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追求文化的和谐，是为了人的和谐，二者相互依存。人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此处的“自然”与前面提到的“顺其自然”的“自然”不是一个概念。前面提到的“自然”更多地是形上层面天地万物本然的样态；此处的“自然”是大自然这一客观存在，本节提到的“自然”若无特别说明皆取这一意义）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西方对待自然的差别在于，一个以道德的方式，一个以认知的方式。中国是以道德的眼光看待自然的。儒家视生为天之大德，《易传》讲生生之德，讲创造之机，天命流行及于物，就赋予物性，及于人，就赋予人性，把人与自然的生化之道，不仅视为必然之理，而且视为当然之道。这样，人之本于自然、依赖自然作为人之合于自然的事实可以推导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当然之则。如果说儒家还带有“力图使自然向着人为的方向发展”的痕迹，“置重的是自然的人化”，“使自然与人合一”，那么，道家“置重的则是人的自然化”546.道家从物我为一的整体观念出发，强调天地人的有机统一，反对以人役天，形成了“天乐”思想。在道家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向大自然学习，热爱和钟情大自然，与自然同一，就可以获得“天乐”。天乐，就是与天地万物融洽浑合的一种快乐自在的状态，亦即能够与天同乐，是自然之道在人心中的迁延与充实。“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547“‘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548就是说，体会天乐或与天同乐的人，他生存时顺天而行，死时便与外物化为一体，不怨天尤人，没有外物牵累，没有鬼神责罚，这样人就能与万物一体而遨游于天地之间。老庄的钟情自然经过魏晋玄学的发展，自然山水被赋予更多的情感和伦理意义。阮籍、嵇康从天地合德、物我一体的思想出发，醉心于自然山水中，采取了“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的人生态度。陶渊明在经历了仕途坎坷、官场失意后弃官归田，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安慰。此后钟情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又推动了山水诗的兴盛，谢灵运、谢眺等人借自然表达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感悟。唐代以王维、孟浩然、李白、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推崇老庄道家寄意山水、酷爱自然的审美精神，在与自然的交融互参中寻求不同于世俗的人生，在自然中体察着宇宙的本心和人生的情趣。宋代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文人更以自然为师友，从中获取直面人生的力量。549推崇天人合一、置重人与自然和谐并处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与自然万物沟通对话，把大自然当作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欣赏对象，进而寄托情感，发现和理解大自然的美，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
西方则是以认知的目光来看待自然的，形成了“自然向人生成”550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倾向。西方哲学起源于对自然的追问，试图根据自然本身来了解自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主体和客体的混沌同一关系，使客体世界从思维主体——人中独立出来并成为思维主体的对立物。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到了近代，由于理性主义思潮的高涨，西方社会中人与自然更是处于全面的对抗之中，“人用表象（vorstellen）的方式把其它的存在者看作与人对立的东西”551，“现代技术追求对地球的绝对统治”而忽视了“保护地球和自然”552.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的杰出成就是建立在攫取自然资源、控制自然生命、自然过程人工化的基础上的，就像鲍曼所说：“现代科学产生于征服大自然，使之服从于人类需要这一压倒性抱负。颇受赞颂的科学好奇心从未摆脱控制、管理、使事物更美好（即更加柔顺、驯服、乐意效劳）这一令人振奋的幻象。而据说正是这种好奇心推动着科学家‘步入至今无人敢涉足的领域’。确实，大自然渐渐地成了某种从属于人类意志和理性的东西——即有目的的行动的被动客体。在其现代理解中，大自然的概念与产生这一概念的人性概念相对立。它代表了人性的他者，是无目的之物和无意义之物的代名词。弃绝了内在的完整性和意义之后，大自然似乎成了人类放肆行为的一个柔顺对象。”553社会普遍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不但是自然的解释者而且是自然的改造者，号召建立人对万物的“统治帝国”。这样一来，“作为文明化或半文明化了的人，他们同自然的联系已经不再那么紧密了，他们已不可能再同自然融为一体了。”554现代工业文明得到极大发展以后，许多国家都把发展工业与科学技术放在首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与经济速度，把大自然当作索取、消费的对象。