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触真理标准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一场全国性的揭批清“四人帮”运动开始。随着“揭批查”运动的逐步深入，从1977年起，人们开始揭批“四人帮”在经济、哲学理论上的一系列谬论。
这一时期，经济领域的深入揭批突出表现在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上：
一是商品经济问题。“文革”后期，“四人帮”将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77年下半年，国务院准备于次年7月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双学”会议实际上是经济工作会议。在筹备过程中，自然要涉及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问题。为此，12月5日，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通知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通知明确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通知内容本身就是对“四人帮”谬论的否定。陈永贵看了通知，虽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甚理解，但认为反正是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对召开会议无须说三道四。1978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一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是受社会主义经济支配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从属性的经济，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尾巴”，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也绝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陈永贵看了有些震惊，但文章并非针对大寨，他也就没有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二是按劳分配问题。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要按劳分配。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为题，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分配上，既要避免高低悬殊，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所有社员都要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实行男女同酬。国营企业职工工资实行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并对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这一时期，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发表了很多，不时地抨击到了“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分配一拉平”等现象。陈永贵对按劳分配的总原则是完全赞同的，但对舆论界提出的同当时大寨实行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不一致的说法，陈永贵是有不同看法的。
伴随着对“四人帮”经济谬论的揭批，中央着手恢复和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和政策，调整和落实农村政策。安徽省先行一步，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和省直各部门第一把手参加的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中心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四川省紧随其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规定》和《问题》就当时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坚持按劳分配的定额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主张恢复以生产队（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主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严格控制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等等。安徽、四川的做法是对过去农业生产中极左做法的否定，他们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反对取消自留地和禁止副业生产，反对取消自由市场，反对“穷过渡”，反对把生产统得过死，反对无偿平调，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的恢复取得了明显效果。
1978年2月和6月，《人民日报》先后介绍了安徽和四川两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各地纷纷仿效，以《农业六十条》为武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是在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但就全国来说，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停止，陈永贵还热情期盼着更多大寨县的出现。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将学大寨运动推动了顶峰，“普及大寨县”运动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1977年12月，中央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的意见转发各地，“过渡风”仍在全国不少地方盛行。
很显然，当时的中国农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中国农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实现“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一直是陈永贵的美好理想和孜孜追求。对于报刊上出现的主张社员搞家庭副业、实行按劳分配等新提法，陈永贵不可能不关注，对一些农村中已经出现的恢复定额管理、开放集市贸易、经营自留地等做法，他更不可能充耳不闻。这些提法和做法尽管是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但许多又是和“文革”中后期大寨的做法相悖的。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年代，大寨身不由己地由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典型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的经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极左色彩，大寨的一些具体做法又被当作普适的经验广泛宣传，全面推广。此时，对农业生产中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的指责、批评和纠正，无疑也是对大寨“左”的经验和“左”的做法的一种否定。这就不能不使陈永贵产生疑心，怀疑这些舆论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他担心大寨的前途，也担心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普及大寨县的前景。
如果说面对报纸艰深的一些理论问题，因未能完全弄明白，陈永贵还可以不予理睬的话，对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变革风潮，陈永贵内心则是很不理解、很不痛快的，认为这是右倾。在他心目中，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农业的出路就是康庄大道，只有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才能发展中国农业，才能解决中国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他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学大寨运动。
