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周恩来是最忙的人。究竟忙到什么程度？与他最熟悉的人如廖承志、陈赓等，经常是追到厕所里让他批文件；而周恩来自己常常是正在主持着一个会议，却在讲话间隙批转另一个会议的要点；按聂荣臻的说法是：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尚且如此，共和国的“大管家”就可想而知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关于让他赴苏谈判的电报后，立即调集人员组织代表团。代表团成员计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等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正在湖北老家探亲，周恩来打电报把他召回。他到北京后，出国制装也来不及了，就在旧货摊上买了两套旧西服，一件大衣，一顶高加索帽子，就随周恩来一行登上火车。在火车上，周恩来就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与毛泽东配合到这般融洽，也是经过近20年的亲身体验的。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5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出身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会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而稳健的周恩来却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大多数湖南人都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把吃辣当成一种“挑战”，笑称“不辣不革命”。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才进入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有机会读了更多的书，他酷爱读书，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
这与周恩来大不相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人们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性格比喻成“湖南辣椒”和“绍兴黄酒”，也不无道理。
尽管周恩来发自内心地信服毛泽东，自己心悦诚服地做毛泽东的助手；也尽管周恩来在建国之初，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但是他还是客观地说明毛泽东历史发展的过程，他希望热情单纯的青年人知道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圣人”，“不是神”，“毛泽东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只是因为后来他把马列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用活了，才得到中国革命如此伟大的胜利。如今回想起来，在建国之初，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崇拜毛泽东，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四起的时候，冷静地评价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说法，的确不易；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相处得自然真诚，相互间并无戒心。
从历史上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扭转局势。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相继走完人生里程。
在这期间，毛泽东参观访问了列宁格勒等地，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即接到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的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好，毛泽东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他们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1月18日下午，王稼祥大使来见毛泽东，询问道：“今晚10点，我去接周总理，看主席还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毛泽东缓缓说道：“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已同苏方谈好，全部由他们安排，我们这里的人员就不要动了。”
王大使建议：“苏方安排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大旅馆，他们给周总理安排了一个别墅，可能要去住一下为好。”
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那等总理来后，与他商量再定。”
王大使谈完，即告辞去安排接站事宜。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只是规模比迎接毛泽东时小了些。开始周恩来就住苏方安排的那间单独别墅里，只是离毛泽东住处较远。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泽东，交换情况，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恩来提出搬到毛主席这边来住，方便一些，这正合毛泽东之意，当即指示汪东兴：“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周恩来就搬到姐妹河斯大林别墅，住到毛泽东为他留的二楼的空房间。汪东兴则由二楼搬到一楼，把房间让给周总理的随员住。周恩来很快投入谈判的准备工作，不时让随员将有关方面的材料送来，并询问一些具体细节。
晚上，当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议定谈判中的几个问题时，毛泽东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代表团成员的纪律。在毛泽东刚到莫斯科时，就发生过陈伯达不请假外出的事，毛泽东当面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不希望再发生此类问题，所以特意向周恩来提出：“要向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宣布纪律，我看主要有这样三点：一、所拟文件不能遗失，当然也不能泄露出去；二、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三、日常生活中要是有困难的话，可以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伸手，索要东西。”
周恩来记下了要点，回屋后即召集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毛泽东所说的三条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