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钢制造商在自然资源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美国有巨大的煤矿资源，还有几乎是无限的、低成本的大湖区铁矿分布带。但是，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成果则需要庞大的投资。梅萨比铁矿之所以能被加以利用并有较高的成本效益，是因为它拥有进行大规模表层开采的机械、机械化的装卸码头、大型铁矿运输船只以及专用的铁路线——如卡内基的匹兹堡线路和贝西默的铁路线。卡内基的公司在大多数投资计划中都占有有利地位，所以竞争者的产品价格都是由他们设定的；而且，他们把收入中的那么大一部分都用于再投资，这也迫使其他所有人都加大了投资。
美国的钢铁关税可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案例：超额的收益被聪明地加以利用。卡内基的影响是无法进行量化的。在新生的美国钢铁业内，也有其他一些有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比如坎布里亚钢厂和伯利恒钢厂的弗里茨兄弟——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像卡内基那样的劲头、野心或者破坏性的本质。如果没有卡内基这个贝西默炼钢联营公司的创始人，美国最初的钢铁企业联盟就可能更加容易地保持他们的谨慎做法，并控制行业的发展战略；亚历山大？霍利的天才就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充分发挥；而像盖茨和加里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就会控制这个行业。总之，如果没有关税，美国的工业就会与英国工业的演化过程更加相似；美国这个最早、最引人注目而且有着重要影响的榜样——高度机械化、大规模、积极地推动工业机器的使用，这些都是美国的先进性的特点——就可能推迟很长时间才能树立起来。
美国有什么特别之处？
美、德两国的钢铁业的发展之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更突出了美国的与众不同。从表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两国的钢铁业非常相似——都是高度机械化，都有着规模很大的工厂，而德国人尤其以他们完美的工作组织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差别在于他们如何利用他们的生产能力。由于德国生产的钢更多地用于出口，所以它的国内人均钢消费量只有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如果考虑到德国人把国内生产量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两个国家的差别就更大了。就人均军事开支来说，德国比美国高出四倍；而与英国的海军军事竞赛也需要投入大量的钢铁。此外，即使是正常的非军事目的开支，最后也会倾向于军事用途；德国的重工业和军事统一于国防联盟，而其铁路和电报业的发展也部分地符合军事要求；在德军的总参谋部的各部门中，铁路部也是更具重要性的部门之一。
总之，19世纪美国的发展的显著特点并不仅限于它在规模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而且在于它的发展压倒性地倾向于民用目的。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指出了西欧致力于发展私人企业的唯一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的理性，还有以合同为中心来确定事情轻重次序的特点。他认为，欧洲社会以商业目的为焦点，从而“在发明创新和新技术的使用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美国就是服用了类固醇兴奋剂的欧洲，因为移民美国的人都认为欧洲过于限制和压抑。
此外，美国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人民以外，还蕴藏着最广阔无边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前所未有地接近免费使用，只要你愿意得到它们，你就能够得到。 “一个曾经是挣取工资的普通劳动者，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工具或者土地……最后雇佣了另外一个新的创业者来帮助他。” 林肯的这一主张是充分真实的，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判断的标准。美国人永不停息的流动性、没有地域和阶级固定性、狂热的奋斗精神以及对金钱的向往都给德？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还可能表现为其他的方式吗？这种表现从来不会如此容易地获得奖赏，或者可以说这些奖赏是触手可及的。竞赛的速度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直奔主旨、不加任何装饰的美国风格。欧洲对那些伟大的皇宫进行装饰的工匠们在美国是不会被雇用的：美国人都在忙着生产和销售有用的东西。
广阔的土地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商业文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育婴箱”——有了免费的资源，任何促进产出的方法都能创造财富。正如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上的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美国的方法和技术是一种理想的模式，适合于“增加商品的数量以满足人民整体的需求，也适于促进他们中普遍存在的、适度的能力所应得的享受。”甚至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农村的工厂就已经在用机器生产门窗了，而且每天能生产出一百扇门；机器也让一家一户的农民能够新开垦出大片的土地用于商业种植。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相比，早在内战之前很久，美国人——至少除了南部以外——就已经拥有了更多的商品和食物，而且分配也更加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