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D·柴斯拉弗斯基
在索非亚市中心区，俄罗斯林荫大道上，有家附设餐厅、咖啡馆和音乐厅的保加利亚大饭店，是一家非常舒适的旅馆。它的房客不用说天天都在变换，但它却保持着一种固有的特性。保加利亚大饭店是个极其高贵的国际饭店。国家的命运曾经在那儿遭到过许多波折，而这座建筑物也就成为历史上重大的事变、谈判和结局的见证者了。
前些时候，这家旅馆还叫做帝国饭店，是投资者的一种大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它的那些房间是留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达官贵人们住的。饰着星形和打着线条的长旗帜曾经不止一次地挂在它最高层楼的阳台上，表明有大西洋的贵宾来到了保加利亚。人们就在旅馆的那些广大会场中、大厦中、餐厅中，目击了保加利亚把大批地或零碎地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这座旅馆，城内居民为了避开它而走着曲折的道路。至于保加利亚的官吏和资本家，他们从那边经过时，莫不露出低头的丑相的。
这些外宾当时在索非亚的胡作乱为正仿佛是殖民地开拓者贯于在占领地上所做的。他们并不以为对待保加利亚人民不显露轻蔑有什么好处。在他们看来：索非亚是东方的一座黑暗的小城市，而整个的保加利亚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后庭院。他们所表现的“国际”精神是强迫某些国家服从另一些国家，保加利亚甚至不该想望有它自己独立的经济。人家不要它建立国家工业，把它的任务降低到只为帝国主义列强供给原材料，并购买英美或德国的货物。除此而外，它却有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的义务。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竟甘心听从使保加利亚为资本主义列强服务的那种屈辱的使命。
帝国饭店的四壁勾画出保加利亚历史这个可耻时代的记忆。
然而，所有这一切毕竟成为了过去。这段历史看来是遥远的了，因为自从帝国饭店成为国有企业，名称和面貌都改变了以来，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段长远的路程。
现在可以说是个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饭店了。当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工作走进餐厅时，就可以听见各种外国语言，而且，不单单是谈话而已，连接起几张小桌子，那儿有快活的年轻人在唱歌，歌词对于大家虽不一样，但曲调是相同并很熟悉的，因此使每个人都很容易加入合唱。他们唱着著名的民主青年颂歌，而这些年轻人是来自各国的外国代表，是出席第三届季末特洛夫民主青年国际联合会议。他们在一起共进晚宴，席上充满着谈笑声和唱歌声。
这种气氛一直持续了有好几个晚上，后来，那些年轻人不见了，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了。在餐厅中，在连接起来的一长排小桌子周围，我们看见一些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在用晚餐，同时在恳切地谈话。他们讲着法国话、意大利话、德国话，在谈话中间还插入一些保加利亚话和俄国话。这个国际团体也是很愉快的，他们唱歌，唱着自己的国歌；各个代表团都有他们自己的歌，而全体合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苏联歌曲。这是出席国际联盟民主教育执行委员会男女小学教师的代表们。他们走了之后，马上就有保苏各界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到这儿来聚餐。这一次，小桌子不是被排列成一排，而是分成三个行列。在这些委员中间有驻在保加利亚的中国朋友和朝鲜朋友。我们在这儿也看见了来自苏联的教授托尔斯托夫，演员柯拉伐和诗人铁齐那。
当这些委员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亚美白伊琼集体农庄的代表们便来占据了这餐厅中的一个角落。保加利亚农业合作社的战士们热烈地招待他们，我们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参观了保加利亚许多地方，目睹了这个国家集体农业发展的情况。
