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彪炳寰宇、震烁古今的中华文明中，周秦汉唐文明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文明的精髓。其意义似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周秦汉唐文明是中国文明中具有集大成性或开创性的文明成就中国古文明，如果从进入阶级社会的夏代算起，止于清代，其发展大体可作如下划分：
从政治形态来看，古文明早期或可用“邦国文明”加以概括，而中期和晚期则可用“帝国文明”予以概括。“邦国文明”具体指万邦林立而拥有一个共主的邦联式政治形式，“帝国文明”则具体指以皇帝为最高首领的集权型大一统政治形式。夏商是邦国文明的开始与发展阶段，西周更加完善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这种文明推至顶峰，是其典范形态。春秋以后，邦国文明开始向帝国文明转变。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这一转变的最终完成。从此，古文明发展亦步入其中期。秦汉王朝确立、实施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是古文明中前期最主要的政治成就，也是该时期帝国文明的集中展现。自隋唐开始，古文明发展进入中后期。这时由秦汉开创的政治模式出现了重大调整，新的三省六部制应时而生。三省六部制较之旧的三公九卿制，“府官”职能大大增加，“宫官”色彩明显减退，从而更加适应日益繁忙的政务需要，也更加适合统治者加强集权政治的需要。惟此，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古文明晚期的最后阶段，当辛亥革命后，方被近代化的政府形式所取代。
通过以上的分析考察，很容易看到，对夏商周三代的邦国文明来说，西周的文明成就，明显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对秦汉以后的帝国文明来讲，秦汉、隋唐的文明成就，皆明显具有开创的性质。正由于周秦汉唐文明的集大成性和开创性，遂使之在中国古文明的史册上不能不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尽管以上仅仅是以政治为主进行考察，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所以由此并不难推见其他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明成就。用它作尺度去衡量社会文明，应该是准确而可信的。
二、周秦汉唐文明因周秦汉唐国力强盛而远播域外，影响最为巨大中国古代诸王朝中，周秦汉唐无疑是最重要的、最令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时代，特别是汉唐，今人每每用“重振汉唐雄风”而自勉自励，足见其在大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周人在灭商前是居于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臣属于商的一个方国。周武王时一举灭商，遂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封藩建卫，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共主、诸侯林立的邦国统一体。其疆域，东起海滨，西到甘肃，北达辽宁，南到长江以南，较之以今河南中部为中心，“邦畿千里”的殷代，扩大了很多。而它的文化影响，较其“政治力量所及更为广大”。这种情形，是旷古以来未曾有的。就世界范围来看，当时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大国均走向衰落，印度和希腊的奴隶制国家正在形成，惟有东方的西周处在一种集大成性的发展时期，无论其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水平，都居于最先进的行列。
秦人是源于东方而兴于西方的部族。春秋初始封为诸侯，经五百余年的努力奋斗，其势力由西向东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揭开了中国古史的新纪元。帝国的疆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较之西周要大得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早在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后，秦的声名就随着戎、狄的流动，向西方传播，“秦”遂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如古波斯弗瓦丁神赞美诗称中国为“赛尼”；古代希伯来人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称中国为“希尼国”等。“赛尼”“希尼”均为“秦”的音译，有些中文译本的《旧约》就径直把“希尼”译为“秦”，即很好的证明。秦帝国建立后，其一系列超乎寻常的举措，如北伐匈奴，筑万里长城，南平百越，烧造兵马俑等等，更使得秦的声威远扬。这样，由“赛尼”“希尼”等秦的音译演变而来的“支那”（China）一词，便成为国外对中国的普遍性称谓。揆其缘由，皆秦之音译也。仅此例即不难看出秦文明的巨大世界性影响。
汉是继秦之后的大帝国。汉沿用秦的政治模式立国，可以说是秦的继续和发展，历史上秦因短祚而未能发挥的作用，经由汉而充分发挥出来了。尤其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空前扩大了帝国的版图，使之东到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到呼和浩特一线，西到巴尔喀什湖及锡尔河上游一带，南到海南岛与越南北部，发展和巩固了汉国家的大一统。随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揭开了新的篇章。汉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均建立了联系，彼此使者往来，商贾贸易，“相望于道”。汉的丝绸、铁器、生产技术、文化典籍等，传往域外，而国外的物产、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也传入汉帝国。与此同时，汉的声威亦远播到比秦更远的地方。当时世界上与汉并存的大国有贵霜帝国、安息王国和罗马帝国。相比之下，汉帝国在政治制度、科学文化等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国外有人曾对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行政效率做比较，经过细致的量化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汉帝国的行政效率高于罗马帝国。正因为汉代国力的强盛，故其历史影响空前。例如汉族之称，即因汉帝国而得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再如汉语、汉字等等，亦无不如此。甚至英雄人物，也以“好汉”相称。这些实例，充分显示了汉文明影响之深远。
