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德国具有重大意义的选举年，将选举跨世纪的联邦总理。国内外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已经执政16年、在德国战后历史上惟一连任四届的“统一总理”科尔是否还能保住总理宝座？科尔是在1997年4月3日庆祝他67岁生日时宣布他将再一次作为执政联盟——联盟党和自民党候选人参加1998年9月27日的总理竞选。科尔在1994年10月大选前曾表示，如果获胜，下一任期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那么，为什么已经68岁高龄的科尔还要再次出马呢？人们也都在关注科尔的政治前途，“科尔时代”会结束吗？
科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地位巩固。从1973年6月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此后连选连任，至今已25年。在这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顺利地度过了多次危机。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和驾御局势的能力。其政治阅历和个人威望在联盟党内尚无人可比。党内大多数人认为，尽管科尔谋求五连任的难度很大，但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下萨克森州州长格哈德·施罗德等要想取代科尔并非易事，他们相信科尔在1998年的选举中会再次取胜。
科尔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盟内部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91年11月被授予“欧洲治国才能奖”，以表彰他为德国统一而建立的功勋。1992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3周年纪念日）他被授予柏林“荣誉市民”称号。1995年12月被评为1995年“欧洲风云人物”，该奖是专门奖给在行动、成就、事业和人品方面代表欧洲的同一性和意愿的欧洲人的。他作风稳健务实，知人善任，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
科尔的个人素质和个性特点对他的成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联盟党的议员说，每次同科尔见面都能获得信心，他能给人以鼓舞。在总理候选人问题上，联盟党中也有人暗示，为了加强同施罗德的抗争，科尔应将权力交给新一代领导人、科尔的得力助手，也是科尔自己确定的接班人、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朔依布勒。但朔依布勒本人认为，“科尔仍是最合适的总理候选人，因为他很有作为，而且能起到稳定作用。”
洞悉局面，善抓机遇也是科尔成功的关键。在1994年大选时，德国经济陷入衰退，导致失业率增加，使联盟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降到最低点，舆论认为科尔必败无疑。科尔不但没乱方寸，而且沉着应战，到6月份支持率开始回升，虽然这与1994年经济明显好转有关，但也与科尔的沉着个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最终形势化险为夷，第四次当选为总理。
科尔的最大政治资本是他在德国的统一、欧洲一体化建设、特别是在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其享有的国际声望是国内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无法相比的。
科尔在1989年已看出当时苏联的经济危机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动向。为了德国的统一，他以贷款和援助为诱饵，再加上运用感情攻势，使戈尔巴乔夫最终点头认可德国统一。同时，科尔也深知，光有戈尔巴乔夫的点头还不行，还必须得到美国的首肯，并克服英、法的巨大阻力，方能实现统一大业。所以科尔紧紧拉住美国，赢得了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他拒绝了国内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保持“两个经济区”的渐进方案，毅然把马克引入东部地区，从而使东西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整体。德国统一获得成功，是科尔的一大政绩，被称为“统一总理”。
科尔把实现欧洲货币联盟，进而实现欧洲统一当作他政治生涯的最高目标。他说，“21世纪的和平取决于欧洲大厦的建设，我要把这座大厦建得能够抵挡任何恶劣天气，并为欧洲人创造出足够的生活位置”。科尔在1997年底对记者说：“欧洲20世纪后50年有两个历史性的日子。一个是1989年11月6日，柏林墙倒塌，为德国恢复统一开辟了道路；另一个是1997年12月12～13日，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确定了欧盟谈判吸收第一批中东欧国家名单。”今年2月，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两次出访德国，敦促科尔重振其“欧盟领袖”的地位，以便按时实现欧洲经货联盟。从欧洲单一货币的设想被提出开始，科尔就是单一货币的坚定支持者。今年4月底，德国联邦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德国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议案，为德国1999年1月1日开始实施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开了绿灯。在议会辩论中，科尔指出，加入欧洲经货联盟对德国人以及全体欧洲人来说是德国统一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从长远来看，也可能是欧洲本世纪“最重要的决定”，欧元为21世纪新的经济活力、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创造新的面向未来的劳动岗位提供了机会。一些曾反对德国加入欧元的政党也纷纷放弃了他们的主张，站到欧元支持者的阵营中。
德国政治家们认为，实施欧元符合德国的长远利益。首先，欧元的实施将加强德国的地位和声望。统一货币是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关键一步。长期以来，科尔政府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倡导者，因为欧洲一体化将有助于德国进一步确立它在欧洲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其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愿望。其次，实施欧元有利于德国经济增长。实施欧元后将消除欧盟国家之间的“货币差别”，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德国公司开拓欧盟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提供良机。德国是出口型国家，而且其外贸总额的将近50%出口到欧盟国家，在欧盟拥有单一货币之后，德国必将在出口贸易中更加受益。最后，欧元将增强德国经济对金融风波的“免疫力”。支持欧元的经济学家们指出，统一的欧洲货币区的出现，将减轻美元动荡对欧洲的冲击，有利于德国等“欧元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欧元的强大也有利于欧洲国家的海外投资。在谈到科尔对欧洲建设时，德意志银行的贝克尔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要是科尔不继续执政的话，那么德国在执行货币联盟计划方面会更加困难”。当然，科尔也不想撒手欧洲统一事业，这也是他想再次竞选的原因之一。
科尔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调解人的作用。科尔的最大优势是同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保持着亲近乃至亲密的私人关系。他同叶利钦的私交更深，科尔是叶利钦心脏手术后第一位趋之探望的外国领导人。1996年叶宣布参加又一任总统竞选后，科尔是“七大国”领导人中第一个去莫斯科支持叶竞选的。对科尔访问莫斯科，当时的新闻界是这样描述的：欧洲的这两个大国领导人、老朋友在壁炉前，在轻松的气氛中，一对一地讨论欧洲安全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这是其他国家领导所不及的。科尔虽然支持北约东扩，但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模式，没有俄国的参与是不行的。他主张北约东扩应考虑到俄国的安全利益。总之，科尔竭力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周旋。这一切，俄罗斯是明白的。
