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革命历史小说《红岩》的人们都有这个印象，似乎“中美合作所”与牢房、镣铐、酷刑审讯与屠杀紧紧相连。长久以来，它就是一个集残忍、恐怖与屠杀于一体的特务机构，是反动势力的代名词。而主要负责中美合作所事宜的戴笠，在人们心中也是同样的阴暗、嗜血。
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中美合作所与随后国民党特务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秘密监狱不同。它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专事反共的集中营，而是中美合作从事情报等活动的军事合作机构，其主要目的不是用来进行反共，而是用来抗日的，美国人员也没有直接参加军统特务对中共人士的迫害。当国民党特务将原“中美合作所”旧址的白公馆等地作为反共牢狱时，美国人早已全部撤退回国，“中美合作所”也已经正式结束了。在抗战以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利用美国方面给予的设备、技术与训练，投入反共内战，迫害中共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与美国人并无直接关系。
一 军统对美合作的起因
在国民党情报特工机构对外合作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其对苏、对英等国的合作经历，然而它们都不太成功。唯一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在抗战后期与美国海军情报机关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不仅有双边的正式协定，而且有组织有内容，更有明显的成果。
作为其组织形式与成果的明确标志——“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1943年7月1日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说起它的成立，还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过往呢。
1941年秋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局机要室经济秘书邓葆光到档案室里查阅情报，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日本外交密电本”，引起了他的兴趣。早年他曾研究过密电码，并得到过电讯专家温毓庆博士的指导。他用两天时间破译了这本密电本，发现密电本上有一条消息：日本政府与苏联政府在哈尔滨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商务谈判，苏联要求日本方面供应橡胶20万吨。日本则要求苏联方面相应提供80万立方米木材作为交换。双方经过月余商谈，已达成协议，并正式签字。文中还有“北方可以放心”等字样。邓葆光精明而细心，他考虑到苏联供应日本木材并不奇怪，因为苏联远东西伯利亚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储量很多，但日本位于东北亚，根本没有橡胶资源，它怎能大量供应苏联橡胶呢？如此多的橡胶，只有盛产地东南亚诸国有可能供出，此刻深深卷入侵华战争的日本根本缺乏巨金来购买，分析起来日本只有出兵侵占南亚再加掠夺的可能了。不久，邓葆光又得到一条情报：日本海军主力舰队出现在新加坡东面的南中国海，这一定是日本海军南下备战的信号。于是，邓葆光忙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戴笠，请求紧急处置。
那么，日本外交密电本又是如何被军统获得的呢？原来这是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功劳。“技术研究室”主任是蒋介石的内侄、“侍从室”机要主任毛庆祥，副主任是有“电讯专家”之称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他们专门从事日本外交、军事密电的破译工作。
在日本统帅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南京中央路上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内有个曾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名叫韩诗荃的译员突然失踪了。这一事件起先并未引起日军头目的关注，因为内部传说韩诗荃是因与汪伪政权的陆军副总监李择一之子李康生争夺夫子庙吴宫大酒店一名交际花而遭殴打，愤而离职的，可能已去了上海。这本是风月情场中的普通事件，但在日军总部同时发现丢失了一本绝密级的“日本帝国外交密电本”，随即事态变得严重起来。特高科长荒木贞佑大佐和宪兵司令小野章少将都介入了调查。他们开始倾向于认为韩诗荃不大可能是重庆军统的情报人员，因为这两三年来，在南京潜伏的军统人员因内部不团结，又迭遭捕杀，基本上已终止活动。他们分析韩诗荃可能是苏北中共新四军方面的情报人员，于是下令悬重赏追捕韩诗荃。
经过研究分析，日方认为即便那密电本确已落入重庆方面或中共方面之手，情况也不太严重。因为那电码本编制得相当复杂，不易被破译。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这番判断彻底错了。
韩诗荃是一个在日军内部潜伏很深的中国情报人员，胆大机智而充满爱国之情。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他就在沈阳以亲日学生的面目开展对日情报活动，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窃取过关东军的若干情报，秘密提供给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1932年，他又混入日本华北驻屯军总部担任译员，渐渐取得信任。“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之后，韩诗荃已调到以日酋松井石根为总司令的华中派遣军总部任译员，常与日军高级将领打交道。由于他与军统总部一直保持单线联系，几年来并未暴露身份，且颇受日方信任。他确与李康生为一美女发生过争斗，对方扬言要通过其干爹、汪伪特工头子丁默邨来收拾他，于是，为避祸，他便弄到那本“日本帝国外交密电本”后离开南京，逃往重庆，并将密电本交给了魏大铭。
谁知魏大铭此刻正为一女子而与戴笠交恶，被戴笠找借口将他关押了一个月，后经多人说情才允放出，这令魏大铭倍感羞愤却又不敢硬行对抗，情绪消沉的他无心电讯情报业务，那日本密电码本他看也没有看就交给了军统电讯处一名特务，叫他研究研究。可是这名特务对情报分析不熟悉，只略翻翻，就将这密电本扔进档案室，不再过问了。如果不是邓葆光的发现，这本隐藏重要情报线索的密电本也不知道会被尘封到什么时候。
当时，军统与美英等国情报部门订立有交换日本军事情报的密约，戴笠重视邓葆光的分析。因他与英国情报部门素来不睦，就设法转告了美国海军参谋部。该部经分析后认为此情报甚为重要，立即派出情报部副处长梅乐斯上校来重庆与邓葆光核对，进一步征求他的看法。邓断言：日军南下已迫在眉睫，美英所属的太平洋诸岛可能首当其冲。此时，由军统局派往汪伪政权内做卧底的唐生明又传来情报，他从醉酒的日军高官处得到了日军将在南洋有大动作的消息，再次证明了太平洋局势的危险。