北京舆论的大趋势陈永贵无法逆转，他觉得山西省的小环境不错，此时的《山西日报》还在不时地介绍大寨的所谓经验，宣传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1978年2月下旬，他从北京回到山西省，让大寨联合报道组组长、《山西日报》副总编辑宋莎荫把各新闻单位驻大寨的20多名记者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据参加此次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回忆，陈永贵要大家就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写针对性的文章，这使很多记者感到为难，最后，宋莎荫定了一个原则，即“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们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不对，不和人家交锋，特别是不要骂人。”这一原则被大家接受，会上还研究确定了几个宣传报道的题目。
这样，1978年2月26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中共山西省委一位领导在全省春耕工作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讲话说：“对于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推广……大寨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是行之有效的，非常成功的，必须坚持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大寨的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允许放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再犯‘工分挂帅’、‘烦琐哲学’那一种错误。”
3月2日，《晋中报》刊登了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的消息。座谈会强调：“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大寨所实行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是完全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是同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大寨、昔阳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经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都是大寨根本经验和昔阳学大寨成功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学大寨，就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推广这些经验，或为推广这些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发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座谈会还具体制定了晋中地区学大寨的22条规定。规定要求进一步巩固发展生产大队所有制，进一步认真推广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进一步贯彻执行大寨干部劳动制度。该座谈会的《纪要》后来在《山西日报》摘要发表，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这个《纪要》中所提出的问题，确是在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应当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认为，晋中地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作出的这些规定和办法是可行的……大寨、昔阳的经验已经在晋中地区基本推开，我们要努力在全省推开，只要真学大寨，几年内就会大见成效的。”
3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高举大寨旗帜搞好春耕生产》的社论，指出：“搞好春耕生产，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大寨经验，发扬大寨精神……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具体经验，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高举大寨红旗，学习大寨经验，推动春耕生产。”
4月16日，《山西日报》发表长达万言的编辑部文章——《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文章批评党内有的人“‘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于大干社会主义，缺乏魄力，放不开手脚，不是把着眼点放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上，或者在顺利的时候，还觉得社会主义可靠，一遇到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就忘了社会主义，又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小农经济那一套可靠。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文章强调：“一定不能忘记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继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向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4月18日，《运城地区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地区开展“取缔自由市场、代替集市贸易”工作的报道。其中，第一版的《本报记者述评》以虞乡和韩阳两个公社对比的方式，肯定了取缔自由市场的做法：“今年3月，社会刮起一股冷风，怀疑‘取代’工作。虞乡公社党委和供销社党支部及时召开了全社生产队长和代购代销员会议，号召大家要顶住冷风，坚定不移地把‘取代’工作搞到底……相反，韩阳公社和供销社的领导对‘取代’工作缺乏信心，尤其是供销社领导，还持有怀疑态度。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左右摇摆……这个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就十分迷恋和向往自由市场……他们不仅不积极取缔自由市场，而且还充当了自由市场的‘卫道士’。”
4月21日，《山西日报》又发表了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文章《昔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验好》。文章说，昔阳县调动农民大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经验就是“学大寨人，走大寨路，推广大寨经验”，对昔阳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不断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等“左”的一套做法继续给予肯定和赞赏。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就在陈永贵硬着头皮继续推动学大寨运动的时候，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陈永贵面临的舆论环境愈发不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曾几何时，“最高指示”成了人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当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就意味着连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该文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各地都在争论。这场大讨论中，陈永贵一开始认为这是书生们的事，没把它当成一回事。稍后，他知道文章有些来头后，觉得应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华国锋曾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陈永贵因此没有明确表态。让陈永贵感到意外的是，过去新闻界一有风吹草动，首先要赶赴大寨，问大寨党支部和大寨人是怎样说的。这次讨论过程中，媒体却一反常态，没有像过去那样去找大寨人和昔阳干部表态，没有报纸报道大寨人的认识和态度。
