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观方面讲，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利益原则使人们追逐金钱，造成人性的异化。西方社会文艺复兴以来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是和“追求现实物质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普遍认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追求私利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621虽然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侧面，但却随着工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广泛影响。正如席勒所指出的，现代社会“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象（像），……科学的界限越扩张，艺术的界限就越狭窄。”622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支配下，社会强调实用主义价值观、互利原则，人们一致认为“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623，并且应当从中获取个人利益，“每个人都以赚钱作为他生活工作的唯一目标，并带着钱财的物质重负走入坟墓”624.虽然韦伯一再指出，谋利思想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色，人类历来都有这种思想，但是，“将谋利思想视为一种道德上值得被赞赏的东西却是现代社会的特色。”625人们越来越以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无论是贸易往来，还是人际关系、婚姻家庭、民主自由、道德风尚，无不有利益的影子：“社会上的道德标准就是股市上的道德标准”，“有钱的人就是皇帝”。社会“把商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让金钱充当一种万能的工具”626，这便给社会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在中国，20世纪初便有人指出现代社会的弊端是：“当世之大患，不在言论之不平和，思想之不纯粹，与夫行动之不庸熟而已。乃在一世之人，群焉好同而恶异，慕势而贪利”627.对物质财富的关注与追求使人易于忽略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的本质和人自身的丰富性，由此所造成的人的主体丧失、人性异化的存在状态，构成了林语堂审美现代性倾向的一个来源。他敏锐地感觉到，在“自觉、理智、世故”的现代社会，“整整两世纪以来的物质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家是社会最高的导师，年轻的一代，充满了机械主义的嘲讽和享乐主义的狂放”628，人们大多都认为“金钱就是力量”629.
与此相对应，林语堂极为赞赏传统礼俗社会中重义轻利的人伦关系，推崇淡泊的金钱观。中国社会传统的义利观具有以义统利、重义轻利的特点。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质”630，“义以为上”631，把“义”看作人立身的根本，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孟子提出在生命和道义“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应当“舍生而取义”632.荀子则提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633.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标榜的宋明理学，更是把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奉为“处事之要”634.由此可见，以义为本、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精神。林语堂的作品洋溢着对重义轻利的传统人伦观的追求。《风声鹤唳》中老彭在战乱时期收养难民，给他们提供住处和食物，主张“把钱花在正道上，来帮助他人”635.《朱门》中，杜范林父子为了多捕鱼、多赚钱，在自家产业三岔湖上修建水闸，这样就能够把鱼关在湖里——从“法律”角度讲，杜家“有权这样做”；从“科学企管的立场”来说，这样能够“把生意发展到最高限度”636.但是，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切断了附近回人山谷的水源，导致回人的河床干涸，渔夫失业，山谷下农民的生计完全受到影响，使“整个回教山谷陷入绝境”637.从道义上讲，这种依靠“毁灭邻居，来堆积自己的财富”638的做法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杜忠把产业交给弟弟掌管，但他对杜范林惟利是图的经商态度极为不满，认为建水闸“这件事根本不对”639，于是毅然拆除了水闸。在这里杜忠体现出重义轻利的美德，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敬意。《唐人街》中，为了支持中国抗战，海外的中国人“在捐钱时的慷慨，令人难以相信就是平时节俭的中国人。”640无论洗衣工人、餐馆主人还是侍者，都按月交出他们节省下来的钱，为了拯救祖国，他们捐出“一点一滴省下来的钱”641.体现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国外，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林语堂并不轻视金钱的作用，金钱是生命延续所不可缺少的，对财富的追求也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但他认为如果毫无节制地追求财富，便会造成人性的堕落、异化并受到惩罚。《京华烟云》中的牛素云，虚荣浮夸、自私无礼，只对金钱、权势与享乐有兴趣，最终堕入贩毒的深渊。《朱门》中，一味追逐利益的杜范林父子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金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642的现代文明社会，物质利益成为社会的第一杠杆，利己主义愈演愈烈，人们对金钱和利益进行疯狂的追逐，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以追求商品利益为核心的文明社会，加剧了生存竞争和人对人的压迫，导致人文理想和传统道德的失落。林语堂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通过传统社会重义轻利的观念加以矫正。
