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256-311），字夷甫，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南）人，竹林名士王戎的堂弟。他是中朝名士班头，神仙中人。后儒多责其清谈误国，唐时编的《晋书》即录其临亡前自悔之传说，以为自认西晋败亡之责。其实，他那个时代的显贵大多如此，并非其一人，而时代风气又不是士人自身可承担主要责任的。作为清谈领袖，名士首魁，他的人格表现，基本代表了清谈名士的主要特征。
风仪出俗。王衍的美貌当世无敌。晋武帝司马炎即问王戎：“夷甫当世谁比？”王戎答道：“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晋书》本传）他的皮肤洁白如玉，手握玉柄麈尾，手与玉柄几无区别，“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顾恺之《画赞》云：“夷甫天形环特，识者以为岩岩之秀峙，壁立千仞。”“王夷甫绒毛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这种风仪实际还有才气的出众及品性的高洁作内质。他十四岁拜访前辈羊祜、山涛时就显出非凡才智与不卑不亢的气度，“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世说新语·识鉴》）山涛所叹，自然在于王衍不凡的气度。他一生不以物质为务，迥出俗辈，口不言钱，并且嫉恨他贪财的媳妇，还把父辈借贷他家的借券全部焚毁，可见其不爱钱财不是虚假（《世说新语·规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衍的风神，不仅仅是天然的美貌，更多的是他脱俗的气度与高深的修养所致，也是他的价值观所在。孙盛《晋阳秋》存王衍的一段话说：“王夷甫论曰：‘夫芝兰之不与茨棘俱植，鸾凤之不与枭鸿同栖，天理固然。’”（《文选·辩命论》注引）因此才会在名士如林的西晋受到一致的推许。
雍容大度。王衍不仅仪态详雅，而且容量大度。《雅量》载两事。一是王衍嘱一族人事，好久未办，恰于一宴集相遇，即问，那人当众挥樏掷其面，面肿如牛背，王衍却无言无怒，从容盥洗登车而去。另一事裴邈声望远不及王衍，因此特去王所，肆言极骂，想让王衍答，从而平分秋色，而王“不为动色”。面对别人的无礼至极，却能从容相待，其度可知。王衍一生行事，多有遭时人讥刺者，但他始终泰然自若，我行我素。其视人生万事，世间万物，浑然一体，漠然齐一，盖亦庄生之神。王衍的这种雅量，也不会与生俱来，而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只有完全超出世俗一大截，站在远远高出芸芸众生的高度才能以鄙视世俗小儿，不与庸庸之辈计较的心态与风度去处理这些俗事，与这些俗人至多擦肩而过，决不与之相交相较。不然，难免有与俗人相訾之事，与俗事相染之举。
天纵捷才。有一个成语典故“口中雌黄”出自王衍，言其于清谈玄理即悟即改之速。《晋书》本传言其“明悟若神”。他的悟性之高，反应之速，是他在清谈场上之所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他之口不言钱的记录在各种突如其来的考验中从未被打破，也有赖于其神悟，他的特长在于才思敏捷。孙盛《晋阳秋》云：“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文选·广绝交论》注引）实质上，王衍他们只是在清谈中享受人生的快乐，尤其是骋才显能之乐，至于观点为何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次要的，因此一旦有新颖可喜的议论出现，他们也会愉快接受的，并且在不同时空，用他们的新颖独到的语言进行演绎，而从这种演绎的过程中，他们便也获得了快乐。他们并不是要在言谈中表达什么高深的理论，更不是想在其中创造新的议论而达到不朽的目的，他们只注重当下的娱乐。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人生。
识见深远。王衍虽雅咏玄虚，不论世事，终日清谈，但对世态识见高远，所虑深邃，所计长久。赵王篡位，他早知其败，为免被牵，佯狂斫婢以示无用。齐王得势，众人匍匐，王衍独长揖而已，不久齐王失势，众臣即成笑柄。西晋末，他已见败亡之势，以太尉之便，安排兄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告两弟：“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晋书》本传）东晋的建立及王与马共天下的出现，衍之计也。表面希心玄远，不务世事，实际洞透时势，明鉴远近，真可谓识鉴高远，谋略深邃。
王衍的人格很具代表性，影响也很大。他们遗落世事的人生态度，使他们的“宅心事外”的表现达到了极致。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是那个时代贵族官员的极其普遍的为官方式，一方面消弭了两汉以来儒家的勤恪忠敏士行，客观上加剧了西晋社会的无序，无为，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因为那时候北方少数民族正在崛起，而西晋却在清谈糜烂中衰败，也对后代的一些士人置家国命运于不顾的极端个人主义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追求精神享受，鄙弃物欲的高雅品行，在两汉急于事功的士林内质里注入了新的元素，那是以道家清心寡欲为高的士行，成为后代士人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鄙视事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导致他们重一时的享乐，弃长久的影响，只顾当场当时的语言犀利，妙趣横生，不重文字的留世，使当时的清谈情景至今只能遥想而永远无法得其详，几乎所有清谈名家不仅没有清谈资料留存于世，也没有文采焕然的文学作品传世，造成西晋文学史事实上的严重缺憾。而晋代文学本有的资料也因当时人不重视保留，在历史上成为资料遗失最为严重的时代。如《语林》《名士传》《文士传》等等前后的重要作品至今没见全本。
王衍的才能唯用在“保身”，本传即言“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这是识见的所在之处。这种“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在那个时代有他的合理合情之处，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予以理解的。但是，明哲保身于社会，于家国，于人类都是消极的处世方式，是与文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相悖的，因此对后人的影响自然也是应该批评的。
王衍他们的只顾个人利益与安危的人生态度应该批评。但是需要认识其产生缘由，才可以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他是否应该承担“清谈误国”之事，历代评价并不统一，今人王健秋在其《简论王夷甫》一文也作了剖析。我们觉得还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入的层次上认识这个问题。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西晋的门阀制度与“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对西晋一朝的影响。这样的制度不仅会把大量无德无才的贵族子弟抬入官僚阶层，影响更大更深的还在于，寒族的才俊之士，可以成为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材被弃之荒野。进入统治高层的贵族，他们也无须努力于事功，甚至越平庸就地位越巩固，升迁越快。整个社会的肌体完全处于衰败的状态之中，时间稍长，就会使国家的病体根本无法医治。所以，像王衍这样的出身，自然就是那种越“平庸”地位就越高的人。他若是勤于事功，情况就可能转向反面。作为贵族，他们清楚西晋政权的来龙去脉，更清楚统治中心潜伏的深刻危机。如果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去积极参与，努力改变社会的话，那不仅于事无补，相反会更早更快地激化原有矛盾，朝代的崩溃更快，而且自己也必然地成为殉葬品，虽然现在的结局他始料不及，而介入矛盾中心的结果却是无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