪的是，在此之前，所有涉及到这一领域的消息都被严密控制，严禁报道。塔斯社的新闻发布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关于这一超级武器的情况，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消息，就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斯大林邀请它的研制者，向他们慷慨封赏。原子弹研制者们得到了私人汽车、豪华住宅、荣誉称号、国家奖金和银行的个人特别账户。凭此账户，他们可以支取任何数目的款项。斯大林打算好好地对待这些科学家，他们打破了美英两国的核垄断。
前苏联所有的百科全书、手册和教科书都始终不渝地指出，苏联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是苏联科学和技术的结晶，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共同劳动的成果。他们承认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在西方，但苏联的科学家并没有剽窃别人，而是独立自主，自行研制。美国人之所以走到苏联前面，是因为他们的条件比苏联优越———美国本土上没有战火硝烟，华盛顿远离前线。而苏联却必须向前线提供军队急需的坦克和飞机，研制原子弹既缺资金，又没有生产能力。
事实上，人们很难反驳这一说法。的确，战争刚一结束，科学家们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研制成功了这一超级武器，这使大洋彼岸的原子技术垄断者们大吃一惊。然而，一份绝密文件却泄露了天机。
第１３６７６号绝密档案
这份档案共有６０００页，其中的材料都是孤本。以前，只有克格勃主席和情报机关的领导人才有权查阅，现在它已被公开。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呈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别尔乌辛的，日期为１９４３年３月７日，标注为：此件仅此一份。文件中写道：
本材料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可以使我们在钠元素问题上节省大量繁琐的劳动，并掌握新的解决方式，对我们今后的科研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材料可使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帮助我们确定苏联物理学未来的三个工作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科学家尚不了解国外该领域的工作进展情况，该材料可以从技术上帮助我们在比预想还要短得多的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
文件最后写道：“此件由您的助手阿·伊·瓦辛呈送。他尚有此件草稿，拟销毁。”
该文件有实验室主任伊·库尔恰托夫教授的签名。
这份如此重要的材料是从哪儿、通过什么途径弄到的呢？答案可以在下面一份也标有“绝密”字样并且“仅此一份”的文件里找到。这份文件是库尔恰托夫在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２日写的：
我已研究过附件中美国人在铀领域的工作目录，现将研究结果呈送给您，并请求您批准卡夫塔诺夫和奥瓦基扬二同志调阅。用蓝色铅笔标出的是我们希望从国外获得的材料。
研究结果附在此文件的后面。库尔恰托夫在研究结果中说，材料中对于在“铀锅炉”中不仅可以使用铀—２３５，也可以使用铀—２３８的做法有断断续续的说明。此外，对制造原子弹的材料也有一些新的思路。考虑到这些情况并且仔细研究了美国人在铀转换方面的最新工作进展，他找到了解决铀问题的新的工作方向。铀转换方面的工作在苏联还没有开始进行。
“鉴于此，请您指示情报部门予以查明，美国人在上述方面是怎么做的。待查问题如下……”
用蓝色铅笔标注的那份清单只有专业人员才感兴趣。此处只将有关批示抄录如下，通过这些批示，人们可以看出库尔恰托夫的请示报告是如何到达它的执行者手中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别尔乌辛将报告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请进一步调查报告中所列问题。
梅尔库洛夫批示：
面交菲京同志。请他就报告中所列问题下达任务。
菲京批示：
面交奥基扬同志，请他向‘安东’布置任务。
菲京是苏联对外情报局局长，奥瓦基扬是其副手。“安东”·昂尼德·瓦斯尼科夫是科技情报处的特工，当时任苏联驻纽约谍报机关负责人。
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为库尔恰托夫开设了一间受到严格保卫的办公室，他在这里接受送来的情报。在“原子档案”中充斥着他的报告：“最好能得到……”“非常重要的是要知道……”“极为重要的是要弄清楚……”
上述种种迹象说明：苏联的原子技术是通过情报部门从别处搞到手的。
情报部门的功勋
事情发生在波茨坦会议上。有一次，丘吉尔发现杜鲁门和斯大林谈话时只有他们的个人翻译在场。英国首相心里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于是盯住斯大林，想看看他对这一惊人的消息有什么反应。让他失望的是，斯大林的脸上一直保持着轻松的表情。当丘吉尔向杜鲁门询问斯大林听到新式炸弹时的反应时，杜鲁门不解地说：“他居然没向我提任何问题！”
“也许他根本没听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丘吉尔猜测道。
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很为眼前这位苏联统治者没听懂杜鲁门的话感到惋惜。
其实，斯大林心里一清二楚。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就把库尔恰托夫找来，要求他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几天之后，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了原子弹专门委员会，全面负责开发铀原子能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不是著名的科学家，而是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如今，科学家们打破了传统的沉默。据他们说，在波茨坦会议召开的三年前，即１９４２年春天，苏联就大规模地开始了原子领域的工作。当时，斯大林将科学家们召集到跟前，问他们德国或美国会不会造出原子弹。参加会议的都是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但他们都上了年纪，而年轻人都上了前线。库尔恰托夫和亚历山德罗夫正在寻找解救军舰触上磁性水雷的办法。科廖罗夫在空军服役，彼得扎克在侦察部队。老院士们思考之后得出结论：原子弹原则上是能造出来的，但不能肯定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造出。
