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实际上是从严禁烟赌、转移风气开始的。从蒋经国写给父母的信中可知，他上任才十几天即“已开始严禁烟赌”。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他说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650万元，烟款更多，就南康一县，每年在烟的消耗上就得花去370万元，若以之用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作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明确表示“转移风气为修明政治之先决条件”，指出禁绝烟赌娼，目的是要使政治走向清明之道、社会在良好秩序下发展和人民在优良环境下生活。
禁烟
烟、赌、娼三害，烟为首，于是蒋经国决定从禁烟开始。他在布告禁烟之前，把赣州的头面人物召了来开恳谈会。他对他们说：“诸位，你们是赣州城高山仰止的知名之士，今天请诸位屈尊前来，为的是禁绝‘三害’！赣南是东南战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地位十分重要！大敌当前，后方不巩固不众志成城，何以抗日？这赣州城‘三害’之多，诸位有目共睹，鸦片烟馆就有20多家。赣南人民，平均15人中就有一人吸烟。大家要学习林则徐查禁鸦片的精神，严办一切种烟、贩烟、吸烟的坏分子。”
烟毒的确为中国第一大公害，然而当时国民政府虽然高唱严禁烟毒，但各省为了征税自肥，往往执行的是“寓禁于征”的政策，就是罚而不禁。抗战前，赣州规定为绝对禁毒区，不准开设土膏行和不准运烟土过境，但熊式辉的省政府在赣州设立了“特种物品公卖处”，公开保护贩卖烟土。南昌沦陷后，督禁处暂移吉安，部分土膏欲移藏赣州。县府表示须请示专署，而和记兴隆烟土行老板自以为不成问题，竟先将烟土运来赣州，租房封藏。
和记兴隆土膏行私藏烟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蒋经国处。听到消息后，他立即派人去调查和记兴隆土膏行，了解到这家商行来头确实不小，中央和省里不少要员都有股份。它原址在南昌，南昌沦陷后，商行迁至赣州，不仅贩卖烟土，而且还聚赌，成了赣州的一大公害。
敢不敢收拾这个有强硬后台的土膏行，这是赣南老百姓对蒋经国的第一个考验。经过反复考虑，蒋经国决定拿它开刀，敲山震虎。他很认真地对主任秘书徐君虎说：“我们要搞几件别人不敢做的事，树立专署的威信。我打算先从‘和记土膏行’开刀，你看怎么样？”
徐君虎深表同意。于是，蒋经国把警察局长和主任秘书找来商量，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轻举妄动，只有拿到赃证才能使这些人低头认罪。他立即严密部署，让警察局长杨安中一面微服私访，一面派秘密警察到和记兴隆商行门前暗中监视。很快，蒋经国就掌握了确凿证据，随即张贴布告，深夜派人查抄。
查抄和记商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和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城，于是各路求情电报纷纷被送到了蒋经国手中。但蒋经国并不理会各路求情电报，命令警察局长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久，江西省府和重庆军委会督禁处都派人来要求专署启封发还烟土。蒋经国找来赣县县长吴剑真询问有关规定。吴县长把存在档案中有关赣州为禁毒区的规定和以前办理禁毒案件的卷宗交小蒋查阅，建议据理严究，并指出事前未打招呼和关照，定系偷运私贩。土膏行托商会求情，甘认罚款，请启封运回吉安，军委会与省府又连电专署县府发还具报。蒋经国犯了难，既怕不毁烟会丢面子，又觉得毁烟就与上级顶撞也不好下台。徐君虎献计说：“罚他一大笔款，以作建设新赣南的费用算了。”
蒋经国同意，遂责成徐君虎去处理此案。土膏行也不敢和蒋经国作对，恳求罚款了事。后经赣州商会刘甲第会长和赣县县长吴剑真从中周旋，烟土行交款1.5万元，让他再找几家大商号做铺保，永不再贩卖鸦片，就释放了。蒋经国处理和记兴隆土膏行案，轰动了全赣州城。
