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接？触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中午，也就是平壤失守半天后，丁汝昌率领着北洋水师主力一路护航，顺利抵达大东沟。受制于港口水线有限，北洋水师的主力舰无法进口。丁遂命镇南、镇中两炮舰和四艘鱼雷艇护卫运输进口，平远与广丙则泊于口外警戒。七大远和广甲，超勇、扬威十舰则泊于口外十二海里处设防。由于登陆点距江口很远，人员物资又多，整个下午的忙碌工作仅卸载了不到一半的士兵。丁深知每多耽误一小时，北洋水师的危险就增加一小时，滞留于船上的人员物资同样如此。丁遂下令连夜卸载。经过一整夜的忙碌，十营铭军及装备辎重全部上岸。
17日早晨八时，丁下令作返航准备。九时十五分，北洋水师开始作每天一次的“巳时操”。这是一种每天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进行的军事演习，故称为巳时操。
十时半，演习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无人想到，激战就在眼前！
如前所述，十时二十三分，吉野号发现了东北方向的一柱黑烟，那是否就是已军苦苦搜寻的北洋水师呢？坪井航三虽然一时还不能确认，但他还是立即向本队发出了“东北方有船只”的信号，同时下令：全速向黑烟方向前进！
很快，吉野自身的黑烟进入了北洋水师的视野。
十一时许，北洋水师的官兵们正准备进午餐。瞭望兵忽然发现西南海面上出现了一柱不祥的黑烟。接着，一柱，又一柱。
接到报告的丁汝昌，立即登上甲板，举起望远镜亲自观察。
日本舰队！
立即吃饭，升火待命，准备战斗。
战斗警戒的喇叭声，转眼就覆盖了整支舰队。轮机兵们近乎疯狂地工作，以使军舰达到最佳机动状态。一柱，一柱，又一柱的浓烟，直冲云霄。从提督到水手，再到外籍顾问，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先是我由敌吐烟以见敌，今也我队各舰煤烟如是，敌队当亦明我队之所在，毫无疑焉！”（美籍洋员马吉芬语）
事实正是如此。十一时半，吉野号终于看清，前方正是他们做梦都想击沉的北洋水师。它立即向本队报告：在北方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看到信号后，伊东立即下令：变行军队形为作战队形，立即用餐，准备战斗！
由于早期鱼雷质量不佳，为了避免殉爆，日军将鱼雷全部掷入大海。
由于丁汝昌一时难以将分散的战舰全部聚齐，丁遂率口外十舰以夹缝鱼贯小队阵分为五小队，排成两纵列，并肩前进。第一队为定、镇两巨舰，其后依次为致、靖，来、经，济、广（甲），超（勇）、扬（威）。除第四队外，皆为姊妹舰组合。其中以第一队最强，第五队最弱，之所以形成这种弱者垫后的局面。原因据说是因为超、扬二舰缺少机械起锚设备，还靠人力起锚，加之舰龄老化，所以落在了最后。
伊东鉴于己方战舰在航速和舷侧速射炮上的优势，遂决意采取纵队战列。他以第一游击队为先头纵队，本队为第二纵队。这样，第一游击队的四舰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自身在航速与火力上的优势。
相反，丁汝昌考虑到已方战舰缺少侧舷速射炮，火炮多在舰首与舰尾，其中又以舰首的主炮为最强。丁决定横队迎敌，以充分发挥舰首主炮的威力。同时还向各舰发出以下指令：（一）各小队姊妹舰协同行动，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发挥重炮威力；（三）全队尽可能集中，随同旗舰运动。
丁汝昌选择的是夹缝雁行小队阵。该阵仍是两舰一队，长舰在前，僚舰在后，后者于前者右后方45度线上、400码处定位。横向舰距则保持为533码。第一战列以定远为中心，向左为致远、济远，向右为来远、超勇。第二战列以镇远为中心，向左为靖远、广甲，向右为经远、扬威。采取这个队形既能合力拒敌，又可视情况分队合击，且能充分发扬舰首火力，应该说构想还是好的。
但很快，不幸发生了。
要进行这个变阵，各舰就要进行距离不等的非直线运动。有的是斜线，有的是弧线。而各舰的舰龄、航速差异又很大。结果就出现了定、镇两巨舰遥遥领先，超、扬两弱舰远远落后的情况，其他各舰亦未能及时占据正确的阵位。本该在致远侧后的靖远，反而冲到了致远前面。如果以定远为参照系，那么靖远的位置是正确的，可由于致远的落后，战列未能形成。同样，本该在济远后面的广甲同样冲到了前面，插在致、济之间。一句话：队形大乱。
在伊东的望远镜中，他看到了一个巨大而凌乱的人字形战列，一个古怪而凌乱的战列，一个对日军非常有利的战列。
定远在最前面，向左靖、致、广（甲）、济依次梯降；向右镇、来、经、超（勇）、扬（威）依次梯降。
日本军舰在航速上本来就有优势，现在它们更不会再多给丁汝昌变阵的时间。伊东更一眼看出北洋水师的最弱点，那就是战列极右翼，弱小而落后的超勇与扬威。伊东向第一游击队发出了命令：截击敌军右翼！
伊东计划第一游击队从中方战列前高速穿过，然后迂回中方右翼，将超、勇二弱舰划分割出战列线外歼灭。然后即运动至北洋水师后方，与正面的本队配合，前后夹攻，一举歼灭北洋水师。
此时是十二时十八分。双方相距13海里。
美籍洋员马吉芬“举目四望”，只见“日光照射着涂得鲜艳的船体，灿烂的旗帜挂在桅头，高高飘扬，再加各种信号旗点缀其间，竞放异彩，宛如举行盛典一样壮观。不禁令人怀疑是否和友邦举行友好联欢仪式。然而，转眼一看，镇远舰内在此盛妆之下，却战云滚滚，杀气腾腾。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淡黑的壮士，一群、两群直立于甲板炮旁，等待厮杀。甲板上到处撒有细砂，以防执勤中滑倒。在上部构造、舰的腹部、送弹滑车、弹药卷扬机和鱼雷室等地各就其位。另外，还有的在甲板上四处卧倒，抱着五十余磅重的药包，准备发射之后，进行补给。这些士兵为了使大炮操作敏捷，都取一定间隔，整齐排列。为了防止榴弹击中爆炸，禁忌将弹药堆积在甲板上的某一地点，而且这非常容易惹起甲板下面人们的激怒。在甲板上面可以目睹前进的敌人，观察情况的变化，但在甲板下面，除了等待战斗开始，观察从舷侧打入的敌弹而外，什么事都无从得知。一旦开战，所有士兵定能慎重尽职，但最初时刻无疑一定是非常害怕。两舰队都加快速度逐渐接近，镇远船员都很沉着冷静。一名少尉登上前桅顶，用六分仪测定距离，不停地挥动小信号旗，每报告一次距离，炮手都将照尺压低一次，各炮手都手拉牵索，保持发射姿势。蒸汽筒通过通风机，发出响声，这是为了发生火灾时，不失时机地进行消防，事前接上胶皮管注入水。当时敌我距离约四浬，急速减为6000米、5800米、5600米、5500米，逐次递减。现在已到5400米，危机越发逼近，心跳也越来越急促。突然一声轰鸣，”定远在5300米的距离上首开右舷巨炮。时间是十二时五十分，这一炮落在了吉野舷左100米处。
黄海激战的序幕由此拉开。十秒后，镇远在5200米的距离上，随之打出第二发305毫米炮弹。三分钟后，日舰在3500米的距离上群炮齐发。
激战由此开始。
黄海激战
日舰在速射炮上的优势立时得到了体现。如雨的弹群大大提高了日军的命中弹数。其中一发炮弹正好打在定远的飞桥上。正在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被重重抛了出去，腿部受伤，面部被烧伤。水兵欲将其抬入舱内，但被丁严辞拒绝。丁坚持躺在甲板上观战，以激励士气。唯一令中方欣慰的是，实际指挥的是刘步蟾，而不是丁汝昌。所以后者的受伤不会影响实质的指挥。但很快，更大的灾难发生了。一发炮弹击毁了定远的信号装置。而丁战前千思万虑，就是忘了指定代理指挥舰。中方遂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很快，中方火炮射速慢的缺点又暴露了出来。
伊东的前后夹击构想若想实现，就必须让整支舰队在中方军舰前方炮口下，鱼贯穿过。表面上似乎是冒了很大风险，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愚蠢。实则不然。由于中方火炮射速慢，往往每艘军舰只打出一两发炮弹，最前面的日舰就已穿过。等到再装填完毕，松岛后的千代田、严岛和桥立均已几乎片甲无损的从中方战列前驶过。但当第五舰比睿驶过时，中方的重炮终于又开始怒吼了。
倒霉的是本队殿后的比睿与扶桑。这两艘军舰的舰龄是参战日舰中最大的（17年），航速仅13节。更令比睿震惊的是，它发现正对自己侧舷的来远突然加速，试图用冲角战术撞沉自己。比睿遂作出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决定：突然右转，从定远右侧1000米，来远左侧400米处穿过，然后再左转逃逸。此时是下午一时十分。
若中方配有大量侧舷速射炮，比睿之举实无异于自杀。但遗憾的是，中方恰恰没有。于是，我们不无遗憾的看到，老弱的比睿虽遭到中方的集火打击起火，但仍能摇摇晃晃地逃出战场。
而比睿后面的扶桑则采取了相反的规避动作：左向转舵逃逸。中方遂得以利用扶桑转舵减速的机会，猛烈开火。一点二十分，扶桑也起了大火。
与此同时，日军第一游击队也已杀至中方右翼，集中火力攻击中方的两艘最弱舰：超勇与扬威。
遥想12年前，两舰也曾是威震东洋的利器，可惜到12年后的今日，昔日的利刃已被岁月朽化为钝刀。由于年久失修，两舰一开炮，舰壁上就掉油漆。而“日本联合舰队于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开始大量装备填充下濑火药的炮弹。这种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首先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能引发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形成普通黑火药炮弹爆炸时那样的冲击波和炮弹碎片，还会伴随有中心温度高达上千度的大火，号称能点燃钢铁，这种火药爆炸形成的火焰会像汽油着火一般四散流动，即使在水中都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而北洋水师的炮弹使用的是与爆竹装药近似的黑火药，这就不免大落下风。
