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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

我至今依旧清楚无误地记着,《延河》是我平生最早闻名的第一种文学杂志。这是50年前的事了。50年前的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我和同学正在操场上扫雪,语文老师站在身后叫我,让我到语文教研室去。我开始有点忐忑,此前曾因为他对我的一篇作文的评语闹过别扭,所以心存戒备。走出扫雪的人窝,老师把一只胳膊搭到我的肩膀上,这个超常超级亲昵的动作,顿然化释了我的小心眼里的芥蒂,却也被骤然潮起的受宠的惊慌弄得不知所措。

到了一楼的语文教研室。刚进门,我的语文车老师以玩笑的口吻宣布:“二两壶来了”。教研室里五六位男女教师哄笑起来。我有点手足无措。“二两壶”是我在作文本上写的一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的绰号。我的语文车老师把我领到他的办公桌前,颇动情地告诉我,西安市教育系统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我的这篇小说被选中了。末了,他很诚恳地说,除了参评,他还要把这篇小说投稿给《延河》。他告诉我两点,如果能发表,会有稿费的,他显然知道我因家庭经济不支而休学的事。他说投稿由他来抄写,“你的字写得不行。”我由此知道了《延河》。这是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大雪的早晨。

《延河》又是我掏钱购买的第一种文学杂志。这也是近50年的事了。1959年春天,我得知柳青的《创业史》将在《延河》连载,竟然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期待,自然属于对一位著名作家的膜拜,更多的因素是出于某种揭秘式的好奇心理。我已经听说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农村深入生活的事。我常常站在学校大门外刚刚返青的麦地边上,眺望白云凝然的终南山峰,柳青无疑是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不过几十华里的距离吧。他的笔下将会使关中乡村呈现怎样一种风貌?这无疑是我所能读到的第一部描写我脚下这块土地的小说,新鲜新奇的神秘感几乎是无法抑止的。

我读书到初中三年级,转学到了离家较近的西安东郊刚刚兴起的纺织工业基地,通称纺织城,学校设在大片住宅楼东边一片开阔的高地上,校门口便是庄稼地。我仍然继续着背馍上学的生活,硬是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零钱省下来攒起来,到纺织城邮局去买一本当月出版的《延河》。记得《创业史》在《延河》连载的第一期,书名为《稻地风波》,有通栏长幅插图作为衬底,是诗情画意的稻田畦埂和灌渠上一排排迎风摆动的白杨树,远处的背景是淡墨涂描的终南群峰。看到这幅题头画儿,我印证的却是我家门前灞河川道的自然景致,从未见过有什么画儿让我感到如此逼近的真实和亲切。同样,我读着作为《稻地风波》(即《创业史》)引子的《题记》时的完全沉迷,也是此前读任何小说都未曾发生过的逼近的真实和真切,且不说艺术成就的评价,我一个初三学生也难得估价这部作品的分量,而真实和真切的阅读感受却是比任何世界名著都强烈。

这样,我每月头上最操心也最兴奋的事,就是捏着积攒下来的两毛钱走进邮局,买一本新出的《延河》,无异一个最开心的节日。我在《延河》上认识了诸多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作家和诗人,直到许多年后,才在一些文学集会上得以和他们握手言欢,其实早已心仪着崇敬着乃至羡慕着了。

像茹志鹃的《百合花》,吴强的《红日》选章,王汶石的许多短篇,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更在普通读者中享有盛誉。尤其是茹志鹃和吴强的两篇(部)佳作,据说辗转过好几家编辑部都被退稿,均不是作品的水平问题,而是作品情调或写法有什么问题。《延河》敢于拍板发表,不单是胆子大小的事,恰是对文学创作艺术本体的尊重和坚守,以及由此而拥有的自信和神圣。

《延河》已成为大家名作云集的一方艺术天地。我在喜欢它的同时,也产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高地。此后十余年的业余创作时日里,我一次也没有往《延河》编辑部里投过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够格,《延河》在我心里业已形成的那个高格。尽管我已经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1972年的冬天,徐剑铭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荐给编辑路萌、董得理,我才走进了《延河》的门槛。

这年接到徐剑铭一封信,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烂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工作,为避“四旧复辟”之嫌,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出于同样的顾虑,即将复刊的《延河》也改名为《陕西文艺》。徐剑铭还告诉我,他刚刚参加过由《陕西文艺》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区业余作者座谈会,希望大家给刊物写稿,并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新作者。那时候,许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虽被“解放”了,仍心存余悸,无法进入创作,刊物主要靠业余的“工农兵”作者写稿。徐剑铭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区卓有影响的工人身份的诗人。他说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编辑推荐了我,两人均表示毫不知晓。他说他同时推荐了我刊登在《郊区文艺》上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而且由他剪贴下来送到编辑部。我很感动。这种热心和无私给我以永远动人的记忆。

