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刘裕命沈田子戒备王镇恶（臣光曰69）
刘裕得知刘穆之死了，怱忙南归。行前，把关中地区交给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打理，也留下几位能干的将领帮忙。比如王修、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分领要职。这几人在刘裕北伐的过程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尤以王镇恶居功最多。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王镇恶攻下长安，刘裕很高兴，对他说：“成吾霸业者卿也”。所以将关中安危也托付给他。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前秦灭亡，他与叔父投奔东晋，受到刘裕的赏识。刘裕的评语是：“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王镇恶不负所望，打战从不含糊，而且军纪严明。初入长安的时候，“号令严肃，百姓安堵”。但此人有一个弱点，就是贪，后秦国库的钱他私自搬了不少，连后秦皇帝姚泓的龙椅也搬到自家宅里去。有人告黑状，王镇恶是想把龙椅留着自己用。刘裕派人暗中查访，发现王镇恶正十分敬业地、毫不含糊地从龙椅上一点一滴地剔下真金白银。刘裕这才放心。
但因为王镇恶的功劳，犯红眼病的人着实不少，《通鉴》说，“南人皆忌之”。王镇恶由北而南，比不得土生土长的南人，派别就出来了。这也是划江而治的“遗产”之一。
西晋灭东吴，陆逊的孙子陆机入朝，便被北人看不起。《通鉴》卷八十五载：王彰谏成都王司马颖说，“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至南北朝之宋、魏分立，划淮而治，于是南人呼北人为“索虏”，北人呼南人为“岛夷”，始有蔑称。
宋初亦有南北之戒，据邵雍之子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载：宋太祖赵匡胤以开国功臣皆为“北人”，故刻石禁中，立了家规：“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但到宋真宗时，打破禁令，“始用闽人”。寇准一代名相，以清廉著称，但他眼中也有“南北”。每次主持科举，常要争“状元”，一如所愿，则喜滋滋地说：“又给中原夺得一状元。”
司马光也不能免俗。熙宁二年（1069），神宗问司马光：“朝廷最近提拔陈升之为相，大臣们有什么议论？”司马光回答得很不客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对闽人、楚人的偏见很重。
当时曾公亮、陈旭为“同平章事”（二相）。曾公亮福建晋江人，陈旭字升之，福建建阳人，闽人也。二参政指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唐介是湖北江陵人，楚人也。曾公亮、陈旭之能力不孚众望，难免受讥议。但唐介唐子方为人忠诚鲠直，史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宋神宗要起用王安石为相，他极力反对，后又与王安石政见不和，经常吵架，终至被气死。司马光以地域偏见看人，殃及唐介，遂为后人所不解。
而沈田子之于王镇恶，亦是因南北成见而衍生争权邀宠的结果。当刘裕将还，沈田子及傅弘之就多次找刘裕说：“王镇恶老家在关中，而关中人素重王猛，他会不会造反？”刘裕说：“我留给你们的数万精兵是干什么吃的，这事不要再说了。”但他毕竟不放心，私下又对沈田子说：“俗话说，猛兽斗不过群狐，你们有十多个人，还怕一个王镇恶不成。”
我想起了苻健临终交待苻生的话。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69篇里说：“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刘裕既把关中交给王镇恶，而又与沈田子有是话，无疑是挑起了他们之间的内斗（本来沈田子就有内斗之心），自己制度混乱。这下好了，辛辛苦苦收复的地盘，“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旧都再次落入敌人之手，很是可惜。荀子说，抢地盘容易，但要内部团结协作，就难了。确实如此。
果不其然。刘裕前脚刚走，后脚全乱了。不但斗猛兽，群狐也咬起来。先是沈田子杀了王镇恶，王修又杀了沈田子，刘义真复杀王修。王修既死，“人情离骇，莫相统一，义真悉召外军入长安，闭门拒守，关中郡县悉降於夏。”