此刻，面对凶悍的日本第一游击队，超勇与扬威两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遗憾的是精神的力量不能完全抵消器物的差距。在日军的弹雨下，两舰相继被打成火球，并被划出战列，一点三十分，超勇沉没。扬威则在划向浅水区自救的途中触礁搁浅。
伊东前后夹击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但战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就在日军集中打击中方的两艘弱舰的同时，中方也在集中攻击日方的两艘弱舰：比睿与扶桑。随着比睿的右转与扶桑的左转，赤城与西京丸两艘更弱的弱舰也落入了中方的火力范围内。在短短六分钟内，西京丸就吃了11发大口径炮弹。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方大口径炮弹初速大，穿透力强，用来打西京丸这样的小船并不合适。结果往往是左舷进右舷出，一穿一个洞，并不在舰体内爆炸，这才使西京丸侥幸地死里逃生。
相形之下，赤城就没这么幸运了。一时二十分，在定远150毫米尾炮的轰击下，舰长坂元八郎太头部中弹毙命，蒸汽管中弹破裂，航速下降，炮弹供应也中断。同时，比睿忙于灭火，一片混乱，火力渐渐稀疏下去。来远舰管带邱宝仁遂作出一个惊人之举，他命令船上的陆战队员集合，准备以跳舷战的形式俘获比睿号！
来远的逼近引发了比睿的警觉，一群忙着救火的水兵，匆忙扑向炮位，挪开死尸，疯狂开火。五分钟内，比睿竟打出了1500发炮弹！正是靠了速射炮的弹幕拦阻，比睿才得以逼退来远，逃过一劫。
这一切令西京丸上观战的桦山资纪大为震惊。情急之下，桦山资纪干了一件令松岛号上的伊东大吃一惊的事情。观战的西京丸忽然打出一个信号：比睿、赤诚危险！
这就严重干扰了伊东的一元化指挥。恰在此时，松岛号也打出了一个信号：第一游击队转进。
按伊东的意思，当然是要坪井航三转进到北洋水师背后，实现原计划的前后夹攻。可是坪井同时看到了两个信号后，却理解成了要他转回去救援比睿与赤诚。于是，坪井一声令下，第一游击队于阵前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这一转，居然就转到本队后方去了。而比、赤二舰却已相继退出战场。第一游击队算是白忙活了。
事已至此，伊东只有将错就错，他命令第一游击队改为维持正面压力，本队则担当起原本由第一游击队负责的迂回穿插任务，转向北洋水师后方，变相实现他的两面夹攻计划。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
一点五十五分，比睿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南向退出战场。来远追比睿不及，转追赤城，不料于二时二十分突中一弹，引起大火，被迫驶向浅水区自救。
激战至下午二时许，作为第二梯队的“平远”、“广丙”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在看到远方开战后，立刻急驶战场，支援主力。“平远”、“广丙”二舰相互配合，急攻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下午二时三十分，“平远”舰装备的4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小速射炮又接连命中“松岛”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弹片四起，室内周围壁上喷溅着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着血肉相混之水，难以步行”，但平远旋即亦为松岛击中起火，主炮亦被毁，被迫驶向大鹿岛方面浅水区自救。“广丙”随之也退出了战场。
二时三十分，“西京丸”号挂出“我舰发生故障”的信号，退出战场。西京丸的退出，令伊东大为欣慰。但桦山资纪的冒险却并未结束。十分钟后，西京丸上的水兵发现后方有一艘中方鱼雷艇在快速追赶己舰。那是北洋水师的福龙号鱼雷艇。三点零五分，福龙向西京丸射出了第一枚鱼雷。日方瞭望员大惊：“舰首发现鱼雷！”水兵们拼命转动人力舵规避，炮手们则开始疯狂地转动机关炮扫射“福龙”。福龙也不甘示弱，一边闪避，一边还击。第一枚鱼雷刚擦着西京丸的左舷掠过，福龙于一分钟后在仅四十米的距离上又射出了第二枚鱼雷，方向直逼西京丸的舰腹。桦山资纪两眼一闭：我命休矣。
可是，这枚鱼雷却并未击中西京丸！而是从西京丸的下方穿过，又在其右舷冒出来，高速驶向远方。原来，由于距离过近，鱼雷未能上浮到指定深度，就已过了目标。
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一片“天助神佑”的惊呼中，西京丸侥幸的逃出了战场。
回头再看黄海大战。
三时零四分，定远舰腹中弹起火，火势越烧越大，浓烟严重干扰了炮手的射击。
“超、扬火，烈焰腾空，左顾定、镇远亦燃。盖敌人火药甚异，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于扑灭。”广甲舰次补管轮卢毓英如是回忆道。
日军则不断倾泻弹雨。如不能及时扑灭大火，后果不堪设想。平时救火已属不易，战时只有更难。身边是不时炸开的榴弹，脚下是战友的内脏与断肢。不时有新的战友倒地，又不时有新的大火燃起。
可是，火必须扑灭。
危急关头，镇远舰管带林泰曾与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同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以本舰驶到定远舰前，挡住日军如雨的炮弹。
奔鲸沸浪中，致远快一步冲到了前面，在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轰击中，致远陈旧的舰体颤抖了。更令人沮丧的是：主炮的炮弹已所剩无几。
但是，当沮丧达到顶点时，也正是另一种勇气的产生。
日军震惊的看到，致远孤独而傲然的冲出了战列，直扑吉野而去。
致远究竟是想以冲角战术撞沉吉野，还是想以鱼雷击沉吉野呢？（致远未将鱼雷掷入大海）日军找不到确切答案，后人同样没有。
但是，幸存者记住了邓管带的两句话：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我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日军则深知：致远必须击沉！
于是，日军集中所有炮火，猛轰致远。“吉野以纽壮火药连弹装入快炮中，密如雨下”，其中一发炮弹引爆了致远舰上的鱼雷。连锁爆炸中，致远的舰首开始一点点的下沉。最终，整个致远舰竖立着沉入了黄海。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最后没入水面的巨大螺旋桨，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不停地旋转。
邓世昌拒绝救助，与舰同沉。
三时三十分，致远沉没。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生还者仅7人。
致远沉没的巨响中，定远的大火终于扑灭了。
但新的灾难仍在发生。伊东前后夹击的构想终于实现，靖远、经远与来远相继起火，被迫驶向浅水区自救，至于左翼的济远与广甲则已逃出战场——在他们看来，会战已经结束，能给国家多保留一艘军舰，就多保留一艘吧。
在坪井航三看来，此时的战场形势对日本太有利了。正如他在战后的战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3时30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广丙。远则先于他舰逃跑，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继之，皆以大连湾为目标。广甲以下四舰，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平远、广丙则逃向北方。……我相信大胜的时机正在此时，遂命令注意水的深浅，随时增减速度，追击向大连湾方面逃跑的敌舰。
对此伊东亦未反对。这表现了日军打歼灭战的决心。但有时理想中的更好往往葬送现实中的最好。
事实证明，坪井的判断并不准确。济远与广甲固然是逃了。但经、靖、来三舰却只是暂时驶向浅水区自救。很快，新的激战就开始了。
第一游击队鼓浪疾追，四时四十八分，吉野率先追及经远。五时十分左右，高、秋、浪三舰亦至。四舰全力环攻经远。一时弹下如雨，打得经远电光火迸。烈火渐呈不可控制之势，舰体也开始冒出滚滚的浓烟，并向左舷倾斜。管带林永升“突中炮弹，脑裂死亡”（时年四十一岁）。大副陈荣接替指挥，未几亦阵亡。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又阵亡。二十五分，右舷之推进器露出水面，前部起火。二十九分，经远沉没，全舰270人仅16人生还。经远以一敌四的悲壮抵抗，令日本海军也不得不致以极高的敬意：
敌军终未升起降旗，一直奋战，死而后已，当可瞑目海底。
十六分钟后，坪井发现本队打出了一个令他疑惑的信号：返回本队。
出乎意料的落幕
原来，自第一游击队追击各伤舰后，主战场上出现了日军本队五舰环攻定、镇两铁舰的局面。形势一度极其危险。但刘、林两总兵临危不乱，密切协同，苦战不休。日舰的弹雨虽将两舰的上层建筑打得千疮百孔，但却无一弹穿透主装甲带。