这次禁烟活动由于受到上司的干预打了折扣，蒋经国心里很不痛快。但蒋经国并不气馁，他决定实施强硬措施。他提出对“禁烟、禁赌、禁娼”要用“霹雳手段”，不能“菩萨心肠”。他宣布以一年为禁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对为抓到的烟贩求情的，连求情者一律枪决。
那时，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粤军开办的土膏行，经理也是广东人。他对蒋经国的禁烟没有放在眼里。不料，专署突然派了区保安司令部谍报参谋龚景带领武装到行里查封烟土，把19箱烟土全部搬上卡车运走了。19箱烟土，数字非同小可，每箱100斤值银洋1万元，1900斤共值银洋近20万元。
为了避免重蹈上次覆辙，蒋经国决定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处理。在没收烟土的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的各界代表联席大会上宣布：将没收宝成行的土膏19箱，全部焚烧。宣布完毕，蒋经国即将19箱土膏集中在专署操场上当众烧毁。查封、烧毁宝成行土膏一事，震动了整个赣州城，烟贩、烟鬼大惊失色，市民对蒋经国的魄力深感佩服。
一天中午，赣州响起了空袭警报，市民纷纷进城躲避敌机，有两个瘾君子烟瘾大发，乘放警报的机会，躲进北门内八境台附近一家民房里，抽鸦片过老瘾。结果被巡警队员抓了个现行。蒋经国听说抓来的是富商子弟，而且很有来头，正中下怀，当时他很想抓几个有来头而又敢违反其令的典型，重办几个，立立虎威，压压邪气。蒋经国便命令将两个犯人解送专署军法室听候处理。朱仲农是南昌大陆银行经理朱明荪的儿子，傅二老板是美奂煤油公司买办傅调之弟。朱、傅二家都是南昌财团的大资本家。二人被抓后，家属四处托人疏通求情，表示愿意捐献一架飞机，为蒋委员长祝寿，支援抗战，以求赎罪保命。蒋经国听后说，有钱可以买命，今后还禁什么烟？朱、傅一看此招不灵，跑到泰和去送厚礼，并找到省主席熊式辉。熊答应救人，拍了一个急电给四区专署：“把烟犯解送省府军法处审理。”蒋经国接到电报，立即判处烟犯死刑，马上执行，同时电复熊式辉：“烟犯早已处决。”
蒋经国在赣州焚烧烟土，枪毙烟犯，不但轰动赣、粤、湘三省，而且惊动全国。由于国民党禁烟是假，抽税是真，因此与禁烟、征税有关的官员们感到惊惶失措，熊式辉也认为蒋经国的严禁烟毒影响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都纷纷向重庆告状。不久，重庆侍从室给蒋经国拍来急电，要求蒋经国不得违背“寓禁于征”的原则。这样，蒋经国的禁烟运动再也难以进行下去。尽管如此，蒋经国的禁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他说：经过近一年来的禁烟，在赣南大体上可以说已经禁绝，过去烟雾迷漫的地方在赣南到处都是，但是，现在虽在万山层叠中，亦不再看到所谓“高等谈话所”的烟馆存在。“在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姓魏挑夫，他说：‘从前吸过三年的鸦片，现在你们强迫我们戒除，当时觉得很不舒服，现在戒了后，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时，我对他说：‘人家做了人之后，才做鬼，他们做了鬼之后，才做人。’”客观地说，在赣南禁烟并非始于蒋经国，在此之前赣南即被“定为绝对禁烟区”，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说说而已。然而，蒋经国的禁烟却是真刀真枪，实施严禁政策，因此严厉地打击了烟毒烟贩，取得了显著成效。
禁赌
在粤军势力的控制下赣州赌风一点都不亚于广州，赌场比比皆是。赌博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蒋经国在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开始将重点转向禁赌。他颁布告示：“在抗战期间，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后方百姓聚赌不务正业，不符合全民抗战的精神，通告严令禁止，如敢故违，严惩不贷！”他说：“我们要禁绝赌博，是为了要使政治向清明的道上走去，就是为了要使社会在良好的秩序下发展，就是要使赣南的人民在正当的优良的环境里，过着工作、娱乐、休息的生活。”
