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和暴动，都是打着白莲，无为等宗教旗帜进行的。白莲教徒到处向群众宣传“弥勒佛降世”的福音，利用宗教来发动和组织起义人民。这种传教活动在陕西也长期存在过，但到农民战争前夕，已经不常见了。在农民战争爆发时，除掉偶尔出现过白莲或无为教徒的行动外，从一般的农民起义队伍当中不论是“流贼”还是“土贼”，几乎都找不出什么宗教的色彩和痕迹。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水浒》故事和戏曲。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毒害广大群众，通过小说家在《水浒》这部巨著中宣扬投降主义的思想，向起义群众述告“招安”的前途及其阴暗的结局。但这部书确实也保存了不少流传下来的英雄人物反抗封建官府和恶霸地主的豪壮事迹，它们吸引着群众，鼓舞着起义的农民和边兵从这些英雄故事中去觅取自己的诗情。许多农民军首领借用和摹拟了《水浒》人物的绰号，如取名黑旋风、托天王、一丈青、混江龙、插翅虎、小李广、燕青、雷横、宋江、显道神以及九条龙、花关索、混天王，擎天王、王和尚、上天龙、上山虎，扒山虎、八金刚、金翅鹏、金狗儿、陆阎王等等，也有用一些别的历史人物为绰号的。他们还借用了《水浒》里“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口号，企图用这种农民的平均主义的主张来打碎旧的封建秩序，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局面。
他们在扮演这些英雄人物的时候，是缺乏统一的号令的。崇祯六年以前，王嘉胤和紫金梁（王自用）相继担任山西方面农民军的主要首领，各营之间便没有严格的组织关系。紫金梁死后，几十个营的首领时分时合，经常各自为战，更没有统一的布署。这种状况适应了此时农民军中“流寇主义”的思想倾向和作战方针。
从崇祯六年冬渡过黄河，到十四年初，各营农民军向南北各地进军，流动作战于河南、湖广、四川、皖北、苏北、山东、江西和原来的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区。东南各省的佃户，奴仆反豪绅地主和奴主的斗争也随之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农民战争的一部分。这个阶段是农民军中“流寇主义’思想迅速发展的时期。
“流寇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是农民军中存在着长期破产和流浪的农民、逃亡的边兵、失业无依的驿卒，以及响马和江湖星卜之流等大量游民群众。而促使这种思想急剧发展的客观原因，是明军不断对农民军实行合击或“围剿”，农民军在渡河后不得不向全国各处长驱奔驰的结果。
据守陕西地区的失败经验和在山西，冀，豫边境遭到明军围攻所产生的困难，使农民军逐渐认识到：固守或局促在某些地区，不能对抗明军的合围和进攻，必须盘旋在全国广大的土地上，采用不断流动作战的方法，避实捣虚，才能保存自己，逐步瓦解明军。渡河后的农民军运用这种“流寇主义”的作战方法与明军在全国各地相持了七年时间。七年后农民军进入了反攻胜利的阶段。
明户部主事张缙彦在崇祯十一年时奏道：
“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臣请一一言之：昔大贼王嘉胤破河曲，据其城，延绥巡抚洪承畴率曹文诏等夺门砍杀，而嘉胤歼；李老豺破中部，据其城，巡抚练国事、兵道张福臻督兵攻围而老豺擒；神一元破宁塞，据其城，左光先，费邑宰等与战而一元亡；谭雄破安塞，据其城，王承恩，李卑等攻围而谭雄诛，此皆守而不去之贼，故速死也。
是以惠登相、马守应、马尽（进）忠等贼破城邑亡算，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早已奔走逃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贼，故缓死也。贼入晋、豫以来，分头成伙，在秦西安，延、庆、巩、平、汉中、商、雒以牵我兵，既无处不被贼，而汝、雒、开、归、南、黄、颍、亳以及江北，又无处不被贼，岂贼真有数十百万，盖分股以披其党，以牵我兵，故见多也”。