战前被寄予厚望的三景舰，并未发挥预想中的破甲屠龙之威。
原来，“由于三景舰的主炮初速在射击120到140发炮弹后便会变低，所以不得不对射击训练次数进行限制。常备舰队的松岛由于有备用炮管，所以可进行连续射击训练，但是必须减少装药量以避免炮膛烧蚀。严岛只在东京湾入口的房总半岛馆山海面进行过一回射击训练。至于桥立，在开战之前连一次射击训练也没有搞过！”开战后，“为了击穿定、镇的装甲，这些巨炮在海战中首次实行强装药射击，结果严岛号的主炮在发射第一发炮弹后便出现了炮尾栓开闭困难、击发机损伤、水压俯仰系统漏水等故障。其他两舰主炮也出现了类似的故障……在紧急抢修后只得改为弱装药射击。这也是三景舰主炮为何未能击穿定、镇二舰装甲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战前缺乏足够的射击训练，所以主炮的发射速度也极（慢）。”
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虽然射击环境极佳（“黄海之战时，风微浪息，环境影响少之又少”）可是，三景舰每艘的平均射击速度居然慢到不可思议的每一小时一发！“在这场接近五小时的海战中，三景舰的三门主炮共发射13次，绝大多数都是射向定远、镇远的，计为：严岛5发、松岛4发、桥立4发。在经常无法左右上下瞄准，发炮程序又耗时的困难外，连制退装置也频出故障的情形下，命中率自然不可能高。实际上竟是悉数落空，完全没有击中任何中方舰只！”
不仅射速慢，连航速也大出问题。鉴于定远与镇远的航速是15.3节，所以三景舰的设计时速为17.5节。可是，“三景舰从来没有一艘曾达到设计的速度”。“到黄海之战时，三景舰能达到的最佳时速为14浬”。只是因为定、镇二远服役期长，速度已退化到12节，才使三景舰略占上风。而之所以有这个失误，原因在于“锅炉之不济”。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因为主持三景舰建造的白劳易当时是“西方顶尖儿的锅炉专家！他不单经验丰富，而且还是推进新知的前锋性研究者，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他写过好几本深具影响力的锅炉专书，薄者四百多页，厚者七百多页”，何以在这个背景下，三景舰锅炉无一不出问题（包括那两艘在法国建造的），倒很让清军有些天佑神助的感觉了。
“真正在实战中大显神威的还是速射炮。在整个海战中，日本舰队的120毫米速射炮共发射炮弹3979发，其中三景舰的34门炮发射了1657发，全部为爆炸威力大、杀伤力强的高爆榴弹，对北洋海军战舰上那些无装甲遮蔽的兵员、火炮、舱室多有杀伤毁坏……”
可是，在作为杀手锏的三景舰巨炮失效后，无论日军的速射炮如何逞威，就是无法击穿定、镇两铁舰的装甲。不仅无法击穿，更要承受二舰的致命反击。
下午三时三十分，中方的一发305毫米炮弹命中了1700米外的“松岛”号下甲板右舷第四号炮位。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松岛号的右舷发生了“状如百雷千电崩裂”的大爆炸。天花板被炸飞，20多米长的炮廊也被冲荡一空，包括海军大尉志摩清宜在内的28人当场丧生，68人受伤。
四号位的英制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当场被毁，炮管因剧爆而弯曲。余波所及，左舷炮架全部被毁，舵机也被炸坏，并在炮廊残破的废墟里引起火灾。“松岛”号的前端立即被白色的浓烟整个包围，烈火迅速蔓延向全船，舰体向左倾斜了五度！
日本随军记者则如是报导：“霹雳一声，命中松岛舰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聚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80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恃。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
何以一炮之威竟至于此？305毫米克虏伯巨炮的威力诚然巨大，但也不至于如此惊人。原因出在当时没有自动供弹机，炮弹打光后，从弹药库人工取弹，费时又费力，无形中必将大大降低速射炮的速射优势。对此，日军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个伤亡人数占了全舰人员的三分之一弱。整个海战中，松岛也不过35人战死，78人负伤。另，整场海战，定远共计17人战死，38人负伤。镇远则为13人战死，28人负伤。
提前将大量炮弹取出堆放在炮位周围。结果，当那枚305毫米炮弹击中4号炮位时，同时被诱爆的是约60枚高爆（速射）炮弹！
日本人为忽视安全付出了惨重代价。而烈火仍在蔓延。唯一令日本人感到幸运的是，爆炸没有影响到装甲甲板以下的弹药库和动力设备，也没有使水线以下产生漏洞。
在伊东的亲自指挥下，重伤员也挣扎着投入了这场灭火战斗，最后，伊东连军乐队与文职人员也投入了战斗。当日军消防队员踏上右舷炮廊的甲板时，他们看到的是阿鼻地狱样的一幕：“死者的头、手、脚、肠子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炸得难以分辨了。那些断裂的骨头上，肌肉早已经被烧毁，就像火化后的白骨，粘乎乎的鲜血沿着舰体倾斜方向流去，滴着鲜血并且还在微微颤动的肉片粘在炮身上，还没有冷却。”
四点十分，大火终于被扑灭。但松岛号也已经彻底丧失了指挥与战斗能力。伊东只好挂出“不管旗”：各自为战。
可是本队的“二景”与扶桑、千代田，无论如何努力，纵将定、镇二舰的非装甲部位打得破洞如蜂巢，可就是击不穿二舰厚达383毫米的水线装甲。日本兵也只有感慨：怎么还不沉呢？
感慨中，更令日本人无语的是，定远号（一说镇远号）上的一名一等下士官，居然还从容不迫地穿行于战火尸堆中，在炮火中泰然自若地摄影。
五时半，太阳渐渐西沉。伊东担心遭鱼雷艇偷袭，遂扬旗收队。十五分钟后，伊东发出信号，令第一游击队归队。他不知道的是，定、镇二舰的榴弹已打光，穿甲弹亦不足30发。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此前的战斗中，靖远中弹百余发，舰身大火，水线进水。来远中弹200余发，后部大火，尾炮被毁，延烧房舱数十间。“机舱热度增至200度，而舱内人员犹工作不息。及火灾消弭之后，机舱人员莫不焦头烂额。”现在二舰修理完毕后，靖远悬升队旗召集了平远、来远、广丙及福龙、左一两鱼雷艇，重新与定、镇二舰会合在了一起。
第一游击队则像醉汉一样乱转了几圈后，见到本队的信号，于是也开始撤退。半小时后，坪井终于追上了伊东。而北洋水师在追赶了一段距离后，鉴于双方航速差异太大，越追越远，于是也收队退回旅顺。而伊东则于七时十五分命各舰停驶，率幕僚登上尚完好的桥立舰，以之为新旗舰，命松岛回吴港大修，余舰则继续回航。
胜负之争
历经五个多小时的黄海大战，至此告终。
就中方而言，是役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丁汝昌战前未指定替代指挥舰。结果在丁汝昌受伤，定远桅杆被毁的情况下，中方遂陷入“无指挥”状态。诸舰只有将丁汝昌最后的三个指令作为方针贯彻始终，结果就是整支舰队的反应迟钝。
反观日方，最大的失误来自坪井航三。他将整支第一游击队带离主战场达两个小时之久，而战果仅为击沉经远。试想，如果第一游击队战力最强的四舰也加入对定、镇的围攻，结局如何？很有可能就是，两舰的水线装甲虽仍不会被击穿，可却很有可能毁于大火！而松岛号却有可能逃过一劫。反过来讲，这也正是经远悲壮的无上荣耀。
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于是引出新的问题：究竟谁才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呢？
黄海海战的烽烟虽已散去，但争论却迄今为休。
有人说：中国败了，日本胜了。
但也有人说：中国胜了，日本败了。
观点各异，原因在于采取了不同的评判标准。
前者以战斗损失为评判标准，认为中方五艘军舰沉没（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四舰战斗中沉没，广甲逃逸途中触礁沉没），伤亡近千人。而日方仅五艘军舰重伤（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伤亡仅600余人。毫无疑问的是日军取得了胜利。
后者则以作战任务的完成与否为评判标准。认为中方舰队的任务在护航，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日军进行主力海战。相反，日本联合舰队的任务不仅是要与北洋水师进行主力会战，更要击沉定、镇两巨舰，取得黄海制海权。可结果呢？中方在完成护航任务的前提下，与日方进行了会战，保住了主力，定、镇一艘未沉。会战中，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对定远舰的救护，林永升管带的经远舰独力吸引整个第一游击队达四十一分钟之久，为海战的转折做出巨大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亮点。至于定远一炮使日军旗舰松岛号丧失战斗力，更是神来之笔。相反，日军遭重击后率先撤离战场，并遭到北洋水师的追击，怎么能说是胜利者呢？
两派的分析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根据。综合论之，我们不妨得出如是一个结论：黄海海战是北洋水师的一场惨胜。中国海军以高昂的代价，挫败了日军的会战企图。如果要说得再精确一些，我们不妨在“挫败”之前再加一个修饰词：暂时。
历史是一个整体，战争亦然。