禁赌之初，蒋经国也不敢蛮干。他决定先拍“苍蝇”，再打“老虎”。于是，赣州城内的小赌徒们遭殃了。有一次，有湖南汝城人何某，其祖父前清做过赣州的军门。何某有一妻一妾，过着富豪生活，但没有政治靠山。一天，他家来了客人，何便与妻妾陪客打纸牌。结果被蒋经国的便衣禁赌队抓住，连人带回专署。何某愿意出钱罚款，但蒋经国有意不允。次日，在赣州公园举行各机关联合纪念周，蒋经国勒令何某跪在讲台前，并宣布何违禁聚赌，罚修葺公园，使何某颜面尽失。
中小赌场老板见蒋经国雷厉风行禁赌，纷纷关门，自动收场。在整个赣州城内，只有两家大户头仍在暗中聚赌。一是赣州商会会长刘甲第家。刘甲第是北平私立国民大学毕业，练就一笔好颜体字，城中各店面铺子的招牌横匾几乎都出自他的手。他不仅生意文墨俱佳，而且挺有政治势力。红军攻打赣州城时，他曾组织商团与守军长官马昆配合，硬是三次守住了古城，他因此得到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后来他又与广东军阀打得火热，得到广东省参议的头衔。蒋经国禁赌后，他虽然不能跟“蒋太子”公开抗衡，但却继续聚赌，只是加强了警戒而已。
其实，蒋经国曾经与刘甲第打过交道。事情是这样的，刘甲第上街常常坐自备人力车，高高在上，车两旁跟着四个手提匣枪的保镖跟车保护。有一次，蒋经国在大街上与其威风凛凛的人力车碰了个对面，刘甲第没有停车，只是点点头，蒋经国也点点头回礼，人力车与保镖一跑而过。刚刚上任的蒋经国对刘甲第这种招摇很不以为然。第二天上午，蒋经国前往刘甲第府上登门拜访。蒋经国开门见山地说：“刘先生上街，怎么带四个持枪护卫，是什么原因？”刘甲第煞有其事地回答说：“蒋专员，你初来赣南，你不知道，这里的土匪、强盗横行，我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不得不出门带保镖，以防意外。”蒋经国听后说：“刘先生，今后你上街，请你不要再带保镖，倘若你的性命遇到危险，由我蒋经国负责偿命，你看好不好？因为这样出门过市，实在对赣南来说太不雅观，传说起来不好。”蒋经国说罢告辞，从此以后，刘甲第出门再也不敢这么招摇了。
另一家是利民百货商场，后台老板是广东军人、国民党中将军长李振球。他是利民商场的大股东。经理卢中坚，是李的亲信。利民的资本雄厚，生意兴隆。平时常有来自京沪港澳各地的客商和走私单帮，还有广东方面的军人、政客，卢经理对这些外来宾客无不殷勤接待。于是利民商场三楼大厅就成了这些来客的俱乐部，酒足饭饱之后就聚赌为乐，起初打打麻将，到后来推牌九、押宝，样样都来。赌注越来越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经理卢中坚坐庄抽头。赌客中有军人、商人、政客、流氓各色人等，有的腰缠万贯，插手枪上赌场，赌得昏天黑地，输红了眼就打架。蒋经国开始禁赌后，他们仍然通宵达旦地大赌。这两处尽人皆知的大赌窟，由于他们靠山硬、戒备严，虽然蒋经国严令禁赌、抓赌，但总无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蒋经国考虑，如果老是这样任其赌下去，实有损专署威信，而且将影响其他政令的贯彻执行。于是，他勒令区署、警局、省警二大队和专署特务室，开会商议解决这两大赌窟问题。各部门研究后，认为这两家赌场牵涉到广东、赣州两帮的豪绅政客，如果贸然查封将得罪相当多人，如果稍有疏忽，甚至可能闹出大事难以收场。
经过周密筹划，蒋经国于某日半夜12时，带领特别行动组全班人马，奔赴公园前利民商场。行动组派人先把守住前、后门，蒋经国带着其余人马利用送清汤的老倌，骗过守卫，打开大门，冲进利民商场，一气端掉三楼赌场，抓获数十名赌徒，收缴现洋、钞票、首饰等赌资近2万元。
蒋经国亲自讯问赌徒。凡是机关职员，带押专署，由各机关主管亲来具保，本人写具悔过书后才释放。凡是商家，视其资产厚薄缴纳罚金。尽管如此，由于此案涉及广东军方，蒋经国为了避免与广东方面发生摩擦，从破案到结束，一直没有公开处理。最后，还是由利民商场卢中坚经理出面，写下书面悔过，保证今后不再开赌，并且认捐3万元作为儿童新村建设费。蒋经国夜查利民商场，使刘甲第的大赌窝有了较大的收敛，禁赌行动初见成效。
但是，赣州赌风已盛，赌瘾太大，禁而不绝。蒋经国为此十分恼火，又想出一个办法：凡以后抓到的赌徒，就押到公园去罚跪三天，上下午各跪三个小时。于是，那一段时间，赣州公园经常有赌徒罚跪，抓得多的时候能跪成一排。这办法很灵，爱赌的头面人物，怕罚跪受罪丢面子，不敢以身试法，赌风也一度被刹住。
