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梁武帝廷诘贺琛（臣光曰83）
梁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陈奏，提出四件事情，指斥时弊。其一，地方大员专事收敛，频繁扰民，以致民不聊生，被迫“盲流”。其二，侈靡之风与官员贪得无厌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其三，执法者以严峻刻薄为能，虽以奉公为名，实则滥用权力。其四，天下无事却国用不足，应减省不必要的开支。
梁武帝接到奏章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批驳，语气竟比贺琛更为难听。梁武帝要求贺琛拿出真凭实据：你说地方大员专事收敛，贪残，那好，谁专事收敛，谁贪残，谁又执法严峻刻薄，一一道出名姓来，我处理他们；你说要减省不必要的费用，那你具体说说，哪些费用该减，哪些官员该裁，哪些府衙该撤？这些你都给我说清楚，否则我处理你（欺罔朝廷）。
梁武帝说，我当皇帝四十年，有三十年不营治宫室，“雕饰之物不入于宫”，不饮酒，不听音乐；天不亮就起床做事，很少有在中午前把事情做完的，天天如此；每天只吃吃一顿饭，有时间忙过了中午，就饿着肚子继续做事（佛家过午不食，梁武帝信佛）；只吃菜不吃肉，且都是自己园里出产的，从不拿国家的钱买“下饭”。我这样做为了谁，还不为百姓嘛。年青时我腰过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余”，当年的腰带还在，可以证明。
梁武帝说到后来有点发牢骚的意思了，吓得贺琛不敢再发表意见。
依事实来讲，梁武帝在管好自己一节上做得不错。但作为皇帝，或者领导人，管好别人显然比管好自己更为重要。只管好自己，有做名士的条件，但有本事管好别人，才能做领导人。司马光用了一个词，叫“御万机之本”。光自个累死累活有什么用，王莽怕臣下专权，大事小事自己干，也累得要死，结果又如何了？余读梁武帝的答诏，和司马光的感觉一样，太过“丛脞”——细碎无大略。
“臣光曰”第83篇，开首一句话，我以为可以直接打入名言之列。“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
大意说，人君在听纳意见方面的过失，在于只注意琐碎而不知大体。大臣进谏之病，亦在于烦琐。因此明君处理事情与忠臣进献良策，只要能抓能关键，毋需事必躬亲，也不必多嘴多舌，就能收到大功效。
“格君心之非”本是孟子的思想，孟子说“唯大人唯能格君心之非”，这个意思真是好。程朱理学继承了这个依钵，在思想哲学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在政治哲学鲜有进展。熙宁变法之后，二程退处洛阳，几近十年时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司马光也在洛下住了十五年，其间或是有接受二程的影响。但司马光此处的“格君心之非”，显是偏重后者。
格，“格物致知”指“推究”，此处意为纠正。“君心”歪了，理念歪了，思想歪了，行政举措歪了，自是要“格”。韩愈谏迎佛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到了秦岭，看到云气蒸腾，想起家在何处啊，“雪拥兰关马不前”。这样落难，“君心”却是非匡救不可，此才是大人之体。
司马光说，贺琛的言词并不见得就犀利到什么程度，梁武帝却已然震怒，袒护所短，夸耀所长。为难贺琛回答难以回答的问题。梁武帝认为自己够格，又是蔬食，又是忙到太阳偏西，已经相当不错了，没必要再改进什么。于是对大臣的规劝，听而不闻。如此，有比贺琛更激烈的话，谁还敢说呢。由是而奸佞小人晃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决策思路出现混乱，却丝毫不知。梁武帝弄到国破家亡，也是罪有应得。
司马光是悯其不幸，怒其昏昏。
梁武帝早年英明，不然也不会轮到他当皇帝。晚年糊涂，不是难得湖涂，而是一踏糊涂。梁武帝如果作为无职无权的处士，自省的功夫那没得说。“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文才也饱，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碁无不精妙。
但他是皇帝，也学吃素老太太的菩萨心肠，且是无原则的软心肠，这就有问题。因为吃素老太太的善恶止于一身，而身为皇帝，功过却是芸芸众生的性命。于此理不明，梁武帝就是假菩萨。
遇到刑事案件，当事人被重判，梁武帝会不高兴一整天。儿子竟想杀他，梁武帝“亦泣而宥之”。于是乎，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没人能管得了。梁武帝御下宽松，地方大员不念他的好，反倒刮地三尺，能捞的都往腰包里捞。梁武帝亦深知其弊，可是要成全自己的“菩萨心”。于是，把本来只睁开的另一只眼，索性也闭上算了。
梁武帝曾做了一个美梦，梦见北人纷纷纳土请降。第二天早上跟中书舍人朱异说了。朱异认为，此乃天下一统之兆。会北魏侯景请降，也就接受了，并封为河南王。
一年后，侯景起兵反梁。太清三年（549）五月，梁武帝萧衍饿死台城。
此便是司马光说的“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朱异与陆验、徐驎，专以巧言取胜，人称“三蠹”。朱异的话能听？而梁武帝即倚重侯景，交给重镇要地，却又与北齐高澄和约，无端诱起侯景的疑心——侯景派人假冒北齐使者，欲以侯景交换其侄萧渊明；梁武帝不知是计，就答应了，侯景才下决心造反。智虑错乱如此，王夫之说：“盖帝于时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气衰而智亦为之槁矣。”
侯景从起兵到攻下台城，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其间战将见势不妙，或开溜或投降。核心人物是萧衍的干儿子萧正德，给侯景提供了几十条战船，侯景的部队才得以渡江。侯景一路所向无敌，百姓也不抵抗。萧衍御宇四十七年，其“好心肠”得到的报答如此。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七，给梁武帝作了心理分析。认为梁武帝是过度“熏染于浮屠之习”，完全改变了行事准则。一切从自己的好人主义出发，全然不顾政治得宜不得宜。因而“神不守宅”，彻底消蚀掉往昔的智慧。
附：臣光曰83：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通鉴》卷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