人类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最大规模地破坏了自然。罗马俱乐部主席在《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的报告中指出：“人之初，步子小，以后逐渐加快，最后向权力奔跑，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往往是建立在‘大自然的灰烬’上的。而且，不顾自己是否已经超越极限，是否正在自掘坟墓，人类仍然继续超速上升。……我们这些原子和计算机时代的野人却只知摆弄操纵杆、控制钮、挖土机、石油巨轮和超音速飞机，以此引为自豪。”555在这种情况下，“绿树、蓝天、浮云的画面”被“工厂的烟囱和汽车加油站”所取代556，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我给太阳拉上了帷幕，使他合情合理地下榻安寝，这里除了汽灯，我就再见不到光亮了。”557波德莱尔则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花絮中呼吸，机体组织里渗透了白色的铅、汞和种种制造杰作所需的有毒物质”558.弗洛伊德在晚年也深怀忧虑地写道：“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控制自然的程度是从前的人想象不到的。……但是，人们似乎发现几千年以来就渴望实现的新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对自然势力的征服，并没有增加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令人愉快的满足的程度，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559这里揭示的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征服自然能力的增长并未导致人类快乐和幸福的增长，就像康马杰所指出的：“过去的生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不安定”560.因此，呼吁回归自然、与大自然保持友好的声音始终不绝如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不是也不应该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和征服者，而只能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应是一种特别亲密的相互平等的关系。人们批判“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561的现代人，呼吁“人既不在自然界之上，也不在自然界之外，人是不断创造的一部分。人关心自然，尊重自然，热爱并生活于自然之中，是地球家庭中的一员，要听任自然的发展”562，并警告人类如果不能善待自然环境，那么就会威胁自己的生存。这些都体现了西方知识界自古以来的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的态度以及对由此带来的困境与危害进行的反思。
林语堂认为，享受美好的大自然是生活的艺术之一方面，能够使人清心净虑，精神愉悦，因此，他主张回到大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不赞同西方传统哲学的狭隘思路，即以人为世界的中心，把主体和客体作为描述的基本对象，把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作为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他批判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反而越来越把大自然推出生活之外的趋势。林语堂借劳思表达了对“旧世界”的不满：“人和自然分了家，他想要把自然吞下去，拆开来，分析成元素——而不想与它和平相处。总是人对自然，而不是人与自然。”563也就是说，人总是将大自然置于对立面，总想征服大自然，却不想与其和平相处，林语堂称之为一种病态心理。他还借劳思之口强调：“不要征服自然，要和它并存。自然对人类不含敌意，她是你的朋友。”564“我希望完全简化人类的生活，找出人在尘世上需要些什么，使人能和自然和谐相处。……享受宇宙的和谐，这一周期的美，使人性在其中得到完成。”565他之推崇北京文化，也与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关：“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时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内”566.林语堂始终将人看成自然中的一分子，并对自然保持亲近与友善，认为“常和大自然的伟大为伍，当真可以使人的心境渐渐也成为伟大。”567审美现代性“在对感性的充分肯定中，直接包含着对于人与自然的亲和性、个体的充分的自在自由的肯定；而这些却正在被大幅度变化的文明所破坏。现代生活迅速地物质化、精致化、人工化了，甚至腐败堕落了。”568林语堂通过寄情自然，将未受现代精神与机械文明强制改造的生活当作人生理想，融自我于自然以超脱世俗事物和人际功利，探寻自然之美和万物之理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其中所表现出的宇宙人生的生命情调，正是对迅速物化、人工化的现代生活的矫正。
