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统之来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1）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道统之说。
宋儒所说的道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韩愈为人很倔强，富于反抗现实的性质。唐初文体，沿袭陈隋余习，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唐时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他取的方式，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对现代学术，恢复古代学术，是一种革新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惊人事业。韩愈在唐时，负泰山北斗之地位，也是一种惊人事业。
韩愈的学问，传至宋朝，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欧苏曾王的文学，一派是程朱的道学。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就是从昌黎《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个道字生出来的。孟子在从前，只算儒学中之一种，其书价格，与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来，他读《荀子》说：“始吾得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以为圣人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信孟氏，因雄书而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经昌黎这样的推称，孟氏才崭然露头角。
宋儒承继昌黎之说，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发其传，伊川作明道行状，说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史迁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数十字，于所历邹膝任薛鲁宋之事，不一书，朱子纲目，始于适魏之齐，大书特书。宋淳熙时，朱子才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子书，至元延祐时，始悬为令甲。我们自幼读四子书，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及细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诸人，有了道统之见，才把他特别尊崇的。
昌黎是文学中人，立意改革文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他读孔子孟荀的书，初意本是研究文学，因而也略窥见大道，无奈所得不深，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欢戛戛独造，因而论理论事，也要独造。他说：“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这个说法，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程伊川曰：“轲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蹈袭前人，非凿空撰出，必有所见。”这几句话的来历，连程伊川都寻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见历代传授，犹如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心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究禹汤文武周公，所谓授文者安在？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一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达摩传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嫡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间，染有此等习气，特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必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模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传授，也就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故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谓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横渠是程子戚属，朱子绍述程氏，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因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走，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于末后一章，结句说道：“……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所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即为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伏根，最奇的，于“其旨深哉”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醇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段文字写毕，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语，真是没头没尾的。见得程子即是“后圣”。朱子于大学章句序，又说道：“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关焉。”“著”“闻”字，俨然自附于“闻而知之”之列，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
（二）道统之内幕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象山死，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范模。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余少之时，闻玄之名，而不获见……于是求之积年。乃得观之，初则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遍，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扬子而谁，荀与孟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马光这样说法，简直把大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适因班固《汉书》，说扬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莽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比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亏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仕新莽，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们也不深辩，即使其事果确，一部紫阳纲目中，类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仕王莽，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言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所不解者，司马光何以该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即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著《疑孟》一书，反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愤疑，其书流传到今，司马光一身，备具了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原其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五寮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乐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尽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余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陈余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余之位”，无奈陈余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却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至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入孔庙，借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庑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想吃，本来是不值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鹓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四库全书提要》载：“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撰，敞发明正学，在朱程前，所见皆正，徒以独抱道经，澹于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抑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之间，卓然醇儒也。”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中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赞扬雄，诋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三）宋儒之缺点
著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直，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诚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缘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数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畔。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亮搆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符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就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悟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贷，与安定角，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得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因为吾人之心，至虚至灵，着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之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见，于是放眼一看，就觉得苏东坡种种不合。晦庵胸中，有了一个程伊川，放眼一看，就觉得象山、龙川、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是就像目中着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氏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就是讲世间法，也当如是。然后知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东坡问伊川，“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亦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笔谈中，俱含妙谛。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观于“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场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着一个诚敬，去绳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为着太执著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无滥路可补，无贫穷来周济，回想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责，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咎。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走入程朱途径去了，奈何！奈何！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之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之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决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何下手。曰：从量字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