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沈从文在不同的空间采取了相同的审美文化眼光，批判城市文明的种种负面效应。他们有着内在逻辑上的惊人一致：对进化论的反叛，对历史与道德的二律悖反的反思。前者不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切都将趋向于完美；后者不认同“都市的赞美诗”708，对都市进步的大量负面衍生物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由于“进化论”的强大影响，人们一度相信有一个“完美终点”的到来，因此在现代文坛，不乏对都市文明采取赞颂姿态者，如茅盾、郭沫若等。新感觉派作家虽然感觉到都市所带来的人性异化，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地道的“都市之子”，对都市的热爱与迷恋使他们只能在痛苦中沉醉、痴迷、不可自拔，最后只能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恰如沈从文所说，都市成就了他们，也限制了他们。同为描写现代都市，林语堂与沈从文不仅能够自觉反思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道德堕落、人性异化与心灵重负，而且通过对文化理想的建构与物质主义带来的异化现象相对抗，表现出相类的审美特质。
首先，在面对人性异化的同时，二者做出了一致的文化指向——崇尚神性，赞美人的原始生命强力。林语堂的神性思想具体通过神秘莫测的“命运”表现出来，他认为“命”是一种无法抗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因此人应当顺其自然，并有所畏惧。《京华烟云》、《唐人街》等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道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则，善恶、美丑、荣辱、贵贱、死生、祸福，都遵循轮回转换的自然法则，受到命运的主宰，因此不可强求，不必执着，应当顺应天道，就像《赖柏英》中韩沁在给新洛的信中所写：“冥冥中似乎有一股莫大的驱力，任谁也无法抗拒它的安排。”709林语堂通过作品表现了对强大的命运力量的折服。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笔触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他以生命为关注点，崇尚神性，描写健康优美的人性。他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710“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711“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12由此可见，在沈从文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无论是林语堂还是沈从文，对神性的强调都使他们转向对原始生命强力的歌颂。林语堂在《红牡丹》、《风声鹤唳》、《朱门》等作品中颂扬健康的生命形式，塑造了一系列任性唯情的人物形象；沈从文的《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雨后》、《阿黑小史》、《柏子》等诸篇，在诗化的背景中，通过健康的肉体、美丽的外貌、纯朴的心灵、朝气蓬勃的精神凸现出人性美。在他们笔下，这种原始的生命形式是一种人性与神性的契合，也是一种人性与自然的交融。他们以舒展而强烈的爱，震撼着文明世界矫揉造作的男男女女。情欲在他们笔下，不是丑恶、淫秽的别名，而是人性的复苏、青春的觉醒、存在的庄严召唤、生机勃勃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夏志清曾将沈从文与叶芝做过简单的比较，认为二者都强调“人类得跟神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与奸诈。”713这一带有审美现代性色彩的表述完全适用于林语堂与沈从文。在“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昂扬崇高的精神成为普遍主体倾向的时代，知识分子难以以足够的精力深入思考文化意义上的彻底变革，而林语堂与沈从文等作家则继续着对生命的思考。他们于单纯的信仰、朴素的观念支配下展现着命运的庄严和自由的本质，在一种逆向的文化思维中，以神性、以原始生命强力抗拒“物化”的日常经验，减轻工具理性对主体的压抑。
其次，二人都通过梦幻、回忆与想象对抗现实、批判都市，这是对现代文明的拒斥。“‘现代性’既意味着分析、反映某种镜像，也意味着逃避、幻象和某种梦象”714.在林语堂看来，“人类是全靠想象力才能进步的。”715而工业化过程和与之相关的物质主义的泛滥成灾，使“有关人类心灵的一面——想象力、记忆、爱、冲动（除了动物的食物和性的冲动以外）都被抹杀，或被扔到窗外。”716“旧世界”的匆忙生活使人们不断走向没落，不可逆转地迅速物化和成为物性对象，而想象力的毁灭、梦幻的丢失，是其严重危害，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本质退化的典型体现。沈从文则力图在病痛的人生与社会中，通过文学作品达到纯粹审美观照的境界，在这种思路下，文学所要强调的，如周作人在《跋》中所说，不是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及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不是著者所见所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717.沈从文在对回忆、梦境的书写中寻找精神家园。因此，在给“小说”下定义的时候他指出：
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这定义说它简单也并不十分简单。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不大够，它太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也不够，它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718