然而，就在大家不敢以身试法时，禁赌队却抓住了四位官太太打麻将。她们分别是江西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太太，行政专署秘书杨万昌的太太，南昌市立银行总经理贺济仓的太太，赣州盐务局长的太太。接到报告后，蒋经国说：“管她是什么太太，犯了禁，就得罚跪。”结果，四位官太太在公园被罚跪三天。司令太太和秘书太太被罚跪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赣州城，市民纷纷前来观看。秘书杨万昌因妻子被罚跪，羞愧难当，一气之下辞职而去。
经过蒋经国雷厉风行的禁赌运动，赣州城内的赌风得到彻底的控制。蒋经国在总结大会上说：“我们虽则不能说，赣南已再没有赌案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赣南再不会听到赌声彻夜的事情了。”
禁娼
民国时期，各大小城镇都有娼妓。赣南11县共有150家妓院，经过政府登记的娼妓就有687名。当时各县的财政收入有不少是来自于妓院的税收。但经过十几年苏俄共产革命熏陶的蒋经国认为，娼妓同烟赌一样，都是社会的公害。要建设新赣南，就应该取缔娼妓。
1939年底，蒋经国颁布了禁娼令，要求取缔娼妓，将公娼安排到工厂做工，裁撤征收妓院税机构。为了顺利地推行禁娼令，蒋经国首先从身边做起，明令禁止公务员嫖娼。一旦发现公务员嫖娼，立即予以严厉处治。其次，在赣州查办小规模的妓院。其三，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和社会各界代表会议，重申禁烟、禁赌、禁娼的决心，下令赣县县政府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安排妓女从良。
蒋经国的禁娼行为，不仅断了妓院老板的财路，端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还触及了妓院后台老板的利益。他们都是广东帮、吉泰帮、赣州帮的头面人物，其中也有地方豪绅。他们一面让妓院的老板娘跑到区署来撒泼，大哭大闹，一面纷纷托请头面人物前来讲情。蒋经国下令赣县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后，赣县的“三刘”，即参议员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兼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纪云和县政府经征处主任刘定全，纷纷前来找负责禁娼的徐浩然，抗议停收花捐，关闭妓院。理由是，这笔花捐数目不小，停收会影响地方建设经费，并说妓院老板愿意增加税额，何况建设新赣南也需要钱，希望蒋经国再三考虑。
但蒋经国不为所动，他说：“我们要除暴安良，建设新赣南，必须坚决查禁烟赌娼三害！”由于蒋经国要求严厉执行禁娼令，禁娼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赣县县政府当真做到了停收花捐，关闭妓院。1940年上半年，赣州原有的公娼全被取缔了，私娼也被捉获了不少。上犹县长王继春，是蒋经国的学生，他在上犹县严厉实施禁娼，捣毁了各集镇的妓院，严禁暗娼活动，强令县城卖淫惯犯游街示众。王县长还经常日访夜察，化装私行，抓到嫖客轻则罚款罚役，重则送去牢房关押十天半月。当时有民谣赞他：“四股梆硬王县长，狠杀嫖赌砸烟枪。少年抓去充壮丁，老人抓着坐班房。”
对于烟赌娼，一时禁止容易，长时间禁绝却难。对于这一点，蒋经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到1941年，他还强调：“对于烟赌娼，大家要特别注意，非达到禁绝的目的不可，烟赌娼是我们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炸弹，它已经给予我们极大的危险，阻止了时代的前进，蒙蔽了社会的光明，它是摧残民族生命的要素，它是妨害抗战建国的恶贼。现在我们严禁烟赌娼是时代所决定的，是合乎社会要求的，我们决不姑息，抱着最大的决心，来求得禁政的成功。”“有人说把娼禁掉，没有花捐，政府要减少税收，同时又会影响市面的繁荣。其实，就现在赣州来说，禁娼以后，市面并没有减少繁荣，花捐取消了，政府还是一样的做事，所以说要影响市面，减少税收的论调，是非常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