一次会战，不仅对以后的作战产生影响。反过来其本身的历史地位，也受日后作战流程的反制约。这就好比下围棋，棋子落在棋盘上后就不能再移动了，可以改变的只是未来，而当未来被改变后，过去自然也就被改变了。比如，原来觉得选点还不错的子，随着棋局的进程。可能会变成废子；原来可能很平凡的一颗子，由于己方的经营或对方的失误，也可能在相隔数十乃至百余手后大放异彩。
下棋如此，战争亦然。
中日两国争夺黄海制海权，鹿死谁手，无疑不是一场大东沟海战所能决定的。要把这盘海权争夺棋继续到底，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修好伤痕累累的军舰——中方如此，日方亦然。
战争的决定权，遂由军人与枪炮转向工人和虎钳。
先看大清的抢修工作。
首先遭遇的就是硬件匮乏，不仅军舰的大炮钢底钢圈等大物件没有备用配件，甚至连起码的备用配件也付诸阙如。“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一旦急需，非购自外洋不可得。临阵施放，难保无伤。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国内又多不能生产，只好由天津军械局临时向外国订购，而何时能到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其次又触了人员短缺的暗礁。旅顺口的熟练技工本来就不敷使用，开战以来又屡有逃亡。迅速从外地厂矿企业抽调技术过关、政治可靠的工匠，前往旅顺会修，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李中堂给盛宣怀下了死命令：“靖远”必须在十日内修复，“定远”“镇远”则不超过一月。九月初二（9月29日），李又电令：“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九月初六（10月4日）更进一步指示：“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舰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盛宣怀不敢怠慢，立即赶赴大沽船坞、唐山矿务局、唐山铁路公司及开平煤矿等处抽调员工。不料事出意外，工人们纷纷罢工，要求超额加薪，不然拒绝征调。
一番讨价还价，盛大人慷慨地同意了他们的加薪要求，火速送往旅顺交差。
可谁又料到，负责北洋水师后勤工作的龚照玙，偏偏这个时候又上了牛劲，坚持按旅顺口工人原工资水平发薪。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连带着很多原地工人也起了哄。龚照玙一怒之下，竟将第一批技工就地遣散，甚至拒收后续工人。这一下可急坏了隔海苦望的盛宣怀。
盛急电龚：“虎钳匠十名已回，又闻尊处因锅匠、铜匠工贵，又要撤回。现在严旨催修，奉帅（李鸿章）谕，切勿惜小费贻误大事。倭船，千余工匠，不日修好，即来围攻船坞。若不认真赶修，船与坞恐难保全。乞公速将两铁舰择要赶修，多添工匠为要。”
这已不是单纯的官府腐败或民众奸猾所能形容。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普遍低下，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架构原始化，根本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资格。到头来，再想靠李合肥一只放大镜，一群老幕僚，几个电报员，去抗东瀛举国之众。“驯致贻误事机”，还要“定惟该大臣是问”！
不败何待！
当历史的镜头，再转向日本列岛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
联合舰队弗一归港，紧张的抢修工作便不分昼夜地疯狂展开。加之日本军舰的损失本来就轻于清军，结果，仅仅5天，联合舰队便恢复了战斗力。9月23日，当“浪速”与“秋津洲”两艘日舰试探性地出现于中国海域时，北洋水师企业依然是一窝病猫！
一进一退之间，日军终于抓住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制海权。在这里，后勤的功劳，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清军的失败，原因无外：（一）管理混乱；（二）体制落伍；（三）缺乏足够的熟练技工，现有技工的精神面貌也不佳；（四）战前长期经费无着，缺乏对相关维修器具的更新保养，也缺乏对相关备件的预购储备。至于各省大员，京中朝臣，也是唱高调，说风凉话的多，干实事的少。
李鸿章也只能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但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他也只好恳请皇上“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故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但遗憾的是，日军已经不再给清军时间了。
国门洞开
就在大清国的君臣还没有弄清楚黄海海战究竟谁胜谁负的时候，平壤的败讯传入了京师，中枢的第一反应就是：严惩李鸿章。
至于严惩的方法，一为交部严议；一为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观后效。
光绪最终选择了后者，算是给了李鸿章些薄面。但对于叶志超和卫汝贵就不那么客气了。
九月初三（10月1日），上谕撤去叶志超前敌总统一职。
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上谕再下，将叶、卫二将撤职查办。
查办的结果就是，叶斩监候，卫“依律论斩，即行处决”。
更有意思的也许还是二人被判刑的理由：叶志超之罪在放弃平壤和不守安州而退扼鸭绿江。卫汝贵之罪则在克扣军饷、军纪不严，与未能阻止叶志超放弃平壤。
似乎大家早已忘记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一）叶志超放弃安州本为奉旨行事。（二）平壤之失责任万千，头绪繁多，是否卫汝贵一死就能抵平？
在李鸿章的努力周旋下，叶志超最终侥幸逃过一死，无官一身轻的又跑回安徽老家当农民去了。而卫汝贵就没那么走运了。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还没等李鸿章采取挽救行动，卫汝贵已在北京西市身首异处。
此时再想退守安州一线也已不可能。对此，中枢也很清楚。所以上谕批准了叶志超退防鸭绿江的建议。只可惜，鸭绿江防线也只是一个空壳。
如果能将“平壤—黄海双重会战”与“镇南关保卫战”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首先镇南关之战属于家门槛上打仗，在有利的战场上聚集了3万大军，对3千法军，天时、地利、人和三全。其次，冯子材发扬风格，先以自己的二流部队与法军缠斗疲敌，而保留精锐淮军作生力军反攻，再将次级精锐湘军派往法军后方袭扰彼之后勤线，故能克敌奏功。而“平—黄会战”则反是，首先，四大军孤军深悬，后路无着，而对手反可依托海军对朝鲜东海岸的控制分进合击。其次，各省援军未到，就盲目倾北洋主力入朝，以柱石为孤注，胜则元气大伤，败则全局败坏。最后，由于战线的过度延展，李鸿章只有冒险派北洋水师为增援陆兵护航，终使其“保船制敌”的战略尽付东流。英雄扼腕之间，国事遂不可再问。
事实上，平壤之败，大清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朝鲜，同时出现的，是一个环渤海湾的巨大真空地带。用丘吉尔的话说，这就叫“鳄鱼的软腹”，何况大清国还算不上“鳄鱼”。
大清国的陆军精华已尽毁于平壤，下面再打，只有临时募兵。
中国地广人众，人数是不愁的，可是工业革命后的战争模式与农业文明时代已大大不同了。传统战争技术含量低，个人的武功勇气，指导官的阅历，军队的数量优势都是非常重要的。三者结合，往往所向披靡。现代化战争则不仅保留了传统战争的艺术性，更空前加剧了它的残酷性与专业性趋向。到20世纪甚至出现了所谓“技术专家”与“科学家”密切接合的战争模式，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要不李鸿章怎么老要“变法”呢。可“法”终于没有变。
新兵虽已到防，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总还算老中堂待这些新募兵不薄。精锐西洋武器，尽量拨发。这也是李鸿章唯一能干的事情了。他希望精良的武备能尽可能地弥补他们训练的缺乏。同理，他也不得不叹息，这样的武器给如此的士兵，实在太可惜了。它们的精良犀利是注定不能得到发挥了。真不知重洋之外，这些武器的设计师们，是否也会有明珠暗投之叹。而形势的发展，更有远出李鸿章意料之外者。
所谓“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
所谓“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
所谓“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
所谓“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相形之下，平壤守军的表现，已属上乘，可惜了李鸿章北洋练军20年的精华，毫无意义地毁于一旦。
军火的困难也日趋严重，以致张之洞喟叹：“方今求一千支枪，难于筹十万之饷。”而筹十万之饷又难于募十万之兵。