但是，这场讨论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从6月起，讨论开始越出理论界的范围，影响到实际工作中，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中表达的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论》发表40周年后再次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人们以实践标准来检验十多年农业学大寨的是非曲直时，当人们重新考虑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时，被“文革”扭曲了的大寨经验，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大批促大干”的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等等，便一个个受到了质疑。
1978年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对大寨提出了批评。他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现在的学大寨运动本身就不正。这年10月，他在《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中，专门谈到了学大寨运动，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真正学得好的是少数，而学得差或学走样的却不少。特别是1968年以后，由于林彪、陈伯达，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很多地方没有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是学表面，学形式，搞‘左’的路线。比如收回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搞政治工分，‘大概工’，出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以及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随意改变所有制形式，搞扩队并社，搞穷过渡；在新农村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大搞形式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甚至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破坏。”这年11月，万里在听取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情况时，又说起了大寨。他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我们……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现有条件出发。
对来自各方面的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向的批评，陈永贵一时还难于接受。对于当时一些省份实行的包产到户，陈永贵更是不理解，认为这是对毛泽东“一大二公”思想的否定。他曾在一次昔阳干部会议上就此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很果断地说，昔阳不能这样搞。
二、面对改革大潮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讨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213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由于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这次会议突破了原来的经济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代表们在各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它以前的冤假错案，清算“左”倾理论和政策，指出发展农业必须纠正“左”倾错误，提交给会议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没有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应予基本否定等。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上述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宣布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平反“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的功过是非问题，重新起草《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议》。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既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也成为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彻底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公正评价，对进一步促进思想解放和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会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性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全会同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一个文件于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后公布实行。第二个文件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
《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彻底否定“穷过渡”、“平调风”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切实落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政策。《决定》明确指出：“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原则来反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穷过渡’。”其中，前五条规定：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
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加强定额管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
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相反的，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
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多数社员又不同意的时候，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条件具备了，大多数社员同意了，实行这样的过渡，要报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
关于大寨和大寨经验，《决定》指出：
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农民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即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时要坚决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学习国内外的好经验，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会经营现代化的大农业。我们的事业是日新月异的，在过去的学大寨运动中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单位，今后新的典型还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努力创造新成绩、新经验，为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作出新的贡献。