根据综合判断，戴笠认为情况紧急，他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助理武官、军统特务萧勃通知美国方面做好应付准备。美方开始很轻视中方的警告，甚至怀疑中方情报的真实性，海军方面得此情报后，正欲采取有效对策，但已来不及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受了惨重损失。以后几个月内，30万日军竟席卷东南亚，英美军队一溃千里，日军侵略气焰极为嚣张。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如梦初醒，回过头来感到中方的情报有极大之价值，他们认为对日密码破译工作皆是军统所为，于是中国军统组织与戴笠的名字开始被美国人重视，再加上美国海军因对日作战之需，急于了解中国沿海地带的水文气象情况，并大量搜集日本海军情报。这样一来，在中国寻找情报合作的伙伴便提上了美国海军情报当局的议事日程。
戴笠自建立他的情报系统之后，出于扩大势力的考虑，早就希望把触角伸向国外，但前几次都没轮到机会，为试探同美国开展合作，他曾一再指示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与美国海军方面进行接触。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将领对中国军方的无线电侦译技术感到吃惊，急欲了解底细，命令其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地访问军统局，结果十分满意，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走到了一起。
对于这次与美方的合作，戴笠回顾说：
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民国29年7月8日，我出席重庆纪念周讲演时，就提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我们工作方面有三件事，就是情报、行动和电讯，一切工作以增进这三件事的效能为目标，个人方面都要合乎这个工作要求……总看国际情势，现代的战争，完全是智的斗争，力的角逐。斗力还是其次，斗智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情报工作就要求迅速精细，如果失去时间性，情报就毫无用处，稍不留心，我们就要上人家的当。现在可以说，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操在同盟国手上，我们是何等地幸运！要知道国与国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可言，完全是利害。如苏德两国，前次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就是如此。苏联塔斯社民国30年6月21日辟谣，说什么苏德感情融洽，不料6月22日，两国就以兵戎相见了……在现代战争中，并不单纯是军事方面的战争，以特务斗争的力量来制敌机先，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再说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太平洋上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使美国受到很大损失，这种损失，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看到美国国民的生活方式，就知道这一战争发生后，美国最初一定要吃亏。美国招考海军，他们号召的辞令是说：“凡是不愿花路费而欲作海上遨游者，请到海军里边来！”这是什么话？所以说美国要吃亏，并不是什么预言家才能说这样的话，而是凭我们的常识，就可以觉察到了。日本对美国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我们从感情从道义上对美国表示同情。
……现在我们中美合作所成立了，我和美国人接触的机会很多。民国35年2月，我们派往美国去留学的本局的中心干部一批，我已批定他们每人学习的科目，我希望对美国好的地方要拼命学习，对美国坏的地方，千万不要沾染。留学生每人每月务必给我一封信，报告在美国的学习情形。
这说明戴笠的对美合作指导思想也是想利用其有利而避其不利，在中美合作所的工作中，他始终贯彻了这一原则。这就是要美国的武器、装备与资金技术，不要他们的干涉与控制。
二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和组织
1942年4月，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奉海军军令部长金氏上将（Admiral Ernest J。King）命令，派出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带领一个代表团，由萧勃陪同5月3日抵达重庆。梅乐斯是一名海军军官，曾在美军太平洋舰队任过舰长，并非纯特工出身，但这时为了海军作战的需要，开始涉足情报特工工作。他来华是为了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筹建海军水文气象站，供给美方有关的作战情报需要。这是美方与军统合作的最初 目的。
梅乐斯抵达重庆后的第一餐由戴笠主请，宴席中没有任何家禽，梅听说中国人喜欢吃鸡鸭，便问戴笠何故没有，戴笠回答说：你不是不喜欢吃家禽吗？梅乐斯听之吃惊，对戴笠收集情报的本领大为赞叹。
此时，中国东南形势紧张，日军即将发动浙赣战役，戴笠为了加强他的浙赣闽特务布置，限制共产党新四军的发展，与梅乐斯匆匆谈判后，就在5月25日率领军统局一支巡行队伍去了闽北浦城。次日，梅乐斯为进行实地考察也赶到了浦城，与戴笠又进行了密谈。随后，戴笠亲自陪伴梅乐斯及其部下技术军官到闽东海岸进行了气象、水文观测。在此次旅行中，由于戴笠的精心布置，军统基层单位的活动给梅乐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要求戴笠向他提供沿海各地有关水文气象、日军水雷布置的情报后，几天内各地乃至越南、缅甸、泰国、菲律宾各情报站复电纷至沓来，令他吃惊。他称赞戴笠“精明干练”，“无一般中国官场傲慢神态”，与之相处“令人忘倦”，从此便积极与戴笠开展了有关合作的谈判。
本来，按照美方的情报，戴笠只不过是一个刺客式的人，且与他有关的“蓝衣社”也是和纳粹“盖世太保”相类似的组织。所以，美海军金上将有意要戴笠送梅乐斯去他指定的任何地点以考验戴笠及其组织的活动能力。但梅乐斯此行已被戴笠拉拢成功。6月9日，戴笠与梅乐斯在浦城被11架日本飞机有针对性地轰炸，梅受了轻伤。在二人避居郊外田间时，戴笠向梅乐斯提出了为他装备5万军队的计划，梅乐斯当即表示同意，他要戴提出具体的要求物资清单，即转给了金上将。
在陆续的谈判中，戴笠向梅乐斯提出了他起草的，经与宋子文磋商并报蒋介石批准的中美特工全面合作草案，梅乐斯把这份合作草案向美国海军作了报告，于1942年秋得到了美方的批准。美军方为了表达对即将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在级别上的认可，同时也是为了表彰梅乐斯中校的“功绩”，破格晋升他为美国海军准将。于是，梅乐斯就在重庆缫丝厂住地树起了美国海军准将的旗子。