林语堂笔下的理想人物大都具有热爱自然的天性。他竭力主张艺术应当表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把自然看作人类精神的家园，认为文学作品所写到的如果“无非是人，人，人，而丝毫没有提到花鸟山丘和溪流”，是轻重倒置令人不解的569.姚思安在生活上贴近大自然的运行节奏，并在妻子死后云游四海，在繁杂的社会中为寻找失去的自我而重返自然，到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真谛。姚木兰热爱自然，喜欢爬高山，观赏美景，把“去游远处的名山，如陕西的华山，安徽的黄山，河南的嵩山，四川的峨眉山，再到南方繁华的城市如苏州、杭州、扬州”当作“生平的愿望，朦胧的幻想。”570她妙想天开，想当一位船娘，以亲近自然。她看到极美的景物会禁不住涌出眼泪，有一次同家人去香山，看到清雅的院落及对面的景物：“悬崖耸立，上面乔松茂密，清流自悬崖流下，下面汇为池塘，水极清澈”，不觉滚下了泪珠571；同丈夫到西山别墅，看到远处“一片丹红的柿树林”，近处“一群雪白的鸭子在水上游荡”，情不自禁地涌出眼泪572.小说还用较多笔墨描写木兰游览北京西山、东岳泰山、杭州西湖等风景名胜，并写她在杭州过上了前有西湖、后有钱塘江的亲近自然的生活。爱好自然在她而言不仅是一种情趣，更是一种对生命的真切的热爱。孔立夫特意为妹妹环儿与陈三在大自然举行了一个免除一切仪式的“空前庄严美丽的婚礼”573：树、鸟儿、云和自己作为媒证，晚霞映照的一个亭子是一对新人相吻的地方，而庙宇则成了新房。在返回自然、抛弃礼仪的婚礼中，人与自然真正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红牡丹》中的白薇、若水夫妇，可以说是作者回归自然、过一种接近自然的田园生活的理想典范。他们为躲避人世间的“屠杀和仇恨”而隐居山野高地，把居室叫做“不能忘情之庐”574，把室外山水美景称为“我的花园”575，把山上瀑布名曰“我的瀑布”576，欣赏宇宙间的山林美景，用生命之爱筑起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外桃源”，过着作画、写诗、种菜的悠闲生活。若水还有一套享受自然和人生的理论：“天下若没有花儿，什么也不用提了；因为有花儿，我们就得去闻。天下若没有鸟声，一切也不用提了；既然有鸟声，我们就得去听。”577这可说是对享受自然的人生态度的哲学概括。《奇岛》中，尤瑞黛则被到处都是迷人的美景、开阔的天空和大海的小岛迷住，在这里，“温暖，有人情味，充满优美的弧线和柔和的色彩，温暖、迷人而安详。”578在林语堂看来，大自然就像一个疗养院，即使不能治愈病患，至少也能治疗机械文明所造成的人类的自大狂症，可以影响、造就一个人的性格，具有一种“化积效验”，“使人清心净虑，扫除不少的妄想。”579人们在都市中感到烦闷压抑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自然，把远离自己生活环境的宁静地方作为一种精神和情感的寄托。”580林语堂正是通过他创造的一个个恬静闲逸的“世外桃源”，与动荡、纷扰的现代社会中正在扭曲人类自然天性的封建礼教和工业文明相对抗，试图以回归自然来救治现代人的机械崇拜，并为现代人设计了从返归自然中救出自我、摆脱苦难的方案。可以认为，林语堂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现代人反思自身的生存境况、寻找精神的出路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人自身的和谐
林语堂发现，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完善，人类的精神却危机四伏，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是人的异化日趋严重。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个人自身，内心的和谐都被矛盾与焦灼所取代。林语堂并不否认矛盾与冲突，相反，他认为“矛盾着”才是事物的真实面貌，强调“矛盾”的必然性，承认人生处处充满矛盾。在他看来，假若一个人本身不存在矛盾，那么这个人也没有多少深刻性可言。关键是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矛盾。他主张除了极少数矛盾需要外力解决外，更多的要靠人自身去解决，也就是说，要靠自身的心灵去调剂，在繁杂的矛盾冲突中求得“宁静”与“平和”，以达到自身的和谐。
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甚为叹服，前文涉及到林语堂的中庸理想，但仅仅围绕北京文化展开，这里将从实现人自身的和谐的角度进行阐释。“中庸”思想贯穿在林语堂的生活与创作中，成为他寻求心灵和谐的重要途径，也是他用以矫正西方过激思想的武器。所谓中庸，“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581.“中庸之道”不但被林语堂视为与“西方学理”分庭抗礼的哲学，而且大有用之拯救被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所奴役的西方人的含义。林语堂在“语丝”时代曾激烈批判中国的中庸哲学，认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582.但是当他感受到西方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戕害后，林语堂又在中庸哲学中发现救治之道。他认为，这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最近人情的”583，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最健全最完美”的哲学能够产生“和谐的人格”584.