《决定》关于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措施，无疑是对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的否定。尽管对《决定》有看法，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原则和大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不完全一致，但陈永贵内心是十分赞成搞经济建设的，所以他在会上还是庄重地举了手，表示拥护全会的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胡耀邦于1979年1月18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长达八十多天的理论务虚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思想政治路线上大是大非问题讨论的深入。会议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重大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经济理论问题等。会议开启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再评价，也初步涉及到了对大寨的评价问题。
陈永贵非常关注这次会议。一方面因为他对毛泽东怀有一种无限忠诚和敬仰之感，他不能容忍别人对毛泽东说“不”；另一方面，他对学大寨运动还寄予无限希望，总希望会议不要出现否定大寨的声音。会上多数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这令陈永贵感到很欣慰。尤其是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民主化运动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使陈永贵感到很满意。而与会者对“穷过渡”的指责，对“农业学大寨”到底怎样学的疑问，却使陈永贵心中的那块石头越来越沉。
后来，陈永贵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了这次理论务虚会。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他讲了很多毛主席的伟大，我们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关于对大寨的评价，陈永贵说：“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说，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在这次会上，他还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大寨和昔阳县在此问题上的做法一直和中央政策相左。尽管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但从内心里不愿意实行生产队核算，不主张社员种自留地。他用王任重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企业不能随便下放。”他自豪地说，大寨、昔阳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为后人造了大福。
虽然邓小平不让骂大寨，但就在理论务虚会期间，新闻媒体对陈永贵、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各种批评还是以各种形式反映了出来。
1979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记者对著名劳模李顺达的采访文章——《李顺达提出加快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建议》。李顺达在1977年被说成是“反大寨”的代表人物，因此，对他的采访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顺达并没有公开批评学大寨运动，但他说要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因地制宜搞好农业生产，还说在山区要重视发展林业，不能一味搞黄土搬家等等，其话外之音明白人一听即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登载了陕西省富平县老庙公社东刘大队刘兴杰的一封读者来信——《看看“穷过渡”给我们造成的灾难》。信中列举了“过渡”带来的五大问题：富队不干了，穷队等“共产”；给较好的队加重征购任务，多劳不能多得；牲畜、农具大量损失，副业生产管理混乱；大队干部领导不力，生产队领导得过且过；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社员生活无法保障。刘兴杰在信的末尾呼吁：刹住这种“穷过渡”的不正之风！此文发表后，对“穷过渡”的批评屡见报端：《平均主义是祸害，定额管理显威力》、《思南县纠正突击“穷过渡”》、《纠正“穷过渡”，农业要大上》……“穷过渡”已然成为众矢之的。
在报上发起对“穷过渡”的抨击不久，1月12日，一封反对到大寨和昔阳参观的读者来信《给参观算一笔账》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信中通过给参观算经济账，认为大规模组织人员到大寨、昔阳参观，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给交通、旅馆等行业也带来很大压力，指出“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从1979年2月11日起，《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专栏，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地的地、市、县委书记的文章。如1979年2月14日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的《旗帜鲜明地清楚极左的流毒》、中共山东乳山县委书记曲元显的《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3月1日中共江苏溧水县委书记原克振的《克服平均主义是当务之急》、3月4日中共山西省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的《“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吗？》等等。这些掷地有声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加剧了陈永贵苦闷的心情。
这时，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对学大寨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79年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文章，针对大寨、昔阳一度大批所谓“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极左做法，对全国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这样的集体经济内部没有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文章虽然没有点大寨、昔阳的名，但显然是对“大批资本主义”的所谓大寨经验的否定。2月23日，《山西日报》发表《深入批极左，消除“恐资病”》的文章，公开对大寨和昔阳的“大批”经验进行批判。
3月初，中共山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与会者尖锐批评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省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搞得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山西省要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与会代表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在推广所谓大寨经验中搞的“一刀切”、绝对化等方面的错误。会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公开承担了责任，认为在全省推广大寨经验中出现的问题，责任在省委。会上，昔阳县委也作了自我批评。
山西省委扩大会议前后，《山西日报》继续发表大量文章，讨论总结山西省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刻教训。
1979年3月1日，《山西日报》发表《他们抵制了左倾路线》一文，介绍了汾西县不搞“穷过渡”、不搞“一拉平”、发展家庭副业的情况。
3月8日，《山西日报》报道了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会上，李喜慎代表昔阳县委检查了“文革”以来昔阳县在工作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其中和学大寨运动有关的有：一、昔阳县虚报产量问题。李喜慎说，昔阳县1973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0.7448亿公斤，上报的数字却是1.095亿公斤，虚报产量3500多万公斤。二、在宣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方面有影射和批判别人的错误。三、在批资本主义问题上，界限不清，把一些正当的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给批掉了。四、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够全面，对粮食生产强调得多，对多种经营强调得少。五、在劳动管理上，推广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走了样，搞了平均主义。
