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城，这些领袖们处理问题仍是老习惯：重大问题的酝酿过程往往是毛泽东在会上或某位领导人面前提起，而后由这一方面的领导人负责起草文件，提交毛泽东审阅，再退回这位领导人修改并发布命令执行。这种程序常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行。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中央议论过，毛泽东自己也提过几次。
1948年，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时，斯大林就派米高扬做特使，会见毛泽东，一是摸中国共产党的底，二是代表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接受了邀请，但鉴于毛泽东正忙于指挥国内三大战役和农村的土地改革，他请米高扬转告斯大林，等我们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大概在斯大林70大寿时再前往苏联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派出刘少奇访苏。在刘少奇出国之前，毛泽东不无担心地讲过：“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西方国家自然是冷眼相观；能够承认的，只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是一面旗帜，它的承认与否，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刘少奇此次访苏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
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过偏差，有过错误。但有一点他很清醒，他提醒刘少奇：“既然长江以南指日可下，你们为什么迟迟不成立政府？这种无政府状态不能长，长了就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你们。”斯大林在烟斗酿造的烟雾里回想道，“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们是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周恩来担任这两种职务是无愧的。”
刘少奇也感到这些话的分量，立即专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有理，决定尽一切努力，加快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节奏，将原来计划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而且八、九月间，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又做出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
9月30日上午，周恩来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一进门，就对王炳南主任等说：
“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周恩来继续说道：“明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将要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之后，你们要立即将毛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函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王炳南在本子上记着周恩来讲话的重点。
周恩来进一步交代：“遗留在中国的外国使领馆，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均不承认其外交地位。今后建交工作，要通过谈判进行，要他们表明与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我们才予以承认。我们建交是有原则的。谈判建交在国际上并无先例，这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的一项创举。”
周恩来向外事组把要做的工作、原则、要求都交代清楚后，将他的图章留给外事组，便匆匆离去。他还要安排下午的大会、傍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和开国大典的有关事宜。
9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前铲下第一锨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后，毛泽东写下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遒劲而庄严的大字，并拟就了碑文，交由周恩来手书，周恩来的字苍劲娟秀，与毛泽东的字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这似乎成了一种象征。一个“主席”，一个“总理”，从共和国奠基的那天起，这种天然的互补关系即已形成……
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一清二楚，就是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也了如指掌。毛泽东有夜里工作、早晨开始睡觉的习惯，为了与毛泽东步调一致，周恩来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但毛泽东有时工作起来又会忘了睡觉，以致打乱一天的节奏。对此，周恩来从不干涉。但今天他却忍不住了，因为今天这个日子非同一般。
今天是1949年10月1日。
凌晨6时，周恩来已是第三次打电话到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睡觉了吗？”
值班室一般有两个人，正班不能睡觉，主要是负责毛泽东；副班可以睡觉，主要是听江青招呼。今天值正班的是卫士长李银桥，他一下就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小声回答：“还没有哪。”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下午2点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劝毛泽东又谈何容易？卫士们个个知道这一点，可个个又都是忠于职守的人。再难说的话也得出口啊。于是，李银桥轻手轻脚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一股烟味扑面而来，他知道，主席肯定又深陷在文件里。趁着倒水的工夫，他轻声说了一句：“主席，休息吧。”并把周恩来的话学说一遍。
毛泽东没有吭声。不是坚决反对或是特别赞成，他一般都不吭声。他的眼睛仍然盯在文件上，并在一旁不时写上几句。直到他搁下笔，这才慢慢起身，走到院子里，散起步来。
这是毛泽东睡前的习惯动作。10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李银桥服侍毛泽东上床，把毛巾被搭在主席身上。毛泽东闭上眼，念叨着：“你去吧，我这里没事了。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忙碌了一番。主要是会议，要决定共和国的各项重大举措，要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要设法尽快取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还得应付“吃喝”——
前一晚上，怀仁堂里摆好了国宴的餐桌，靠墙的桌子上已摆放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葡萄酒……有些已经开了盖，整个大厅里飘着浓郁的酒香。工作人员虽然忙碌，却很兴奋。就是站在怀仁堂门口的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表情与众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担心——
前几天，公安部粉碎了国外敌对分子企图在大典时炮击天安门的阴谋；蒋介石还派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到北京上空侦察，被我空军击落；危险解除了，可是他们又担心起餐桌和酒杯的事。李福坤把检验室主任王鹤滨叫到跟前，低声嘱咐：“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见王鹤滨：《感动〈上帝〉的人》）
一下子难住了王鹤滨。本来公安部成立的检验室，是为了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实行餐前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和与会人员的完全。保证中央领导不喝醉却是难题：五大书记中，刘少奇的酒量最小，真是沾酒就醉，他平时很少喝酒，可宴会上有苏联老大哥在场，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会谈结束后有一场酒宴。苏联人喝汾酒就跟喝凉水似的，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谁都不是对手。刘少奇要是为不失礼貌而举杯的话……虽说周恩来的酒量大，又爱喝酒，遇上这个时候，要是开怀痛饮……毛泽东只能喝点葡萄酒，要是一高兴要尝尝茅台，谁也不好上去拦……也许是急中生智，王鹤滨他们想出以水代酒的主意。宴会一开始，刘少奇一舔这种淡而无味的“酒”，喝了一杯仍是春风不倒，满心欢喜，破例与苏联客人频频举杯；周恩来的反应却不一样，他一挨酒杯，便知不对味，眉毛立时一皱，眼睛便四处搜寻，射向王鹤滨他们。他最怕怠慢了客人，要是客人喝的是这种酒，那将无法收拾。好在秘书何谦已知内情，在周恩来耳边言语几句，眼见周恩来的目光很快柔和下来。毛泽东对吃的讲究仅仅限于辣和“肥”，向来对酒不感兴趣。所以他喝了两杯茶叶水的“红葡萄酒”，竟毫无觉察。朱德已被告知酒里有“诈”，在饮过几杯假酒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偷偷来了几口真茅台。所以，那一场国宴下来，除了任弼时因有高血压不能喝酒，另外四大书记谁也没醉倒。（参见王鹤滨：《感动〈上帝〉的人》，中国人事出版社）
最忙的还是周恩来。
最细致的也是周恩来。他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在天安门城楼上不能久站。
下午1点，李银桥准时叫醒主席，穿上那套专门为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2点钟步行至勤政殿，其他政府要员都已等候在这里。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出发，开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向南，从中山公园后边进了故宫右门，往南直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启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升旗的电钮及其线路是由当时中南海内负责机关事务管理的同志找北京电业局一位技术人员安装的。因为这是一件极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为了防止升旗时电钮失灵，周恩来事前亲临现场作了检查，并指示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按电钮升不起来，就用人工拉上去。许多年后，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感慨道：“总理考虑事情比我们具体工作人员还要仔细、周到得多！”
群众不停地在天安门城楼下欢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李银桥刚把水杯放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又走进来，有些着急地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将烟蒂揿灭在烟缸里，起身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