戴笠回重庆后，立即令毛人凤在重庆神仙洞设立了“中美合作筹备处”，以潘其武为主任，郭斌、谢力公、易炜、程浚分任总务、情报、行动、电讯科长，并草拟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草案》及《中美合作所组织大纲》。9月初，中美合作所美方第一批专家7人抵渝，月底，梅乐斯从印度回到中国，双方达成了具体的“合作纲要”。戴笠将重庆钟家山、杨家山一带拟作为中美合作办公场所，派陶一珊筹办“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调训通讯人员25人，加授爆破、侦译课程。蒋介石指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需要一个双方同意的书面协定。”
1943年4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美国华盛顿签字。7月1日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缫丝厂军统局郊外办事处礼堂，举行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中美合作所（SACO））的正式成立仪式。
参加仪式的中美双方主持人为：美方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社负责人鲁斯，美国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准将；中方本拟由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出席，但临时改由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代表，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少将、中国驻美使馆助理武官萧勃出席。参加仪式的其他美方人员为：中美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斯以及军事作战、情报、电讯、侦译、行动、气象、心理作战、经济、编译、总务等十几个小组的美方副组长；中方则为军统局要员，中美所中方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以及十几个小组的中方组长。军统局戴笠之下的三要员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及局本部8个处的处长都出席了成立仪式。签字仪式完毕后，鲁斯与胡世泽先后讲话，互相对合作进行了肯定。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在组织系统上归双方最高统帅部直属，其领导层人员构成如下：
主任：戴笠（中），副主任：梅乐斯（美）。1943年7月，美国陆军方面改派魏今生为代表。
参谋长：郑介民、李崇诗（中），贝乐利（美）。
主任秘书：潘其武（中），史密斯（美）。
下设总办公室，以主任秘书为幕僚长。
其下属内部组织分为人事、情报、作战、气象等16个工作组。
此外中美合作所所属机构还有非正式编制的交通运输组，组长由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运输处处长黄荣华兼任，负责主持和安排内外货物运输工作。当时美国供给的武器、弹药、装备以及美特所需生活用品都是由海运到印度再转运到中国的昆明。该组担负这项紧张的转运工作，经常动用大型卡车2000多辆跑运输，业务量惊人。美国物资一部分运到贵阳、衡山存放，以便转运东南地区；一部分运至泸州，以便转运西北地区；大部分直运到重庆。担任运输工作的机构是汽车总队，总队长许建业，副总队长张秉午。中美所由美国供给了十轮大卡车2000余辆、中小型吉普车200辆。这些汽车除极小一部分配给各地军统组织使用外，大部分留在重庆，为此中美所成立了一个汽车总队，调配、管理这些汽车。总队下分三个大队和一个修理所。重庆两个大队，贵阳一个大队——分驻昆明和衡山，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驻一个中队。汽车队除为中美所、军统局运输物资外，还向外秘密招揽生意牟利。
另外中美所还有四一医院、临时看守所、海军物资供应部、警卫队等组织。高峰时，在中美所内外的工作人员总数达6359人。
当时双方确定的工作任务是：搜集交换军事、气象情报，支援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压制敌军；策应美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登陆反攻行动；开展对敌占区的破坏和心理作战，骚扰、牵制敌人，强化我方的攻势；作育人才，培植新生力量。
三 中美合作所举办的训练班及其活动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为了尽快地推广工作，急需培养出适合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因此先后举办了几十个训练班，其规模大小兼备，内容既有综合又有专业。美方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与精力，而军统局方面则给予了全力的配合，立即决定将自办的息烽训练班、东南训练班中止，并入中美训练班。军统方面认为这是贯彻中美合作所的创办宗旨，利用美国的先进技术、训练手段和全套的装备，培训出一批急需的特务武装和特种政治警察的绝好良机，并且也是扩充军统势力向顶峰发展的关键。梅乐斯等美方人员则深谙戴笠的这种意图，在训练军统的特种人员与扩充武装方面全力以赴。
在中美合作所举办的各类训练班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重庆特种技术警察训练班
简称重庆中美特警班。
1942年底，戴笠向梅乐斯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美国人帮他训练“刑事警察”人员。这本来是戴笠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独霸警权的一项准备，但梅乐斯一开始认为这超越了双方的合作范围，但经戴笠的再三说明要求，他改变了态度，认为“授以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学校的教育，是一种对中国非常合理的服务”。于是，自1943年5月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应邀派詹森（C。S。Johnston）中校率助手密尼根（J。A。Meneschin）等人携一批警用器材抵渝，开始了“特种警察”培训工作。
1944年春重庆中美特警班开办，培训期为一年。该班曾编入中美所特训班序列，编号为第九班。由戴笠自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班主任，另派任乐干（第一期）、刘人奎（第二期）同为副班主任，负责实际班务工作。主持训练课程的为美方总教官怀特，其主任翻译官为周炎锠，配有美特教官约50人。这些教官都是中美所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处、禁毒处招募来的，担任全部技术课程的教学，设备与教材也全部从美国购来，据说可抵一个州警察局的配备，其中还包括了测谎器和美国警犬。
