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人格是先秦以来的文化积淀与新时代的特定因子结合的产物。儒家、道家以及中国化的佛教，是其人格思想的主要来源。
（一）儒家的伦理人格及其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儒家自春秋战国成为显学以来对古代文人影响至为深刻。魏晋名士虽然生活于所谓“儒学衰微”时期，但儒家的人格思想仍然是他们人格的重要基础。
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伦理色彩已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人格思想特质无疑也是伦理的。儒家以其伦理层次将社会结构分为个人——家——乡——国——天下。作为个人，首先要做好一个“家人”，若为人子则孝，为人父则慈、为人弟则悌、为人兄则友……走出家门，则应老人之老，子人之子，对别人视若己家。至国及天下，做臣则上尽忠，下安民。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各人以其伦理位置务好其伦理职责，服从于伦理秩序，尽责于伦理义务。儒家对人格修养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将道德修养具体化，具有实践性的特征。不过，儒家的人格修养要求貌似浅易，实则至难。当达到了某一境界时，还有更高的境界在你前面，要你继续努力，永不停息。这种永无止境的人格要求，明显带有一些宗教意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儒家人格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其主要有：
其一，修齐治平的社会关怀。《论语·宪问》有云：“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此则相当清楚地表现了孔子的君子人格的主要含义，以提高自身修养为起点和基础，并以自己高尚的品德修养影响周围的人，极限则使天下所有人，识与不识，均得以有安。后来儒家更进一步概括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要求，由此可见儒家人格中的社会关怀倾向。总之，君子为别人尽心尽责是其修养的必然要求。
其二，追求完善的人格修养。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基本包括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修养及其和谐一致。内在修养，当指人的思想情操、精神品格、道德修养等精神方面，而外在修养应指人的行为规范等方面，这两者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体两面，完全统一的。儒家完善人格还表现在对人格修养的不息追求，即人格高尚无终极性的目标。
其三，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观念。物质与精神是人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两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儒家以“君子忧道不忧贫”标榜自己高扬精神修为而鄙视物质享受的人生价值观念。儒家的这种价值观有大量的表述，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等等，把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尊严置于生命之上。颜渊乐于求道而甘于贫困，正体现了孔子的君子人格。
其四，穷达相异的因境圆通。孔子曾高度赞扬卫国的遽伯玉：“君子哉，遽伯玉！”因为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更进一步总结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体现了儒家在不同的境遇下所取的不同选择。儒家对仕与隐的人生态度，是基于他们的社会关怀思想的。他们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推己及人，为社会、为天下百姓作出自己的贡献，人生最大的价值，也是最终的目标是“天下归仁”，因此只要客观上有机会，有可能，就不能放弃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与理想。在他们看来，有可能济世而不顾社会苍生就是不仁的表现，君子不取。