林语堂的中庸之道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在文化上提倡中西文化融合；在生活方式上主张“半半哲学”——“努力工作，尽情享受”；在宇宙观、生命观上倡导“阴阳相合”；在宗教观上寻求共存互通。在林语堂的文化追求中，中庸思想体现为审美综合的特征，即不仅融合道家的处世态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佛禅义理，包含西方的自由思想与人道精神，而且充满了动与静、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人生态度。《京华烟云》中，这种综合的“中庸之道”始终贯穿在人物的性格及生活方式中。如木兰，她接受并融合了父亲的“知识”与母亲的“智慧”，爱立夫但与荪亚的婚姻和谐美满，兼具道家思想、儒家人格与佛教的慈悲之心；她心态介于动静之间，既有西方人的追求精神，又像东方人一样含藏若虚，这些看似相反而不能相融的事物都被她糅合在一起，构成其迷人的性格，完满的人生。姚思安把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进取精神融汇为带有时代特色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文化思想，一方面以入世的现实态度对待家庭生活——买下王府花园，住豪华府第，居京城闹市，过锦衣玉食、仆婢服侍的富豪生活；把家政交给以儒家礼法治家的太太，虽不赞成儒教的繁文缛节，但对太太的家政持认可态度；支持变法维新，积极吸纳新思潮，同情革命；以巨款资助革命，关心民族命运，具有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又以出世精神超尘脱俗——追求道家的虚静超脱，终生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寻访“乐生之道”，追求心灵的安宁与精神快乐，抛却富贵荣华，云游四海。同时，姚思安与《红牡丹》中的梁孟嘉，《风声鹤唳》中的老彭、梅玲，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理想人格象征的陶渊明、苏东坡等，都能够“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介于动作和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585从而产生和谐的人格：“不流于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灵始终是和谐的。”586林语堂通过中庸之道向西方人暗示，在古老的东方中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处世方式和思维方式，即“适可而止”，即“中庸”，与西方的“不欲过分”、“中和”（modertion）意思相近587.它可以反拨西方对物质的疯狂态度，救治西方人那种引颈前瞻徒然使人类在无效果和浪费的行动中过生活的哲学，以此为“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588，克服由物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不和谐。
达到内心的和谐，除了要对矛盾有正确认识、坚持中庸思想外，林语堂还强调幽默的人生观（主要在散文及文论中进行阐释）。关于林语堂幽默观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问世，但是对此的阐释，却多是围绕文字上的幽默即林语堂在表述中如何幽默展开的。我认为，林语堂的幽默观很大程度上是把幽默当作一种“人生观”589，指的是一种超远达观的心理状态、人生态度。现代人追逐“完美社会”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焦灼与人性的异化便难以避免，林语堂通过“幽默”所要提醒人们的，恰是人生的不完美，如他所说，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会发现人类自身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590，也会发现生活着的“不完备的社会”中“有多少的弱点，多少的偏见，多少的迷蒙，多少的俗欲”591，只有以达观的心态将这些人与社会的“不完备”转化为“会心的微笑”，才能轻松自然地释放出由此产生的压抑感和紧张情绪，从而获得心灵的舒展，“使受折制的‘自然人’出来消遣消遣”592.林语堂的幽默观以对生活的全部负面实相及其所衍生的生命的必然缺陷的承认和清醒洞察为立论前提，认为“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593他深知“完美”的人生事实上并不存在，所以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缺失和弱点应该“谑而不虐”，给以宽恕、怜悯和慈悲，甚至要做到“不会怒，只会笑”594.在林语堂而言，他是以幽默的“会心的微笑”对抗现代社会人生的“不完备”及其加给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以化解人生的愚顽和卑劣，协调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紧张，从而获得心灵的和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幽默观具有了审美现代性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