正如马尔库塞所分析的：“想像的力量在工具主义理性发号施令，与为了实现这种理性而对感觉经验大加摧残这两者之间，被压抑着。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总体框架中，想像才可以自由地成为实践的东西，即对现实加以变形。”719林语堂与沈从文正是在文明社会的现实压抑中，通过梦幻、想像的释放而超越现实的限制。
林语堂与沈从文都在创作中反映梦想与现实的对立。林语堂笔下的人物常常借梦幻来补偿现实中忙碌生活的不足，作家借人物之口说：“梦境是对现实的抗议，不是吗？”720他认为，梦幻能够制约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人生少不了幻像，幻像使人生变得可以忍受。把世界剥夺了幻像，我们就失去生存的目标。……事实上，世界没有幻像就不可能存在。……假如美是瞬间的一种幻像，看起来不是很好吗？其实整个人生都是错觉，问题是要怎么办？摒弃它吗？不，人生少不了错觉。……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这些神话和幻影，没有了幻影，就没有爱，没有艺术，也没有了宗教。”721“我们不能生活在冷冰冰、赤裸裸的现实里。‘旧世界’的哲学错在过分强调客观。我们必须为人披上自制的美服。我们若有更富弹性的想象力、更活跃的幻想，和自然有更亲密的接触，若有早期希腊人特具的朝气和诗意的幻想，我们就可以美化生命了。”722诚如弗洛伊德所说，真正的艺术家“懂得如何润饰自己的白日梦”并“为他人所共同欣赏”723，林语堂在作品中创作了许多梦幻世界。如当新洛想起赖柏英，想起故乡时，他感到：“那是一个他已经失去、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世界。往事一直残留在他心底，想抓又抓不回来。他对那些梦迄今依旧满怀信心，梦中有开心的笑容、极度的喜悦、真诚的感情以及纯情的信任。”724与之相对比，新洛在匆忙的大港都看到的却是“人来人往的走道，褪色的墙垣，大家住的破房子，以及汹涌不断的人潮，千千万万奔走营生的人群。”725在这里，人们只忙着赚钱，丢失了梦与幻想的能力。林语堂陷入乡土与都市、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矛盾的难以调和与调和的艰难使他常常以梦幻为慰藉。沈从文也常常游离在梦的边缘，流露出梦境难圆的悲凉，与现实呈现对立态势。他在《水云》中很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经常陶醉于梦境的经验，比如，“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726.《月下小景》中的佛经故事是经过“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727《边城》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728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写的常常不是眼见的状态，而是官能的感受、回忆、梦幻：“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729要超越“普通人习惯的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730林语堂与沈从文都通过对梦幻的强调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寄托，这是对所处现实社会的否定，从中可以看到梦（历史、回忆）与现实的对立。
虽然有着内在文化理路上惊人的一致：都极端厌恶商业都市如上海；林语堂说过：“我本质上就是来自乡村的男孩”731，并借新洛之口说：“自己既然生长在乡下，便永远是属于乡下的小孩”732，沈从文也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733，但是沈从文与林语堂二人对待“都市”与“乡下”的态度大相径庭。林语堂对二者持融合的态度。如前所述，林语堂对都市文明的态度具有双重性，在享受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对其诸如人性异化等衍生物进行清醒批判，他反对的是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作为对都市生活不足的一个补充，他推崇乡土礼俗社会与现代都市相结合的“礼俗化都市”，并通过对礼俗化都市的营造来建构生活的理想状态。与此不同的是，沈从文将二者截然对立。他有“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734，厌恶“新的世界”735.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736这是沈从文关于自己的创作的整体说明，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或“湘西世界”的互参与对立，是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指向与基本内涵。他极端厌恶现代都市及其文明：“在都市中随处可以遇见的，是‘假道学’。这种人终生努力求‘可敬’。这种人的特点是生活空空洞洞，行为装模作样。”737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都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的沦落、政治的腐败、人际关系的虚伪丑恶、灵魂的扭曲变态等。《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等作品可以作为一个系列，他从中透视扭曲了的生命形式，对都市生活的代表——“文明”的绅士阶层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传达对人类文明沦落的忧虑。而乡下人则不同，他们“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738《边城》是一曲优雅的牧歌，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三三》、《萧萧》等则在与复杂、堕落的城市生活的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如三三恬然自足的生活态度，萧萧对生命的渴望和热爱。在他笔下，“乡村”与“都市”总是泾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