其五，持道守节的人格尊严。儒家非常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决不容许玷污与侵凌。由于他们认定自己所持之道是最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伟大事业，而基石即是人格修养；又由于他们的道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统治者的真正认同与实行，因此他们就以自己的人格尊严抗衡王侯，鸣高于世。孔子及其后代高足，声播列国，在积极争取人才的时代，欲得一官半职并非难事，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富贵腾达的，究其因则在于他们高尚其道，坚守其格。他们有时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惜开罪权贵，充分体现了充溢着浩然正气的人格尊严。
孔子曾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极具深刻的人格内涵的形象表述。就儒家先哲而言，既具忧天下万众的仁心，又是洞透世情物理的明哲。不过，两者相较，儒家君子人格的形象更像是矗立于齐鲁大地的五岳之首——泰山。泰山孕育了孔子高标的君子人格，泰山的勇毅、高世，出于大地而又回报母亲的仁心，正是君子的人格形象，推广言之，巍巍高山即是君子人格的意象。
儒家的君子人格对魏晋名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概言之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重人情伦理。儒家思想核心是伦理，重世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点在魏晋名士有非常突出的表现。阮籍母丧母葬都吐血数升，哀毁至极，可谓至孝；禁子放诞，可谓“慈父”。他们孝父母，笃友情，重夫妻之情意，其事迹真情极为感人，《世说新语》中有极多的记载。将魏晋名士对师友家人的真情之举与老庄的出世相比，其异立见。当然，魏晋名士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缺乏儒家重视的外观礼数。如阮籍等人服丧期间饮酒吃肉等。我们只要深入透视其心其情，魏晋名士的内质是完全与君子人格一致的。
二、重视人格修养及自尊。儒家重视人格修养及人格尊严的思想，也给予魏晋名士深刻的影响。魏晋名士所处时代相异，修习内容亦有所不同，但对自身修养的提高，也孜孜以求，不分昼夜。他们相聚讨论才性关系、有无本末等等问题，可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这些对自身修养有关的事项，基本上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求知求理求艺中升华自己的人格。名士对人格尊严的守卫并不亚于儒家所倡之君子，他们对上至皇帝，下至权贵都没有丧失人格的媚态，拒绝皇室征聘是名士司空见惯之事，当面指摘上司甚至皇室过失也是平常之事。
三、注重精神生活。儒家本是学术流派，但他们对“道”的执著，对人格修炼的热诚，对人生的价值观念及处理方式，带着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注重精神的特质也传给了魏晋名士。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名士是一批精神贵族，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弃俗的，非物质性的。即如清谈，他们几人一聚，立即拟题阐述，或逞口才，或具文采，日移月流而不觉倦，三餐不食而不觉饥，他们聆妙言而忘情，得新理而惊呼，纯乎忘怀身边的世界。有时甚至无视对方是政敌或世仇，为对方的才情所倾倒，为对方的完美人格所折服。在棋局上，画幅边，坐忘手谈，笔墨淋漓，目送归鸣，都是他们最畅然最惬意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天地之中，不觉外面还有一个名利世界。
（二）道家的自然人格及其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道家也是中国文化土壤上结出的果实。鲁迅曾说，中国文化的根基在道家，可见其重要性，对古代文人产生深刻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道家最崇尚的道即是自然，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准则。因此，道家的人格思想特质是自然的人格。
