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商人：这种商人在城市市场中比较多，也是商人中的最大多数。他们“列肆”定点销售，有“市籍”，是各店铺的坐商。他们的经营行业分得很细致，所销售商品种类比较广泛，有固定的营业时间和肆店，大凡生活、生产资料，均可从不同的肆店商人那买到。但是，此类商人通常为小本经营，每次的销售额不同于贩运商人、囤积商人那么大。由于人数众多，他们成为统治者重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当然，他们也常常采用假冒伪劣、克扣分量、抬价压价等不正当的手段来赚钱。但是比起其他商人，零售商人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毕竟十分有限。
经纪商人：在文献中他们被称为“节驵会（侩）”，类似于后世的“牙商”。他们“节物贵贱”，平会两家买卖之价，以说合买卖双方成交获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虽然没有列出具体的人物，但是明确指出其“亦比千乘之家”。
根据《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这些商人的社会来源比较复杂。
首先，不少商人来自旧贵族后裔和部分官僚。《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集解》徐广云：“安陵及杜，二县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为杜陵。”《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谓“诸田”，就是指从齐地迁至关中的齐国旧贵族。先秦时，齐地有经营工商业的传统，“逐鱼盐商贾之利”。《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田氏在过去是靠着工商业致富的。
除了六国旧贵族之外，自西汉中期以后，还有部分官僚经商。《汉书·董仲舒传》说，当时有些官僚“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卷56《董仲舒传》。官僚在这方面，有着政治特权和资财的优势。西汉中后期，官僚经商的事例更多，尽管这在当时并不合法，往往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时有“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汉书》卷56《董仲舒传》。“官不兼事”的呼声，但由于商业利润的吸引，违禁者不断加入到经商的行业。
还有许多商人来自庶民地主。在文献记载中，多称之为“富民”、“富商”、“豪富”等。在汉初宽松的工商政策驱使下，庶民地主往往农商兼营，或工商结合，逐渐成为新一代的以经商致富者。《史记·货殖列传》称之“至力农蓄，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小商小贩的主要来源为个体小农和城市平民。我们在此着重论述后者。在城市人口中，除了政府官吏、驻军、豪富及奴婢之外，平民、手工业者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晁错曰：“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汉书》卷24上《食货志》。这坐列贩卖的“小者”，多是城市平民或市郊亦工亦商、亦农亦商的个体户。他们往往以有限的资金，或一技之长，立足“列肆”从商、事末。据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也。”《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熟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城市的平民，身居商市，比农村人口经商更为方便。《盐铁论·通有篇》说，“宅近市者家富”，马非百：《盐铁论简注》，中华书局，1984年。他们可以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经营范围很广。
事实证明，西汉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经商之风高涨，从商者相当普遍。大凡贵族官僚、庶民地主及一般的平民“编户”，都是有人参与商业活动的。从商者牵涉各个阶层，足见当时人们的从商意识是比较浓厚的，这为城市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从商意识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着充分表述。而《史记·货殖列传》有关经济的论述十分精湛而且富有哲理，其中反映的商业思想更是独树一帜，司马迁一反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认真观察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之后，提出农商并举的理论，确是难能可贵的。而汉长安城为他提供了相对来说经济体系比较完整的观察对象，可以说是其活跃思维的生动源泉。而司马迁亦以其贴近、冷静的视角，全面地记述了西汉长安城的经济活动，并予以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且真实可信的材料。
四、汉长安城与丝绸之路
汉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正因为有汉长安城的繁荣，才有了联系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丝绸之路，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从西汉开始，自首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和阳关，分为南北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行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汉书》卷96《西域传》。陕西汉中人张骞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出使西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西域地区的社会、物产、文化带到了长安城，使汉代皇帝对西域地区有了明确的了解，从而加大了与西域地区的联系，也繁荣了汉长安城的经济与交流。与此同时在长安城中专门设置鸿胪馆接待外宾，这也反映了汉代对外文化和经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汉王朝之所以成为强盛王朝的原因之一。
东汉又有班超出使西域，这条丝绸之路又进一步延伸，他在西域经营了三十年，并曾派甘英西行一直到地中海东岸。众所周知，这条丝绸之路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航海尚不发达的古代，远程贸易主要在陆路上开拓和延伸，交易的路途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丝绸之路正是一条漫长的商贸路线。往来于丝绸路上的商旅运载货物主要是靠骆驼、马匹、毛驴、骡子等，其中尤以骆驼为主，一支大型的商队常常拥有数十头甚至数百头骆驼。在汉唐最繁荣时期，丝绸路上的商旅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地穿越大漠戈壁，出没于绿洲之间。
