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解放初期，残存的土匪、恶霸和反革命分子到处骚扰作恶或组织武装叛乱，社会秩序混乱。仅从1949年10月到翌年5月，全省就发生土匪案493起，干部群众死伤76人，人民解放军遭袭击26次，指战员死伤170人。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宁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清匪镇反运动。运动中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从1950年7月到11月开展的大规模军事清剿中，全省共毙、伤、俘和争取投诚土匪1990余人，破获匪特案件209起，捕获土匪431人，其中包括盘踞贺兰山，先后打死干部、解放军及群众54人，打伤多人的惯匪郭拴子。
（一）
郭拴子，名永胜，平罗县二闸人。1907年出生，汉族，文盲。兄弟9人，家境贫寒。其父郭荣贵，清光绪年间生人，在全家5口人时，迁到阿拉善左旗呼鲁斯太煤矿，下井背煤，养家糊口。后来家境逐渐宽裕，养了几只羊，由郭拴子牧放。郭拴子年少时就生性蛮悍，经常打架斗殴，还欺负放羊的小伙伴。14岁时，他为蒙古人放牧牛羊骆驼，整天驰骋于草原和大漠，练就了一身马上功夫，也学会了一口蒙古话，还交了几个蒙古朋友。后随家迁到今惠农县燕子墩乡米家沙窝，家境逐渐富裕起来，有羊近百只，由郭拴子在王全沟、简泉子一带放牧、扎圈。1929年，马仲英打宁夏失败后，散兵沿贺兰山后撤，郭拴子乘机从散兵手里夺枪。在夺枪过程中，逐渐养成了他杀人不眨眼的残暴、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和一肚子的奸诈诡计，同时也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枪法。
当时，宁夏北部地区有不少打家劫舍的土匪，在简泉子以北贺兰山里活动的平罗县小兴墩子人周墩子，就是其中势力比较大的一股土匪。匪众有白四子、周三存、唐金子、张绪绪、张歧歧、梁凤惠等人，郭拴子在山上放羊也曾见过他们。1930年春季的一天，郭拴子的父亲郭荣贵因“羊捐”未按时交纳，被黄渠桥捐税所用铁链子拴住抓去。郭拴子得知后，立即叫上老二、老三，操起铁锹、锄头和大门闩（shuān），一阵风似的向黄渠桥赶去。在半路上，他们将捐税所的两个差人打倒在地，架着父亲赶回家去。后来因怕吃官司，又担心被抓去当兵，23岁的郭拴子便到贺兰山找周墩子入了伙。与郭拴子同时入伙的还有郭结识的蒙古人杨格娃。从此，郭拴子就当了土匪。1931年初，周墩子带领几个亲信夜宿北沟庄子（在今惠农西永固乡）一个陈姓女人家里，被守卫的白四子开枪打伤。据说白的表兄也是周墩子的同伙，因擅自行动被周枪毙，白要为其表兄报仇，故开枪打周。次日群众报官，受伤的周墩子被马鸿宾的士兵捕送宁夏省城发落。周墩子被捕后，众匪徒由其弟周三存和张绪绪领导。此时郭拴子就产生了控制这股土匪的念头。他和杨格娃暗中合计，利用土匪内部的矛盾和周三存、张绪绪头脑简单的弱点，拉拢匪众，制造事端。不久，郭拴子如愿以偿，当上了土匪头子。杨格娃又不时吹风说：“郭拴子是黑虎星下凡，又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将来必定有一番大作为，大家跟着他干，错不了。”一时间，匪徒们又大肆活动起来。
1931年秋冬之交，郭拴子带着一帮匪徒，抢劫了平罗县潮湖堡九泉子胡生华家，掠走白银千余两和大烟土等重要财物，并将胡生华当场枪杀。这一段时间，郭拴子一伙匪徒，昼伏夜出，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劫货，弄得百姓一夜数惊，人人不得安宁。郭拴子这股土匪经常活动在汝箕沟、大武口、王全沟等煤矿区一带，他们向拉煤的大车、驼队和煤矿窑主敲诈勒索，致使车、驼不敢上山拉煤，窑主不愿采煤，石嘴山、平罗和宁夏城等地居民生活和取暖用煤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贺兰山一带扎有很多羊圈，匪徒们要吃羊了就随便去羊圈或羊群里宰杀，还要抢夺羊皮和羊毛，牧羊人叫苦不迭。另外，匪徒们还经常抢劫运行在包头至宁夏公路上的运输车辆和驼队。他们事先在包头或磴口安置坐探，探知某日有运货车辆从包头开出或过磴口，就用电报告知安置在石嘴山的坐探，转告山中匪徒准备打劫。一次可以搞到很多钱，这是匪徒掠取的主要财源。