可是，买不来武器怪谁？廷臣们说，怪驻英公使龚照瑗。言路弹劾，皇上申饬，又是买军火一事无成，又是电报文理不通，指责的实在是莫名其妙。问题就出在龚照瑗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所谓“敲山震虎”者是也。影响所及，李鸿章的老部下川督刘秉璋，与李鸿章的大哥粤督李瀚章，也为言路攻击，相继告老还乡。至于屡立奇功的聂士成、吕本元、章高元诸将，则已无人再提及他们的淮将背景。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叫张仲炘的御使，居然在弹劾奏折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据他掌握的情报，李鸿章早和明治天皇暗结了亲家，李鸿章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天皇则认李经方为东洋国驸马。此外，据说李经方有800万两白银的巨款存在日本银行。故而此次中日开战，这父子二人皆盼日本获胜。
大清到最后还是内外不同心，南北不合势，打外战无方，搞内讧有余，不失败倒怪了。
10月22日（九月二十四日），山县有朋率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第一军大举进犯鸭绿江。26日（九月二十八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
大战在即，太后在过六十大寿，小皇帝与廷臣们却仍在忙着打击李鸿章。
他们不满李鸿章的懦弱，搬出贬退多年的恭亲王出山，却发现恭亲王比李更“软弱”。
他们还不满李鸿章的怯战，于是召湘军老将刘坤一入京，不料刘推三挡四，死活不肯出山海关督师，只因他深知“仅与左右数十人赴关，四顾旁皇，不知为计”，守关诸军“枪械多缺，万一有警，何以支持？”
于是只剩下天津城内的李鸿章，手拿放大镜查看地图，苦思破敌之计。
鸭绿江失守背后的历史隐喻
由于东北地区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有极其特殊的心理意义，断不容倭夷践踏。万一龙脉破断，大清朝的气运可就完了。在这点上，清流与皇族之间达成了惊人一致。
所以大清才把新募营放在旅顺、大连，而将大批由宿将老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都置在鸭绿江一线。后者自西至东计有：丰升阿，聂桂林的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20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狐山个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的原卫汝桂所部盛军（18营，守沙河镇一带）；刘盛休的铭军（10营，另二哨守九连城）；聂士成的牙山军（4营，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马玉昆（5营，守榆树沟）、宋得胜（4营，20人守苇子沟）的毅军；依克唐阿的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20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旬河口一线）。
以上各部共计70余营，2万3千余人。除依克唐阿所部外，统由七十五岁老将宋庆指挥，率400亲兵设司令部于苇子沟。若说旅大守军是“问题儿童”，那这些部队就不能不说是虎狼之师了。
相形之下，来犯的日军还是第一军，只不过数量增到了2万5千人。和清军相比，并不占据太明显的优势。武器装备还稍劣于清军。再考虑到防御的优越性，清军几乎可说已稳居上风。只要宋庆、依克唐阿能在鸭绿江打出大清国的国威、军威，旅大地区的新募营弱又如何？
可历史总是出人意料。22日，日本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24日，日军声东击西，以小股精兵偷渡过江，渗入依克唐阿与聂士成的接合部，潜伏待机。25日，正面大举进攻，江左伏兵呼应，26日即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不仅宋庆的前沿指挥所转眼成了山县有朋的司令部，清军的74门火炮、4400支步枪、400多万发枪弹和5000余石军粮，也一并成了旭日旗下的战利品。
仗打得如此窝囊，也难怪后世君子要拍桌子一骂二骂再骂了。可仗究竟是怎样败下来的，却反而在骂声一片中被遗忘了。
但史册不容留下空白。于是，有人写下四个大字：贪生怕死。
问题是谁贪生怕死呢？宋庆，聂士成，还是依克唐阿？
宋庆以七十五岁高龄赴九连城督师，临行前对部属说：“此行若不能奏功，一死殉国而已。”当是时，边防诸将皆“束手无策”，及宋庆至，“军心始定”。宋庆不顾年迈，“短衣帕首，践蹀冰雪中，与士卒共甘苦，人以为难”。日人也交口称赞：毅军“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部下，不轻露屈挠之色”。
聂士成就不必说了，依克唐阿也不简单。史载，依克唐阿“勇而有谋，性仁厚。不嗜杀，每有俘获，不妄戮一人。转战吴、皖、鲁、豫，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至今人尸祝之。”中日战起，依克唐阿主动请缨，自谓：“景近桑榆，沙场马老”，“今兹大敌当前，岂可袖手旁观，自耽安逸？”平壤失守后，还自请亲督一军，“由吉林烟集冈直入朝鲜咸境道内，相机绕拊汉城之背”，要去开辟敌后战场呢。
败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个综合素质问题。
我们知道，最早的火炮，由于射程短，块头大，只有在围城战中才使用。作用仅限于轰塌城墙，实质是传统冲城锤的一个延伸。直到15世纪，随着铸炮技术的发展，火炮的重量才大大下降。装在炮车上后，行军靠马拉，作战则由士兵推行，加之当时的战场局限于目力范围内，这才使火炮得以参加野战。
不过，直到普法战争结束时，火炮的有效射程也还是难以超出目力范围，这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火炮，主要是通过直瞄射出，作突击兵器使用，而不像今天，主要通过间瞄射击，作支援性兵器使用。
与之相适应的步兵武器，就是老式前装滑膛火枪，由于弹丸要从枪口装入，所以无论你以何等射姿开火，一旦装药就必须起立（因为要用通条清理枪管，并将火药捣实）。又由于枪是滑膛而非线膛，弹丸的飞行轨迹不稳定，所以射击精度很差。加之当时的子弹是丸形而非锥形，所以穿通力有限，有效射程也难以超过400步。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战法：密集队形加排枪射击。
士兵们穿着鲜艳的军服（反正不要隐蔽），列成方阵，踏着军乐的鼓点，一边前进一边稳住战列的齐整，直到已惊人的勇气将战列推进到可以看清对方小脸的位置，军官一声令下，一齐举枪，开火，最后的高潮则由刺刀来完成。所以刺刀的价值毫不亚于火药。
在这样的战争中，地形与障碍物的价值不大，反而影响方阵的齐整。所以会战的场所多选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列阵对战。想选择防御，则多依托城防工事。火炮也不是放在步兵的身后，而是放在步兵的前面。或方阵的间隙处。进攻发起后，火炮要与方阵一起前进，一般是在300码的超近距离上，以集火轰散对方的队列，为步兵冲锋创造机会。
但是，步枪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锥体弹的列装，极大加强了步枪的穿透力，并使其有效射击距离由数百码提高到数千码，这样，火炮就不再适宜放在过于靠前的位置，更不敢大摇大摆的推进到300码的位置卸装、开火。同时，火炮射程的增大，与弹道学的发展，也使大炮正逐渐由突击兵器变成支援兵器。现在，双方都可以通过计算弹道定位对方的位置，并以重炮进行火力压制。这样一来，火炮布置过于靠前就无异于送死了。
膛线的发明，使远距离精确射击成为可能。后膛装弹则使士兵得以灵活地选择战术姿势，地形与野战工事的作用也日趋重要。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刺刀造成的伤亡已非常罕见。而一个依托优良工事的士兵，至少可以抵得上三名同素质的，处于进攻状态的士兵。
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变革，在甲午战争中，我们只能在日军身上看到。很显然，日军非常珍视这些由他们的异国同行用鲜血残躯换来的经验与教训。而清军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与迟钝。
日本人也不否认清军的勇猛，不否认他们武器的精良，但却不能不置疑他们发挥勇猛的方式，与运用武器的方法。仿佛清军对手还是太平军与捻军，他们总是将火炮配置在日军的目力范围内，结果一开战就让对方的集火端掉炮兵阵地。再打，就只能用步枪对抗密集炮火了。
进攻时清军仍恪守着密集队形、排枪射击和白刃突击这三大传统。往往是一拥而上，还未进入有效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了大量弹药。连当时随营负责后勤工作的袁世凯都看出了门道：“今前敌各军……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直持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
医疗保障也有问题。
