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至1943年夏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各苏区红军分别进行了连续的大规模“围剿”，特别是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5次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各苏区红军在取得了多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特别是中央苏区在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他苏区的红军也相继进行了长征。
1930年8月27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召集湘鄂赣三省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举行“绥靖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分别对各苏区进行“围剿”，随后，国民党向各苏区调集军队，其中仅用于“围剿”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7个师零1个旅，近10万人，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
面对敌人的“围剿”和敌强我弱的形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红军首先主动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进行反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之中，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为此，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计划东渡赣江，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开始后，于11月中旬开始向苏区中心地区转移，使敌军在苏区外或边缘区与我军决战的计划一再落空。
11月26日，红军主力转移至苏区中心地区的东固、南垄、龙冈一带集中。12月15日，红军主力又进一步向平田、砍柴冈、安福圩等地集中。12月21日，红军主力又集中到黄陂、麻田一带，彻底做好了作战的各项准备。
12月上旬，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组织对红军的进攻，还增调4个师2个旅，连同原来的，总兵力达11个师零2个旅。各路敌军于12月16日开始分头向苏区中心地区进攻。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已深入到苏区的国民党军5个师向黄陂、麻田一带的红军主力实施总攻。敌第十八师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2个旅进至龙冈，形成孤军冒进之势。
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抓住敌军各路、各梯队之间距离大的弱点，集中红军主力，趁突出之敌立足未稳之际，以优势兵力歼灭张辉瓒部，然后再各个击破敌军。因为张辉瓒部是敌军的主力，如被消灭，其他敌军就会闻风而逃，敌人的“围剿”也就被击破。该敌虽有1.4万余人，但我军主力集中起来有4万余人，能够形成较大的兵力优势。12月25日和27日，红军主力曾2次在小布地区布阵，准备围歼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但均因敌军未出动而作罢。29日红军主力隐蔽西进接敌。30日上午敌第十八师2个旅由龙冈向东前进，被红军主力合围，敌军与东固、因富等地敌人的联系被切断，敌军向西北和西南方向突围的道路亦被堵死，成为瓮中之鳖。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敌人向西北突围，被堵回，随即四处溃散。战斗至黄昏结束，敌军师部和2个旅共1万余人被全歼，张辉瓒被生俘。其余各路敌军闻风后撤，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地区又歼灭国民党谭道源师1个多旅。至此敌军的“围剿”态势被彻底打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共歼敌。1.5万人，充分证明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弱小的红军对付强大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2月命何应钦重组“南昌行营”，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并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先对苏区进行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企图困死苏区军民，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与红军决一死战。为此增调了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胡祖玉第五师，连同原有部队共约20万人进行“围剿”。
1931年4月初，敌军开始分4路向苏区大举进攻。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敌军先派小部队前出侦察，大部队随后推进，每天只前进十几里甚至几里，每占一地，就构筑工事驻守。在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对占领地大肆烧杀抢掠，并进行欺骗宣传，企图进一步扰乱人心。
苏区中央局经过深入讨论，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军民斗志昂扬，部队战斗力较强，又有苏区群众的积极支援和苏区内优越的地理条件等有利条件，国民党军虽然从数量和装备上占优势，但却有着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给养运输困难等许多不利因素，采取诱敌深入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王金钰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战斗力较其他敌军弱，所以决定先打击富田方向的王金钰军，得胜后趁势向东扩大战果，可以进一步在赣闽边界发展苏区。为此，红军主力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等待寻求战机聚歼由富田前进的王金钰军。
5月10日，敌人继续向苏区中心挺进。王金钰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于13日由富田分2路向东固挺进。16日红军分3路向该敌发动进攻，经一天的激战将其大部歼灭，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并俘获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的全部人员和器材，为红军的通讯联系打了物质基础。5月19日，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敌第四十七师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在白沙将其全歼。22日，红军又在中村歼灭前来增援的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1个旅。27日，红军挥师东进，攻克广昌，歼守敌第六路军第五师一部。31日，红军又向建宁之敌展开进攻，歼灭敌第五十六师3个团。至此在半个月时间内，红军挥师向东横扫2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到南昌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以其嫡系的精锐部队10万余人担任主攻，采用“长驱直入”的方针，妄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进一步“清剿”，彻底摧毁中央苏区。7月1日，各路敌军开始进攻，展开了第三次规模更大的“围剿”。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于7月28日由闽西北地区返回苏区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做好了战略反攻准备。