（二）
1933年初，马鸿逵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宁夏的土匪稍有敛迹，但不久又大肆活动起来，特别是郭拴子这股土匪闹得最厉害。孙马之战后，宁夏北部的土匪夺取了孙殿英零散部队的不少枪支和物资，很快壮大了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大闹起来。马鸿逵不能坐视不管了，他大叫道：“整整这几个毛毛土匪！”
马鸿逵把剿匪的任务交给平罗驻军旅长马宝琳。马宝琳派了一个姓拜的营长率兵进驻简泉子。一天，山头上的土匪哨兵发现约有1个连的队伍向山里开来，郭拴子便带了一个亲信隐蔽在靠近路旁的小山沟里。当这支队伍走进山沟时，郭拴子看到一个穿着军官服、戴着墨镜的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队伍的后面，他料定此人必定是这支队伍的头头，便举枪把他撂倒了，接着两枪又撂倒了两个穿军官服的。一时马军乱成一团，纷纷掉头向来路逃回。这就留下了一个“郭拴子三枪打败马鸿逵一个连”的传说。马军遭此打击后，对郭拴子不敢小瞧了。特别是军官们，在以后的出击中，个个提心吊胆，总害怕郭拴子把他当成活靶子。郭拴子也掌握了马军的这种畏惧心理，无论大战小战，都要组织几个好枪手，专打军官。郭拴子的另一招是把对方拖垮。因为他对贺兰山的地形非常熟悉，每次打仗，总是先把对方引诱到山后，猛打上一阵，当对方布置兵力准备进攻时，他又转到另一面打起来；或将对方诱进不能通行的山沟里，或引到悬崖绝壁前……使对方疲于奔命。每次出击，马军都有伤亡，但土匪一个也没有抓到，甚至连一点伤亡踪迹都没看到。这种损兵折将、毫无战果的剿匪，搞了1个多月，马鸿逵决定撤回部队，进行“招安”。
马鸿逵派人找到石嘴山绅士郑万福，郑万福找到惠农县知名人士李冲和，让他充当与郭拴子的联系人；李冲和又找到过去与周墩子合伙的帮会头目梁凤惠作自己的助手。郑万福还请平罗县武当庙的主持强和尚协助李冲和工作。因为郭拴子这伙土匪，多年来常到武当庙骚扰，要吃要喝。尤其是郭拴子本人隔三间五地还要在庙中留宿，故与强和尚相处甚好。强和尚动员全庙僧众，利用一切机会给郭拴子及其伙众带口信，劝他们“回头是岸”。梁凤惠则利用他的帮会与周墩子伙众的关系，进山找原来追随周墩子的张绪绪、张歧歧等骨干做郭拴子的工作。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总算是说通了郭拴子等土匪，答应接受“招安”。
1934年10月底，郑万福带着郭拴子来到宁夏省城去见马鸿逵。出于礼貌和对郭拴子安全的考虑，郑万福领着郭拴子先去拜见马福祥的遗孀马汝邺。郭拴子也很乖巧，见到马汝邺就趴在地上行大礼———磕头。马氏叫佣人“赶快把他扶起来”。郭站起来后，马氏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呦，你的两条腿长得真长啊！”郭说：“腿长跑得快。”马氏又说：“难怪主席总是抓不到你。”郑万福在旁接了一句：“他今天不是自己来了嘛！”马氏哈哈笑了一阵说：“你能来就好，我们一定很好地看待你的。有老参议（指郑万福）这个大靠山，你什么也不要害怕，快去见主席吧！”
郭拴子见到马鸿逵也行了磕头大礼，马鸿逵大声说：“阿扎！你能来，我就高兴极了，还行这么大礼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郭拴子起来以后，马鸿逵发誓说“：你能跟着我干，我若杀你，我就是个猪！”接着又说“：我有言在先，你愿意接受招安，我就任命你为上校团长。可是你只有六七百人，叫我怎么办？”郑万福接着说“：你就叫他当个营长吧。”郭拴子也接茬说：“就给我个营长吧！”马鸿逵随即命令参谋下达命令：将郭拴子所部编为1个营，由郭拴子任上校营长，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总司令部独立营”，驻宁夏省城东校场营房区，进行整训。
