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得到全国普遍响应。年初，云南都督府成立，唐继尧任都督，组成护国军总司令部，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二军司令，蔡锷率兵入四川讨袁。袁世凯则电令各路军队分路阻击护国军，但不见成效。不久，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被迫宣布独立。为统一各省反袁力量，在梁启超大力奔走下，云贵两广四省又组织军务院于肇庆，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孙中山也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冯国璋、段祺瑞等对袁世凯日渐不满，纷纷表示反对帝制。在众叛亲离的现实面前，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4月申令恢复内阁制；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后选冯国璋为副总统，改各省军务长官为督军，民政长官为省长：孙中山发表恢复《临时约法》宣言，并致电黎元洪，黎元洪表示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公开走向分裂，形成两大派系：一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日本扶持下把持着北京政府，控制了东南部地区；一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在英美支持下占据长江流域。此外，还有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支持下占据东北地区；以阎锡山为首的军阀占据山西地区：以张勋为首的军阀占据徐州一带等。除北洋军阀外，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也处于西南军阀的统治之下，附属于亲英美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中国社会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本年，天津人民集会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为租界；天津法租界华工工团示威游行；上海江南造船厂全体工人千余人罢工；《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袁世凯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乃一历史悬案。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他从1912年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疯狂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镇压革命势力，解散国会，毁弃《临时约法》，一步步集中权力，便都是为复辟帝制做准备的。特别是1914年颁布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和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了有皇帝权力的总统制，更可视为洪宪帝制的前奏曲。为了实现早日黄袍加身的美梦，从1915年起，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当年8月3日，他的美籍法律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宣称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23日，杨度等6人组成筹安会，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大肆鼓吹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激起舆论愤慨。有著文抨击者，有致函袁政府询问者，有呈请取消者，亦有申请成立反对团体与之对抗者，但袁氏均不加理睬，唯对筹安会会所和杨度等6人私宅均派军警荷枪守卫。于是，袁世凯称帝之心便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此后，复辟帝制活动便公开进行，筹安会四出活动，积极策动湖南、吉林、奉天（辽宁）、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同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打算讨论出结果（即赞成君主立宪制）后，即向参政院发起改变国体的请愿。筹安会的呼风唤雨，还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站在筹安会“六君子”背后参与策动帝制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大批北洋军阀封疆大吏和政府要员。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8月24日，上将军段芝贵及袁乃宽等在石驸马大街袁宅召开秘密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军警督察长马龙标、察哈尔督统张怀芝、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44人，都是北洋系军警要人。段芝贵在会上介绍了古德诺和杨度等人的主张，公然提出要军警界一致赞成改行君主国体。在段芝贵带动下，全体当场一致赞成君主国体。会后，中央军事机关及将校级以上军警官员、海军舰长等数百名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制。与此同时，段芝贵又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策动他们一致拥护。奉天将军张作霖第一个直接密呈袁世凯，要求“速定国体，以安大局”，表示如各省有敢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钺加身，亦不稍有顾怯也”。至9月2日已有广东、湖北、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南、浙江、江西、云南、安徽、山东、吉林、黑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福建、贵州等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巡按使19人回电表示赞成。段芝贵即据此领衔缮写密呈，面呈袁世凯，谓“合词恳请元首改君主国体，以固国本，而救危亡”，此即盛传一时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参与策动帝制的政府要员有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参政院参政张镇芳、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其中梁士诒为最活跃，他依仗交通系雄厚的财力，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改变国体的请愿活动。