3月19日，一组公开点名批判大寨的文章又出现在《山西日报》上，篇篇直指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一刀切”切得人们没劲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河津县总结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
报纸的批评在不断升温。当时舆论媒体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批评主要有：大寨七斗八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将现行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说成是资本主义；要求各行各业学大寨，大寨成了一好百好的典型；昔阳县粮食产量不实，虚报产量；工程布局不合理等等。但也有的批评有些过头，甚至对大寨、昔阳的一切都提出了质疑。如：把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说成是“苦行僧”的做法，把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说成劳民伤财等。
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指责，陈永贵非常关注。对一些批评，他着实想不通。大寨是他一手领导的，是大寨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苦干出来的！学大寨运动不就是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吗？在大寨，经过几十年走集体化道路，集体的力量远远胜于个人，不是事实吗？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是通过实践检验出来的。他思前想后，怎么也难以承认自己完全错了。尤其是不能容忍有人否定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经验，他理直气壮地说：“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怀着郁闷的心情，陈永贵回到了大寨。此时的大寨人也从参观大寨热的急剧降温中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陈永贵的归来使大寨人似乎又有了主心骨，纷纷向他询问情况，而他则对中央的决定缄默不言，径直下到地里，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指挥起了推土机造地。
这段时日，陈永贵的思想包袱很重，他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思想转变。
1979年3月15日至3月21日，中共昔阳县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专程从北京回到昔阳县参加会议。此时，三中全会闭幕已两个多月，理论务虚会正开着，报纸正公开向学大寨运动进行着批评，陈永贵的心情也沉重到了极点。按照会议议程，由陈永贵致开幕词。当一向不喜欢用稿子讲话的陈永贵捧着发言稿宣布“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之后，他突然改变了会议议程，用沉痛的声音说道：“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默哀完毕，陈永贵已是老泪纵横。接着，他又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陈永贵则忍不住失声恸哭起来。
过了良久，陈永贵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他这才重又回到会议议题上来。讲了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提出昔阳县要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同时又指示要继续抓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把昔阳的工作进一步做好。当时，尽管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但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公开被否定，他仍被选举为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
虽说这次党代会上提出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但会后，昔阳县在各地纷纷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大潮中却按兵不动。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过去收回自留地、关闭集贸市场、过渡到大队核算都是作为经验来宣传的。现在要下放自留地、开放集贸市场，改变核算单位，不少人一下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大寨经验的创始人陈永贵更不可能一下子转过这个弯来，他多次要求并亲自组织昔阳县继续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别人看看。
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陈永贵才开始对自留地表态：“我们该放就放嘛，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拳头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但放自留地的原则是多要多给，少要少给，不要不给。”如此表态，放自留地的工作仍然开展不下去。直到1979年8月，县领导们感到不能不落实中央政策，才以集体名义向陈永贵提出要求。常委会在汇报落实自留地政策时，陈永贵仍坚持“对自留地，我们还是少要少给，多要多给，不要不给。全县其他地方放可以，大寨不放。”列席会议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大寨社员就不要自留地。”陈永贵马上道：“难道不要也硬给！”意见不统一，只好以常委表决的方式决定自留地是否下放。令陈永贵想不到的是，常委们事先已统一了思想，表决时清一色投了赞成票。昔阳县就这样在艰难中做出了开放集贸市场、下放自留地等决定。
之后，陈永贵仍未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这种情况不利于昔阳县工作的开展。1979年5月17日，经山西省委同意，晋中地委免去了陈永贵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同年12月15日又免去其昔阳县委书记、常务委员之职。
陈永贵不再担任昔阳县委书记后，1979年12月24日至29日，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清算十多年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路线，通过《关于彻底肃清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县委106号文件以及《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的107号文件，关闭已久的集市贸易开放了，下放自留地和自留树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开启了。
三、在批评中反思
进入1980年，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突破了先前对运动中一些极左错误做法的批判，开始对大寨和昔阳县本身存在的问题及错误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昔阳“西水东调”过程缓建》的报道，披露昔阳“西水东调”工程被山西省决定缓建的消息，同时配发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以强硬的语气，明朗的态度，否定了西水东调工程：
山西省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近两年，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十分之一，征用的劳力包括昔阳县各社队的民工、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教师，还有阳泉矿务局的煤矿工人，解放军工程兵的指战员，真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一千多元。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可贵，很需要发扬，不仅现在需要发扬，将来也需要发扬；问题是“大干”干什么？近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这些工程里边，当然有很多是搞得对，搞得好的。所谓搞得对，搞得好，就是说这些工程是切合实际，投资少、收益大的。但是，其中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
