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1910—1965)，福建武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党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
他工作十分繁忙，身体又不太好，他所在的党小组的同志们为了照顾他，就少让他参加一些会议，有时过组织生活也不告诉他，让他能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刘亚楼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他认真地告诉大家：“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参加支部活动，不能有任何特殊，而且中央有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委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今后，凡是开支部大会、小组会，都一定要通知我。”
一次，支部通知他8点开会，碰巧空军党委常委又定在8点半开会。两个会相距时间很短，可刘亚楼还是先参加了一段支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再向支部请假，去参加常委会。
195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空军直属机关某支部要过一次组织生活，时间定在7点。离开会时间还有20多分钟，支部书记就往会场走去，他要布置一下会场。他边走边想：刘亚楼同志今天晚上能参加会吗？
原来，当支部书记在下午请刘亚楼的秘书转告刘亚楼晚上过组织生活时，刘亚楼正在参加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议开到6点半才结束，支部书记看到刘亚楼刚乘车回家吃饭，所以担心他赶不回采开会。但马上他又否定了自己的估计；他知道刘亚楼是一位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者，只要秘书告诉了他开会的时间，他一定会按时到会。
果然不出所料，支部书记一进会场，就看见刘亚楼正坐在那里翻阅文件，准备开会。支部书记看了看表，才6点40分。他很不安地走到刘亚楼身边：“司令员同志，您还没吃晚饭吧！”
刘亚楼抬头望了望支部书记，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还是身边的秘书忍不住，心疼地告诉支部书记：“常委会才结束，我想让司令员回家吃饭，就没通知他晚上开会的事。等到车开到半路我才告诉他。司令员批评了我，一定要司机调头往回开。我劝他吃过饭再去开会，他却说：‘那怎么行！吃饭晚一点不要紧，参加党的会更要紧’。就这样，司令员第一个赶到了会场。”
听了秘书的讲述，支部书记心情十分激动，他不禁想到，刘亚楼是个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不仅能按时过组织生活，而且一向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有一回支部大会，当他进入会场时，大家都十分尊重他，自动站起来表示欢迎。见此情景，刘亚楼马上摆手阻止了大家，说：“这是党的会议，我们都是普通党员，没有上下级之分。”当有的同志称他作“刘司令员”时，他立刻纠正说：“在支部大会上，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叫我刘亚楼同志，这是最亲近的称呼。”刘亚楼经常参加组织生活，十分注意听取意见，并能积极发表见解，使基层组织的会议开得特别活跃，讨论得也很深刻，比较客观。
这时，支部书记又看了看表，7点整，同志们都准时到会了。他望了望端坐在那里的刘亚楼，怀着兴奋的心情宣布：“支部大会准时开会。”
刘亚楼身为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参加支部活动，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郭沫若“负荆请罪”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做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同鲁迅一样，始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学生时期就因闹学潮被开除。为此引出一段负荆请罪的故事。
1939年3月初，郭沫若乘坐飞机由重庆回故乡东山沙湾探亲。在县城，他打听到中学时期的老师帅平均还健在时，当晚便叫堂侄陪他前去探望。正当帅老师对郭沫若的来访感到惊愕时，郭沫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老师请罪。
郭沫若的负荆请罪是有缘由的。帅平均老师留日归国后，曾担任过郭沫若的国文教员兼授东洋操。后来，郭沫若因参加学潮被开除离校。帅老师是力主开除郭沫若的关键人物。因此，郭沫若对帅老师极为不满。他在《我的幼年》里，讥讽帅老师是一个只懂东洋操的冒牌留学生。这可惹恼了帅老师。从此，只要谁提到郭沫若这个大文豪，他便大动肝火，骂他是“叛逆”。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为此写信批评他不该以文毁人，何况又是师长呢。郭沫若认识到自己言辞偏颇，便在再版的《革命春秋》中删去了讥讽老师的那段文字。他决定，此次回故乡，先向帅老师“负荆请罪”。
学生跪地请罪，感动得帅老师涕泪俱下。于是，师生重归于好，畅谈了别后之情。
战国时期，曾经有个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在中国近代，又出现了郭沫若“负荆请罪”的佳话。廉颇、郭沫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应立即改正，而不要等别人提出来了，才去改正，那时已经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