由于筹安会的鼓噪，北洋疆吏的密电策动，政府要员的幕后奔走，帝制运动的发展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附“君宪救国”之说，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筹安会组织的国体“讨论”。速度之快，使“讨论”来不及从容进行，于是取消“讨论”，改采投票决定国体；后来投票也来不及，又改为直接组织请愿。很快，在京各省文武官员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国体。紧接着，北京出现了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些“请愿团”纷纷使用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的“请愿书”，一致恭请参政院“早定君主立宪”、“复尊君亲上之本”，掀起了改变国体的请愿风潮。9月1日，参政院开始审查各方呈进的“请愿书”。6日，开始“讨论”国体问题，准备一鼓作气，将变共和为君宪国体作成参政院的决议，让袁世凯速登皇帝宝座。但是袁氏突然于此日派其代表、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发布宣言：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之责，认为改变国体“不合时宜”。但又说“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语意含混，自相矛盾，在当时一度使人迷惑不解。但参与帝制密谋的袁氏党徒深知其意：一是客观情势需将帝制运动再放慢一点；二是暗示改行国体需通过“民意”。
当时的客观情势，一是指北洋派内部及政府要员中有人反对改行帝制，未能步调一致；二是指列强态度上不明朗。仍需稍假时日，做好这两方面的协调工作。北洋派内部，各省军阀从保住地盘、巩固既得利益出发，大多阿附袁世凯，积极劝进。而一些北洋派头面人物，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从维护北洋派统治的长远利益着眼，从反对建立袁家王朝、避免对袁氏父子称臣出发，颇不以帝制为然。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虽不公然反对，但拒绝劝进；段祺瑞则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以致被袁免去陆军总长职务。江苏都督冯国璋曾于当年6月与梁启超一起进京探询袁世凯有无称帝打算，袁对他说了一番堂而皇之的漂亮言词后，一口否认有称帝野心。两个月后，筹安会成立，帝制活动公开进行，使冯感到寒心，以为袁已不把他当作“自家人”。因此，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又与驻徐州的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络，希望采取一致态度。张勋一直图谋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反感。所以冯、张在接到段芝贵的密电后，均不肯列名“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反而致电政事堂，提出改国体事应由国务卿徐世昌“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官吏联名提请参政院公议，“以召公正”，并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直隶都督朱家宝和一向不满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广西将军陆荣廷、云南将军唐继尧均表示附和。贵州巡按龙建章更正面反对帝制，致电徐世昌，要求取消筹安会。在政府要员中，副总统黎元洪、财政总长周学熙主张总统世袭，反对君宪。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水利局长张謇等则以辞职抵制。在这些反对者中，袁世凯极看重北洋元老徐世昌，特派袁乃宽去劝说其参与劝进，此老不仅仍拒绝，而且辞职出京而去，袁氏只好由他。袁世凯最顾忌的是冯国璋等封疆大吏，采取了多种手法，争取他们转变态度：对龙建章施以压力，对朱家宝极力疏通，很快迫使二人转变了态度；对冯国璋、张勋，则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南下劝说，反复对冯、张强调北洋派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即使不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冯、张见帝制已是大势所趋，至9月下旬，终于转变了态度。北洋派表面上取得了一致。
袁视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为帝制成败的第一要素，所以取得列强支持，也是帝制派眼中第一等重要大事。德国早在两年前就表示中国应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与奥国一致表示支持中国改行帝制。美国采取不干涉态度。这样，袁政府的外交主要是乞求日本与英国的承认。他满以为承认“二十一条”后，日本支持帝制当不成问题。但日本野心极大，正欲以承认帝制为诱饵，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首相大隈重信、外相石井菊次郎等态度暖昧，不肯具体许诺。袁世凯指示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同日本人秘密接触，又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游说日本政府要人，并探询他们的态度。9月下旬，有贺长雄和陆宗舆均从东京带回信息，谓大隈重信表示，只要袁“诚意联日”，对中国改行帝制，“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障碍”。英国正忙于欧战，一时无暇东顾，英公使朱尔典担心改行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但当其得知日本大隈重信已表示支持帝制时，为与日本竞争，迅即改变态度。10月初，当面对袁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还进一步鼓动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Calhoun，WilliamJames）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Rockhill，WilliamWoodviUe）亦屡言之。”
9月下旬至10月初，北洋派内部协调一致和争取列强支持两项重大举措均已取得进展，改行帝制之内、外阻力业已排除，帝制步伐随之加快。梁士诒、张镇芳等秉承袁世凯9月6日宣言中“尊重民意”的暗示，收买各请愿团，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云霈为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征求民意办法。袁世凯遂于25日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但是，按照袁记约法规定的国民会议，召集起来，手续纷繁，颇费时日，因此全国请愿联合会又第三次呈上请愿书，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须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国基”，即推翻召开国民会议成案，改为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梁士诒是参政院参政，即促成参政院加速制定并于10月2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6日，正式议决“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为了迅速，即命各地地方官主持国民代表的“选举”，选出代表后，即在当地举行国体投票，推戴皇帝。