第一期训练班预先训练了军统人员40人，完成任务后，其中11人分发在军统局控制下的各地警察局和稽查处担任了刑事警察工作，余留班助教。以后又增补专家31人，带大批化学药品及仪器，在杨家山建房扩充训练班，从兰州特训班选择人员116名，息烽班选148人，东峰班选133人，加上重庆、西安选员128人，共525人，编成1个大队7个中队14个区队，于1944年1月8日开训。前三个月学习刑事警察基础知识，第四个月开始专业调查、摄影、无线电等课程，并与军统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合作，在班内架电台，进行侦察市内敌谍电台实习，以收学用结合之效。该班学员毕业时，日本已经投降，所有学员分发宁、沪、平、津、汉、青、广各大城市强化控制当地警察局刑警大队。
第二期训练班于1945年4月开班，招收学员1200名，都是从军统各训练班及各单位里挑选出来的精干特务。副班主任仍由重庆训练班总队长刘人奎担任，教育长李汉元，大队长李翰廷，秘书沈骥，美方总教官祥生，主任翻译周炎。仍分刑警、保警两个系分训，训练内容与第一期同。1945年8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按双边合同，中美所停止工作，但梅乐斯认为，这期特警班是战时开始，应按计划训练至结束。
1946年4月，重庆特警班二期学员毕业。此时戴笠已死去，军统内部各巨头争夺权力战正酣，内部局面混乱，而中美合作所已告结束，梅乐斯也因内部争斗而患上精神疲劳症，由美方医护人员送回国。因此这期学员的工作分配被搁置起来。及至军统局改成保密局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后，毛人凤才命令刘人奎率全部毕业学员到南京，予以分配。大部分派到各地警察局、稽查处，部分分配在内政部警察总署，建立刑事实验室和刑事警察总队。刘人奎则任刑事实验室主任兼刑警总队队长，由唐振文任副总队长。
蒋介石对戴笠培养刑事警察之举很重视，1945年3月3日，他亲临中美所检阅，参观了骑巡队、摩托车队与警犬队及各种射击术的表演。他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成绩表示满意，尤其对特警班大加赞许，对其中审讯人犯的器材与技术等极感兴趣。戴笠为能在蒋介石面前“露脸”受到赏识而高兴异常，他在当日宴请中美所人员时说：“余主张民主主义，不欲对美国朋友有所隐讳，也不愿美国朋友因相信别人对军统局及余个人之诬蔑而受骗。余非希姆莱，亦非盖达（盖世太保），而是服从蒋委员长，尊重国家治法，以三民主义民主法治精神之戴笠。”
抗战结束后，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化，“特警”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作用得到尽量地“发挥”。后来其人员所进行的反共和残酷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行为，使中美合作所背上了长久的骂名。
（二）中美特种技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
早在1943年中美合作所开办合同签订之前，由于美方的急切需要，中美双方于1942年冬先行成立了气象班，由军统电讯处调配一部分报务人员和电讯训练班学员进行训练，每期约30人，专门训练气象测量技术，为美国海军提供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及各地气象动态情报，先后办了四期，毕业学员151人。除留在中美合作所气象总台者外，余部发往各地气象台任职。
（三）中美特种技术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为开设特种技术训练班准备助教及外语翻译人才，以之作为所内美国教官的助手，于1943年春在重庆缫丝厂原址上举办了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共四期，毕业146人。该班完全由美方负责，梅乐斯自兼班主任，故又称“梅乐斯训练班”，以此来突出该班学员完全的美式化训练。学员由军统局人事处从军统各训练班中择优选拔，毕业后由梅乐斯分配到各地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去当助教。
（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是中美所培训学员的重点，目的是直接训练军统所辖的各类部队武装，为实现辅助美军登陆作战及打击日军的目标服务，但在实际上却成为军统自我扩张势力的捷径。戴笠与梅乐斯对之十分重视，投入了许多精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收到了实际的成效。
第一班——雄村班
该班1943年3月设于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安徽歙县雄村，故简称为“雄村班”，以整顿训练忠救军力量为主要任务。班主任由戴笠兼任（以下诸班均同，从略），副班主任为忠救军参谋长郭履洲，后改娄剑如。教育长汪浩然、余万选，教务组长吴未生、马鹏飞，有美教官贝乐利等十余人。
该班实行轮次训练，在各地中美特训班中时间最长，直到抗战结束，共办了9期。调训学员为军统辖下散布苏浙太湖一带的忠义救国军及其各纵行动队官兵等，共计15885人。每期受训时间3个月左右。训练结束后，由中美合作所发给全部美国造武器，如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曲尺左轮手枪以及火箭炮等。1945年国民党接管东南地区时，抢先进入上海、杭州的忠义救国军，就是经该班训练过的军统武装。
第二班——洪江班
1943年6月中旬在湖南南岳衡山成立，次年因日寇进逼湘北，该班迁移到湘西洪江，故简称“洪江班”。由别动军副司令、华中前线指挥陶一珊及罗毅兼副班主任。教育长郭宗尧、徐秋滨，教务组长陈砥澜，另有美教官巴特拉等人。学员为调训粤汉、湘桂铁道沿线军委会别动军第一、第二及第四纵队何际元部及九战区长官部游击总队盛瑜部，还有军统招收的湘西纵队陈士虎部湘西土匪。训练结束后，由中美合作所发给美国造各种武器弹药重新装备，其中包括了经过磁性水雷部署训练的“水上破坏队”。后来发生了意外，陈士虎匪性不改发动兵变，想杀掉陶一珊。陶逃到重庆向戴笠报告，戴则命陶将陈士虎秘密制裁，陶一珊依计而行，吞并了陈士虎部。何际元、盛瑜部受训后，仍驻原地待命。
第三班——临汝班
1943年10月成立于河南临汝县风穴寺，故简称“临汝班”。文强、周灵祥、杨蔚先后任副主任，教育长金树云、张树勋，教务组长萧骥、常惠卿，有美特教官40多人，分批调训军委会别动军第五、第六两个纵队廖宗泽、岳烛远、杨蔚部及平汉、同浦、陇海等线铁道破坏队与鄂、豫、皖等省行动队。第一期毕业后，学员分别留班任教、去军统局行动队工作和回归原部队。第三期开始，先后迁址陕西商县、西安牛东，计办班5期，培训了3400余人。作为西北训练反共武装特务的基地，此地是蒋介石反共重点战略地区，戴笠、梅乐斯均前往该班视察，对之颇为重视。日本投降后，由杨蔚率第五期学员进驻徐州，改编为交警总队。
第四班——陕坝班
1944年成立，设址在绥远省陕坝天主教堂里，故简称“陕坝班”。原计划调训冀、晋、绥各省的行动队，平绥线铁道破坏队等武装，组织西北游击基地，但因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组织困难，于是改训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察哈尔站人员和第八战区骑兵部队。由绥远蒙古骑兵师师长高荣及军统的乔家才兼任副班主任，教育长饶铁珊、刘人奎，教务组长林春云，调训该师官兵等，共举办了四期，总计培训了670余人，结束后同样由中美合作所配发美式武器装备。由于高荣与美方总教官在工作中意见相左，相持不让，以至美总教官罢课。1945年1月，戴笠、梅乐斯从重庆乘专机到陕坝视察，部署在察哈尔北建立气象站和在西北开展游击事宜，并将高荣撤换，由乔家才继任，美方总教官也调回重庆换人，并由同机前往的重庆训练班总队长刘人奎任教育长，将原任教育长饶铁珊撤下，调任军统新疆站站长。同时办理了陕坝班第四期毕业学员的分配工作，其中十几名学员交给军统局华北区，派遣到北平、天津等地工作，其余人员组建别动军大青山别动支队，以该班大队长程启祥为支队长，中美合作所拨给武器弹药，并派遣美特教官6人、军医1人，携带电台1座，随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大青山进发，企图与共产党抢夺地盘。戴、梅在陕坝视察时，曾同八战区长官司令部副司令傅作义协商，由傅挑选出一个团，交陕坝中美班，继续开办第二期训练。此期毕业后，仍由中美所装备美式武器。