道家从复杂喧嚣的现实社会退出，走进简朴清静的自然世界，过起超尘脱俗的生活。由于摆脱了俗世尘网的羁绊，生活便自由自在，由于没有种种杂务的缠扰，闲极思事，静极思动，贫乏的现实事务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多姿多彩，加上自由的翅膀，心灵真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所不至。一部《庄子》是最好的体现，在那个世界，异世之人可以并世对语，地上之人可以神游八荒，寿期有限的生灵可以永生不灭，硕大无朋之鱼可以一竿钓起……异彩纷呈，无奇不有。《庄子》成为诸子中的艺术色彩最浓的书，鲜明地标示了自然人格的强烈的主体精神与艺术特质。这种精神与特质还表现于他们对万物的态度。由于持万物齐一的哲学理念，他们视自然万物无不具有人性，将自然物人格化，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草木虫鱼。这与孔子在川上因水而悟人生之理完全是两种境界，即物我分别与物我合一的分界。
道家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时处顺的生命本位。道家的自然人格也是以人为本的。不过，与君子人格的“大济苍生”的群体之本不同，自然人格可以说是为己的。且仅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主，愿遵循自然规律，让生命自生至自灭。《庄子》中山木不同遭遇的寓言深揭此理。因有用于世，或求有用于世，就会损折自己的生命。所以道家之徒一般拒绝聘用，哪怕是宰相之尊亦不顾，他们的拒绝出仕是无条件的。完全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而使自己生命完成其自然过程，这就是“安时处顺”。在道家看来，人们对生命规律多有不顾，多欲多忧，争名夺利，以致折寿。道家还根据自己对生命规律的认识，发现了导引、养气等防止生命夭折的养生术。这种养生术，目的在于使个体生命更接近自然地发展，并非益寿以致不死。
二、离尘拔俗的人格守卫。道家以自然本真的眼光去看历史、看现实，看到的到处都是污秽，充满着血腥，整个由人组成的社会没有干净之处，而人一旦进入那个世界，就会很快失去其纯洁无瑕的品性。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人性本位观，他们用自己的直观体验与独特思考，直觉到了人类本性异化问题。步入社会，无法避免各种观念污染，要保持洁净的人格就不可能了；人一入仕，就会因得禄而受人役使，去干别人要自己干的事，独立的人格就丧失了。在道家出现前后，历史与现实早已昭示。许由、巢父洗耳饮牛的象征性意象便是寄寓此理。道家的自然人格，就以离尘出世来守卫。
三、惊世骇俗的任真放达。儒家的君子人格当然很好，但修炼极为艰难，几乎要有宗教徒的苦修功夫才成。而且因其境界的高无止境，需要人生无时无刻的警醒努力。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极少有人能如此。因此修此道者更多的会出现假儒士与伪君子。君子人格的弊端即在会使许多人不同程度地出现复合人格。这是道家自然人格所唾弃的，他们崇尚表里一致，言行一致，自然本真地去看事物，去行动。这种禀真持一，在世俗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如庄子妻子死，按世情总要伤心，但他却鼓盆而歌。道家的自然人格就是不顾世间人之常情常理常习，因而独立特行，惊世骇俗，被视为任真放达。
四、孤心绝扰的精神冥游。道家追求的是摆脱各种限制，让“心”在一片洁净宁静的自由天地里生活。然而只要人生存于世上，必然要受到各种限制，如果心存各色欲望，奔竞于社会，受的束缚会更多。道家可能体验到了许许多多的限制给人带来的痛苦，因而提出了返回大自然的人格思想。他们首先要摆脱的是人自制的枷锁，那就是世务。家庭事务、社会事务（特别是官场事务）必然会给人带来许多麻烦，使人难以从性而行。没有了各种事务的纠缠顾忌，人就完全处于自然状态，可以想、可以说、可以做，任何于人群中所不能的事。对时间、空间的限制，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无法突破，道家就采取“精神突破法”来实现，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将理想的人送入具有无限自由的世界。《庄子·逍遥游》就痛快淋漓地描述了这种境界。道家自然人格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无待”，不需要任何客观条件，任凭心灵自由逍遥，任何地方可去，任何时候可游，这种“真人”“至人”之游，才是真正达到了彻底解放的绝对自由境界，这就是摆脱各种束缚的纯自然的人格。
五、万物同一的审美主义。道家对世间万物抱着万物同一的观念，用与己齐一的眼光看待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道家自然人格的重要一点就是对自然物的人格化，以视人的眼光视物。这种审美态度使他们用亲切同己的心态与自然相处。同样，他们用自然的审美态度看待人生。虽然他们看重有限的人生，但他们觉得人生是自然赋予的自然过程，并不用忧愁的心理对待人生；虽然他们用导引、养气方式以求生命免却非自然的夭亡，但他们对死亡并不恐惧，相反抱着一种快乐的、享受的态度相待，因为这是回归自然的方式。庄子临死前，要求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暴尸而葬，不必入土为安，他认为“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哉！”（《庄子·列御寇》）多么彻底的自然！走上不归路竟如此潇洒！