所谓“选举”，其实就是袁政府直接密电命令各地方官“暗中物色”绝对顺从袁氏旨意之人，再经“事先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各地方官秉承旨意，以金钱贿买或军警弹压等卑劣手段操纵选举和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其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自10月25日开始选举代表，同时进行国体投票，到11月20日，全国各省“选举”及“投票”均已告竣。各省选出的“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无一票反对，无一票弃权。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各省推戴书一字不差地写着45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是袁世凯强奸民意的杰作——此45字乃10月23日朱启钤等10人向各省发出的密电中拟定的，同时命令各省对“此45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12月11日，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恭上推戴书，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速登“大宝”。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还，申令“另行推戴”。还电令尊重民意说：“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这是说他同意推翻民国了，然而又故作谦词，说“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而自己居政以来“上无稗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今若骤脐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况且民国建立以后，自己“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故“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此番谦词，实质上是要党徒们一为他歌功颂德，盛赞其丰功伟绩，使其既“脐大位”，而又“于道德无惭”；二能找一个说词，为他洗刷“背弃共和”之罪名。党徒们心领神会，仅15分钟即拟就了26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歌颂袁有“经武”（编练新建陆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六大功勋。又说：“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曾宣誓效忠共和，“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随国体而变迁”。而今日国体既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把改变国体的罪责推在“国民”头上。总之，袁世凯“功崇德茂”，“迈越百王”，所以兹登大宝，“中国一人，责无旁贷”。袁世凯以为经过请愿、选举、推戴这三大步骤，再加上第二次推戴书把他的罪恶一笔勾销，自可掩尽天下人耳目，12日即申令承认帝制，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2月1日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登极大典的预算高达590余万元。又下令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发行刻有龙图案和袁世凯头像的纪念金币；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及选拔宫女等皇家事务，也加紧举办，只待择吉日正式加冕登极了。
袁氏独裁卖国以及悍然称帝的罪行，早已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生从1914年5月至1916年5月，先后三次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尖锐抨击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制和“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种种罪行；又领导中华革命党先后发动40余次反袁起义；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也积极联络各方人士，策动反袁。原来一些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人也看清了袁氏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野心。1915年8月，筹安会刚一成立，梁启超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氏陷人全国一片声讨之中。当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的熊熊烈火在南方燃起。在全国反对复辟帝制的高潮中，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内部日趋分崩离析，副总统黎元洪公开反对帝制，辞去一切职务，拒绝武义亲王之封。袁的两员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和北洋元老徐世昌均对袁离心离德，对帝制运动作消极抵制；1916年5月，袁世凯最亲信的心腹党羽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独立，对袁的打击甚大。原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英等帝国主义也改变了态度，于1915年10月和12月先后两次“劝告”袁停止帝制活动。1916年1月，日本拒绝接待袁政府派出的以祝贺日本天皇加冕为名乞求日本支持的特使周自齐。袁世凯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23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民国。洪宪帝制仅历83天即宣告失败，6月6日，袁世凯忧惧病死。在袁死前，袁氏及其党徒导演洪宪帝制丑剧的全部50余件致各省密电被揭露出来，梁启超特作《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诋袁氏伪造民意大搞帝制自为的活动：“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白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这确是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丑剧最生动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