虽然早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的老部将周盛传已强调军医与西药对战斗力维持的重要性，中法战争本身也大大验证了周的远见。但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实际做的事情却很少。只有李鸿章认识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于光绪十五年开办了旅顺口与威海卫两个水师养病院，继于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从北洋海军经费内出资，兴办了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内含一个西医学堂，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即“派赴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总之，所有努力均优先照顾海军，但仍是杯水车薪。至于陆军则仍是老样子，结果，“药饵平时不足，医官仅二三员。一军出战，损伤不下数百人。以不足之药饵，二三之医官，诊数十百人之伤人，能不误人命乎？”
淮军中虽在营一级设有专职军医，但却未能制度化。军医的人数由营官视本营开支自行安排。和平年代，相对设立专职军医，大部分营官更乐于让士兵外出就医，以节省开支，而一旦战争爆发，悔之不及。李鸿章于开战后组织了一支中西医混编的二十人医疗队，四处奔忙，但相对于浩大的战争，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相反，“日兵不带锅碗笨重之物，唯仿西法，身负皮包干粮，零星四散，剿不胜剿。”“所用快炮最为轻灵，二三人扛抬登山甚速，贼炮力远，我守墙人站不住，遂致不支。”日军防守时则依托工事，隐忍不发，直到清军进到1000米内，才突然开火，枪炮齐鸣，阵地前转眼便伏尸一片。一个短暂的沉寂后，战场的另一端又开始出现清军的第二突击梯队。龙旗猎猎，踏尸而前，重演上一队的悲惨命运。日军则一边在正面不断作火力倾泻，一面从侧翼反包围清军。这样，清军就会陷入日军的交叉火力打击中，后路的被切断则带来心理上的失衡。于是乎，全军崩溃。
注意，是崩溃，不是失败。由于参谋业务生疏，后勤体系原始，举凡撤退路线、沿途补给、预设阵地、交替掩护……无一具备，一如他们进攻中各部队、各兵种间的不讲战术、缺乏配合。所以清军一打就败，一败就溃，一溃百里而难止。古人云：善胜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清军可谓一条也没占到。
尤其狼狈的还在于，这些溃兵在后撤途中，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只好诉诸一个“抢”字，抢到最后，竟然连设在凤凰城的转运局也不能幸免。骡马被抢，“电局司事、报生俱逃散”，信息中断，前后不通，急得李鸿章指示宋庆，“现收集溃勇枪械为第一要事”（10月27日），同日并指示周馥，“沿途溃勇，分派员弁妥为收集”。
士兵如此，将军也好不到哪去。
如依克唐阿的把兄弟，即将踏上抗日前线的吉林将军长顺，就很有代表性。
长顺是一个怎样的军人呢？
有一帮自命为大清遗臣的学者编修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这样写道：“长顺耸干赪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如果单看这段史料，几乎可以直接放在《三国志·蜀书》卷六关张马黄赵传的后面，全无障碍。而放在19世纪末叶的军事史里，那就不免高度不合时宜了。
要知道，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的精英们就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骑士式个人英雄主义再加冷兵器格斗技巧，已不足以应付革命化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革命化再与工业化结合之后，传统的英雄日趋沦为毫无用武之处的古董之列。所以他们才在创建参谋本部的同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国民教育体系与军事训练机构。
固然，直到一战期间，德国军事当局仍在给他们的骑兵部队配发长矛。直到二战初期，波兰的骑兵依然勇敢地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大无畏的冲锋。可是，骑兵终于无法战胜坦克，德国军事当局也没有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为标准，来提拔他们的鲁登道夫与兴登堡。
于是，人们记住了清军的一溃千里，与扰民无度。而忘记了同样是这批人，也确实曾经“踏尸猛进”。如此一来，不给他们来个“贪生怕死”，“御敌不足，扰民有余”的盖棺定论，难道还给他们“赏穿黄马褂”，“赐巴图鲁勇号”不成？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免因而被掩盖，长期不能实际解决了。
失大连
鸭绿江防线的崩溃搅动了大清国高层的神经中枢，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东北祖陵，而大清国唯一可以为定远、镇远提供大修的基地——旅顺口已唱起了空城计。
旅顺海防经营多年，向有“东方直布罗陀”与“铁打的旅顺”之称，又有北洋水师助防，海上的正面进攻根本摧毁不了它。但是，来自陆地的背后攻击就很难说了。
前一轮的抽兵调将，已将旅大防区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外调，新补充的新募营又无战斗力。日军直逼鸭绿江，皇上反复询问的仍是京津地区是否安全。
李鸿章本欲留宋庆守旅顺，而以刘盛休守鸭绿江。但朝廷不批准，宋庆不仅要去守鸭绿江，而且还得了个“帮办北洋军务”的荣衔，实则是剥夺李鸿章的权限。李鸿章只好转而令提督姜桂题募桂字军四营，提督程允和募三营，提督卫汝成（卫汝贵之弟）募成字六营并所部马队营守旅顺。又令铭军分统赵怀业募怀字六营守大连湾。他还顶住皇上首先加强京畿防备的指示不顾，将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部五营由天津运赴大连湾协防。三日后，徐部安全抵达大连湾。又两日，李始向中央汇报徐部去向。可谓先斩后奏的典型。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大举进犯鸭绿江。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旅大的新兵们：“新勇既有营盘可驻，必宜加紧操练分合散整之法，除打靶外不准放枪。”李鸿章亦未想到，实际上就在同一天，在辽东半岛东侧、大连湾东北约200里、金州以东约280里处的一个小海湾：花园口，另一位日本陆军元老大山岩率领的日本第二军顺利登陆，与第一军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双头蛇攻势。旅顺顿时处于高危状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鸿章一面在精神上激励众将：“此系背水战，除同心合力战守外，别无他法。”“切勿存不能久守之见，致误大事。”一面指示：“来路要口分设地雷，挖断经路、桥梁，多掘地沟埋伏，至要至要。”
连这种战术细节也要靠李鸿章亲自发电强调。这批新募营的战斗力之差令人瞠目。
经过14天川流不息的转运，日本在花园口的登陆终于顺利结束，其间未遭遇任何抵抗。日军的第一个目标是金州。因为“金州城为辽东半岛的雄镇，东负大和尚山之险，南有大连湾炮台之备，实至旅顺口的第一要地，克其地即大连可破……此乃第二军的第一着手，关系胜负很大。”
于是，万余日军携12门山炮，24门野跑直扑金州。而金州守城的只有连顺部500人（其中300人为新募）。另在百里之外的貔子窝有马队80人。稍后又有徐邦道部五营赶来，于城东北石门子一带布防。鉴于兵力稀少，徐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又增募了一营新兵。纵然如此守军亦仅3080人。炮兵为17门克虏伯山炮。
日军本拟于11月3日攻击金州，但由于情报不详，遂又推迟两日，待军情侦探详实，始于11月5日上午，大举进攻。这一战，日军在兵力与火力上均占有绝对优势。但徐邦道率部于城外的石门子与日军乃木希典部血战三小时，阵地屹立不动。日军只好暂停攻击，重新侦察地形，厚集兵力，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次日晨，日军大举进攻，集中火力猛攻徐邦道部的同时，更向仅有一营人守备的金州西北防线迂回攻击。上午十时许，金州城失守，连顺本人亦受重伤。徐邦道部于外围徘徊至深夜，终于意识到：援军是不会来了。遂痛苦地烧掉文件，撤向旅顺方向。日军则马不停蹄的杀向大连。而直到此时，从紫禁城到前线，清军还没弄清楚这股日军究竟是在何处登陆后打到金州的。
更可叹的是，太后、皇上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东北的祖陵与京师的安危。大连与旅顺已经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可李鸿章却不能不关注。
李鸿章的本意是守大连湾。因为“大连湾为旅顺紧要后路，互相犄角，湾防不守，则旅防可危。”而要守大连湾又必守南关岭。因为只要能守住此地，旅大皆有保障，反之“舍南关岭不守，过此恐不能守。”
天津城中，李鸿章看起了作战地图。“阅地图，南关岭约十里，中有小山，似非一营能扼，既无土台，更难制敌，若令卫镇五营驻扎，又嫌距旅太远，接应不上。日多大队，又喜包抄，务与姜、卫妥筹办理。”