张缙彦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分析了农民军渡河前后的不同形势，得出农民“得势在流”，“失势在止”的确切结论。实行流动作战，农民军不仅避免了被明军合围的不利局面，而且扩大了声势，使明廷处在“无处不被贼”的状况中，迫使明军“不得不与贼相恃”。
《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说：农民军“其驰突于太原，平阳之间，犹可芟，至于纵之过河，则东至徐，扬，西至梁，雍，我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这说明农民军渡河后流动性愈大，就愈加主动，弄得明廷无所不守”，不得不拉长战线，以致兵力分散，而农民军“无所不攻”，可以随时乘虚而入，袭击明军和城邑，使明廷防不胜防。
流动作战的缺点自然也是有的。张缙彦认为农民军的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反映了农民忙于驰突，忽于防备，各营分散作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同时农民军“乘时在夏秋，失时在冬春”，夏秋时容易夺取豪绅地主场圃上的粮刍，冬春时豪绅地主将粮刍收入城堡之内，就不容易获得，流动作战也不能改变这种季节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说，在这个时期，流比守，分比合，总对农民军有利一些。
渡河后，随着流动性的扩大，“流寇主义”成为农民军的主导思想，它表现为：
第一，不建立根据地和政权，到处流动作战。农民军渡过黄河后。“入渑池，逾时即出”，没有停留。许多农民军首领正如张缙彦所说的，“破城邑亡算，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早已奔走逃逸”。农民军处在这种“流而不居”的情况下， 自然谈不到建立根据地和政权的问题。
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编入农民军，“妇女作军装乘马以从”。由于归附的饥民人数很多，往往一营号称数千数万的农民军，真正精壮的作战兵士只是一小部分人，饥民中年轻力壮的参加到作战队伍中去。农民军主要靠招纳各地归附的饥民来扩大队伍。如崇祯七年，“山西贼渡河，合降丁、饥民蔓延于澄城、郃阳间”。农民军到达湖北郧阳，“无赖执鞭以从”。但饥民中老弱妇女总是占多数，这些人在农民军战斗不利的情况下，很容易被进攻的明军冲散和俘杀，拥有数千数万的一营农民军会一下散失一大半人。
农民军不征赋税，军费和生活开支全仗对剥夺者实行剥夺。农民军渡河后，封建统治阶级咒骂道：“到一处焚劫一处”，焚劫的对象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如州县仓库和豪绅地主之家。有一次张献忠营内的农民军“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这是一种嘲笑官僚豪绅地主的对话，同时说明农民军靠抄没封建剥削阶级的财产作为自己的经济来源。农民军“最重骡马”。崇祯九年，农民军至荆襄，“蜂拥到驿，虏去马匹”。在其他州县，也是以夺取明廷的马匹作为首要工作，其次才是粮食和金银等财物。
为了抄没州县府库和官僚豪绅地主的财物和粮食，农民军必须不断地攻占城邑和深入村堡。在长期的流动生活中，农民军经过许多州县，皆不携粮，就地取食，“饱则弃其余，有断食、断盐数月者”很少住城市，一般都生活在荒郊野外和山谷中，宿住帐蓬，“寝处布幕，弥望若穹庐”。住荒郊和山谷要比住城市安全得多。
在军实充足时，营内的兵士人员都能“甘衣美食”，反映农民军内首领与士兵比较平等，关系也较好，不似明军将领欺压士卒，兵士缺粮乏食，经常鼓噪”。如果碰到军实不足，暂时又抄夺不到豪绅地主的粮食物资时，首领会把兵士散往各处就食。崇祯十一年，驻在武当山的某营农民军总头目对兵士说：“山内无粮米，你们且抢了吃，过冬再回山来”。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农民军没有根据地，但却存在着被明廷称为三大“巢穴”的地方：一个是陕、甘地区的东西川；一个是陕、豫、川、湖交界的房、竹、郧阳山中；一个是鄂、皖边境的英、霍山中。