在中国古史中，唐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唐帝国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封建盛世。唐太宗以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身份治理天下，体现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相处与友好亲善。武则天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竟登基做了女皇帝，表明了帝国的开放气度与博大胸怀。唐的疆域，东曾至朝鲜半岛南端（熊津都督府），东北曾至萨哈林岛（黑水都督府），以及外兴安岭以远（室韦都督府），西曾至咸海西岸一线，最西至扎博勒（波斯都督府），北曾至贝加尔湖以远勒拿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余吾州、坚昆都督府），南至越南北部（安南都护府），远远超出汉之版图。繁荣强盛的唐帝国在当时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望，与之通使交好的主要国家就多达七十余个，地区涉及亚、非、欧三大洲。是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的黑夜”（恩格斯语），与唐并存的大国一是以巴尔干及西亚为主要领土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二是南亚的拉什特拉库特王朝，三是曾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三国中以阿拉伯最强，但其基础很不巩固，从8世纪至9世纪，许多领土先后分裂出去。惟有唐帝国，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居世界的前列，是当时一颗璀璨无比的明星。唐与各国的交往中，固然吸收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但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明显要更突出一些。譬如造纸术，就是由唐传入阿拉伯，再传入西方，从而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事实上，在当时世界上唐帝国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中心。它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清晰看到，如世界上的华人居住区被称为“唐人街”或“唐城”，便是极好的例证。
三、周秦汉唐文明最能集中体现中国古文明的诸多特色周秦汉唐都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影响巨大的著名王朝，中国古文明的基本特点，在周秦汉唐文明中得到最集中也最典型的体现。
如前所述，周文明集夏商以来邦国文明之大成。孔夫子讲：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文明是相互联系而持续发展的，中国古文明连续性特点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夏立国不久，即发生太康“失国”，商代“不常厥邑”，多次迁都，这些都表明当时邦联式国家的不稳定性。西周国家，则是按宗法原则由周天子分封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统属关系明确、较夏商高一级的邦联式统一体。受封的诸侯，大多是同姓子弟，也有一些异姓，其或为周人亲戚，或为功臣及归附周的邦国首领。他们对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义务，还要随时听从调遣，率军参战。这样的统一性，虽非高度集权型的，但却是周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早期古文明特色的集中展现。
秦汉作为帝国文明的开端，其标志就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创立。这个功劳自然首先要记在秦始皇的账上。不过，这种大一统国家的完善，特别是大一统理论的确立，是汉武帝时期才完成的。当时应贤良对策的董仲舒向武帝建议：“今师异道，人异伦，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结果建议被采纳，于是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这样，汉帝国不仅实现了疆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一统，而且也实现了人民思想的大一统。可见中国古文明的大一统特色的形成，秦汉时期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秦汉文明所体现出的大一统特色，自然也是最完整和最全面的了。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的大融合，为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汉文明或可视为民族融合的结晶，它先天便带有多元复合的特质。当然，这里面除了民族间的交汇外，也包括地区间的交流。如秦人“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秦始皇帝写放六国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似都显示出这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后，时人对这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式改造。大家知道，中国最初的佛教被称为“黄老浮屠之祠”，这正如吕思勉所说：“佛教流传，依附黄老”。继而佛教则被彻底中国化：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或言“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原本是舶来品的佛教，乍看起来反倒成了道地的中国土产宗教。在此基础上，大量的中国化的佛教文明成果，陆续被创造出来。中国古文明创造于对外来文化不断吸收与兼容之中的特点，在此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唐文明的情况，更是如此。大家知道，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规模空前，内涵深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不可比拟的。唐文明作为这次民族大融合结出的丰硕成果，其被打上的民族融合的烙印，较之秦汉要深刻得多，其所具有的多元复合特质，也较秦汉要明显得多。“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装”。甚至大唐皇帝的称号，也同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号“天可汗”连接起来，称作“皇帝天可汗”。这些都具体反映了唐文明中民族融合的内容，也说明了唐文明民族融合的特点。
唐时对外来文化的吸取与兼容亦进入一个新时期。高度发达的唐文明由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因素逐步汇集而成。以宗教为例来看，汉世外来宗教仅佛教一种，而唐代外来宗教，除佛教外，还有瞝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如此多的国外宗教的传入，势必使唐吸纳外来文化的范围更为宽广。如果再就唐文明吸收兼容外来文化的深度而论，显然也是以前各代不能相比的。例如汉代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吸纳，不过“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而已。当到了唐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佛教文化已被全社会广泛吸纳，甚至唐诗中也都常常闪耀着禅光佛影。像王维的《辛夷坞》，便是一首以禅宗的态度对待人生一切的典型之作。其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完全是“因花悟道，物我两忘”（赵朴初语）了。可见当时佛教文化已成为唐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上虽然只是以宗教为例来略作考察，但由“一斑”亦不难窥知“全豹”。总之，中国古文明的诸多特色，在唐文明中均得到了极致的体现与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