这里的姜指毅军分统姜桂题、卫指卫汝贵的弟弟盛军统领卫汝成。都是负责旅顺城防的将领。
结果，诸将议来议去，也议不出个头绪，而日军却已海陆并进，直奔大连湾。
如果清军兵力雄厚，自当迅速调集机动部队驰援大连。可旅大地区的守军恰恰是兵力极其薄弱，守备还嫌不足，何谈机动兵力？李鸿章当然可以孤注一掷，集中兵力增援大连。但万一日军虚晃一枪，再来个二次登陆，明攻大连，暗取旅顺，清军又该怎么办呢？
李鸿章不敢冒险。不敢冒险就要弃子。弃谁？当然是弃价值相对较小的一个。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确：“吾意宁失湾，断不失旅”。大连湾失了，固然惨痛。
可旅顺口丢了，北洋水师也就没有了总后勤基地，而且京师门户洞开。那可不免全局震动了。
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大连会丢得那样快，那样丢脸。
大连湾海防工程创建于光绪十四年，竣工于光绪十九年，“经营布置，凡历六载，最称坚固”，“式最新，炮亦最利”。至开战时，海岸、行营二式炮共配置110余尊，储弹246万数千发。自上海运来的行营快炮尚未启封。另配置自制步枪及德制步枪共600余杆，储弹3381万数千发，其他马匹行帐，各式军储，均蓄积甚丰。海上有水雷，陆上有旱雷，皆由电力控制击发。加之港口水情复杂，日人不知虚实，纵攻下大连，如无水图，亦不敢由海上放胆深入。如有得力陆军防守，日军实难攻克。就算攻克，彻底破坏，广泛布雷后，日军也难以使用。但遗憾的是，援军无着落，守大连湾的新募营却已先乱。守将赵怀业却在忙着将家眷老少、金银细软转运烟台。同时被运去的还有大连的军粮。它们将在那里被变成银元，塞入某些人的腰包。而武备的转移却成了次要工作，港口的破坏也无人问津。于是一切同时资敌。
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恶战在即，陆军没有独立夺取大连湾炮台群的信心，特地邀请联合舰队协同作战，寄希望于海军的舰炮能够压制住中国的克虏伯炮群。可是，日本陆军很快发现要做的只是武装接受。据一名日军记者记载：
时天尚未亮，众人乘暗屏息，攻到山麓立即向山上炮台进攻，如果现在敌军的巨炮在脚下轰响，身躯将立即化为粉。各自分外小心，逐渐逼近垒壁，阖然无有人声，巨炮空向天空，犹如蛟龙睡着了一般。于是破大栅门，打开铁门侵入，搜检炮台及兵营，敌人已踪影皆无，只有步枪及其军械散乱在各处。木然自失良久，于是我军不放一枪，兵不血刃，先攻陷和尚岛炮台，其他各炮台也被我军全部占领。
上去之后这才到了有大炮的地方，配备有炮口为21厘米35口径炮两门，其两侧有15厘米35口径的克虏伯炮两门，其巨炮为能回转368度的机械，就是说有一个人操纵方向盘使之回转，前后左右转动炮可随心所欲。炮口之下有口径七八寸、直径一尺五六寸的炮弹及弹药累累堆积如山，火药有德国制和天津机器局制造的合计有6万公斤之多。清兵在这天早晨，往大炮里填药以后原封末动就逃了。现在炮膛里的炮弹尾栓根本没动，只是装填进去而已，从而其狼狈相可想而知。只是零件一件也没有，只把照尺弯下来，炮身一点伤痕也没有就此扔下逃去。管区内还挖了许多交通沟，处处都设有暂存库、耳库、零件库、药库，各库内普通榴弹以及钢铁榴弹并排排列，不知有几百。交通沟用白灰三合土铺设，其中间铺有铁轨，用来搬运21厘米炮弹到炮前……清军在湾内布雷105个，长达45海里，一海里的布雷费大约250英磅，其所费用委实不少。
“这样无比坚固的炮台，又有精锐的火炮，敌军却没有用之进行任何强硬防御就逃跑了，其怯懦情形，实在惊人。”“我军曾准备付出数百人的生命，不料我军连一名轻伤也没有，只打了一二发炮弹就把它占领了。”
更糟的是，清军撤退时未破坏码头及各项设施，甚至连水文图也未销毁。日军占领和尚岛炮台之际，工兵一连长中岛久敬带着军曹吉田稳进入水雷营，找到了一本“看来是敌将所保管的最为秘密又极其精密的实测地图”，在这本地图里，“详细地标明了大连湾附近的地势，湾内沉没的水雷及其位置基点等。此图立即由军司令部转交海军，海军以此弄清水雷的基点，切断其导火线，以断绝爆炸之路。又用几十艘小船搜索海底，得以排除全部水雷。”大连湾也就成了日军的重要后勤枢纽。这件事的恶劣影响，大大超过了大连湾失守本身。
在大连，日军更看到了东亚第一流的铸铁栈桥码头。西方人将这个码头称为“李鸿章栈桥”。现在日军士兵就站在上面，得意地踏着脚，声声高呼：打倒李鸿章！打倒李鸿章！
丢旅顺
自大连湾失守，旅顺口就乱了套。龚照玙与众将不按李鸿章的指示抢占南关岭，却忙着将粮草饷银向烟台转移。新募兵们虽然军事技术不佳，但脑袋并不笨，顿感绝望。士气大坏中，徐邦道进了旅顺城，日本人占了南关岭。
而旅顺至今尚未建立统一的指标系统，各将互不相服，眼见平壤的悲剧又要重演。李鸿章遂于金州失守后一日，在征得广东提督唐仁廉本人的同意后，拟调唐仁廉出任旅顺口守军总统。因为旅顺守将多为唐旧交，便于指挥。不料唐仁廉未到旅顺，旅顺已失守。
李鸿章又想从南洋酌调四艘军舰北上助战，不料一贯高调主战张之洞竟坦言，南洋兵舰船朽人庸，不能出洋。“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若出洋后故意凿沉军舰，或制造假事故搁浅，“皆难预料”。但南北洋终究是兄弟之谊，所以张慷慨地表示，他可以腾出四艘空舰，由北洋派四名管带带兵南下接受，自驾北上，“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
在李看来，这简直就是耍赖。让北洋派人接收：（一）北洋何来多余管带与水勇；（二）缓不济急，只怕接收团未到南洋，日本人已在旅顺口过新年了。
火烧眉毛，大清国的君臣们又开始想起买军舰。可惜为时已晚。户部和海军衙门应拨的购船款200万两迟迟未能落实。到了10月下旬，户部拨款仅有63.9万两，海军衙门到年底才共拨银8万两。即使这200万两银款拨齐，也无多大作用，因为国际军火商一见中日开战，纷纷涨价。原来能买四五艘军舰的钱，现在一艘也买不来。何况大清国连原来买一两艘的钱也筹不出呢？最后的希望在于，智利决定抛售七艘巡洋舰，其中速度最快者可达22.5节。但是，谈何容易！钱在哪还不知道，日本人却已经开始百般阻挠。
如此拖延到阳历11月初，在李鸿章的一再呼吁下，光绪终于同意将刘盛休部铭军由宋庆的辽东战场转调李鸿章的天津防区。李鸿章当然不会让铭军来天津，他要铭军去守旅大，因为该军本来就是那里的守备部队。每年演习地形熟悉，更兼铭军向称淮军劲旅，正可谓“好钢用在刀刃上。”但李鸿章很快就震惊发现，铭军早已不复当年神勇。李鸿章命他们火速驰援金州，结果行军像散步，金州失守四日，他们才到复州。到了复州又停了下来，稍显不好意思的告诉李鸿章：早在鸭绿江之战后的溃逃途中，士兵们的枪弹便已大多遗失，现在根本无法作战。
惊怒交织之下，李鸿章也只有急电周馥，命他“务速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雇车亦可，勿迟误！”
至于另一支增援金州的部队，李鸿章早在10月初就电请调拔的晋军提督程之伟部，则由于“出山海关由锦州至金州”，路途遥远，至今未能抵达。程之伟军行至半途从溃勇口中得知金州失守，遂下令撤退，这一退就是90里。
与此同时，北京城内，君臣民众正为老太后的六十大寿忙得不亦乐乎。只有天津城中的李鸿章还在手握放大镜，一次又一次地扫视那一张张军事地图。
李鸿章转而又想从山东调军增援旅顺。可是，北洋水师还在维修，没有制海权，没有护航军舰，谁敢从山东跨海调兵？如果走陆路，就必须从山东经河北出山海关去辽东半岛，走一个巨大的弧线。在这个弧线上，除了天津到山海关一段有铁路外，其余地段只能徒步行军。只怕又是个缓不济急。
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援军却一支未到。
数日后，程、刘二部终于在复州会师，但会师的结果却并非进攻，而是程、刘二人的密议：下一步撤往何处？
消息传出，差点没把李鸿章气昏。于是乎，又一道急电破空而出：“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宋帅（宋庆——笔者注）不日可到，望速整军令，严赏罚，鼓励士气。如屡退缩，国法难逃！”
可是宋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既要守辽东，又要反攻金州，他总算明白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但金州太重要了。打赢打不赢，都要反攻。宋庆七拼八凑了8000人的部队，于11月20日拉开了反攻的序幕。他的计划是：两翼包抄，先扫外围，再攻城池。
20日一天的激战，清军扫清了外围据点。次日，开始攻城。日军守备队力量薄弱，已开始撤退。但乃木希典亲率援军（一个步兵联队，半个新兵小队，一个炮兵中队）赶到。日军的炮兵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清军被迫撤退。这一撤，清军就永远失去了夺回金州的机会。但就算这一仗清军攻克了金州，意义也已不大。因为旅顺口已经失守！
11月13日，大山岩以破釜沉舟之势正式发布了对旅顺口的攻击令。日军每兵自带三日口粮。“师团及混成旅团至出发第二天止，由兵站部发给粮秣，以后至旅顺口夺占前”，自行解决给养问题。
此时旅顺的守军，算上金州与大连湾逃来的溃兵，共计33营14000人，人数倒是不少，可惜其中9000余人是新募兵；另外的5000人算老兵，但也没有经历多少战阵。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3000人。可就是这样一个拼盘式的14000人，居然分别隶属于7位统领，严重缺乏统一的指挥。
提督成群，却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混乱中大家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旅顺城中的龚照玙。