这三处都是联绵山谷地带，为农民军渡河前后往来出没之所，山谷中人烟稀少，却有一些可耕之地。如霍山绵亘三百里，“有数十处可耕可居，蕨芋遍地生”。湖北农民军在崇祯十年，曾入英山“阻险租田，为持久计”。在房、竹，郧阳山中，“山农所恃以为饔飧者麦也、荞也、粟也”，农民军在这里种过庄稼，同时与山农进行交易。陕北的东西川，如山险地区铁角城，农民军早就“耕牧”其间。这些山区可耕的土地有限，收获物只能供少数农民军食用，不能养活大量的农民军队伍。所以这些“巢穴”主要是作为农民军往来各地的“中顿”之所，不能成为根据地，遇到不利的情况时，农民军可以进入这些群山深谷中去暂时隐藏防守，然后出击。在没有根据地的条件下，它们也发挥了一定的基地作用。
第二，时分寸合和各自为战。在渡河以前，农民军各营已经是是分时合，各自为战，渡河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在广阔的原野上，有些营单独行动，经常是几个营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今天这几个营合在一起行动，明天又各自另找伙伴，与别的一些营合在一起。如曹操（罗汝才）六年冬合五营从河南进入湖广，七年与闯主高迎祥合营，八年一度与老回回、张献忠合营，九年又曾与整齐王、闯塌天等合营。左革五营经常合在一起，战斗于英、霍、麻、黄一带，但其中老回回又常与别的营合作行动。李自成在山西时已自成一军，渡河后有时单独作战，有时跟闯王高迎祥一起活动，或与过天星，蝎子块等营一块活动。农民军常常十几营会合行动，几十个营聚集在一个地区？不过这都是临时的，不是固定的，没有统一的组织。
闯王高迎祥在渡河后成为主要首领，各营农民军没有推戴他为领袖，听从他的号令，但高迎祥的实力较强，是明廷的“劲敌”，他同其他首领的合作关系也不错，因此其他营农民军“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众多”。高迎祥是农民军中最有影响的一个首领人物。
分散性的增加，有利于农民军同时进入很多地区。不但扩大了战果，而且在南北各处任意驰骋，不易被明军合围。明军追击农民军时，往往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并不断遭到农民军的伙击和歼灭。明廷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将帅限期“平贼”，但督抚将帅们在这么广阔的地区，同这么多“来去如风”的农民军作战，多认为兵力不足，马少步（兵）多，灭“贼”无期。
分散流动作战可以广泛地与各地起义军接触和汇流。崇祯八年正月，皖北“土寇导流贼围全椒、滁州、和州”。四月，农民军到达庐州境内，“地方乱民，土寇到处为贼向导，如入无人之境”。崇祯九年正月，农民军从河南到达湖广枣阳一带，“土贼廖三、袁世儒、李玉石以牛酒迎之，张乐高会，遂入贼营，掠红花店，破张家土城，分屯张家店，柿林河”。三月，“均州土寇合流贼焚武昌，侵郧西，掠襄阳，浙川”。各地起义农民和奴仆熟悉地方情况，农民军得到他们的支援和参加，是如虎添翼，可以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地方起义队伍战斗力不及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但人数很多，据明大官僚杨嗣昌说：“人从中州来云：上贼不难杀，只是杀不尽。许多官兵到来，求一顿饭不啻艰难，贼又去百十里矣”。地方起义队伍不但具有牵制明军的作用，而且是源源补充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的后备力量。
农民军同明军打仗，双方都有伤亡，但农民军人数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这与“土寇”和饥民的参加显然有关。
分散流动作战的弱点是：难以集中兵力去歼灭明军的大量主力部队，改变同明军相持的局面。农民军在相持的七年中打了不少胜仗，如崇祯八年，农民军在陕西打死了明援剿总兵官曹文诏，在皖北活捉了明宣府总兵张全昌等。这些胜利，曾使明廷感到震动，但依然不能影响双方实力的对比。