道家的自然人格用什么意象代表最为合适？恐怕只有水了。从水的来踪去迹看，是俗人不知的，难以理解的，可称为“玄妙”。水来自“不胜寒”的高处，那是俗人不敢想象的地方；水在山间聚成小溪，谁也不会想到这么小的东西不停地流有何意义，会至何处，远在人居之外的大海是山里人从未见过，谁也不知的地方。来自拔尘高处，奔向遥远梦想，这就是充满艺术精神的道家自然人格。超世拔尘，至柔至刚，真率纯洁，欢乐人生……种种品性与特征，正如生命之源——水。
道家真人人格对魏晋名士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巨大，主要表现于如下四端：
一、珍视生命本体。魏晋时期，士人们的生命意识相当浓烈。东汉后期就出现的生命悲悯之情，经过长期纷乱的捣炼，至魏更加普遍，更加强烈。战乱，瘟疫，捕杀，显出一片人命如草芥的气氛。名士们很自然地从道家那里接受了“生命本位”观，忧虑人生之短。名士们普遍接受了服药或导引养生之术，以求生命的长度避免非自然的夭折。在多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努力置身事外，逍遥山水之间，放诞人群之中，不任事务，徒保个体生命。名士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依生命本位之旨，创造了新的得生之法，以狂饮烂醉以求无用；食禄尸位，不理公务等等，其行为的内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应是其中重要者。
二、保持人格独立。魏晋名士都很重视自己的人格独立。他们的形迹虽然处于人群之中，但始终与世俗社会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主体独立于质性的世界之外。他们或几人相聚，废寝忘食地彻夜长谈，讨论各种与现实关系不大的玄妙问题，或对坐下棋，潜心黑白世界，“坐忘”外边纷乱社会；或深夜弹琴，驱除世务的担心忧虑；或挥毫作画写字，在泼墨飞舞中，喷发主体的情感与热量；或徜徉于山水之间，泛舟大海之上，在大自然中体会精神的畅游之乐……对现实世界视若无睹，全身心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主体世界中，作精神遨游，决不让自己的心灵有一刻停留于充满污秽的现实社会。
三、行为任真放达。保持人的自然本真是道家的主要人格思想之一，魏晋名士也直接承其衣钵。与儒家的守礼为高相较，魏晋名士真是弃礼不顾，甚至诋毁礼法。他们对美好的生命及人与人之间的情相当认“真”，但对外加于各种关系的礼教深恶痛疾。朋友之丧可以哀毁过度，以至于不久追随而去（支道林等）；素无关系的美少女死了，也会亲去哭奠寄哀（阮籍等）；朋友的事情，只要与己相关，可以不顾性命去尽力（嵇康等）。但是在常人看来应尽的礼节，他们觉得不仅多余，而且虚伪，只要“真”就行。父母之丧，可以饮酒食肉，但神伤心哀以至形销骨立（真情）。他们就是用自己的纯真之情去抗拒世俗之礼，因而有人谓之“新道德”理念，但当时，乃至今日世俗之人不会认可其狂诞之举的。他们废弃自己职官内的事务，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俗务”；他们所为都是依自己一时之“兴”，因为兴趣即是从真心发出。
四、人生的艺术化。道家是诸子中最富艺术精神的，艺术的真谛在于非物质功利性。魏晋名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通体充溢着艺术气息。魏晋名士的神韵即在于艺术，正因为如此，魏晋这个大动荡、大分裂，到处是血腥气味的时代，最不利于人类生息活动的时代，却是成了文学艺术极为发达的时代。魏晋的诗赋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棋艺远超前代，并为盛唐文化灿烂做了准备。这一切就源于名士们将人生艺术化，他们将艺术视若第二生命。嵇康学琴乃至于感动神人半夜授艺，王羲之学艺刻苦忘情，顾恺之精艺至于绝痴……名士杰出的艺才得力于人生的艺术化，艺术中展示生命光彩。为此，他们能将“学术活动”艺术化。探讨玄妙哲理，他们津津乐道，不倦参与，因为清谈不仅是智慧的表现，也是语言艺术的展示。锻炼制具、制造鞋子、聚财敛钱在常人看来是充满功利的俗之又俗之事，而魏晋名士做得有滋有味，因为他们已将常人关注的物质功利剥去，变成了艺术性活动，成为愉情悦性的艺术创作。