纵观王镇恶的表现，丝毫没有要谋反的迹象。王镇恶之被杀，南北成见是因子，刘裕的话是催化剂，而导火索则是沈田子。沈田子进击赫连勃勃不力，被王镇恶批评了几句，越发不满。当王镇恶亲自对阵赫连勃勃，沈田子便在后方造谣，说王镇恶要反，将他骗到傅弘之的家，杀了。
王猛要杀慕容垂，多少还是为了苍生利益。而沈田子杀王镇恶，着眼点却是集团利益，或者说个人利益，全然不顾大局，这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帮忙帮闲的演化为党争，其过程也相当惨烈，结果是北宋覆亡。遗风余韵，于今为烈。同事之间，本没有仇，也为了各自的算盘，各自的派别，砍得眼圈发红，心灵扭曲而手段残忍，一派没有硝烟的战争。
想起荀子的话，“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司马光感叹说“信哉”，因为有历史的经验。范蠡瞧准勾践其人，可与共患难，不可同福贵。灭吴之后，致信文种说：“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结果是文种和伍子胥都被杀。而范蠡轻舟泛五湖去了，据说还带了西子，希望是真的。
注：丰指丰邑，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鄗指鄗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丰、鄗皆是周朝故都。
附：臣光曰69：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通鉴》卷118）老庄的变异
——司马光评崔浩不信佛老而信道教（臣光曰70）崔浩在北巍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拓拔珪的腹心谋士，其地位就如王猛之于苻坚，刘穆之之于刘裕。《刘裕的眼神》一文我们说到，崔浩准确判断了当时的形势，由此可见其人的韬略。但崔浩的结局也很惨，因为直书北魏《国书》，触犯了鲜卑族的利益。拓跋焘盛怒之下，不仅尽诛崔浩全族，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等北方望族，亦惨遭族诛。这且留待有机缘再说。
与南朝不同，北魏继苻坚之后，继续推行重儒的政策，拓拔珪重视经学，儿子拓拔嗣便亲自学经史，孙子拓拔焘则有一个硬性规定：公卿大夫之子，都得到太学受业，但百工商贾之子，不在此列。如敢私立学校，老师处死，学生一门诛灭。
但南北朝亦有二股强大的学术风气。一是佛教盛行，一是庄老风度。苻坚甚至为了争抢鸠摩罗什法师，派大将吕光进攻西域。前秦灭亡，吕光建立后凉。后来姚苌灭后凉，将鸠摩罗什法师迎入长安，佛教因之得以空前发展。现在通行的《经刚经》即是摩罗什法师的手笔。而魏晋遗绪之老庄，起码在东晋，还占有相当的市场。
崔浩因儒学素习，即不喜老庄，更不喜佛教。称老庄是“矫诬之说，不近人情”。称佛教是“胡神”。拓拔焘继位，左右近臣信佛教者，便天天在皇帝面前说崔浩的坏话。拓拔焘不得已，封崔浩为公爵，放他的长假。由此可知鲜卑贵族的势力，可以左右皇帝的视听，崔浩便死在这势力之下。但拓拔焘心知其贤，每有大事，照样要请教他。
崔浩胸有千壑兵，但长相如张良，有美妇的肌肤。因此，归第后，也学张良，辟谷不食。史称崔浩不信佛教信道教。
当时有个道士叫寇谦之，信奉后汉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寇谦之继起改良，将庄老之学与炼丹、符水、禁咒之类的方术合而为一，产生了至今我们依然可见的道教。也就是说，纯粹庄老的道家，至北魏发生了变异，引进了方技的内容。这一点，司马光在“臣光曰”第70篇里面言之甚详。
司马光疏理了道家与道教的区别。他说，老子、庄子之学，大旨是要人们超越死生，把生死一样看待，不要把利禄看得那么重。而想成仙的人，却靠吞服丹药、修炼吞纳以求升天，烧炼木石以求变出金银。此一种方法跟老庄的基本思想完全悖反。所以西汉刘歆著《七略》，把道家归入《诸子略》，神仙归入《方技略》。此后又有张道陵的符水、咒语等等法术。寇谦之则将以上种种合而为一，其间差谬，因循至今。
我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篇评，在学术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他用经济的文笔，简述了道家与道教的区别，还老庄以本来面目，使后之读者，因以了然其中因缘。至少我个人是这样。
因为风气的缘故，北魏多数大臣都不信道教，独崔浩深信不疑，师事寇谦之，“从受其术”。他不但自己信，还请皇帝也信。改良之后的道教，还有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即“图箓”。图指河图，箓指符命。据寇谦之自己讲，他曾遇到一个神人李谱文，自称是老子的玄孙，著有《图箓真经》六十卷，也将“河出图、洛出书”收编旗下。