郭拴子将部众编成四连制的营，向省城开拔。当晚，他们宿营在省城北的八里桥。当时马鸿逵在八里桥驻有很多部队，从事建筑和训练。见面时，彼此都怒目而视。郭拴子的部众担心到省城后，难保不被他们干掉。同时又看到马鸿逵部队训练非常紧张，劳动很艰苦，心里有点受不了。再加上有人暗中鼓动，于是有一个连的120余人在午夜哗变，离开八里桥，沿贺兰山向北窜去。郭拴子一面派人尾随其后观察去向，一面向马鸿逵汇报。第二天，郭拴子带着余众进入省城，换上新装，领到武器，做进行整训的各种准备。郭拴子请准带领不足10人的小分队，前去捉拿哗变部众，并得到马鸿逵给予的“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当时哗变部众绝大部分已聚集于石嘴山附近黄河对岸的白云陶亥。因为哗变者认为白云陶亥是蒙古人的地方，马鸿逵不敢派兵来抓他们。他们哪里想到郭拴子只带了不足10人的小分队，一律便装，且不会引起蒙古人的注意。郭拴子到了白云陶亥后，并未动武，而是劝说他们仍旧回去，最后除几个带头鼓动逃走的人始终未露面外，其余的均表示愿意跟郭拴子回去。谁料在一个晚上，郭拴子把他们分批带到黄河边，先弄死，再割下头，把尸体投入河中。天亮以前，全部处理完毕。天麻麻亮，他们弄来一辆老牛车，装上人头，向石嘴山渡口走去。在途中，郭拴子指示部众说：“这些人头，你们挂在尾闸到平罗的公路旁，每隔三四公里挂上一个，告诫这一带的人，谁要再干土匪，我就这样处理他们。”
郭拴子回到省城后，向马鸿逵交了差，然后参加部队整训。各连连长由郭拴子自己指定，副连长及各排排长由马鸿逵教导团三期毕业的青年军官充任。马鸿逵认为，郭拴子及其伙众，土匪成性，散漫无章，必须严加管训，于是特别拟订了一套严格的内务规则和训练计划。无论官兵有事出营门，都要请假，士兵向连长请假，排长、连长向营长请假，营长的假必须由马鸿逵亲自批准，节假日也不例外。有病休息，必须由卫生所开出准假条。常规训练是一日三操两讲。三操是：早操———练跑步、练木马、练铁杠、打拳；上午操———练步伐、练队形、练枪支使用等；下午操———练野外活动、修筑掩体等。两讲是：上午讲内务规则、步兵操等；下午讲时事政治，或识字教育等。
郭拴子及其伙众一向散漫惯了，这样严格紧张的训练，他们哪里受得了，于是在1935年初冬，郭拴子利用全营野外活动之机，又集体叛变回到贺兰山里。马鸿逵闻讯后，立即请郑万福等人出面进行第二次“招安”。
这次招安进行得很顺利。郭拴子提出要委任他当贺兰山游击司令，驻扎在黄渠桥，负责平罗一带地方治安；人员除由郭挑选百余人外，其余的由马鸿逵调拨给其他部队；郭要自己掌握生杀大权，不需报批；粮饷、武器装备由马鸿逵供给，但行动不受马的制约；治安上发生问题唯郭是问。宁夏北部土匪有好几股，郭拴子第一次接受招安后，他原来活动的地区，基本上没什么匪情，但其他地区的土匪仍猖獗如故，马鸿逵大伤脑筋。现在看到郭拴子提出的条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为什么不按“要太平，贼捉贼”的古训去做呢？他决定采取“以匪治匪”的策略，不但认同了郭拴子提出的条件，而且作了如下的修改与补充：把负责平罗县治安改成负责贺（兰）、平（罗）、惠（农）三县治安；把“贺兰山游击司令”改成“贺平惠三县保安司令”，余均照准。
郭拴子接受马鸿逵的任命后，就开始了剪除其他土匪的行动。黄渠桥三、六、九逢集，每个集上郭拴子都要枪毙人，少则二三人，多则二三十人。郭拴子在残酷镇压各股土匪时，对原来跟随自己现在不愿跟的人，他认为是对他的背叛，都要一一抓来杀掉，即使跑到包头一带也难幸免。对于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不但要杀掉，而且刑罚极其残忍。早先跟随周墩子一起当土匪的张歧歧，与郭拴子有矛盾，俟机想干掉郭。一次在郭拴子打麻将时，枪杀郭拴子未遂，被郭派其亲信唐金子剐了上千刀，硬是活活剐死。
（三）
1949年7月，解放大军进军甘肃、宁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宁夏工委做郭拴子的工作，使其脱离马鸿逵，维持社会治安，迎接解放。
面对宁夏形势，郭拴子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抉择的问题。特别是他听说解放军快要进入宁夏，马鸿逵已坐飞机跑了，自己怎么办？有人劝他投降共产党，但他怕自己作恶多端，共产党不容他；他想把马鸿逵的残兵败将连同他们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凑它一二千人，跟共产党讨价还价；或者带着这批人上贺兰山，和共产党较量较量再说。正在郭拴子迟疑不决首鼠两端时，李冲和等地方进步人士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积极做郭拴子的工作，讲清形势，申明大义，劝郭弃暗投明。最后郭拴子接纳了李冲和等人的意见，决定投诚。1949年9月23日，宁夏省城和平解放。按照军管会的决定，郭拴子继续担任贺、平、惠三县保安大队长，驻黄渠桥，按照解放军编制进行改编，并派高力任党代表。郭部改编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就进入整训阶段。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0年春节前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美国出兵帮助国民党，用不了几天就全部收复大陆……同时地方上一些过去与郭拴子有关系的坏人，也与郭拴子勾勾搭搭，互通消息。反动的“一贯道”也蠢蠢欲动，散布谣言，兴风作浪。