然而，性急的年轻人可不这样认为。曾在战前就和彼得扎克一起进行过铀的无中子辐射自由裂变试验的科廖罗夫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从前线向国防委员会写了一封寄给斯大林的信。这位技术少尉———这是给学者授的军衔———在信中陈述了立即开展研制原子弹工作的必要性。由于当时德国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一切都要让位于战争，所以，这封信被送进了档案室。
但科罗廖夫在次年春天重新致信国防委员会，这一次，他的倡议被采纳。很快，他便从前线被招回，得以从事他所执著追求的事业。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很快成立了以库尔恰托夫为首的第二实验室。库尔恰托夫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招到自己身边。作为苏联科学院的一个下属单位，高度保密的第二实验室成了研制原子武器的主要筹备中心。
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前苏联出现了大量揭秘“原子”间谍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前苏联的原子裂变是由克格勃进行的。他们指出，１９４２年，斯大林招集原子弹专家的起因是克格勃的一份报告。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局最早表现出了对原子武器的积极性。其下属的科技处写了一份专门报告，经贝利亚签字后呈给斯大林，其主要内容是，驻伦敦和纽约的情报机构得到最新消息，说美国和英国不久将制造出原子弹。
证据确凿无疑。驻伦敦的情报机关汇报了英国铀委员会会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况，这两次会议决定，英国立即着手生产第一批原子弹。在此之前，英国人就已测定了铀—２３５的临界质量，确定了弹装的球形形状，知道须将弹药分装成两部分，以免提前爆炸。一位名叫弗·鲍·巴尔科夫斯基的“原子弹间谍”说：“英国人测出拉击速度不能低于每秒２。２—２。５千米，他们造出了链式反应发生器，确定了通过气体散射从铀的同位素中提取铀—２３５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的中心已经获知是哪些机构和企业参与执行原子弹计划。根据上级指示，我向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就上述情况做了概括汇报，从此，我就开始了原子弹领域的专业间谍生涯。”
巴尔科夫斯基的专业间谍工作为他赢得了劳动红旗勋章和“原子弹童子军”的称号，同时获得此称号的还有以窃取美英两国原子弹秘密而出名的特工人员，他们是阿·亚兹科夫和阿·费克利索夫。前者已于１９９３年去世，后者目前仍健在。当时，这两人在前线工作的情报机关做出了不小贡献，他们获悉德国人正在设法将原子能应用于军事目的。１９４２年２月，前线特工抓获一名德国军官，在其手提包内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一些奇怪的数学公式。这个笔记本被送往国防委员会，然后，又被送到国防委员会负责科学工作的卡夫塔诺夫手中。经鉴定发现，笔记本中写的是制造重水的数学公式。原来，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这一年３月，克格勃中心就收到“瓦季姆”的报告，他列出了从事超级核武器工作的德国各科研所及其详细地址。情报机关在炫耀他们对苏联核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伤害了科学家们的自尊心。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科学家和特工人员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大相径庭。特工们说，科廖罗夫给斯大林写信的同时，也给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同行们写了信，但他的建议竟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更让科学家们难以忍受的是，情报部门宣称，早在１９４０年，他们的驻外机构就得到指示，开始对国外的原子研究中心进行调查，而且，他们的工作自行安排，并未征询科学院专家们的意见。不过，当时那些专家们认为，２０世纪人类不可能掌握原子能。
间谍比科学院院士还聪明？这一问题的提出激怒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们，他们声称，他们“不是预备班学生，也不是三年级学生”。这两种称呼来自曾经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一些人的回忆。科学家们向诋毁苏联原子科学成就的行为给予了有力还击。其实，早在１９１９年，就有一位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学者开始从事原子结构的研究。从１９２１年起，阿·约费院士领导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成为该项研究的中心。受到伤害的原子专家们回忆说，１９３３年，苏联召开了第一届全苏原子核物理学大会，当时３０岁的伊·库尔恰托夫担任组委会主席。在１９４０年以前，这样的大会共召开过５次。
科学家们指责情报人员先声夺人，但他们自己也没少宣扬自己的功劳。他们说，早在二战之前，在爆炸理论方面，尤·哈里顿就创建了自己的理论流派。他和雅·泽利多维奇一道率先计算出铀的链式分裂反应。那时，这两位优秀科学家就建议使用重水和碳作为中子减速剂。就在那几年，科廖罗夫和鲁西诺夫在通过实验方法测定链式反应的中子撞击铀核分裂时产生的次中子的数量时，获得了重要结果。一句话，原子专家们想说的主要意思是，他们早在战前就已经知道核爆炸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巨大的破坏力，明确了铀—２３５的临界质量，得出了极为可靠的数值。