大约是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极“左”到无以复加的“文革”有所收敛,政策也有所调整,体现在文艺界,开始恢复文艺机构和文艺创作。我所在的西安郊区,由文化馆召集本区内的业余文学作者开会,创办了《郊区文艺》自编自印的文学刊物。我和郊区一帮喜欢创作的朋友兴奋不已,写作热情不必说了,而且到印刷厂里亲自做校对。我的散文《水库情深》就刊登在《郊区文艺》创作号上。我尚不知身居城区的剑铭竟然看到了这本内部交流刊物,而且力荐给即将创刊的《陕西文艺》(即《延河》)。

时隔不久,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内装我的散文《水库情深》,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边角上用红笔修改勾画得一片红色。我当时刚刚从村子里下乡回到公社机关,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将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下乡一天的劳累烟飞云散了,饥肠辘辘的感觉也消失了,兴奋得令人慌乱的情绪,竟使我无法坐下来阅读修改的文字。直到晚饭后,我才能静下心来把这篇习作再读一遍,尤其是那些用红笔修改的字句,细细嚼磨,反复推敲,求得启示。

之后大约两三天,我借着到郊区开会进城之机,顺便送去了修改稿。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编辑部,在东木头市那条巷子里。怀着诚惶诚恐却也兴奋的心情走进院子,问到一间屋子,便看见了董得理和路萌,说过几句很诚恳的见面话之后,董得理离开了,由路萌和我谈稿子。我这时才得知,用红笔勾画修改过习作的人,就是和我当面坐着的这个名叫路萌的编辑。他很客气。他很和悦。他很谦逊。他长得细皮嫩脸,文质彬彬又热情洋溢。他最像个文人……我进了早就仰慕着的《延河》的大门了。

1973年春天,我到位于纺织城的西安郊区党校参加为期一月的“学习班”。我在公社机关工作已经5年,对关中乡村生活和农民世界开始有初步了解。我的工作,除了参加会议,多是跑在或住在生产队里,很少有相对安定和清闲的日子,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的日子,对我来说简直称得上享受了。就是在这期间,我利用早起的时间,或是晚上看电影的机会,躲开大厅通铺的人,写成了我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中学作文本上的小说除外。这篇小说从字数上来说具有突破的意义,接近两万字,是我结构故事完成人物的一次自我突破。我记不清是用信寄到《陕西文艺》编辑部,抑或是亲自送去的,只记得时隔不久,便收到董得理用很富功力的毛笔字写下的长信,对这篇小说完全肯定,多有赞美的评语,而且似乎说到编辑们传阅过程中的热烈反应,信末约我到编辑部交换一些细节处理的意见。我同样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第二次走进东木头市《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大门。这回是董得理和我谈稿,我似乎能觉察到他在刊物编辑部负有重要责任。他很兴奋,完全是对他喜欢的一篇小说言不由衷的兴致。他也很严谨,对小说的细部包括不恰当的字词都谈到了。他又很坦率,谈到真正的文学和当时流行的“假大空”文艺的区别,我更感动他的胆识和真诚,第一次谈话就敢说对“假大空”类文艺的不恭之词。

这篇小说在《陕西文艺》第三期上发出来了。我看到题头上配着一幅神采飞扬的人物肖像画儿,是现在的西安国画院院长王西京的作品。王西京当年供职《西安日报》美术编辑,已经崭露出画画儿的头角。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编辑部把这期杂志送给柳青。关于柳青对《接》的反应,我却是从《西安日报》文艺编辑张月赓那里得到的。老张告诉我,和他同在一个部门的编辑张长仓,是柳青的追慕者,也是很得柳青信赖的年轻人。张长仓看到了柳青对《接》修改的手迹,并拿回家让张月赓看。我在张月赓家看到了柳青对《接》文第一节的修改本,多是对不大准确的字词的修改,也划掉删去了一些多余的赘词废话,差不多每一行文字里都有修改圈画的笔迹墨痕。我和老张逐个斟酌掂量那些被修改的字句,接受和感悟到的是一位卓越作家的精神气象,还有他的独有的文字表述的气韵,追求生动、准确、形象的文字的“死不休”的精神令我震惊。这应该是老师对学生的一次作文辅导,铸成我永久的记忆。今天想来颇感遗憾的事,那时候没有复印设备,这本经柳青修改的刊物,在我看过之后就被张长仓收回了,据为珍藏。

新创刊的《陕西文艺》,很快聚拢起一批青年作家。不过,那时候没有谁敢自称作家,也没有他称作家,他称和自称都是作者,常常还要在作者名字之前标明社会身份,如工人作者农民作者解放军作者等等,自然是为区别于“文艺黑线”,表明“工农兵”占据了文艺阵地。邹志安、京夫、路遥、贾平凹、李凤杰、韩起、徐岳、王晓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晓雷、闻频、申晓等,先后都在《陕西文艺》上初露头角,进行了最初的文学操练,到“四人帮”垮台,这些人呼啸着呐喊着跃出,一个个都成为荒寂十年后的文坛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陕西青年作家群。1981年,中国作协选定湖南和陕西,作为新时期中国南北两个形成作家群体的省份交流经验,陕西乡党阎纲受《文艺报》委托回陕调研,我参加了座谈会。湖南青年作家到陕访问,陕西青年作家却未能按时回访,原因是我等家住农村,夏收需回家割麦碾场。我仍然觉得,改为《陕西文艺》的《延河》不过三四年,上有极“左”的政治和文艺政策铺天盖地,包括我等业余青年作者受到束缚局限的同时,也受到“三突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有一批深谙艺术规律的编辑,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贺抒玉本身又是作家,他们实践着教导着也暗示给这些作者的是文学创作的本真。在《陕西文艺》存在的三四年里,我写作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也是我写作生涯里的前三篇小说,1973年发《接班以后》,1974年发《高家兄弟》,1975年发《公社书记》,一年一篇。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我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反省,不仅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反思,也对文学写作本身不断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写作实践让我锻炼了语言文字,锻炼了直接从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这三篇小说都在两万字上下,单是结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突破。