第五班——南宁班
此班原拟设于云南普洱，由美国战略局派人训练中方赴泰国秘密工作人员，但因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桂柳沦陷。为急应战争之需，中美所紧急调训桂越边境的别动军第三纵队，在南宁进行短期集训，以陶一珊为代主任，第三纵队司令徐光英为副主任。这期训练班于1944年9月10日开班训练，10月1日即匆匆结束，学员939人，训练完毕即组成第三支队，开赴南宁敌后作战。
1944年5月，梅乐斯与戴笠为执行美军联合参谋本部的命令，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加强部署以策应美军登陆，再次前往广东福建沿海，设立第六、七、八、十三训练班，组织武装，准备策应美军作战。
第六班——漳州班
该班设于福建漳州，先后由陈达元、雷镇中担任副班主任，参谋长张卓峰，教务组长何孝德，美人摩理士少校、哈柏林中校等人担任教官，负责调训军统局闽南各行动队和特务武装。第一期于1944年9月11日开始，12月12日结束，训练的1102人随后编为第1、第2两个教导营，布防漳州沿海；10月20日后组成第二、第三期，计1035人，毕业后编为第3、第4教导营，布防漳泉、海澄一带。所有人员均由中美合作所重配装备，另组爆破、通讯、海上突击队，深入敌后。
第七班——建瓯班
第七班设在福建建瓯东峰，为军统局东南训练班改办，由东南训练班副主任林超担任副班主任，教务组长曹凤鸣，调训当地的忠义救国军和军统行动纵队。第一期培训军统105人，外加由伪军张逸舟部新改编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巡察大队447人，8月7日开班，学时两星期，结束后编为第5教导营，第二期培训军统浙、闽、赣、皖各站954人，结束后编为第6、第7教导营，各由中美所发给新的武器装备，回原驻地布防。为满足通信联络之需，此班还为中美所训练了无线电工作人员，共3期75人，学员毕业后分派各地站点担任报务工作。
第八班——瑞安班
该班开始设于浙江青田，后迁浙东瑞安县玉壶。由赵世瑞、郭履洲先后任副班主任，娄剑如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教务组长陶凤威，副组长吴未生，总教官夏国枝。调训忠义救国军浦东特种行动总队。第一期培训了533人，1944年8月25日开训，12月底结束后编为第9教导营，由中美合作所发给武器重配装备，并成立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负责指导；第二期又培训459人，1945年元旦开训，结束后编为第10教导营；第三、第四期各培训了400余人，结束后编为第11营和特务营，亦归忠救军温台地区指挥部负责。
第九班——重庆刑事警察班
第十班——息烽班
贵州息烽原有军统局举办的息烽训练班一所，1944年10月由于战局需要，中美合作所决定在息烽再开训练班，军统局让出原班址成立了中美特训班第十班，该班副主任先后由邓匡元、何峨芳担任，教务组长陆遂初。调军委会别动军徐光英纵队、汤恩伯部的两个团受训，于1945年2月开始，先后两期训练了2071人，由中美合作所重新换装，编成两个教导营，开赴敌后作战。
第十一班——临泉班
此班由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建议举办，因戴笠与汤的密友关系，班主任由汤恩伯兼任，班址在安徽临泉。副主任为周麟祥，刘紫剑教育长负实际责任，政训组长钱孟起。调训苏鲁战区汤部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任总队长的苏鲁豫皖军统行动总队、津浦胶济两路的破坏大队，实际上与中美班第三班密切合作，为其一个分部。1945年7月成立，第一期培训了山东各地游击部队925人，编为6个中队，未及毕业，日本投降，改编为两个教导营，进驻徐州。另一部分学生军77人前往上海，加入军统局第七期特训班。
以上11个中美特训班，除第九班为重庆特警班、第十二班保留番号未建外，共计训练部队49180人，除一部分已经归还建制的外，其余33604人于抗战胜利后，编为64个教导营，投入了接收和内战。
第十二班——港口班
设在浙江淳安港口，原属三战区中英合作所主办，后划归中美合作所主办。副主任张宝琛、毛森。
第十三班——梅县班
此班本为设于南宁的第五班第二期，因战况变化与别动军驻地改变，迁往广东梅县，标为第十三班。调训广东别动军与粤汉铁道南部行动队共1207人，以汤毅生为副主任，结束后编为两个教导营。
（五）中美东安医务人员训练班
各地相继建立中美特训班后，配备了武装特务部队，但医务人员十分缺少，急需补充。为此军统局公开招收约200名男女青年，在湖南东安设立了一所医务人员训练班，由美方与军统医官共同担任训练工作。此班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医署署长林可胜筹办，傅荣任副主任，全部教材和医疗用材均由中美合作所提供。共举办了两年，训练期一年有余。结束后由中美所配发医药器材，分配到中美合作的各支特务部队充当军医。
（六）北平、上海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
抗战胜利后，军统出于反共内战的需要，在东北和东南各地保留了一批有反共“经验”的汉奸特务和日伪警官，要求美方以中美合作所名义，在北平、上海各设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对这些伪员进行进一步的训练。美方同意留下美特教官，并答应供给此两训练班所需的器材。1946年3月，成立北平中美特警班，共培训753人。先后由戴公仪、楼兆元任副班主任，班址设在西安门光明殿，开始训练后不久戴笠即死亡，于是由郑介民接任负责训练班相关事宜。郑忙于内争，顾不上此事，草草完成任务分配了事。上海中美特警班由赵志熹任副班主任，也因戴笠暴死停止筹备而告 结束。
除了有正式记载而外，据当事人回忆，还有一些特别的训练班没有列入序列，如：
（七）修水行动干训班与桂林（贵阳）秘密行动班
修水班行动干训班设于江西修水县33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故称“修水班”。由军统修水行动总队总队长唐新兼副班主任，调军委会别动军杨遇春纵队及军统修水行动总队和军统爆破队受训，主要讲授在敌后进行破坏袭扰的作战方法，培养游击战干部。共举办四期，受训1100人，至抗战胜利时该班尚未结束。
桂林（贵阳）秘密行动班是为了培训情报特工作战人员而设，调训军统各单位的秘密行动人员，教授美式特务工作技术与方法，先后举办过3期，开始于桂林，后因战局影响迁往贵阳，毕业生38人，大部回归原单位工作。
作战部队49180人，各种干部1320人，毕业学员50500人，除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分别归还建制外，余33604人编成为64个教导营，军统局的武装力量因此大为加强。