科廖罗夫写给国防委员会的那封信指出：上前线之前，他在约费领导的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到部队后，他让亲友们给他寄去了最近几期国外科学杂志。他一页页看完了半年来的杂志，却发现以前在专业出版物中被广泛讨论的核物理问题突然销声匿迹了。很明显，这一领域的文章被禁止发表了。这位敏感的学者马上猜到了个中原由。如果是这样的活，到底是谁的贡献大呢？是前线的那位技术少尉，还是那些身处国外却没有发现科学期刊中上述变化的人员？
美国科学家向苏联泄秘
１９９４年，科学界和情报部门之间在对原子弹事业贡献大小问题上的争端终于有了一个大转折。这是由两位沉默多年的人引起的。其中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帕维尔·阿纳托利那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他作了３０年的克格勃高级间谍，其身份极度保密，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国外有文章报道说，苏多普拉托夫组织杀害了托洛茨基，他掌握着欧洲和北美间谍网。在他的领导下，一些克格勃间谍对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做工作，使他们对苏联提供原子弹方面的情报。
是哪些美国科学家帮助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呢？苏多普拉托夫并没有提及９０年代初被媒体纷纷报道的罗森伯格和克劳斯·福克斯。他证实说，在向苏联原子弹专家提供帮助的美国科学家中，有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本人，还有举世闻名的现代物理学奠基人尼尔斯·鲍尔、恩里克·费尔米和莱奥·齐拉特。
这位住在莫斯科的克格勃高级间谍的解秘使公众们大开眼界，但他们惊魂未定，就从基辅传来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家英国报纸采访了前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儿子、６９岁的谢尔戈·贝利亚。他对记者透露，罗伯特·奥本海默是美国研制原子弹工作的负责人，他曾于１９３９年，即美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６年前秘密来过莫斯科。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奥本海默，他很年轻，住在我们家，在我房间里睡。”谢尔戈·贝利亚的话把记者惊呆了。
“他是在法国同志们的帮助下取道法国来到莫斯科的，来时用的是化名。使他遗憾的是，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得不遗憾地离开苏联。他想在苏联进行他的原子弹计划……”
专门研究苏联核计划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豪罗莱对奥本海默曾秘密做客莫斯科的说法表示怀疑。不错，奥本海默是德国移民，他的妻子和哥哥都是共产党员，联邦调查局中许多人对他不信任，但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的证据表明他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期间有违规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此之前曾秘密造访过莫斯科。但是，谢尔戈·贝利亚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苏联并没有将奥本海默吸收为自己的间谍，但当时无论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他担心希特勒率先将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就来到了莫斯科。
谢尔戈·贝利亚说：“父亲对我说，他（奥本海默）一个人住在我们家会很寂寞，因此让我在家里陪他。他几乎每天都由父亲的第一助手梅尔库洛夫陪着出去，不出去时，我就留在家里陪他。他问我在学校都做些什么。他跟我讲英语，德语说得也很出色……”
有材料证实，美国科学家福克斯曾为苏联原子间谍服务（美国人认为他帮助苏联在解决有关原子问题方面提前了３到１０年）。而奥本海默、鲍尔、费尔米和齐拉特这几位科学家也向苏联提供了原子帮助。这一说法遭到俄罗斯科学家的断然否定。１０位科学泰斗在莫斯科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一致谴责企图污蔑苏联科学家在核技术领域的成就，并将他们说成是靠情报部门的帮助而依样画葫芦的复制者。１９９５年１月，作为苏联原子弹研制者之一的戈利丹扬基院士举行了一个名为“间谍反对科学”的新闻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的基本内容是在说索罗斯基金会，但当话题涉及到苏多普拉托夫时，维塔利·约瑟福维奇直截了当地说：他的言论玷污了尼尔斯·鲍尔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名声。
为了缓和那位老间谍的言论给大家带来的震惊，谢尔戈·贝利亚解释说，那些知名科学家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苏联间谍，他们是为了不让美国实行核垄断，心甘情愿地帮助苏联。看来，在这场愈来愈尖锐的舌战中，他似乎站到了情报部门这一边。他说，当在苏联第一次有人提到克劳斯·福克斯的名字时，曾在库尔恰托夫去世后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带着被激怒的表情含糊不清地说：“福克斯？仿佛是有点什么事……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到底是那个时代的原子物理学家们出于自己的本能而将研制核武器的所有功劳都揽到自己名下，还是慑于严格的禁令而不敢承认苏联在国外获得过原子秘密这一事实？
１９５０年，克劳斯·福克斯因向“苏联政府的间谍”泄露原子秘密被判刑１４年。塔斯社报道说，这完全是捏造，苏联政府根本不认识福克斯这个人。那么，到底是谁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的贡献大呢，情报部门还是科学家？
不久前，俄罗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披露，有一次，库尔恰托夫在同仁面前无意中说出：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情报部门做了５０%的工作。鉴于此，卡尔波夫说，他很难过，因为他没有看到情报人员的胸前挂着闪光的金星。
争论越是激烈，双方拿出的证据就越多，真相也就越明。苏联的原子弹决不仅仅是“自力更生”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