还有一点至今值得总结,就是我对作家这种劳动的理解。我后来把我对文学的偏爱和对创作的坚持,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以此作为对神秘的天分说的物质化解释。是这根与生俱来的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决定着一个人从少小年纪就对文字发生偏爱,发生兴奋性的敏感,与书香门第以及奶奶的动人的歌谣无关,或者说这些书香家庭或会唱歌谣的奶奶,只对具备那根神经的人才发生影响,才起促进促成的作用。在上世纪70年代我写作上述那几篇作品的时候,实际是我对文学创作最失望的时候,自然是“文革”对前辈作家的残害造成的。我当时已谋得最基层的一个干部岗位,几乎不再想以写作为生的事,更不再做作家梦了。写作当不了饭吃,尽管发了几篇颇有反响的小说,董得理奖励给我的是一摞又一摞稿纸。我回到公社几乎只字不提写作的事,发了我小说的刊物压在桌斗里,从来不让公社机关任何人看见,怕给领导和同志造成不务正业不操心“学大寨”本职工作的恶劣印象。事实上,这三篇小说都不是在公社大院里写成的。《接》在党校学习期间抽空写成。《高》又是在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半年时间里写成,为此我自己买了一盏玻璃罩煤油灯,待同一窑洞的另三位干部躺下睡着,干校统一关灯之后,我才点燃自备的油灯读书和写作。读的是《创业史》,翻来覆去读;写成了《高》文。《公》则是被文化馆抽调出去工作时间的副产品。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稿酬,还有一根极“左”的棒子悬在天灵盖上,朋友、家人问我我也自问,为啥还要写作?我就自身的心理感觉回答:过瘾。这个“过瘾论”是我的最真实感受,也是最直白的表述。有如烟瘾,一年写一篇小说,有幸发表了,再得到编辑几句夸奖和读者的呼应,那个“瘾”就过得很舒适。许多年后,创作有了发展,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层面的体验,也才明白那个“瘾”原是敏感文字的那根神经致成的。当年把写作当做“过瘾”的时候,只是体验和享受一种生命能量释放过程里的快乐和自信,后来发生的名和利的薄了厚了多了寡了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新时期伊始,《延河》又恢复了。这自然不单是一个名字的改写,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包括文学艺术,属于文学自身的精神和规律,重新得以接续、传承和发展。新时期恢复的《延河》,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南北寨》,此后每年大约都要发表一篇或两篇小说,统共发过多少篇已经记不清了,是我发表小说最多的一种文学杂志,却是确定无疑的。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调进陕西作协专业创作组,以我自己的审视和把握,索性回到祖居的老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集中思想的注意力,充分利用中年后的后半生读书和写作。每隔十天半月,我就会来作协,开会或买煤买粮,只安着一张桌子一张床的两室的房子,我往往懒得开锁进门。开会办事的间隙,我都滞留转悠在编辑部的小院里,和老编辑聊天,更和年轻的或同龄的朋友天上地下乱扯胡片,往往获得一些新鲜的信息和文坛动态,得到启迪。印象最深的是王观胜的兼着卧床的办公室,常是畅所欲言十分放纵的场所,路遥似乎是常客。聊到开心时,王观胜会打开立柜的木扇,取出某位作者进贡的高级咖啡,赐尝每人一杯,满屋子飘荡着令人陶醉的香气儿,路遥们的谈锋就会更幽然睿智。直到我告辞出门准备回乡下时,观胜送出门时才撂出一句:“给咱得空再弄一篇(小说)。”文学的氛围,朋友的坦诚无忌,和咖啡清茶的香味弥漫在记忆里。还有李星那半间凌乱不整的办公室,常是我聆听文学新潮的气象站。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创办《延河》的陕西第一代作家和编辑,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谢世。接替的一茬一茬主编和编辑,也一茬接一茬卸任。无论开创《延河》的先辈,无论接任又卸任的同辈,他们崇高的文学理想实践在《延河》里,他们各自独立的创造精神体现在《延河》上,他们为一代一代作家的成长和发展默默地躬耕在《延河》这块土地里。我以自己一个作家的真诚,向胡采们董得理们致敬。我向卸任的白描们、徐岳们和徐子心们致以真诚的问候,你们为《延河》的发展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作为一个受益的同代作家的我,也铭记着。我更满怀信心寄望于新任主编常智奇们,《延河》将成为陕西新一代作家发展壮大的沃土和福地。

2006.3.7 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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