四 中美合作所的活动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其设计的基本任务是为了满足美国方面在太平洋上与日本进行海空作战的气象情报需要。当时日本已占据了从中国东北到南洋新加坡地区的广大地域，对西南太平洋地区受西伯利亚高压和热带海洋气团交互作用的四季气象特点及变化掌握无余，而美国方面无法侦测到有关的情况，妨碍了海空军的行动，因此只能求助于中国。
1942年10月，美军气象专家考诸拉（Ray。Kotrla）上尉来到重庆，准备在中国各地建立气象侦测网，戴笠指派军统局电讯主管魏大铭负责此项工作，并邀请了中方中央研究院的气象专家加入，计划逐步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东南沿海地区及西北各地择点推广。是年底，美国又派海军气象专家贝乐利（I。F。Beyerly）中校前来专司此责，并着手训练人员，完成后编组分赴各预定地点开展工作。
从1943年2月开始，军统局抽调报务人员151名，先后分四期接受了美方的气象观测训练，结束后成立了23个工作队，分赴中方控制地区的一二三等共116个气象站工作，其中包括气象总站1座，分站36座。另外，戴笠还在沦陷区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及海外的仰光、香港、马尼拉各重要地区的军统组织电台处配置了小型测候机，收集当地的气象情报发回重庆总站，并与国内有关军事、航空、气象部门建立了经常性的气象情报交换关系。一个遍布东亚地区的气象情报网得以迅速地建成，美方对军统的合作深表满意。
除了气象侦察与情报收集外，中美合作所主要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工作：
第一，搜集与交换有关的军事情报，以利中美两国军队共同开展对日本的军事作战，适时策动准备接应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带登陆，反攻日军；
第二，为达成军事目的，开展对敌军的心理战与袭扰战，破坏和扰乱敌人，增强对敌优势；
第三，为此需要较大规模地开展训练工作，培训“特种技术人员”与敌后情报人员，组建专门武装并配发新型美式装备；
第四，后期又扩大培训范围，涉及特种刑事警察，同时更新有关装备。第五，为策应美军在东南沿海作战，在沿海地带各战略要地及台湾、海南、泰、越等地进行部署，开展侦察与破坏工作。
为达成上述目的，中美所建立了广泛的外围组织。在情报搜集方面，在各地区建立了指挥站8所，联络站组5个，工作组54个，电讯侦测总台1座、分台6座；为开展敌后行动，划分出4个行动区、7个工作站、27个工作组；为实施“心理战”，设立“前进工作站”4个、工作组13个、“神秘广播电台”1座；同时在重庆与各地之间架设秘密通讯网，设通信总台2座、支台10座，分台49座。另外还分别在东南沿海地带及沦陷区各地部署了铁道破坏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泰国挺进军”等武装部队，在中美所指挥下执行任务。
为了完成第一、第二项任务，中美所将军统局所属的武装部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铁道破坏队等也加以训练，重新装备后改编成正规陆军编制的四个纵队，以及南京、淞沪、浙东、浦东、澄锡虞等五个行动总队，在敌后开展行动。1943年5月，由马志超、阮清源分别出任正副总指挥，郭墨涛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以李穰、汪浩然、文德、鲍步超分别担任第1至第4纵队纵队长。在训练过程中“以新的军事技术为主，约占百分之七十五，由美籍教官讲教授，其他一般军事基本学识典范令与政治教育为辅，约占百分之二十五，由我国教官讲教授……训练的期限，为争取时间，采速成的方式，按各部队的差异而确立时间的多少。最少两个月，最多四个月”。如前述之各类培训班即是如此。
1944年4月到6月间，为适应豫湘桂战役的需要，中美所组建了第一至第四4个行动区，分别在广东、长江沿岸的湘赣边区、安徽的屯溪和西安开展活动，组建了通讯网，进行宣传（心战）工作，并为美方搜集了大量的敌伪资料。与此同时，在戴笠的要求下，美方开始为军统培训特警人员，这是“戴先生对战后中国社会治安维护的深谋远虑，但此种苦心并不为人所了解，即美国的若干官员，也有提出非议的。如非梅乐斯副主任基于互信互敬的合作友谊，极力支持此一措施，则无由实现”。这段表白充分说明了中美所训练“特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抗日，也是为反共内战做准备。
为了达成中美所策应美国海军作战的基本任务，在梅乐斯的要求下，中美所还把触角伸向了在日本占领下的泰国、越南及中南半岛。在泰国，他们派人联络倾向抗日的卡宫春、塞古安等“自由泰国运动”领袖，为其训练装备人员，并派军统得力干员赴泰，进行游击与情报活动；在越南，中美所从北非联系到抗日的“自由法国”军队，派劳勃·梅利亚中校来华，组织训练人员，准备进入越南进行抗日情报与抵抗工作，但因法方内部的关系复杂草草结束了使命。
总计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几年内，其在抗日军事上取得的成果如下：
第一，在气象情报搜集方面，自1944年4月至战争结束，共获得气象情报84366件，自1944年10月到1945年2月，中美所还为美军轰炸台湾与空袭日本本土提供了气象服务；
第二，在地面情报搜集方面，1944年到战争结束，共向美方提供了4139件情报，美方回报1758件；
第三，在敌方电讯破译方面，1944年9月到次年8月，共向美方提供了110537件破译情报并破译日方密码多种；美海军据此对日本舰船发动攻击，击沉其舰25艘以上，另在雷伊泰海空战、帛琉登陆战等战役中得到了中美所的情报帮助。最后，在1945年1月7日美军大举空袭日军在澎湖、琉球的海空军基地，击沉敌舰船83艘，炸毁敌机210架，给日军最后毁灭性打击的作战中，也得到了中美所的情报帮助，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电蒋介石致谢。
第四，与美国在华第14航空队合作，从1943年起在越南、中国海南及台湾地区沿海地带布雷1000枚，有效地阻碍了日军的运输，并炸沉日舰船24艘。
第五，中美所的情报搜集系统在1945年前后美海军扫荡南海诸岛、菲律宾及歼灭厦门日海军的战役中，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
第六，在豫湘桂战役中，中美所的各类敌后武装在战区各省进行了多次牵制性破坏与袭扰作战，如炸毁了焦作煤矿、黄河新铁桥、钱塘江大桥，破坏了浙赣铁路等，还进行了一些广播、宣传作战和对日军战俘的心理战。
第七，抗战结束前夕，中美所加强运输与通讯，并出动所属各部队配合正规军，在“收复失地”与抢先“受降”中，为国民党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上述这些战绩中，既有中方人员的努力，也有美方人员直接参与。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就是中美所得到了美方大量的先进武器与设备的资助，这才能够达成以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当中，军统组织的活动能力与武装战斗力得到了提高也是事实。
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三年中，由于戴笠的刻意组织与策划，国民党军统组织与美方来华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军统为梅乐斯等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戴笠不惜屈尊去迎合梅乐斯的各种需要，为美方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此，他与梅乐斯及其他美员“合作愉快”，充分达到了使军统对外发展与对内挟洋膨胀势力的目的。