我们国家还很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向农业投资。无效投资我们花不起，有效投资我们也要精打细算。像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就算它有一点合理成分，但是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水浇地，也是我们花不起的。即便减去一半，用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
社论还不点名地批判了昔阳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指出“西水东调”之所以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西水东调工程，如果按原计划进行的话，到陈永贵辞职时，也就建成了。但工程进行中，昔阳县领导想法越来越多，并准备以此项工程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于是乎，讲究起了形象，追求起了美观，致使工程超出了预算。
北干渠要经过李家庄附近的一段沟凹地带，由于地势过低，不能修常规渠道，技术人员设计用倒虹吸管方法输水，这样既能节省大笔开支，施工也简单易行。可昔阳县委领导说这里是昔阳的北大门，是来昔阳大寨参观的必经之地，要建筑得雄伟美观，显示出昔阳的气魄来，要修708米的排架渡槽和曲双拱渡槽。最后耗资359万元建了一座天桥式的大渡槽，比修倒虹加大造价一倍多。
1978年初，在西水东调工程兴建中，昔阳县委又提出要在和顺县的马坊再修一个水库，从马坊到龙门口再打一道隧洞，加大龙门口水库，增引潇河支流木瓜河的水，增加灌溉面积。这个扩大的工程方案于3月经山西省委领导同意，5月被列为省水利局直属工程，7月1日动工。省水利局按照批复权限规定，将此工程呈报水电部。
没想到水电部否定了此项工程。1979年2月2日，水电部在《对昔阳县龙门水库初步设想的批复》中指出：“昔阳县和晋中地区一样，都是干旱缺水区，因此在规划上应考虑上下游的需水情况，统一进行经济合理的安排。”同时指出，西水东调初步设计在木瓜河上修建马坊水库，跨流域引水至龙门水库，使潇河东塔水库水源不足，还要从白马河跨流域引水，使工程造价加大。龙门口水库由中型扩大为大型，粗略估计，扩大灌溉面积10万亩，需增加投资近1亿元，每亩投资近千元，造价很高，而且工程艰巨，不利于尽快受益。
根据水电部的指示精神，1980年1月12日，山西省水利厅发出《关于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龙门水库列为缓建项目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和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认为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在规划上不合理，经与省农委研究并经省委同意，将西水东调的龙门水库工程列为缓建项目。对灌区工程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采取分段施工，分段受益，加紧配套。总干渠开挖到十支渠，力争两年内发展灌溉面积28000多亩。”7月9日，省水利厅通知北干渠七支渠以下工程停建。
《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历时五年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此悄然落幕。7月8日，山西省水利厅决定全部停建昔阳西水东调工程。
当时，“西水东调”工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以及全国各地的许多机关单位召开座谈会，总结西水东调的经验教训。《山西日报》从7月18日起，还开辟专栏，评论从西水东调工程中应汲取什么教训。一时间，西水东调成为热门话题，陈永贵成为众矢之的。
对“西水东调”问题的讨论，直指大寨经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做法。讨论从“西水东调”工程扩展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封建家长制、一言堂、瞎指挥的批评，还有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客观地讲，陈永贵大抓昔阳县水利建设，希求通过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来彻底解决昔阳县人民祖祖辈辈难以解决的干旱问题，无疑是件好事。说对潇河流域水资源统一合理利用考虑不够，说对建成后经济效益测算不够，是可能的。但其造福昔阳县人民、保持昔阳县先进典型的动机都是无可非议的。
评价西水东调工程上马下马这一历史现象，既要看到它的主观动因，还要看到当时的政治背景。那时，受政治环境影响，全国各地先后上马了一系列工程，西水东调仅是其中之一。继《人民日报》披露西水东调工程的问题后，北京四季青棉纺厂停工、北京东方化工厂工程下马等纷纷见诸报端，各地也陆续开始压缩基本建设，如河南省、江苏省分别压缩基建投资4亿元，山东省停建缓建70个在建项目，吉林省停建、缓建、改建8个电灌站，广西停建缓建58个在建项目……所以，上马下马从全局分析都是客观形势使然，把启动西水东调工程说成完全错误是不当的，把全部责任推到陈永贵一人身上也是不妥的。
颇具争议的“西水东调”工程就这样骤然叫停了。如果说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就开工建设，显得不够慎重的话，那么，报纸一披露，不顾经济后果说停就停，自然也非慎重做法，并在客观上造成了更大程度的浪费。据统计，到西水东调工程停工时，累计完成工程量399.36万立方米，占设计量的57.17%；累计用工591.97万个，占设计量的51.85%；累计投资5090万元，占原设计概算的54.5%。分项工程的进展情况为：沾岭隧洞全部完工。龙门水库大坝截水槽开挖440米，其中用混凝土回填370米，北头完成清坡，南坡完成清理量的60%。大坝基础已清理，土坝中间部位填高8米，全长572.8米的泄洪导流洞全部开通，并做了锚喷支护。关山水库完成工程量135.05万立方米，占设计量的99.73%，其中大坝已填高到35米，截水墙槽全长449米，已浇混凝土279米。坝角前后压重，原设计24万立方米，已完成21.5万立方米。泄洪排沙洞、斜井、进水塔已完工，消力池、尾水渠、溢洪道未动工。北干渠按原计划分两期完工。停建时开通渠道18.77公里，占第一期设计量的73.43%，工程量的66.84%，贯通隧道8条，总长5451米，建成李家庄渡槽和威虎沟1号渡槽，毛家沟倒虹工程安装了593米的管道而未筑回填。北干渠第七支渠开挖渠道1754米，其中1626米已浆砌。如果在陈永贵辞职后，能够对已经启动的西水东调工程进行科学改造，缩小规模，适当投资，完成工程，当是最佳之选。
“西水东调”的讨论还没有结束，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又刊登消息，披露了新华社记者张进兴、储少彬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的数字：“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了粮食产量27200多万斤，比这五年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文章说，昔阳从1973年以后，年年虚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还虚报了6000多万斤。文章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继续说假话，只向中央报告1973年虚报了7000多万斤，并由当时主持县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等人向各公社布置，按照县委决定的历年的虚报数字，更改公社粮食产量账。”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假话者戒》。文章说：“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七千多万斤。一个曾经名扬中外的县，在粮食总产量这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问题上，说了五年假话，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责任主要是前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昔阳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他们是说假话者的受害者。原县委的个别领导人弄虚作假，不仅欺骗了党，欺骗了全国人民，同样欺骗了昔阳的人民群众。”
对于虚报产量一事，有各级领导的责任，也有历届县委的责任。在那突出政治、报喜不报忧的年代，层层虚报是较普遍的，届届虚报也是很自然的，每一层都想说得高点，每一届都想说得好点。而且，虚报和当时的舆论宣传也有一定关系。那时，新华社是在各地粮食产量还未统计出来以前就报道农业丰收情况的，各地所报的数字都是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而不是确切统计出来的，因此报的和收的总是有出入的。据一名新华社记者称，1977年新华社在年前报道了四个县粮食丰收的新闻，这四个县是：山西省昔阳县、寿阳县，山东省鱼台县，江苏省宿迁县。后来落实下来，这四个县均不同程度存在产量虚报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昔阳县即使在虚报产量期间，粮食的实际收成也是逐年增加的。197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0.746亿公斤，1975年达到1.285亿公斤，1977年又达到1.352亿公斤。就是去掉虚报的水分，产量的增长幅度仍是全国最快的。而且，五年间，昔阳县共卖给国家粮食2.1亿公斤。这一点，也是陈永贵在事后一直得以自慰的：“不过，这些年我们的卖粮不虚，一斤也不少。”给国家没少卖一斤粮食，虚报也只是苦了昔阳县的老百姓。
