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伪军大举西犯，侵占了绥远省（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地区，并派出汉奸、蒙奸和回奸到阿拉善旗和宁夏省城一带活动。宁夏面临被日寇侵占的危险。如果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为坚定马鸿逵集团的抗日决心，推动宁夏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在宁夏的工作。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代表和周恩来副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宁夏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柴成霖先生的陪同下，到宁夏和马鸿逵商谈改善红军同马鸿逵军队的关系，谋求团结合作抗日，并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我被俘人员以及边界等有关问题。
张子华（1914年~1942年），原名王绪祥，宁夏中宁县恩和堡双庙（今恩和乡沙滩村）人。参加革命后化名张子华、王少髯、黄君、黄汉等。1930年到北平上学，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领导下做工运工作，并帮助家乡同学组织“宁夏留平学生会”，指导他们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聚集于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他受中共北方局组织派遣，持饶漱石函件，代表华北党组织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并动员宁夏同学王子瑞、潘钟林、苏印泉等人参加了同盟军。1934年转到天津继续做工运工作时被捕，因未暴露身份被保释，出狱后调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办事机构工作。10月，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委派，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的身份，赴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并促成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领导的陕北和陕甘两个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大联合。1935年初，调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任秘书，先后兼任过河北省委和鄂豫陕省委的“政治交通”。1936年，他担负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信使的重要任务，频繁往返于陕北瓦窑堡和南京之间，被称为“国共秘使”。在出色完成国共和谈秘使使命以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局长李克农）。“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以周恩来秘书和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协助工作。其间还帮助过一些宁夏籍进步青年投身于革命，并为营救被扣押在甘肃的红军西路军战士做了一些工作。另外，他和宁夏在西安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拜访了当时宁夏省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先生。1937年8月下旬奉命到宁夏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张子华这次到宁夏是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多次交涉，马鸿逵才同意就八路军所提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及释放红军被俘人员问题进行谈判而来到宁夏省城的。可是，张子华到省城已有好几天了，马鸿逵却迟迟不会见，有意拖延时间。张子华只好通过柴成霖多次与马交涉，马鸿逵才答应会见。会见是在马鸿逵的公馆里进行的，柴成霖作陪。因张子华的父亲王成绩是中宁首富，其三叔王含章是国民党派驻宁夏省党部的特派员，所以马鸿逵一开始便在寒暄中拉关系，套近乎，试探张子华的反应。他说：“你此次返回故里，阿扎（也作“阿咋”，河州土话发语词）甚为欢迎。阿扎我与你叔含章共事多年，平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论辈分，阿扎我还是你的长辈呢！阿扎与你们王氏家族是世交，你王家对宁夏事业之进步与发展是有贡献的。本主席今后还要仰仗王氏家族鼎力相助呢！”张子华对马鸿逵这一着早有预料，他表情严肃地说：“马主席，你把谈判的题目搞错了吧！我此次奉八路军总部之命来与你共商合作抗日大计，是谈国事，而不是道家常。”“对，对。阿扎国事为重，国事为重啊！”马鸿逵有点尴尬地说。
张子华向马鸿逵通报了1936年同（心）环（县）民团赵老五偷袭环县民主政府，将红军干部朱子休等7人抓至宁夏关押和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被俘的情况后说：“现在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已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些被关押的人士都是国家的良才，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正需要他们出来为抗日大业工作呢。”张子华所言事实确凿，马鸿逵无法抵赖，只得同意放人。“阿扎本主席遵照协议，很快放人。”马鸿逵一边说，一边示意柴成霖记下了被俘者的姓名。
张子华又向马鸿逵通报了傅作义将军领导绥远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胜利，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受到举国称赞，希望马效法傅将军。接着他又指出，日寇进犯宁夏迫在眉睫，已在阿拉善旗建立驯马场和准备修建飞机场，希望马鸿逵注意日寇动向，尽快开放民主，组织动员民众准备抗战。对日本势力逼近宁夏马鸿逵是深感不安的，但他只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张子华提出“：既然马主席一再表示愿意维持与我边区的边界安宁，愿意与我党修好，合作抗日，可否在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日后联系。”马鸿逵听后，急不可耐地说“：此事后议！此事后议！”并以“干系极大，本主席难以做主，须请示中央政府定夺”为由，不以应允。双方谈到这里，马鸿逵便向柴成霖示意会谈结束的时间已到。张子华也感到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便起身告辞。柴成霖派了一名副官送张子华回宾馆。张子华走后，马鸿逵向柴成霖交代，与八路军代表的会谈到此为止。在建立统一战线关系问题上，双方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效。
张子华在宁夏期间，虽然受到马鸿逵特务的监视，但是他利用各种关系在各界人士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会见了早年北平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璋和爱国人士雷启霖，分别与他们交换了对宁夏时局的看法，向他们介绍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鼓励他们多做一些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7年12月，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工委负责人李仰南等持张子华的信函，与袁金璋、雷启霖等人取得联系，袁金璋为李仰南等人找到职业掩护，得以开展工作。张子华还介绍王振刚（王茜）、王栋、孟长有、张致善等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因此他被人们称为“架起银川通往延安金桥的第一人”（按：语见《中宁县志·人物志》第 559页）。
与马鸿逵谈判结束后，张子华到王含章家中看望了婶娘和在宁夏中学读书的胞妹（王含章去了南京），然后到中宁看望了父母后回到西安。1938年1月，张子华调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政部任文化组主任。2月调回延安，4月改任抗大政治教员。
1939年9月，在审干运动中，有人说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时有通敌嫌疑，组织上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张子华就所指控的问题，向有关组织写了申辩，提供了证人。但半年过去了，对他的审查还在继续。他一次一次地给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写信，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的一切情况。但遗憾的是，他的信中共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心情抑郁的他不幸染上肺病，于1942年病逝狱中，年仅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其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解除对他的“政治嫌疑”，恢复名誉，承认其党籍。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并在八里桥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