以故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易学大家邵雍，从道教经典里提炼出著名的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后人便多所怀疑，以为不足信。因为邵雍的师父是李之才，李之才的师父是穆修，穆修的师父是种放。而道家的陈抟老祖传先天图给种放。因缘便在这里。但近人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一书中说，《周易》一系失传的东西，在道教的典籍里有所保存，也是可能的。
于是崔浩上书，便以河图洛书为例，盛称寇谦之之学。拓拔焘也信了，派人去嵩岳祭祀，又将寇谦之留在嵩山的门徒都招来，在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东北）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设厨会数千人”，“显扬新法，宣布天下”。
宋元嘉十八年（441），寇谦之劝拓拔焘受符书以彰圣德。次年，拓拔焘登道坛受符箓，此后成为定例，新皇帝继位，必须受符箓。拓拔焘还平地起高楼，楼要建到听不见鸡犬之声，以上接天神。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数年不成。太子拓拔晃建议说，一定要听不到鸡犬之声，首都东面的万仞高山不是可以吗，何必如此劳民伤财。拓拔焘不听。
拓拔焘进而有排佛之举。宋元嘉二十一年（444），拓拔焘下诏，上自王公，下至百姓，有在家私自供养僧徒及巫师者，悉送官府，愈期不交者，连主人一起全部处死。元嘉二十二年，在崔浩的建议下——也是僧侣的变异所至，不仅占有大量财富，私藏酿酒工具，且还建造密室，藏慝妇女，以恣淫乐。拓拔焘下令将长安范围内的所有僧侣全部杀死，毁坏所有佛经佛像。又下令北魏境内所有地方官，对僧侣格杀勿论。太子拓拔晃信奉佛教，将诏书延期宣布，为僧侣的逃跑争取了时间，但北魏境内的所有寺庙佛像还是全部被毁。
因此，“臣光曰”第70篇中说：崔浩既然不信佛、老之书，却又信起寇谦之的话，这是做什么。春秋时，有名叫“爰居”的海鸟为了避风，群集于鲁国都东门之外，执政大臣臧文仲以为天降神瑞，派人去祭祀，孔子讥笑他不明智。寇谦之的做为，比起爰居鸟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对于学说的选择，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崔浩想学张良，但学不象。学得只是皮毛，没学到谦让。于是释教一事上，明显杀气太重，无有海纳百川之胸怀。他的被杀，也是自祸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司马光此论意在影射也信老庄的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设置主持变法的三司条例司，引吕惠卿之流参政，肆意变乱旧章，以为新奇。清人顾栋高作《司马光年谱》，就指出：“所谓‘高奇之论，喜诵老庄’者，则荆公其人也。”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在《与介甫第三书》中确有过相似的观点，他指责王介甫“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牵强附会，对号入座，毋宁把它看作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可也。顾栋高之引述，是司马光于熙宁二年，在《论风俗札子》一文中所说的话。原文这样：“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此非国家之正术。”
就是说，司马光指责的是当时部分存在的学术风气——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可证庄老并非主流。比如苏轼，自幼就喜读《庄子》，诗文也屡引《庄子》一书的典故。他有句读书心得：“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苏轼传》。要说影射，苏轼当也有份吧。不主张读庄老，是司马光一贯的学术思想，他本人对庄老向来不大感冒。我以为，这与是不是影射王安石无关。
附：臣光曰70：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通鉴》卷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