过于分散作战还会造成明军突击农民军一个营或几个营的战机。崇祯九年，明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厔擒俘闯王高迎祥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如果农民军当时许多营统一行动，一般就不致发生主要首领的被俘事件。这个事件使农民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在相持阶段，明廷保持有相当数量的进攻部队，随时在袭击农民军，农民军也不断歼灭明军。农民军采用“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不是没有缺点，而是利大于弊。农民军的力量时起时伏，但总的说来是逐步加强。相反，明军的力量时强时弱，总的说来却是逐步减弱。这是农民军能够从相持阶段进入反攻阶段的基本原因。
第三、流动中的农民军组织。据河北道臣曹应秋所纪，崇祯四年在山西时，农民军各营人数，少者马步兵三四百人，一般是六七百人，多者千人，加上妇女和归附饥民也不会很多。六年到武安诈降的农民军有六十一营，这时各营人数应当增多，但估计大营不过几千人，小营仍然只有数百人至一千多人。
在渡河前后，由于每营人数不多，营的组织也比较简单。营的首领称掌盘子，意思是管营，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头目。有的营首领称总头目，下面没头目。每营都有老营和塘马或哨马组织，步兵除作战外，还从事打粮。
农民军没有后方和根据地，为安顿妇女家属管理粮食和器械、旗帜等军需品，设置了老营，由工作人员和妇女负责管理，首领和头目也常在老营开会，老营成了农民军之家。每逢打仗时，农民军先让老营远避，免得老营遭受敌军的袭击，损伤家属和辎重。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重视骑兵，由骑兵担任主要的冲击敌军任务，胜利时，骑兵迅速进行掩杀，失败时，骑兵可以迅速转移，不致被敌军俘获。“塘马”就是各营的骑兵队。打仗时，塘马冲锋在前，步兵起配合作战的作用。明军也设有前哨塘马。没有塘马，农民军就不能进行流动作战。
缺少马匹的营比较注重步兵，这种营的战斗力一般不强，转移得慢，容易被敌军袭破。“土贼”大多少马，他们因熟悉乡里，能依靠山形地势来从事防御和出击。
不断流动作战的结果，农民军人数越来越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组织形式不能不随之改变。有的营分成若干哨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有的营则分为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以便营统领众多的农民军。
很多归附的饥民，被编成若干专业队，据《平寇志》记载：“愿从者皆不杀，裁缝则入裁缝队，银匠则入银匠队，吹手则入吹手队，无手业者入打粮队，粗蠢者入打马草队，善战有力者给马匹弓刀，不善战者任其自卤自食”。这都是各营人数增多后产生的现象。
原来营兵只有塘马和步兵之分，现在步骑兵根据任务的需要，“有伏路静听以防袭杀，有前拨、倒拨、左翼、右翼以备策应”，并派侦卒四出打探明军的虚实。有的营设立领头子制度，打仗时派少数领头子带头冲锋陷阵。
营内规定了一定的纪律，据说“收一壮丁即给一良马，授一美妻，逃出即杀。其管队一阵退缩，立置之死，故人皆为之尽力死斗”。奖励勇者，惩罚怯懦。对于潜逃的兵士，追获后“或杀或刺”，或磔死，成为各营共同的规约。
第四，流动作战的主要方法。对于不断流动的农民军，明廷实行分防扼守的战略方针，企图从制流到合围。洪承畴，卢象昇和杨嗣昌等督理都持这种主张，尽管明廷的兵力有限，不能严密做到这一点。
农民军为粉碎这种方针，首先采取迅速流动的办法，行军常如“飘风疾雨”，精骑一日夜可达数百里，使缺马的明军追赶不上，以此掌握进攻和退却的主动权。打仗时，“每选精骑决战，一骑兵必二三马，更番乘骑，终日驰骤，而不疲毙”。退却时疾行而去，明总督洪承畴说：“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农民军的步兵参加各种战斗，转移时跟不上骑兵，就四散隐蔽，首领在事后又将他们集合起来。