郭拴子接受改编的初期，由于党代表高力工作得法，俩人又是平罗二闸的同乡，所以相处甚和谐。郭遇事都找高商量，郭有情绪，高能及时发现，善言相劝。后来高力调走，继任者是平罗洪广营人，工作方法简单，动不动就把“你们都是有罪恶的”这句话挂在嘴边，致使很多人有情绪，尤其是郭拴子抵触情绪更大。再加上郭拴子的老婆，过去吃香的喝辣的，披着金戴着银，多风光啊！现在的清苦生活使她也经常在郭拴子面前发脾气数落：“共产党根本就看不起你这个土匪头子大队长……”等等。郭的部下也经常在郭的面前说三道四。没过多久，当了20多年土匪的郭拴子觉得还是上贺兰山当土匪为好。1950年3月4日（农历正月十六日），这个血债累累、狡诈多疑的惯匪，终于又叛变了。这天早上，郭拴子欺骗部众说：“响应政府号召，我要把部队拉到燕子墩米家沙窝山边去开荒地。搞生产就要以田头为家，需要将家属送回去。”当天早晨，他就用一辆大马车将他的老婆、孩子和贵重东西送走。然后挑选了60多名青壮年，带足子弹和用水，全副武装地来到米家沙窝群沙中。郭拴子派亲信将机枪架在沙丘上，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大战一起，国民党部队就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就要很快被打败。宁夏的抵抗势力，已集中力量准备暴动。我们的底子薄，地位低，就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将来才能争得些好处。我和马鸿逵的六七万大军打过交道，结果还是不得不收编我。共产党在宁夏目前只有这点部队，没什么可怕的。况且贺兰山内的地形我很熟，哪里能打，哪里能藏，哪里能溜，我一清二楚。我又有跟马鸿逵打游击的经验，我郭某有本事对付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希望大家相信我，跟着我郭某干，绝对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将来都会闹个官当当。”然后又说：“愿意跟我上山的欢迎，不愿意走的，我郭某决不阻拦，放下枪可以回家。”可是谁敢回家呀！那不是找死吗？大家只能跟着郭拴子向贺兰山开去。再叛的第三天，匪徒进入固拉本煤矿区，这时匪徒已发展到90余人。郭拴子立即着手策划反革命组织及活动。首先将这股土匪队伍定名为“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部”，郭自封为司令，司令部下设3个队。郭拴子提出的活动目标是袭击地方政府机构和解放军小部队，夺取枪支、弹药、粮食和财物。3月7日晚，匪徒第二队袭击了平罗县崇岗区政府，将税务所洗劫一空。郭拴子亲自率领另一队匪徒抢劫了大武口光华瓷厂，杀害厂长、主任等3人，抢走大米20余石、人民币20余万元以及大量布匹等物资。同时，郭拴子又指示潜伏在贺兰、平罗和惠农等地的匪徒也大肆活动起来。以上地区数百名土匪为了配合郭拴子袭击黄渠桥区政府和驻军的行动，于4月16日晚，从四面八方向黄渠桥进发。这些土匪被解放军击溃后，大部分随郭拴子上了山，此时郭拴子匪徒已增至300余人。
郭拴子再叛后，黄渠桥军政领导研究决定，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清剿两手并举的方针，收服这股土匪。政治争取方面，召开匪众家属会，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匪众向政府投降；在黄渠桥召开万人大会，由省、县领导和民主人士在大会上讲话，希望郭拴子及其伙众，能够翻然悔悟，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怀抱，政府仍然既往不咎；以宁夏省政府名义给郭拴子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迷途知返，并保证，只要郭拴子回到人民怀抱，对这次错误行动，绝对既往不咎。军事清剿任务由驻黄渠桥的解放军十九兵团一九四师五八二团负责执行。该团受命后，为了摸清贺兰山内的地形状况和匪徒的活动情况，先派出1个营和1个侦察排，以连为单位分散驻扎在贺兰山东麓中段各地，形成半包围态势，进行战前各项准备。