这一时期，在无线电讯与情报交换方面，军统局与美方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有一说认为：军统提供的日本密码使美军破译了日方情报，最终击毙了日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
据有关文章称：1943年4月1日，日本海军启用新的军用密码，附加乱码增加了破译难度。中国军统组织依据多年来侦译日军密码的经验，向美军送去了及时破译的日本海军最新秘密信息。有了中国方面的帮助，美军的困难迎刃而解。在夏威夷情报中心，来自海军陆战队的外语专家阿尔瓦·拉斯韦尔中校将一份截获的日本海军密电译成为日文明码，从中得到其中一份极重要的内容，侦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将于4月18日早晨6时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离开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于8时抵达巴拉尔岛进行视察，并安排作战方案。情报总部立即向海军部长诺克斯上校报告了这份重要消息，并转报给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这两位将军都很兴奋，决定抓住此时机对指挥了“珍珠港事件”的山本五十六下手。经过美国空军的周密计划，4月18日晨，美军米切尔少校率16架闪电式战斗机设伏，经过短暂的激战，由兰斐尔上尉将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击落，使日本海军一代中坚命丧太平洋，对日军造成了空前的打击。在这当中，中方的情报密码帮助发挥了作用。
除了抗日合作外，戴笠与梅乐斯还在共同反共的问题上有着默契与一致。
戴笠的反共是不言而喻的。而梅乐斯则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派分子，他声称“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表示“在中国消灭共产党本人乐于出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同时紧密地联合军统组织加强美海军的在华影响，梅乐斯不惜阻碍和破坏美国陆军在华的其他计划，即使在受到美国军方战略情报局和美国陆军方面反对谴责的情况下，他仍愿意不顾一切在反共方面帮助戴笠。
1943年重庆中美合作所特种警察训练班开设后，梅乐斯给美国海军部上校梅策尔写信说：“在今天上午开设了一所新的学校，传授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刑事侦查的技术，对于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下去的重要性，我怎么说也不能算估计过高。它含有种种无法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意义。在目前战争时期和战后的形势发展中，它在中美两国都有可能发挥十分广阔的作用”，但它“所包含的情况异常复杂，使我多少有点心惊胆战，但我相信我们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正是由于这一想法，梅乐斯在助蒋反共方面自行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甚至于1945年8月22日亲自出马，在重庆造时场松林坡公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宣扬中美所的成绩，以抗衡美国报刊上对中共抗日成绩的宣传报道，美国海军部为此也发出了有关中美合作所抗日经过新闻稿。据称：1944年以后，中美所抗日的战绩是平均每月毙伤日军2000人，而敌我伤亡比率是3：1，同时，中美所人员还“救获美国飞行人员30人，轰炸机航行人员46人，随军记者1人”。
梅乐斯在这次会议上还针对社会上的传言，为戴笠作了公开的辩护：“关于外间所传戴将军的谣言，我听到的最多。但我……对他最为了解，外间传说戴将军是走私专家，这不仅是肤浅的看法，同时也是误解……外间又谣传戴将军吸食鸦片，并且贩毒，此种无稽之言，本不值一提……还有人谣传戴将军自己建有一集中营，将其政治上的敌人擅行禁锢，且常施以苦刑。不错，是有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处所，设在贵州的息烽。我想在战时，任何国家，为暂时拘留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或间谍，或者政治上的战俘都设有类似的组织……设在息烽的组织，我本人虽未亲往参观，但中美所的美方人员，曾有多人前往查看过，知道详情……被看管的人……一般生活都很舒适。”很明显，梅乐斯与戴笠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为了争取舆论，梅乐斯还通过美国海军宣传机构，发出了一篇题为《中美合作所抗日经过》的新闻稿，借以鼓吹。
中美合作所开张后，梅乐斯在华的活动引起了美国陆军方面的关注。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认为，中美合作所是故意绕过他而直接受命于华盛顿，对此深感厌恶。但他无权管辖梅乐斯，只好用推迟美国海军援助物资运输的办法来表示不满。而梅乐斯却企图削除史氏权力，让美最高当局将这位正直的陆军中将调走，使自己可以放手与蒋介石合作。但梅氏的活动并没有成功。
1943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通知海军方面，他要派一支战情局的正规分队来华取代梅乐斯代表团，这个意见遭到了美国海军的坚决反对。杜诺万并未退缩，他亲自乘飞机来到重庆，要求梅乐斯从属于美国战情局的领导，戴笠与梅乐斯均不答应。后来史迪威因与蒋介石闹翻，被美总统勒令回国，由魏德迈继任其职，魏德迈对戴笠决无好感，他曾公开地说：“戴某声名狼藉，是个恶人。”他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作出决定，修改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协议，使其接受中国战区司令部的领导，同时维持梅乐斯的独特地位。于是，一个美国陆军的调查团开进了中美合作所。