在巩固西欧内部大市场、抢占东欧及独联体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亚洲市场，向高速发展的亚洲进军。科尔政府是在西欧国家中最早提出“新亚洲战略”的国家。德国重视亚洲有三个特点：一是它着眼于21世纪，有较长远的考虑；二是它着眼于未来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三是德国外交是为经济服务的。德国经济是对外依赖型经济，近几年来发动“亚洲攻势”的根本目的就是进一步开发和确保德国未来的资金、商品和原料市场。
科尔一直全力支持亚欧会议这一对话机制。科尔总理强调，尽管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差异，但差异不能阻止双方寻求共同点。他说，“欧洲和亚太地区正在重新组合，为21世纪开辟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和欧洲建立充满信任和持久的伙伴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人们看到，率企业界人士访问亚洲国家已成为科尔近几年来的惯例。
在科尔政府的领导下，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在德国不仅是一流的经济强国，也正在成为政治大国，并跃跃欲试地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等于英法两国产值之和，约为3.2万亿美元。马克早已成为西欧的主导货币。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盟事实上的领袖。它担负欧盟全部预算的2/3，它在北约中的实力和地位仅次于美国。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德国提供的援助和贷款占这些国家得到的援助、贷款的一半以上。在贸易上，利用地利之便，已经成为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在整个欧洲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大国。这一切，科尔都功不可没。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科尔的强势显而易见，但在内政方面的许多棘手问题都制约着科尔，使他面临严峻考验。
失业大增带来巨额负担。德国经济1997年达到2.5%的增长率，主要是受美元升值和出口贸易增长所致。德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债额、失业人数、企业破产数和税收损失均创历史记录。特别是劳动力就业市场，1997年全国平均失业人数达440万，失业率为11.7%，再创历史最高纪录。据德国失业者联合会主席格伦说，1998年的失业人数可能增至500万。德国就业问题面临着150年来的最大挑战。高失业率给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政府要拿出1700多亿马克来接济失业者，人均4万马克。
就业问题成为科尔竞选得票多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尔在1996年召开了“就业峰会”，制定增加就业的战略，提出在2000年之前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科尔虽然在1997年10月份推出了大幅减税等改革方案，但由于德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尚未具备，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待时日，朝野在就业问题上又缺乏共识，最终使改革方案搁浅。这意味着政府无力兑现改善投资环境及解决失业问题的诺言而失信于民。60%的人认为科尔没有能力成功地带领德国进入21世纪。舆论普遍感叹“科尔老矣”。
高税收使企业和个人不堪重负。目前，德国低收入者的纳税率为25.9%，高收入者的纳税率为53%。企业和个人交纳的税款每年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高税收使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由于赋税过重，国际竞争力减弱，许多企业破产。还有大量企业为了逃避高赋税，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使经济受重大损失，更加剧了失业。科尔深知高税收带来的严重问题，因此积极倡导税制改革，并在1997年提出了被称为“世纪改革”的方案。该方案提出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到39%，最低税率降到15%，并将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47%降到35%，通过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然而这一方案因同社会党提出的方案有严重分歧，而没能实施。
过去在全世界受到高度赞扬的德国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现在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德国工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而工作时间是世界上最短的。工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使企业不堪重负。德国西部地区的工资每小时为47.25马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7.3马克；东部地区的工资每小时31.89马克，也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德国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美英等国高21%，然而，每周工作时间仅为37.5小时，另外每年还要带薪休假30天。德国人一年工作时间为1167小时，目前德国用于各种社会福利费总额达1.1万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60年代只占23%。高福利同高税收一样使企业不堪重负，导致大批企业破产、裁员，或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减少国内的投资。
今年的大选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届议会选举。由于面临上述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公众怨声载道，科尔也焦头烂额。科尔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也是竞选不利条件之一。现在不仅反对党攻击科尔，联盟党内部反对派也不少。
3月2日，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推出下萨克森州州长、54岁的格哈德·施罗德作为该党总理候选人，为科尔造就了一个强硬的对手，是科尔竞选总理的正式挑战者。当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施罗德被选民看好的程度高于科尔，科尔的地位正面临严重威胁。科尔在职近16年，其间，社民党四次向科尔发起冲击，都以失败告终。近一两年，欧洲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特别是执政10多年的英国保守党被工党撵下台，使德国社民党振奋不已。此番社民党又在年初的州选举中初战告捷，更加信心倍增。目前，影响大选的变数很多，但面对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新对手，科尔也说，这次竞选“将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斗争”。
科尔时代会结束吗？国际社会都在这样发问。历史上不乏社民党被民意看好，到投票时却败给联盟党的先例；也不乏科尔在看似被动的局面中扭转局势的先例。结局如何，人们正在拭目以待。（王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