在迅速流动的基础上，农民军利用一切机会突破明军的分防扼守，来回兜大圈子，从河南到湖广，皖北再回到河南，或由豫西和襄、郧一带进入四川和陕南，回到陕北，再出陕北到河南，湖广等地。闯王高迎祥等部农民军常兜这种大圈子，这样做除军事上的需要外，还有因粮就食问题。大圈子外有不少小圈子，如左革五营常兜小圈子，在皖西和豫，鄂东部地区往返流动。只要能保持自由流动的孔道，明军对农民军就无法合围了。
在具体战役上，农民军一般都表现得很机动，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明军常设伏来袭击农民军，农民军对明军也施用诱敌之计，“令数骑诱之深入，大队两旁裹之”，以取得胜利。农民军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以多胜少是农民军普遍采行的方法。
在刚渡河时，农民军常避开强敌，攻击明军的薄弱部分。崇祯八年后，农民军力量比以前增加了，对于实力较强的明军也敢于对敌。明陕督洪承畴在这年七月上疏道：“先是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没，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农民军已被明方承认为是不易“剿”除的敌人。
农民军很重视情报联络工作，经常派人四出探听明军的虚实，掌握敌情。有些工作人员“盘踞内地”，“或结党接应，或暗地勾引”，进行侦察活动和争取敌方人员。农民军遇到自己能战胜的敌人则歼灭之，遇到不易战胜的敌军也“有信先知”，布置撤退。
明“官兵出贼不意击之，必在四五十里外，故战胜不能远追”，这都是农民军对付敌人的办法。
各地人民的支持是农民军实行长期流动作战的重要条件。明廷不断增多赋役加派，饥民处处“洶洶思逞”，他们协助和掩护来往的农民军。如崇祯七年三月，农民军闯天哨部百人攻安定，“饥民为内应，防兵开门走，城遂陷”。一百人就把一座城攻下了。八年二月，进入皖北的农民军“至太湖县东大濠，知县金应元据之以守，奸人导贼渡河，执知县”。四月，农民军在湖广“围黄陂，孝感，叛民迎之”，农民军乘势占领了蕲州。这类事例很多，说明农民军能长驱奔驰，连克城邑，与老百姓的支援有很大的关系。
对经常缺饷“鼓噪”的明兵，农民军往往利用对谈、诉苦等方法来达到退敌越境的目的。崇祯九年，明吏科给事中颜继祖题称：“试观各塘报中所云打活仗，捲旗答话，放声对哭等语，古来有此军纪否？”提出了农民军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
什么是“打活仗”呢？大概是不认真打，可能和“打和仗”相近。
据记载：“陕西边兵，皆贼里党，战亦不尽力。川兵贪利财物，贼遗所掠金帛子女于途，即开营纵其逸去。贼每遇秦师，多眼语曰：‘和仗乎？真仗乎’？官兵畏贼，且不乐战，漫应曰：‘和仗。’即遗之赂。”这是虚应故事。也许“和仗”一词不好上塘报，被写成了“活仗”。
“捲旗答话”，是双方捲旗息鼓来进行谈话。崇祯九年，陕西巡按钱守廉曾经奏道：“贼本起延安，官兵多其亲旧，每对阵拱手寒温，赠人事，寄家信，委以财物牲畜人口，斩级报功，故贼困于他省，必还陕西，为祸无已”。这种情况不会只限于陕西，别的省份也可能有。对话的结果，是拱手而别。
至于“放声对哭”，不外乎是农民军士兵和明军中相识的老乡亲友遇到一起，互诉衷情，以致放声痛哭。他们都是因贫困无以为生才投到农民军和明军中去，现在在战场上相会，悲感交集，不但打不起仗来，而且哭成一团。这的确是自古以来战场上没有过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对贪暴的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控诉会，控诉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预告了腐朽的明王朝不可避免要覆灭的命运。
流动作战对农民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消极的景响。
第五、“流寇主义”的消极因素，不要根据地和政权，长期到处流动，会使不少农民军首领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产生流动就是一切的思想，缺乏更高的斗争目标。
本来，极大多数农民军首领和兵士都是为生活所迫起义的，缺乏明确的推翻明王朝的政治目标。在流动中他们镇压了许多官僚豪绅地主，实行了“杀富济贫”的原则，不少人经常能获得“甘衣美食”的生活，他们感到这种日子比起义前饥寒交迫的状况强多了。