敌人在进入苏区后于7月底发觉红军主力的位置，企图以其主力将红军压迫到赣江东岸决战。8月5日夜，红军秘密东进，跳出敌军重围。7日在莲塘歼敌四十七师1个多旅，随后又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2个旅，11日在黄陂歼敌第八师4个团，三战三捷。从9日起，敌军主力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向红军主力集中地君埠附近逼近。红军以一部吸引敌军，主力则大胆地与敌对进，从敌重兵的间隙中偷越出去，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整休。国民党军被拖得精疲力竭，只得退却。红军对退却之敌进行追击，于9月7日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1个旅，在高兴圩给敌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以重创，又于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五十二师及第九师一部。至此我军共歼敌3万余人，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1930年11月至1932年6月，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红军分别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均取得了胜利。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3万人。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接连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进攻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鄂豫皖苏区发展到拥有26个县、350万人口，红军发展到4.5万人。湘鄂西苏区红军也发展到1.5万人。
1931年1月7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和操纵下，王明等人执掌了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推出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采取否认联合，一切斗争的关门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其“左”倾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开始表现为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战略，特别是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提出和推行，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931年11月，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还成立了由毛泽东等15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从1932年2月至1933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作战方针和指示，命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夺取赣州、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中央红军接连进行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等6次进攻作战，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也使红军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间。经过三次反“围剿”和6次进攻战役胜利，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拥有3个军团零4个军，共约7万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932年12月，国民党又调集30多个师共40万兵力，采取“分进合进”的作战方针，分兵3路，以陈诚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为“进剿”主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企图在黎川、建宁地区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
面对敌军的大规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采取进攻战略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企图，攻取敌军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2月12日，红军向南丰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未能攻克，而同时陈诚急令其部队迅速向南丰合围，企图与我军决战。红一方面军毅然撤围南丰，秘密转移至东韶、洛口地区，同时以1个军将敌军向黎川方向吸引。2月27日，红军主力在黄陂以西地区，伏击了孤军冒进之敌中路军一部，一举歼灭敌军2个师。3月21日，我军在草台岗又歼敌中路军1个师，敌其余各路纷纷后撤。国民党军第四次反“围剿”又被粉碎。
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还分别于1932年6月和7月以30余万人和1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危害，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均失败了。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转战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陕苏区。敌军同期还对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敌军对上述苏区的“围剿”便告结束。
1933年秋，蒋介石陆续调集约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敌军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坚固设防，逐步压缩苏区，然后包围红军主力，彻底摧毁中央苏区。9月28日，国民党军拉开了进攻的序幕。
由于这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而由不懂军事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垄断了军事指挥权，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战略方针被否定，红军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指挥下连续向敌重兵驻防的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湾等地进攻，均告失利，遭到很大伤亡，在战场上处于极其被动的态势。
红军进攻作战受挫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变军事冒险主义为军事保守主义，要求红军处处设防，与敌人展开阵地战、堡垒战，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与敌抗衡。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率领下宣布反蒋抗日，并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调兵进行镇压。博古等人再次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抓住有利战机，将红军主力开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进攻敌军广大无堡垒地带，调动敌军回援而粉碎其“围剿”的主张，在战略上失去了一次良机，使蒋介石在迅速镇压了第十九路军后，能重新集中兵力对付红军。
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建宁、南丰、泰宁附近地区连续进行了多次阵地防御战，自己虽付出了很大伤亡，也没能击退敌人的进攻。4月上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为保卫苏区北方门户，党中央调集红军9个师兵力固守，经过18天激战，红军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被迫撤出广昌。7月上旬，敌军分多路向苏区中心地带展开进攻，中共中央命令红军也兵分多路，全线抗击敌军进攻，继续错误地同优势之敌硬拼。为吸引进攻苏区的敌人，还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交界地区挺进。8月初，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至驿前地区防御阵地固守，与进攻的国民党9个师兵力展开激战，红军因伤亡太大，被迫放弃阵地，国民党军进一步向苏区腹地推进。至9月下旬，红军被压迫于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部队伤亡很大且十分疲乏，物资供应也相当匮乏，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已成定局，红军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