1944年秋，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再次来到重庆，与戴笠签订了中美合作所第二份合同，扩大了双方合作的内容。这一次补充合同的签订，使中美所的性质有了若干的改变，强化了它在抗日之外的对内镇压的功能。其主要内容是：由美方协助军统训练特种警察人员，并供应各种所需的教材和器材，如测谎侦察器等现代化刑具、警犬、毒物等，美方复选派有关教官50人，来华传授特种警察技术。与此同时，美方继续协助军统在各地训练和装备特务武装部队，由原定5万扩大到20万人，供给运输器械十轮卡车由500辆扩充到2000辆、中小吉普车由50辆增至200辆；加拨军马500匹；医药器材增加到可供1000张病床之用。此外美方还答应为军统培养高级特务20名，去美国受训一年，由美方负责他们在美的全部费用。1945年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中美合作所视察时，又主动提出将送美受训的高级特务增加至40名。1945年抗战结束后，军统局人事处在毛人凤主持下，选出了40名特务，经戴笠、梅乐斯批准，分两批赴美受训。他们中有：鲍志鸿、郑锡麟、毛万里、郑鹤影、刘镇芳、潘景翔、吴利君、陆遂初、林金苏、焦金堂、黄加持、俞实、尚望、董益三、倪耐冰、乔家才、史泓、高鼎伊、王孔安、谢力公、刘芳雄、汪祖华等人。这些在抗战结束后的合作，已完全没有了抗日的意义，沦为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维护独裁统治和进行反共内战的实际行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抗战时期，梅乐斯的助蒋反共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美国政府的实际立场，更多的是他个人的行为。从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当局现实的对华战略是希望中国能运用一切力量拖住日本，以有利于美国完成其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部署。为此，他们并不希望国共两党反目，而是要求蒋介石不可自乱家门。美国军方并不支持梅乐斯的态度，对他与戴笠的火热关系也不以为然。正因如此，这才有了美国陆军对中美合作所的干涉与介入。后来，梅乐斯在内外矛盾压力之下思想紧张过度，患了精神衰弱症，最后严重到轻度的神经症，以至不能继续工作。蒋介石为了安慰表彰他，决定给他颁发勋章，当奖章送到时，梅乐斯已被美方隔离监护，于是这枚勋章是隔着监窗送到梅乐斯手中的。不久后，梅乐斯就被送回国，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活动。戴笠死后，梅乐斯要求来华参加吊唁，亦被阻止，后经蒋介石的再三努力，才得以参加戴笠的葬礼。这说明，梅乐斯在美并不得宠。尽管美国政府最后也走上了助蒋反共之途，但梅乐斯过早表明反共态度在当时与美政府的立场是存在差异的。
综上，以戴笠与梅乐斯为代表的中美双方在情报特工领域内的合作，是中国的情报特工组织第一次比较成功的对外合作，其出发点是为了配合美军的抗日，但其主要的成绩却体现在培训人员、更换装备与对美方提供各种情报上，真正直接服务于抗日战场者则为其次，这从军统的各类武装对日作战的程度及战绩与其所得到的训练与装备水平不成比例，也可得到证明。而其更大程度上的作用，则表现为后来发挥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上。在这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戴笠与军统组织，对美合作使军统在数量上急速扩张，在装备质量上更是上了一个层次，由此，戴笠个人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的势力也大大地膨胀，并从此伸手向警察、海军各领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终于引发了党政同僚的反感和最高当权者的警觉，最后造成了蒋介石对他的防备与限制。梅乐斯的情况也极为相似，他因中美所的成绩而快速升迁，又因专横抗令不准别人染指中美所而开罪于美国陆军及华府，最后只落得押送回国继遭冷落的命运。
这真是“福兮祸所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五 中美合作所的结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戴笠与“中美合作所”立即投入了抢夺胜利果实的争斗。因军统局在长江三角洲及东南地区的潜伏力量和“忠义救国军”等武装部队的优势，他们成为国民党抢夺沦陷区各大城市的“先锋队”。
抗战胜利后，中美所随即结束活动。这年冬天，美方代理副主任贝乐利与军统局主任秘书潘其武，根据戴笠与梅乐斯指示（梅此时被陆军排挤，遣送回国，戴笠则赴东南视察），签订了中美合作所的第三次合同，其主要内容是履行第一次合同的规定，办理中美合作所结束事宜。
这份《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结束协定》中规定：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对于获取对日作战胜利有重要之贡献，并认为该协定预定之任务现已完成，应予废止。缔约国政府承认该协定对于中美双方均曾有所裨益，并承认在该协定之规定下，有若干未尽之义务尚待履行。
协议书签订后，美方人员开始陆续回国，中美所所有文件，美方均带走一份。美方人员的物资，全部移交给军统局；美方运华物资已经启运的，仍继续运华交军统，未启运的则停运。所有美方出资兴建的房屋、家具、装备等均无偿交军统使用，美方不再保留所有权和使用权等。
虽然形式上中美所趋于结束，但实际上中美所的后续工作仍在一段时间内延续着。
抗战一结束，美方动用千辆十轮大卡车赶运军统武装部队，星夜奔驰，前往沪宁杭各大中城市，阻止共产党部队的接收。这些车队司机大多是南洋华侨青年，本来回国是为了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归心似箭，不愿开车。军统对他们除威胁利诱外，又由中美所动员美籍司机开车以确保完成任务。
中美特警训练班第一期结束后，为及时将这些经过“美式训练”的军统刑事警察、保安警察送到刚接收的平津京沪等大城市去为蒋政权抢地盘，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要来了4架四引擎运输机实行空运，又将特训班的全部教材和刑事实验室的全部设备赠送给军统局。虽在中美所第三次合同中已写明“未启运的物资即中止供给”，美军还是额外地从冲绳运来了3000吨各种美式武器到秦皇岛，准备交给军统。此时因戴笠已死于飞机失事，军统内部混乱内争，交接工作难以落实，最后这批武器被蒋介石拨给了开赴东北打内战的新三军廖耀湘部。
美方在第二次合同中答应提供军统1000张床位的医疗设备，此时已集中运抵上海，移交给“中美医院”使用。这所医院原为德国人所办，名宝隆医院，胜利后作为敌产接收，戴笠为拍美国主子马屁，更为奉承“校长和夫人”，便取蒋中正的“中”，宋美龄的“美”而命名之为“中美医院”，他非常得意地说：“这一方面是纪念中美合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校长与夫人的尊敬。”戴笠死后，中美医院更名同济大学附属医院。
1945年9月21日，梅乐斯回重庆安排好美海军部金凯特上将会见蒋介石事宜后，就因病中止了工作准备回国。蒋介石为了他在华的“功绩”，特命颁发大绶云麾勋章一座，并派毛人凤代表他送达并致颂词，在他回国时，戴笠前往为他送行。
回国后，梅乐斯在他个人生涯的逆境途中，仍然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了友好的往来关系。他曾专程来华出席戴笠的葬礼，受到了蒋介石的礼遇。回国后，他把在中国举办中美合作所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另一种战争——中美合作所的故事》。这本书在他去世后几经周折才得以出版。自然，梅乐斯在书中对中美所及戴笠给予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较高的评价，并把他在中国的经历视为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因此，梅乐斯也成为美国坚定的亲蒋派代表人物。
1946年7月，中美合作所全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