丝绸是商队通过丝路远销西方的主要物品，也是最受中亚、西亚、南亚、欧洲人欢迎的货物。一些西域国家随着丝绸贸易的日益兴盛而称为中转站，并积极参与丝绸的贩运。例如，丝路南道和北道的交汇处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就是商队西越葱岭之前的重要集散地。比如善于经商的康居国，他们的商人成群结队地赶着骆驼，带着皮毛、香料等货物到长安换成丝绸，然后再贩运到伊朗和中亚等地。历史上地处于中亚丝绸路要道上的安息，商业非常发达，是一个同汉朝贸易关系相当密切的大国，曾经长期控制着中国同西方的丝绸贸易。位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大秦，则是中国丝绸的最大消费国，为了打破安息对于丝绸贸易的垄断，曾与安息发生多次战争，并且试图寻找和开辟直接与中国交往的新途径。
丝绸之路示意图西出长安前往西域的中国商队，是贩运输出丝绸的一支主力。汉朝派出的使节，往往就是官办的贸易队伍，庞大的驼队携带着大量的棉帛、黄金和牛羊。每年都有成批的使团，沿着丝绸之路、经过长途跋涉，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打交道，交换商货，沟通关系。中国商队在汉代就已经到达中亚、西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在阿姆河流域、里海北部、伊朗高原、北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以及地中海沿岸，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汉书·西域传》曾经这样记载汉朝的富足：“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大宛骏马）充于黄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卷96《西域传》。
罗马胶、苏合香、鹊纹芝麻、胡麻、无花果、安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番红花、胡荽、酒杯藤和玻璃、海西布（呢绒）、宝石、药剂等。其中，鹊纹芝麻来自大宛，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二十二《谷部一》中说：“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中国医药出版社，1988年。再如黄瓜，李时珍说是张骞出使西域得来的，原名胡瓜，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又安石榴，即安息石榴，原产伊朗、阿富汗等国，《博物志》也说是张骞带回来的，因形状似瘤，故名石榴。石榴传入中国后原在长安城周围种植，唐代逐渐扩大。离长安三十公里的临潼，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所产石榴的品质最好，至今仍为中国名产之一。这些外来的物品，极大地丰富了汉代城市市场上的物品种类。
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高度发展的汉物质文化也传到了西域。中国西传的著名产品有漆器、竹器、铜钱、生姜、肉桂、大黄、土茯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丝绸和铁器。
由于与西域和罗马经济交流的加强，大量的西方黄金成为汉王朝的财政收入。因此在《史记》、《汉书》中都记载汉王朝大量使用黄金作为赏赐，如《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刘邦“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令其作为离间项羽部下之用。《史记·平准书》有如下记载：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史记》卷30《平准书》。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史记》卷30《平准书》。
天子下诏曰：“……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卜）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行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史记》卷30《平准书》。
这些记载或许有所夸张，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出汉代的黄金应该是比较多的，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反映。颜师古曾经作过一条注释说“诸言赐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也”。五十万金就是五十万万钱，这个数额也是很大的了。至如《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末年，“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汉书》卷99下《王莽传》。即令这数匮以三或四来计算，则当时还存有黄金八十万斤左右，合今天二十万公斤。那时能否积存这样大量的黄金，实属疑问。
而王莽改革币制时定“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汉书》卷24下《食货志》。这是汉书记载的唯一的一个黄金的法定价值，颜师古大概就是据此注释所有的黄金一斤的价值的。但是西汉二百多年间，钱币重量不一，黄金与钱的比值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黄金已经普遍地作为计量贵重物品的价值、计算财富和进行赏赐的单位。如《史记·平准书》说“马一匹则百金”，“民得买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财或累万金”，“致产累万金”。《汉书·惠帝记》载有“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汉书》卷2《惠帝纪》。《汉书·文帝纪》载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中八十家之产也’”，《汉书》卷4《文帝纪》。等等，似乎在统治阶级上层中使用已相当普遍。
那么如果如上述记载所言，黄金确实大量存在，除了正常开采之外，从西域引进金币、金器，再进行熔铸是极为可能的，而且引进的量不在少数。据《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记载，“中国的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而所谓的“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叙利亚人，他们身上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当然，许多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带来了更多的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