人民政府的政治争取并没有感化郭拴子，他竟然将省政府给他的信连看都没看就撕成碎片，并且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4月24日，在大武口的侯家嘴，袭击上山打柴的解放军教导队的1个排，打死干部、战士5人，伤16人，抢去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步枪2支、子弹百余发；同月的某一天，40余名匪徒在王全沟袭击了解放军送给养的小部队，死伤干部、战士17人（死者中有副营长1人），抢去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匪徒还袭击了汝箕沟口税务所，抢去手枪1支、步枪5支；两次拦击解放军运输队，打死干部、战士各1人，伤1人，抢去步枪4支、子弹数百发、骡马70余匹。4月29日，一小股土匪下山绑架杀害了惠农县四区民政干部刘生元，又绑架了四区马家高庄乡乡长马彦清，并将他抛进黄渠淹死。5月14日，匪徒与坏人勾结，杀害了惠农县五区三乡乡长班希珍。在惠农县受害的还有五区的沈皮匠、周大欢、吕宝善、黄某、裴某和二区的刘巧烈及三区的任某、张某等8家。在抢劫中，匪徒还轮奸了1名少女、1名年轻妇女和1名老太婆，最后还把老太婆按倒在门槛上把头砍下来。在平罗县抢劫时，将藏在土墩里的老少7人活活烧死。在贺兰县和内蒙呼鲁斯太等地，匪徒们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50年6月10日，在蒙古特务分子胡生明的策划下，郭拴子率领匪众200余人，攻打阿左旗定远营。7月31日，在贺兰山苏峪口杀害了从银川赶回定远营的阿左旗的工委书记曹动之和1名通讯员。面对郭拴子一伙匪徒已疯狂到极点的形势，惠农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对郭拴子一伙匪徒进行军事清剿。1950年7月上旬，驻黄渠桥的解放军五八二团在侦察人员和向导的引导下，进入贺兰山中。同时驻平罗的解放军一九三师也派出部分兵力，进入贺兰山南部山区，进行配合作战，采取南北夹击的态势，使用张网捕鱼的战术，步步为营，步步逼近的办法进行围剿。从7月上旬开始，经套路沟、简泉子山等地几次围歼战，匪伙基本被冲垮。到7月上旬末，郭拴子带领残部和家眷败退到大小松山一带。五八二团尾追不舍。8月11日在松山一战，歼灭匪徒大部，一部分弃郭而逃，郭拴子只带了20余人和家眷，沿贺兰山西麓向北逃跑。刚逃到呼鲁斯太，还未站稳脚跟，五八二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追到。此时已成惊弓之鸟的郭拴子，只顾个人逃命，把家眷和全部财产都扔在呼鲁斯太，带着20几个亡命之徒突围，向南仓皇逃窜。
郭拴子突围向南又逃到松山以后，先前被打散的张绪绪（郭拴子的副司令）、谢占奎（郭拴子的第一旅旅长）等又纠集了一部分残匪前来会合，加上郭拴子的20余人，总计约50多人。解放军获悉后，又采取了合围战术，紧密包围，歼其大部，最后将几个匪首逼赶到小口子山背后松山里的黑渠窑山的西峰沟。那里的地形很隐蔽，解放军多次搜寻都未发现匪徒的踪迹。正在为难之际，巡逻队在汝箕沟口，遇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经盘查审讯，方说出他是郭拴子派到山下搞粮食的，由他领着解放军找到西峰沟的几个非常隐蔽的山洞。1950年9月20日到24日，解放军围剿部队先后将郭拴子、张绪绪、杨格娃、安禄等匪首活捉。
1950年11月9日，经过审理并报请最高法院批准，在银川城内东校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判处郭拴子、张绪绪、张恒玉、吴国昌、徐天放等5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惯匪死刑，当即执行枪决；杨格娃等33名匪徒，按罪恶轻重分别判处6个月到10年的有期徒刑。至此，扰害宁夏几十年的郭拴子匪徒彻底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