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有两千多工人和学生，为日商内外棉纱第七厂开枪打死２０岁的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杀伤工人十余人的暴行，怒火冲天地前往各租界示威游行，在英大马路（即南京路）演讲时，遭到外国巡捕的棍棒驱赶和水龙头的疯狂扫射，并有一百多人被逮捕，扭进老闸捕房；这就更激起了上万群众（主要是学生和工人）的极大愤慨，便集中到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这时英帝国主义的爪牙“三道头”、“红头阿三”在捕房的甬道口，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当场杀害了１３人，受伤的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我那时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是参加了讲演队去游行的，亲眼目睹这场惨剧。
第二天虽然下大雨，我们却加倍坚决勇敢地再涌到英大马路去游行讲演，把“援助工人！”、“援救被捕人员！”、“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揭贴和传单散发给群众，并张贴在商店的玻璃门窗上；我们有数百名男女学生的一支队伍听从领队的指挥，直冲到河南路天后宫内，去包围总商会。总商会的负责人正在阁楼里跟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谈判罢市的事；我们就在外面呼喊口号，要求总商会负责人宣布罢市。谈判一直挨到黄昏时刻，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正会长虞洽卿到北京去了）在群众的威迫下，像接受“城下之盟”似的终于签字，当众宣布“同意罢市”。我们这才在“明天罢市”的欢呼声中有秩序地散去。
日棉纱厂枪杀顾正红是在５月１５日，２８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把这次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６月４日联合各界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随即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上海罢市坚持了将近一个月之久。
６月初，上海学生联合会派我和立达同班同学贺美璇去宁波宣传募捐。贺是宁波人，到宁波后，我们先到宁波学生联合会去接洽，被安置在四明中学（系教会学校）住宿。白天我们上街去，到市中心、热闹场所、城隍庙等处讲演自己目击的那些惨相，喉咙喊哑了，含着药片再继续讲。听众有许多被感动得流下了同情之泪，同声呼喊“为死难烈士报仇！”、“打倒英日强盗！”，我们同时也向商店及行人等募捐；夜晚我们到妓院去，向正在吃花酒的嫖客们宣传募捐。狎妓者大多数都是有钱的商人，喜欢在妓女面前摆阔气，我们也就利用这种心理向他们劝募捐款；其中有不少个确具爱国心，愿掏腰包把钱交给我们；但也有人在募捐册上故意写上几百几百，叫我们第二天去拿，我们也信以为真，其实他们见青年头脑单纯，是在愚弄我们，哪里还能拿得到钱，即使他们交了出来，妓院里的人也要从中贪污，不肯给我们。我和贺美璇在三四天内也毕竟募到了三四千元，想到上海罢工的工人等着要钱用，我们便赶快回去把捐款交给工商学联合会。
我在宁波四明中学结识了该校学生韩光汉。他后来到上海进学校，同我在上海景贤女中读书的大侄女陈智英结婚。光汉年少英俊，是共产党员，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国民党在武汉清党时，他在那边做地下工作，因积劳成疾而病故。贺美璇回上海后，改名为贺大同，去工厂做宣传工作，不幸被捕而英勇牺牲。
我胞兄陈蕴玉见报上登载陈虞钦（交通大学的学生）被枪杀的消息，疑以为是我，急忙派一个老家人到上海学校找我。学校当局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老家人就在学校里坐等。等我从宁波回来时，他便催促我回老家去。后来我就在故乡乌镇继续搞运动，如组织“雪耻会”抵制英日货等等。
下半年学校开学时，我有位极知己的同班同学夏侠（松江县叶榭镇人）竟服氰化钠自杀了，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全校师生莫不为之震动！在此之际同学黄河清（即黄源）又悄悄通知我，巡捕房来抓人，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在同学自杀，上海又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下，我就无法再安心地在立达学园求学了，于是央求我姑母代为向我胞兄陈蕴玉说明我要去日本读书。那时东京的费用与上海相比较贵不了多少。这年年底我就和同班同学张贞黻出国去了。
在上海，我前后读过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七年制）、吴凇中国公学（闹风潮我才跟着老师们离开）和立达学园（创办于上海小西门黄家阙路，后迁至江湾）等三个学校。１９２３年，在中国公学加入SY（社会主义青年团）秘密组织，介绍人是中公同学梅中林、杨显，在国民党清党时他俩都牺牲了。那时我的大表哥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二表哥沈泽民在上海《民国日报》编副刊；我时常接到《新青年》、《响导》这些进步的刊物，都是二表哥寄给我的。大表哥的家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我每星期六下午都去他那里，下星期一早上才回学校。他家里一楼一底并不宽敞，晚上我跟姑母睡在楼上后边的小亭子间里。星期天来的客人很多，如瞿秋白、杨之华、杨贤江、恽代英、向警予各位先驱者我都见过。他们当时都是中共在上海发动革命运动的决策者和领导同志。我见他们时常围坐着一张八仙桌作“方城之戏”，他们只用筹码不用钱的赌博，起初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以打牌的噼啪声作为掩护，正在互通情报议论时政。“五卅惨案”前后，表哥家里的客人就更加多了，我也一天不止一次地向他家里跑，为的是去报告一些所见所闻的事情。表哥那时写的几篇散文速写，如《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街角的一幕》等等，我现在读来确实感到非常真实而亲切！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他深情地写给我的《寿瑜清表弟》七律首联的两句：“往时真理共追求，一掷何靳年少头。”后来他在写给我的屏条上把“寄踪”两字改为“萍寄”，也就是指我参加“五卅惨案”那段历史的。
８年前，我６６岁，接到表哥惠赠我的《寿瑜清表弟》这幅珍贵的屏条时，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并流下了感激之泪！记得在回信中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六岁丧父母，从小就受着姑母和您的爱护与培养。我的一家人之所以有今天，是全仗您的大力帮助！因此，捧读着您对我这样垂青厚爱，将我微不足道的一生概括得这样全面，并鼓励我勤奋工作这美好的诗篇和挺秀的手笔，叫我怎能不感激涕零呢？！”
承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１０月２８日来函指示：１９２５年６月８日上海《申报》刊载消息：“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陈瑜清张秋人等５０余人在后乐园召开宁波学联声援‘五卅’运动的紧急会议？ ？”嘱我回忆有关张秋人烈士的事迹，为保存革命史料，教育后代作出贡献。于是我就开动脑筋，挖掘记忆，但想来想去，总是想不出有关张秋人烈士的事迹来。推究原因，大概是因为张秋人烈士比我年长九岁，我们既未同过学，又不是同乡（他是诸暨人，我是乌镇人），在宁波我与他虽有一同参加会议之缘，但这是五十六年前的事情，时光老人把我对他的记忆冲洗得不留一点痕迹了，所以只好交白卷，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我能记得的，略如上述而已。
原刊于《嘉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