龚照玙，字鲁卿，李鸿章的又一个合肥老乡，因科举成绩不佳，只好一路捐至道台。再往上不好捐了，只好跟着李鸿章办洋务。反言之，如果他科举成绩好，就不会选择做洋务。如果他和李鸿章不是合肥老乡，恐怕他也不会选择追随李中堂。李鸿章无奈，乏人可用，也只有得用且用。因为在旅顺建港过程中，龚照玙出力不少，所以才得以接替刘含芳升任新一届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
这又是一个大清特色。所谓北洋前敌营务处其实就是后勤司令，船坞工程总办则相当于海军修理厂厂长。这两个职务无疑很重要，所以和平年代大家都称任此职者为“隐帅”，即不是统帅的统帅。可是，现在是战争年代，你再用和平时期老一套，让“隐帅”厂长带上一帮提督总兵，和日本人争城夺地，这不是开玩笑吗？
可在大清国，这样的玩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徐邦道主张先发制人，利用大连至旅顺之间的山地，尽最大可能拓展防御空间，逐级抵抗，争得一天是一天。但赵怀业却担心主力北上，日军乘虚两栖偷袭，所以主张作婴城之守。至于龚照玙则已六神无主。议而不决，宝贵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徐邦道遂不再争取友军的支持，而独自率领本部人马北上迎敌。
当徐邦道率军向前冲时，龚照玙却偷偷地从船厂后门搭上一艘鱼雷艇，溜了。他一口气就溜到了烟台，可是还未来得及上岸，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便已传来。原来，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和龚照玙是老交情。他派人告诉龚，山东界面的老大，那位全国闻知的“当代包青天”李秉衡，已下了密令，只要旅顺的逃将逃兵到了山东界面，一经发现，轻则槛送京师，重则就地处决。
龚照玙意识到登陆山东是没戏了。于是一声令下，转舵起航，一路直奔天津卫，厚颜无耻地直接去找李鸿章了。
且说李鸿章此时正为陆战失利茶饭不思，还要操心北洋水师的后路，发号施令，调兵遣将，真也叫焦头烂额。就在此时，居然在目力范围内，看到了本该在海的另一面组织抵抗的龚照玙，其吃惊程度可想而知。
“离旅顺一步即汝死所！”
在李鸿章的冲天怒火中，龚厂长魂飞魄散。一溜烟窜回到岸边，爬上鱼雷艇，一声令下，调舵起航，又一路回旅顺去了。
当龚照玙坐着他的鱼雷艇，在渤海湾里横冲直撞的时候，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的旅顺，又发生了什么呢？
龚照玙一跑，群龙无首，有细软的抓紧收拾，准备走人；没细软的就想乘机操办些细软。
李鸿章经营旅顺多年，周边水旱雷密布，全由电线控制，遥控击发。可谓先进。结果呢？
负责旅顺与后路水旱雷营的学生兵们，此时正忙着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相继躲入市区避难。西岸旱雷队队长张启林逃跑前还拉上四个人把发电机毁了。一时间，秩序大乱。
第一批人，拆走了控制雷场的电箱。
第二批人，扯走了连接雷场的电线——既然电箱都没了，还留电线干什么？
仓库的保管员们就更不要说了。坐拥宝山，自然不客气。部分守军也不甘寂寞，一起参与了这起库存物资的瓜分事件。
一片混乱中，真正抵抗的，只有一个徐邦道。
按徐的本意是打一场有利地形下的伏击战，但日军前锋在日本骑兵之父秋山好古的率领下，推进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结果伏击战成了遭遇战。可接下来就该徐邦道让日军大吃一惊了。清军以罕有的高昂斗志，直冲日军。一番激战后，这场被称为“土城子伏击”的遭遇战，最终以日军死伤46人（步兵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小队长中万德次以下11人被击毙，骑兵大尉浅川敏靖、步兵中尉三谷仲之以下35人被击伤），狼狈撤退告终。
首战告捷，士气大振。打扫完战场，下一步就是转移阵地了。可徐邦道这一转不打紧，竟一口气又移回到了一锅粥的旅顺城内。何以徐总兵不学后来缅甸战场那位廖（耀湘）师长，也来个逐次抵抗呢？
除了后援不继，兵孤力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士兵们跑了半天，又打了半天，都饿了，该吃饭了。因为从金州撤退时太仓促，举凡帷幕、炊具、粮袋……丢的是一干二净，已失去野外自给的能力。当地老百姓也早跑了个一干二静。旅顺城内的守军又不来支援。现在，非回到旅顺城里，是难求这一饱了。
二十四日（21日）凌晨二时许，日军集中了15个步兵大队，30骑兵中队，4个工兵中队，14个炮兵中队（共计山、野、攻城炮78门），发起了对旅顺口的总攻。
混战中，龚大人又溜了。坐的还是鱼雷艇，路线还是横越渤海湾，不过艇中旅伴又多了一个卫汝成。
山东的地面还是不敢靠岸。结果只能在鱼雷艇上过夜。还是卫汝成大胆，装成船户上岸跑了，并从此之后再未浮出历史的水面。
龚照玙却不甘心就此终结余生。辗转反侧一夜，龚大人的想法又变了。似乎是出于对李秉衡派人上船抓人的担心，思来想去，龚照玙居然又硬着头皮转航去了天津卫。这一去的结果便是扣送京师，刑部议罪，斩监侯，秋后处决。
不过龚大人自有办法，其家人四处活动。居然就活动成了死缓。一缓就是六年，八国联军进京。龚大人龙脱浅滩，一路又回乡去了。
回头再看旅顺口。
在最后的激战中，徐邦道、姜桂题、张光前、程允和四统领，莫不发挥了超人的勇气，但血气之勇已无济于事。因为“踏尸而前”的日军同样不乏血气之勇，但日军的组织与战法优势，却不是清军一朝一夕所能具备的。此消彼长，优劣立判。
当二十四日的落日夕辉染红旅顺口，主要炮台已均落入日军手中。夜色苍茫中，残余清军夺路向金州方向逃走。日军则开始上演一幕“文明新戏”：旅顺大屠杀。
对日军而言，这又是一个出忽意料的胜利。诚如汉纳根所言，“旅顺口垂山峻岭，为天生险要之地，又有得机得势之炮台，若非敌人筑长围以困之，俾守口之华兵尽行饥饿而死，他人万无得肆觊觎之理。今查粮饷器械足支三年之用，日本其有此久围之力耶？”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站在白玉山上观看了发生在眼前的战斗。他对清军这么轻易的失去阵地大惑不解：“这些工事均设在陡峭的山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犯的军队在该处无法保持规则的队形，当他们奋力攀登这些险要的山坡时，将被能干的炮手们成千上万地撂倒。我怀着这种迷惑不解的心情，看到了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竟这样丢失了。”“前面的那条小溪中有许多满载难民的舰只和小筏子，而大多数难民是胆小如鼠的军队，他们在逃跑时扔掉了武器和军服。他们的无能和胆怯，使我对中国军队的未来具有很深的印象。”
但日军恰恰在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成功了。
11月24日，即日军攻占旅顺的第三天，日本天皇向第二军下达敕语：旅顺乃渤海之门户，敌国赖以为钥匙，今汝等一举拔之。朕深嘉赏其功劳。天气渐转寒，前途尚远。汝等宜自爱奋励。
这一次日本人的收获比大连更加丰厚。“旅顺半岛之二十余座炮台、兵营、船坞，以及各种兵器、器械，全部归我军所有。若问其价值，相当于六亿数万元。”另外，还在四天内屠杀了当地4000余居民（一说两万）——老人、幼童也未能幸免！
就在旅顺口失守的当天，中方收到了又一个坏消息。李鸿章想从智利购买的英制巡洋舰爱斯米拉达号，已被日本经厄瓜多尔转手买走！
岂料屋漏偏逢连阴雨。镇远号又出了事故。
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凌晨，从旅顺逃出的定、镇等六舰入威海北口，定远在首，镇远随后。因为连日风大浪高，又因定远分水力大，水道航标逸出安全航线，镇远未察，触礁受伤。光绪怀疑这次事故是“奸细勾通用计损坏”。事情一直闹到23日，才以丁汝昌的调查报告和李鸿章对林泰曾的力保而告终。但镇远的修复却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林泰曾内疚万分，于当晚自杀谢罪。可是来自北京方面的谕旨却更加令人心寒。相对于镇远的损毁情报，光绪更关心林泰曾究竟是不是汉奸！
十月二十八日，从上海调来的六名洋匠（外国技师）终于到了威海卫。在他们一个多月的努力下，总算使镇远勉强又可开动、开火了。但由于缺少旅顺口那样的修理船坞，水下部分很难施工。结果有三处共30英尺长的擦伤最后还是无法解决。只有临时在机舱中加木撑，凑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镇远只能以8节以内的航速在近海行驶。曾经威震东洋的镇远，就这样成了近海浮动炮台。丁汝昌的郁闷可想而知。
岂料还有更郁闷的事情。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光绪连发上谕，要追查海军贻误战机的责任，以“怯懦无能，罪不可免”的理由，要将丁汝昌解送京师，“交刑部治罪”。虽经李鸿章一再努力，无奈皇上这次是坚持要拿丁汝昌开刀。李鸿章只好奉旨另觅接班人，最后决定以刘步蟾暂时代理提督一职。倒是多亏了包括刘步蟾在内的海军众将力保。光绪才做出了一个新的让步，允许丁汝昌在“经手事件完竣”后，再押解赴京。这就等于是默许丁汝昌继续指挥。
丁汝昌的际遇与心情同时落入冰点。一个月后，日军再次施展其两栖登陆、外线包抄的拿手好戏，大举登陆山东半岛的荣成湾。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难逃凄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