（三）释家的人格模式及其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佛教大体上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起先主要在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和天竺人中间活动。东汉末年，安世高等人的译经应该看做汉人对佛教需要的开始。三国，已经有出家的汉族文人，也有大、小乘佛经开始流传，特别是一些西域或天竺籍人的后代，他们信仰佛教，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开始有对佛经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的阐释，如康僧会等。至西晋，僧人与上层文人的交往已经不鲜见。但是到那时为止，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东晋是佛教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开始。不少汉族文人出家，他们本具儒家与道家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因此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与阐释更多地具有融通三教的色彩，特别是中国佛学家已经相当成熟，如道安、支道林、僧肇、慧远、竺道生等，其既符合佛教元典意旨，又与中国学术思想相通的论著与注序等，在社会上层影响很大。同时，大量大、小乘的佛经翻译成汉语，在社会上广为流通，使得习经修道变得方便易行。而此际高僧与名士交往密切，僧人出入权贵甚至宫廷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皇宫有讲道说法的场所。除了禅籍以外，般若学、涅槃学等佛学在僧俗两界盛行，而《维摩诘经》的宣讲，对名士解决出处问题帮助很大。所以，佛教对魏晋名士，尤其是东晋名士的人格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其主要表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扬自我而尊重众生。佛经中说，佛祖刚生下来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道：“天上地上，唯我独尊！”这是佛教徒的人格典范。佛教虽然是宗教，但是他们的信徒都具有崇高的人格理想：成为佛。这种敢于冲决世俗权威的大无畏精神，使佛教徒的精神境界建立在崇高的品位上。慧远与桓玄讨论沙门要不要敬王的问题，本身昭示了佛教的高标自我的精神，而最终的胜利，更使佛教与世俗权威平起平坐。佛教有“一阐提皆有佛性”及“众生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就是倡导人格的平等。虽然觉悟有先后，但是佛性平等。相辅相成的思想，不仅与魏晋名士本身的思想观念相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固了他们的思想基础与人格信念。
二、出世而入世。儒家以入世为本，道家以出世为宗。两者各极其端，而使广大的文人非此即彼的选择实在也是很为难的。建安至西晋的名士，大都在这个问题上首鼠两端，结果或轻或重地存在人格不和谐的现象。佛教以出家修道为主要存在方式，不参与世俗事务，不沾染世俗荣利；建寺院于深山，求觉悟于净界，具有浓郁的出世性质。但是，佛徒以慈悲为怀，以普度众生为修炼成佛的必由之路，以救苦救难为毕生的功业，因此他们又是入世的。尤其是维摩诘这位菩萨的形象，更是身在红尘心地清净，正是名士们一直企求的人格范式，自然也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了魏晋名士在人格模式探索中的难题，“心远地自偏”就是这种范式的绝妙表述。
三、玄远而实际。佛教的义理非常复杂与玄妙，般若学与涅槃学等理论相当深邃，真空妙有之理，玄之又玄，而这又与玄学非常相似，因此得到清谈家的喜爱。佛教徒的修炼是要求很严的，他们的功业也是每天每时都要进行的，所以佛教徒的人生就是在玄远的与实际的生活之中。如果说三国、西晋名士的表现更多玄远而具体实际有所欠缺，那么东晋名士则显然纠正了这样的偏向，他们既有玄远的境界与飘逸的风采，也有实际的干才与功业。这种表现确实与佛教相类。
四、勇毅又柔顺。佛教徒的大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勇毅，修道时的精进、成佛中的坚毅，都表现出勇往直前。但是他们不杀生等又表现了他们对外物的柔顺。这个特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六度之一的“忍辱”。逆来顺受，自然可以说“柔顺”，但是能忍天下难忍之事，又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种坚韧的品性，在名士那里尤其是东晋名士身上有很普遍的表现。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分析，完全可以看到佛教的人格模式，或者与魏晋名士本来相似，或者名士们发现正是他们需要的，采而取之，丰富发展了自己的人格。佛教在东晋时期的迅猛发展，这跟名士们与佛教特别“投缘”，互相吸收与影响，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