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文人的握笔，本来就同农民捏锄、木匠弄斧一样，各人使唤各人吃饭的家伙，用自己的脑力体力谋自己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但“人生识字糊涂始”，一说“人生识字忧患始”，于是颇有点天下本无事，文人自扰之的样子。比如神农氏赫赫有名，没听说过他在自己种出的谷子麦子上刻下自己名字。鲁班也是一代祖师，哪件桌子椅子上留下了他的姓名？什么什么桥是他造的，那是传说，并非桥上有确凿的印记。文人就不同，凡有所作，无论长短，必然题名。于是花样与官司齐飞，流芳共遗臭同在。文人的天地格外锣鼓喧天。“文人相轻”呀，“文人相捧”呀，“雕虫小技”呀，“经国之大业”呀，扯了千百年也还是没个完。
就说一个名字，又何尝清爽过。一部《论语》，就不题撰人，说是“群弟子，记善言”，哪一位孔门高足呀？谁也不知道。
不题撰人，返璞归真，和农民工人一样，和孔老夫子一样，既遵师道，又弘扬传统，岂不很好？但后来还是居上，题名成了时髦，也成了惯例，如今更成了法定的权利了。
题名就题名吧，可又不安分守己，要化名，取一个室名，取一个斋名，取一个“兰陵笑笑生”，没出息而以为愈古愈好的，就伪托一位古人的名字，这是化名的末路。
化名，似乎不好呼。笔名，于是令人肃然起敬了。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一部中国现代笔名史。一个作家只用一个本名，或只用一个笔名的，真所谓寥若晨星，而鲁迅的笔名竟多达一百四十还有余，又可谓叹为观止吧？有人奚落这是胆小，有人攻击这是不负责任，有人虽自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但又摇着一条尾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章，均自负责”，有人“废名”而还是署名，研究起来是蛮有意思的。
但这是时代使然，社会压迫的结果。所以告密者也就玩着“鲁迅即周树人”、“何家干即鲁迅”的伎俩。
现在不同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发表文字，照理可以固定一个名字，无论本名还是笔名。自然换一个名字，也是著作权法所保障，作者本人的“法赋”人权，无须说三道四。但有些化名之所以逃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感慨，于是而有杂文。
据说，写通俗作品要化名。“阳春白雪”曾受讥评，“下里巴人”大众文艺又有何妨？难道通俗的或流行的或畅销的都不好？至于拆烂污如“黄书”一流下作，本不齿于人，不在此列。
还有，冠冕堂皇的学术论文，批判谬种的正经文字，作者是教授、学者的，也时兴用化名，何也？是文人相亲，心有不忍，不肯撕破脸皮呢？还是心神不定，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怕错的倒是自己，留下一点脸皮？鲁迅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难道心底里在握笔的时候就预防着这“可笑得很”，而化名而逃名哉？
文坛和学术界许多“道理”反反复复，纠缠不清，原因之一，在不能求实。连名字都模模糊糊，鬼打墙似的，还谈什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