从客观方面讲，林语堂厌恶现代都市中的摩天楼等大型建筑。大型建筑（如罗马式体育场、法国式或威尼斯式宫殿、哥特式教堂、“殖民”式房屋等）尤其摩天大楼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日益增值而出现。尽管美观适用，被称为“傲然挺立，直冲云霄的精灵”643，是现代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但是批评家们却不赞成这种建筑。摩天大楼被称为“僵硬刻板的高大建筑”，是“现代性的种种罪状”之一644.建筑师弗朗克·洛伊德·赖特则视摩天楼为建筑上的巨怪，建筑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称之为“供天使和飞行员居住的建筑”，著名的城市规划者也把它看作社会的灾难。摩天楼“是商业狂热、对机器的崇拜、对金钱的尊崇以及想把适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45早在1901年，沙利文就曾带着感伤的情绪写到这一类大型建筑：
华而不实，到了可怜的地步；顶部正在坏死而核心已经死去，只是间或放出一点回光，懊丧的回光。有用无形，有形无用；各个部分和主体互不相关；巨大的外形只不过是华而不实、不负责任和严重无知的凝结物；这些建筑物乃是精神虚弱的标志，心胸狭隘的标志；是当前争名夺利的标志；是病态的失常功能的失常外形。646
西方社会越来越注意到摩天楼本身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它严重地加剧了拥挤的程度，使已经令人困惑的交通问题更加严重，并使周围的整个地段投入黑暗之中。倘若它不是沙利文称作的对美国生活所下“最赤裸裸的、最邪恶的和最可怕状况的结论”，那么它就是——如沙利文在另外场合所评述的——严重反社会的。（注：着重号为笔者加）外墙随高缩入或设计（最先是由纽约市提出的要求）在解决光线问题和改进摩天楼外观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对缓解拥挤程度或使大城市显得开阔宽敞和赋予大城市居民的尊严方面的作用却极小。摩天楼与贫民窟一起发展起来，有能力和财力修筑最高大的建筑物的城市似乎不能为在其中工作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647
林语堂也感受到了大型建筑的“反社会”倾向，他说：“当我每次看到那摩天大厦或一望无际相连的房顶时，总有些心惊胆战。……俯视街道，所见的是一列灰色或已褪色的红砖墙，墙壁上开着成列的、千篇一律的阴暗小窗，窗门半开着，一半掩着阴影，有的窗栏上有一瓶牛乳，其余的窗栏上放着几盆纤弱的病态的花儿。”648这样的居住环境使他感慨：“我们是居在城中，城市总是令人愁。”649
与此相对照，传统礼俗社会的建筑风格是宽大闲逸、充满生机的。因此在对城市景观的描写中，林语堂常常以礼俗社会中的家族庭园为描写对象，以其宽大闲适与现代空间的狭窄逼仄相抗衡。如前所述，他对北京的喜爱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倾向。《京华烟云》中，曼娘眼里的曾公馆是这样的：“曾公馆宅第宽大，有四层院子深，在正院儿的东侧，有一条榆树交荫的狭长小径，还有若干迂回曲折供散步的走廊通往正院儿西边的幽深的庭院。……他（注：曾平亚）的屋子向着一个三十尺宽的院子，有假山，有鱼池，大花盆里种着石榴树。”650“这所大宅第所有的院子，设计建造得都是各成格局，但家人住在一起又很方便。每个院子都幽静、严谨，看着绝对没有跟别的院子接连的感觉。”曼娘穿过花格子的走廊和小门儿之后，“她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出来了。”651其实何止曼娘，林语堂终其一生，也没能走出这样的庭园。在上海生活时期，林语堂选了一套精致的带有花园的现代住宅，他按照住宅与庭园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安排庭园，使人在其中能够种花、种菜、种果树。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林语堂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仍执着于礼俗化都市的生活理想。直到晚年定居台湾后，他设计的房屋格局是：“沿着大道有一堵白色的墙，中间有一扇红色的大门。踱过精致的小花园，穿过雕花的铁门，是一个小院子，周围有螺旋圆柱，顶着回廊。院子中有树，有一个小鱼池，右边是书房，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面对绿色的山景。房屋下是斜坡，走下去便是草地，种菜种花养鸡。”652林语堂善于把带有礼俗社会风情的家族庭园浓缩进城市中来，他所写的可以栽树、种花、养鱼的庭园，可以使人们在现代生活的劳顿与喧嚣中体会到一份安逸、一份雍容。这与海派笔下机械、畸形的都市意象截然不同。由住处的描写可以看出不同城市中现代人一般性的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语堂之厌恶上海而钟爱“中庸城市”北京、“新面孔和旧风情的混合”653的西安也就不难理解了。
林语堂旅美30年后最终选择台湾定居，也与台湾所具有的礼俗化都市特色有莫大关系。1966年6月4日下午由香港女儿处到台湾后，他曾向记者表示：香港是个物质生活很好的地方，只是在殖民地的土地上，总觉得情调有些不对，决定回到台湾多住些日子。但此时对是否定居台湾的问题，他的态度还不明朗，因此媒体在报道中说：“林语堂昨抵台，将作较长时期居留”654.林语堂下定决心回到台湾安居时已是6月底，其间有多种因素促成，如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张群等台湾要人的意旨，林语堂自己浓厚的民族之情和乡土之情，便于写作等因素，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但是鲜有研究者注意到台湾的礼俗化都市特色。林语堂一向不满高度机械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所以不把美国看做“落根”的地方。台湾虽然也进入了工业社会，但还保留着民族固有的传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然环境方面。大陆回不去，香港虽物质生活发达，却是由混凝土组成的世界，自然景观与他心目中山水秀丽的故乡有着天壤之别，直到晚年他还对女儿说“香港的山好难看”655.而台湾，则是“自多名胜。乌来瀑布、石门水库、日月潭、玄藏骨，都可领略，引人入胜。独此故乡情味，不足为外省人道也。”656并且，在台湾他可以把《生活的艺术》中的生活理想变为现实，自己设计庭院，院中有树、有鱼池，可以种菜种花养鸡，符合他的文化趣味。第二，人文环境方面。台湾与福建隔着一个海峡，习俗相通，“有人情味”657，语言相同，尤其能够“处处听见闽南语”658，使身在台湾的林语堂如同回到故乡，令他“对台湾有一种亲切感”659.因此，与老家闽南一衣带水的台湾，自然是他理想的“落根”之地。于是林语堂离开了美国喧嚣的都市，选择了台湾阳明山麓的静逸庭园。他在回答记者访问时明确地说：“我们不但回国，而且回乡，处处听到乡音，我们像回到漳州老家。”“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一幢房子。”“几十年前，我们就许下了这个心愿，这次回国安居，不是偶然的。”660在台湾六十年代的“出国热”、“留学热”中，林语堂回归台湾的举动与他一以贯之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