除掉少数先进分子外他们还认识不到建立农民政权的必要性。加上当时没有统一的组织，任何一个营的力量在相持阶段都没有增强到可以考虑推翻明王朝的程度。而过去据守一隅的经验又全是失败的。因此许多首领们在这个时期反封建斗争的认识就不容易或得不到明显的提高，而满足于“自成一军”和“纵横天下”的状况。
起初，各营首领们是被迫分散流动，各自为战，日子一久，他们就习惯于这种生活了。 为了战斗的需要，几个营，十几个营或几十个营在一起合营，能作暂时的一致行动，但谁也不肯长期服从谁的领导，当谁的部下，听谁的调遣。李自成和张献忠的矛盾，正如封建史家所说，是“各不相下”，张献忠不可能服从李自成的领导，而张献忠要想使小秦王（王光恩）等均州五营听从自己的指挥，也不可能。这种矛盾发展下去，就会产生农民军内部的分裂。
在流动作战中，许多“土贼”和饥民参加了农民军，壮大了队伍，同时，除掉贵族，太监和大官僚外，其他一些社会阶层的人也逐渐进入和接近农民军，他们做过有利于农民军的工作，也带来不少封建思想和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从生活上到政治上腐蚀农民军的首领和士兵。
生活上受侵蚀的例子，如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起义前生活很寒苦，渡河流动作战以后，竟有妻妾九人，其中包括邓州丁举人的妹妹（从途中抢得），谷城敖生员的妹妹以及高氏等，崇祯十二年二月，张献忠在玛瑙山战败，九名妻妾被左良玉的军队俘虏了七人，关进襄阳监狱。敖氏和高氏的艳丽使得襄阳知府王承曾着了迷。农民军首领罗汝才（曹操）在崇祯十六年时有“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有女乐数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这种奢侈的生活享受当然不会在十六年才突然出现，而是从渡河后逐步形成的。
在连克各处州县和四乡堡塞之后，各营的兵士也逐渐发展吃喝之风。崇祯十年，据明长沙举人黄裳吉所奏：“兵以御贼，而兵还艳贼，自谓连旬数米，不若彼一夕餐，贼每委辎重以啗兵而遂得脱”。农民军左，革五营兵士在鄂皖一带占城克邑，“日驰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这些兵士原来都是贫苦农民和饥困的逃兵，当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在周围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也沾染了一些坏习惯，多少改变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性。
政治上的侵蚀，危害性更大。如李万庆（射塌天）在崇祯十二年降明时说：“为贼久，惭且厌，实意欲返正，为朝廷效死，得立名节”。什么是“名节”呢？他说的无非是封建伦理道德、封建主义的“名节”。从农民军来看，他要为明廷“效死”，去当叛徒，就谈不上什么名与节了。李万庆刚起义时不会这么想，他“为贼久，惭且厌”，说明他有一个思想，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封建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来腐蚀他的过程。明廷的“招抚”之策在崇祯四年曾诱使许多农民军首领上当受骗，渡河后进入相持阶段仍能发生很大作用。不少农民军首领受“抚”降明，虽然首先是由这些首领们反封建的革命意志衰退和暂时的挫折或困难所造成的，但封建思想和流氓无产者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农民军实行“流寇主义”作战方式的时间比较长，七年相持阶段以划分为三个段落：战火燎原（从崇祯六年冬到十年四月），出现低潮（从崇祯十年四月到十二年四月）和转向高潮（从崇祯十二年五月到十四年正月中旬）。“流寇主义”思想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在各个段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