面对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的趋向，陈永贵一方面觉得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很不自在，另一方面也越来越感到自己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难以胜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1980年8月，陈永贵向中央写了一封辞职书，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此前，晋中地委于1980年5月进行人事调整，陈永贵不再担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
人常说“无官一身轻”。然而，陈永贵感到的却是一种沉重与压抑。舆论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批评都集中于他这个大寨代表人物身上。
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进行了为期40天的采访，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是批评大寨的：《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第二组批评昔阳县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县干部：《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这些内参彻底颠覆了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也使陈永贵走到了人生的低谷。
铺天盖地而来的内参，使陈永贵寝食难安。他想不通为什么要把大寨和昔阳县说得一无是处？为什么昔阳没武斗、没停产，却被说成是十年动乱的重灾区？为什么大寨苦干了多年，却说抛弃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倡的自力更生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什么中央向昔阳县要干部，倒说成是帮派掌权？
后来，还是李先念让中央办公厅不要再送内参给陈永贵，说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内参是看不见了，但报纸上的批评却源源不断而来。其中有一篇文章让陈永贵深感痛心。这篇文章说，大寨是接受过国家和别的单位支援的。这些年，光喷灌、滴灌、支农池、军民池、蓄水池、团结沟渡槽、高空索道、农机具、果园和栽桑养蚕等，国家和兄弟单位就支援了84万多元，平均每户1万元，每人1750元。文章指出：大寨从1966年至1978年，共卖给国家粮食374万斤。如果算一算上述国家的支援账，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除了规定的粮价外，等于国家再贴给二角二分钱。
文章提到大寨享受国家的项目拨款和兄弟单位的主动支援是存在的，但文章将中国科学院在大寨做试验投资的50万元、墨西哥总统赠予的滴灌设备等都算作国家和其他单位的“支援”，显然不妥。前者是国家作为北方农具科学实验投资的，并不是大寨的财产，后来虽然有些留在了大寨，也是折了价，由大寨付过款的。后者是外国元首敬佩大寨精神，馈赠给大寨的，更不能算是国家的“支援”。
大寨人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多打粮食多卖粮，社员几十年如一日顾全大局，缩衣节食，宁肯吃糠面玉茭面，也要多为国家做贡献。实行小麦和玉米套种那年，小麦产量达到2.5万公斤，加上库存2.5万公斤，人均逾100多公斤，但到秋后卖粮时，考虑到国家有困难，灾区需救助，城市急供应，大寨人仍按人均小麦5公斤分配，其余全部卖给了国家，这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无私！报纸这种诋毁大寨的说法，无疑极大地伤害了大寨人的感情。郭凤莲看完文章后，气愤地一拳砸在报纸上：“岂有此理！”贾进才哭了：“咱大寨人辛辛苦苦种田，打下粮食支援国家，到头来倒成了地主老财，剥削开全国人民来啦！”一向大公无私的陈永贵看后也伤心地说：“卖了那么多粮，倒让大寨欠了国家的账，这样说，我死了，也还不清了！”
那段时日，陈永贵和大寨人心中充满了忧伤、不安和委屈。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至此，陈永贵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山西省全面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开始于1980年8月。8月上旬，省委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中旬又召开了为期八天的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认真回顾了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分析总结了山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于10月21日上报中共中央。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83号文件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加批语，给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
批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寨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的路线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的“左”的经验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批语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几条教训。一是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批语强调：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二是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三是任何先进技术或经验必须重视经济效果。批语说，任何先进技术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四是总结了让劳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验教训：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验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进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的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
山西省委的检查和中央的批语是中肯的、公道的，农业学大寨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陈永贵对中央的这个批语非常重视，他说：“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中央83号文件下达以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批评，对陈永贵的评价也逐步走向客观公正，这使陈永贵的心情渐趋平静，对大寨和他本人的过去也开始了认真反思。他一向是听党话、跟党走的，这是他作为劳模内心世界最本质、最质朴的方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既然是党的会议确定的，作为一名党员，就得坚决拥护和执行。1980年底，他让警卫员张银昌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大寨终于迈出了改革的步伐。1981年大寨试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走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子，办起了酱坊、醋坊、粉坊、矾石场等。1982年底，大寨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到劳的承包责任制，把860亩耕地全部由社员承包，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原来集体经营的一座粉坊、三台拖拉机、200亩果园、800亩山林，也都承包给社员。1983年春，大寨全面推行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
四、出任农场顾问
