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本不叫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某国君之后，又称卫鞅。所以叫商鞅，是因为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封赏商于（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县）地区十五座城池给他，号商君，故称商鞅。
我们在前面说过，西河群体的巨大历史贡献就是鼓捣出法家这玩异，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拳头说话，用强硬手段重新建立世界新秩序。
应该承认，在当年以个人品德修养和行事风范（礼），无法影响或着挽救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法家思想，这也是当时的那些高知人群们能够想出来的最好办法，后世将之归纳为一句话：乱世宜用重典。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尽管当时的各家学术领袖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祭出各自不同的高招，这就是百家争鸣。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服膺法家思想的，因此，推动了法家思想的迅速传播。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吴起那个时代，法家的足迹就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三晋是源头，向南，吴起把它带到了楚国，向东，流浪的学者将它带到了齐国的稷下学宫。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年轻的商鞅在卫国接受了法家思想（少好刑、名之学，名学即逻辑学），深为这套思想所折服，并且成为李克的忠诚信徒。
年轻的商鞅和当时的大多数一样，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世界太乱了，“再这样乱下去，三十年后就会灭亡”（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这句话足以让人警省，但严格来说不够严谨。事实是，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一定是过时的和迂腐不堪的，学术上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注定不适应的人和制度都会自动或被动的消亡，成为可怜的洮汰一族，这就是所谓的遗老遗少。
而世界是向前的，生活还在继续，日子终究向前。中国人一向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沉舟与病树之上，必有前进中的力量起而代之，生生不息，把这个世界引向正轨和有序，带给人们阳光和希望。
这就是信念。
拥有这种信念并且果敢地赋于行动的人，就是先知先觉。
年轻的商鞅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在众多的救世良方中，他独独钟情法家这剂猛药，是因为他所听到和所看到的，都是乱成一团的世界，非用猛药不足以立竿见影。
此时，商鞅分明有一种“我不放地狱谁入地狱”的魄力和勇气，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重建秩序井然的未来新世界，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了实现这个新世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往后的事实会证明，商鞅是一个甘愿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正如豫让甘愿为了信念而献身一样。
商鞅以及商鞅的时代就从这里开始。
商鞅当年所在的卫国，情形有点不妙，卫慎公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孔子的孙子－－子思，眼下正在卫国。
子思就是写出《中庸》的那个人，据南宋大儒朱熹介绍，《中庸》这部书绍续了正宗的孔门心法，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嫡派正传。子思之后，继承儒家衣钵的人是孟子－－这个人将在后面出现。
子思与孟子，代表了战国时期儒家的主流学派，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话说子思在卫国，向卫慎公举荐了一个可为大将的人，叫苟变。
卫慎公却认为此人不可用，人品方面有问题，此人在当地方官时，接受贿赂，吃了民家的二个鸡蛋。
就为这个而放弃一员大将不用？子思大为惊讶，他对卫慎公说：“用人当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眼下世道这么乱，打处都在打战，正是用人之际，可以让苟变发挥一技之长嘛。”
卫慎公认为有道理。可是事实是，苟变还是那个吃了民家二个鸡蛋的苟变，并不是大将苟变。
更为要命的是，卫慎公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半斤八两。卫慎公没脑子，他的那些大臣们没良心。
没脑子 没良心=绝代双熊。
这些没良心的人从来没想到要把国家建设好。
在这一点上，卫国大臣们的表现着实可圈可点，他们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自觉屏弃前嫌，消除隔阂，达成空前的共识：领导说的，都是对的。
于是壮观的一幕出现了，不管卫慎公说什么，做什么，卫国的大臣们一致认为：皇上圣明，臣等会后一定要认真领会讲话精神，积极消化讲话精神，努力贯彻讲话精神，决无二话，不再屁话。
于是一派助纣为虐的盛世景象。
对于卫国君臣的精彩表现，子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国君不象国君，臣下不象臣下，这样的国家必败无疑。
很显然，卫国不是商鞅理想中的舞台，他不可能在这样糟糕的国家里找到用武之地。
年轻而又想大有作为的商鞅，面临着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艰难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