陈永贵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中央对他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对他的生活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决定让他定居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宋玉林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待遇不变，继续住在交道口的那处大院子里，汽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继续留用。操劳了大半生、在北京工作多年且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直到这时，才改变了农民身份，在京城开始了他晚年一度的闲居生活。
陈永贵是个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人，自珍自爱是他一生的美德。不当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多次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提出搬出交道口，撤去警卫。他说：“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指示不要搬家，影响不好。但陈永贵坚持要搬，认为这样是搞特殊化，“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三天两头打电话催，让警卫员去讲。国管局拗不过他，最后分配给他一套部级高干公寓楼居室。1981年春节过后，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22号楼。
搬入22号楼后，由于全家已从大寨迁来，老伴闲着没事，陈永贵便辞去了炊事员，自己和老伴动手炒菜做饭，他说这样自己想吃什么方便些；鉴于自己已不担任领导职务，不再需要安全保卫，他又辞退了警卫员。在任期间，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农民身份，解职后才开始领上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200元。他家人口多，加上大寨村的干部和群众经常到北京看望他，客人不断，粮食和蔬菜的消耗也不小，生活难免有些紧张。但他总是要求家里人，要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不要随便向上伸手。他还退了红旗轿车，只留下一辆生活用车，但也不常用，只在办公事的时候用，平时他常常是步行或坐公共汽车、乘地铁出行，还特别嘱咐不准老伴和儿子用车。
陈永贵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养了许多花，这些花在这位侍弄了一辈子土地的老人手中长得很好；他睡不了懒觉，早早起床后，便上街晨练，呼吸新鲜空气；他还常常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又常常被售货员认出来，非要白送给他菜，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
下了台的陈永贵，就这样过着名副其实的一般市民生活。养花、晨练、看报、听新闻、上街散步、陪老乡到自由市场赶集……在北京人眼里，陈永贵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老人，人们习惯尊称他为“永贵大叔”，他们常常会在街上看到这位朴实、憨厚、可敬、随和、淳朴的农民副总理。
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赵忠祥在一篇回忆陈永贵的文章中，曾这样描写他眼中晚年的陈永贵：
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年年过去了，看到中国的社会面貌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陈永贵也觉得过去那样搞法不是办法，他心头的疙瘩在一天天消失，思想包袱在一天天减轻。一次，他在陪来看望他的高玉良逛街时，说：“咱们过去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错，可是一些具体做法值得考虑。尤其一些分配办法和打疲劳战，统得太死，对外面一些地方是不适应，这点要逐步认识。”他还嘱咐高玉良说：“我老了，以后你们工作，就要取长补短，我的长处，你们发扬，我的短处，你们可不要再犯！”
逐渐从个人情绪中摆脱出来的陈永贵，不再安心于养花、看报和逛自由市场了，他不想辜负党这么多年对他的培养，想找点儿事干，发挥自己的余热。于是，1983年春，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愿意在有生之年为党再作一些贡献，请求中央能够给他安排一个具体的工作。
中央对陈永贵的请求非常重视。不久，有关部门就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到哪里合适，愿不愿意在中央机关当个顾问或到其他机关工作。陈永贵回绝了，说自己不适宜在机关工作，愿意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工作，最好到一个农场去。中央尊重陈永贵的选择，安排他担任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东郊农场，也叫和平农场，当时北京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当陈永贵担任顾问的消息传到东郊农场时，农场立即沸腾起来。从领导到职工纷纷忙碌起来，为陈永贵安排房间、准备办公用品，筹划迎接仪式。
陈永贵则高度自觉，他不愿因自己的到来而给农场增添麻烦，影响农场正常的工作。到农场上班那天，他的车不声不响地驶入了农场大院。令他吃惊的是，汽车刚一停下，便被热情的农场职工围住，一大堆人和他握手、打招呼，向他问候。
陈永贵被农场领导接进了接待室。在那里，农场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欢迎会上，农场党委书记刘炳亮、场长周卫新、办公室主任张德润等对陈永贵来农场工作表示热烈欢迎。陈永贵向大家说明了他来农场的意图，并希望大家理解他的心情。农场领导说，陈大叔来农场是我们难得的机会，希望他对农场工作给予指导。这个会上，刘炳亮还具体安排了由招待所的赵建筑负责陈永贵的接待和陪同工作，并按组织程序接受了陈永贵的临时党组织介绍信，把他编进企业党支部参加组织活动。
在农场工作期间，陈永贵并不是每天来，但他工作非常尽心尽力，走了农场的不少地方。他发现国营饲料地整理得不平，就建议农机站的同志下功夫平整土地；到尾沟猪场参观了万头肥猪，也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
这位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的老人，在农场工作得很愉快。每次来农场时，都是人还没下车，农场的人就迎上来了，年纪大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声“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有的人问他请他办的事办成没有？还有的人邀他上家里喝酒去。陈永贵总是一一作答，朗声笑着。
农场因为有陈永贵这个大招牌，效益也越来越好。一方面是陈永贵帮助农场办了一些农场办不成的事，解决了一些农业技术上的问题，买到了一些农场买不到的生产资料。一方面很多外商来农场谈生意，常常慕名求见陈永贵。陈永贵在，外商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成功率也较高。
普通市民的生活和农场的工作，使陈永贵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民情民意，常来的乡亲故友又不时地给他带来家乡变化的好消息。听的、看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深深地感染着他，感动着他，陈永贵对党的政策有了全新的认识。
1984年底，已调《瞭望》周刊工作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大斌拜访陈永贵。交谈中，陈永贵主动谈起了自己对农村政策、特别是对“包产到户”的看法：
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陈永贵由衷地支持党的政策，但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他愤愤不满。还是在这次拜访中，陈永贵毫不隐讳地谈起了自己对当下形势的意见：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一生廉洁自律、两袖清风、艰苦奋斗的陈永贵对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恨之入骨。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陈永贵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200块钱。陈永贵问200块钱是怎么回事，老乡看着陈永贵一脸的疑惑，说，这是好处费，挺便宜，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陈永贵一听，问有没有开发票，说不开发票就是肥了私人，这样的事不能干。最后，陈永贵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老乡急得直跺脚，可陈永贵就是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