不出旅馆的门，人们就可以认识到保加利亚人民生活的许多新面貌，如果到首都的大街上和公共场所去走走，那就更加深了这些印象。保加利亚体育教师和德意志体育教师进行友谊比赛的那一天，我们到体育场去了，姿态活泼的少年们和少女们排成了两个行列，每个行列高举着自己的国旗。保加利亚和德意志的队长们互致热烈的欢迎词，体育场的主持人向邀请来的客人们献花，无数的观众们用响亮的鼓掌声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和民主德意志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当今，保加利亚人民生活中的国际友好关系是极其坚固而且非常动人的，可是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保加利亚饭店跟从前叫做帝国饭店的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保加利亚不再是资本主义欧洲的后庭院，索非亚也不再是英美资产阶级所轻视的卑微的小城市。它是人民民主国家生机勃勃而好客的首都，是新世界的代表们国际集会的都市，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保加利亚的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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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们住在正要动工建筑的季米特洛夫格拉。站在一处深奥而广阔的地窖边沿上，我们发现许多年轻人在挖土搬泥，精力饱满的工程师邦契·柯白汀斯基，看来他将是这新兴都市的第一个居民，做了个挥手的姿势，指着空间说：“那边是工厂，那边火车站，那边矿山，这边城市？”所谓那边，我们只望见广阔的平原，远远地竖立着一些建筑的骨架，可是他却清楚地看到了道路、烟囱、厂房。邦契·柯白汀斯基不仅是个工程师，而且是这使人感叹的新城市的一位富有诗意并具想象力的人物。
如今，我们又去参观这座城市。在从前有地窖的那个地方建立起了斯大林氮肥化学工厂巨大的墙壁。在规模宏大的“玛利萨第三”中央电气厂的几层楼上有技术人员和机器操作工在来来往往。我们游览了两年前还仅在图纸上的那些城市街道，在我们的上方，有小型的运输车正运输从季米特洛夫格拉的矿山里开掘出来的煤炭，一群快乐的小学生从一所学校的新校舍里欢蹦带跳地走出来。有人指给我们看苏联专家们所设计的房屋，苏联的经验正在不断地支援着保加利亚的新建筑。
我们来到泊洛弗蒂府，走在一条特别用石头来铺砌的宽广的大路。指路标要我们穿过一条临时筑成的侧道，从这横路上引出了一些羊肠小道来，当我们爬上一个峻峭的斜坡，在一转弯处，便望见我们刚才所放弃的那条大路已在遥远的下面了。它直得像一支箭，通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被群山围绕着的那些村庄显露在我们眼前了，有条小河，仿佛银色的丝带，蜿蜒地在山谷里流着。山头像墙壁似的耸立在它前进的道路上，而那条流水已被束缚在狭小的山谷之中了。
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在一个海边的上面。这海目前虽然不存在，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了，那条古老的大路是沿着这个海底的。如今被村庄所占据的那些地方在将来都要被淹没。一座五百公尺的高水闸将闭锁住那个山谷。所有这广阔的流域，在能量方面，可以大大地加强电力站，在流量方面，可以充分地改善受旱的地区。
水闸这名词在保加利亚叫做“亚索非”，我们时常听见人家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保加利亚便毫不留情地向农业的敌人旱魃宣战。“歉收”这个词在社会主义的辞典中是会一笔勾销的，保加利亚是个多山而少水的国家，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不过，“亚索非”将来可以改变自然。山岳会有助春雨的积蓄，足够供给全年所需的水量。有座“亚索非”准备建筑在索非亚附近，另一座在西泊加山脚下，在水量方面，可以供给水利系统中许多水脉的需要。而电能从神经似的输电线网向工厂传送着，就可以开动那些新建的工厂了。
保加利亚已经创建了国家工业，从落后的农业国已变成了一个工业胜于农业的国家。我们在这里体会到了有利于人民建筑事业的良好的氛围，亲眼看见了群众的奋发有为，还认识到了现实跟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精神才是社会主义创造工作固有的特色。
我们到处都看见揭示社会主义竞赛之进步的，画着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们之肖像的，宣传超计划数字图表的广告和横幅。在保加利亚人的名字中间，还看见我们所熟悉的苏联人的名字。保加利亚年青一代的工人们正吸收着优秀劳动者们的经验？ ？
保加利亚依靠人民的努力已经创造了它自己所固有的独立经济，美帝国主义利用大西洋集团的同盟绝交和经济封锁来阻碍它的那种企图显得是多么愚昧无知！美国独占资本家制造出来的那些法令使保加利亚的邻邦，被狡猾的骗子，血腥的刽子手，铁托匪帮所出卖的南斯拉夫陷于不幸。南斯拉夫正处在经济恐慌、失业、饥饿的压榨之下的挣扎中，它甚至不敢向往有独立的国家经济政策。人民为侵略者而牺牲，只保留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充当炮灰的那种权利。
保加利亚是在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世界之中生活着，要封锁它是不可能的，它与伟大的苏联和各个兄弟般的伟大人民民主国家保持了联系。新保加利亚能够自己生产或依靠经济互助从邻国取得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这种新经济道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从未见过而且也永远达不到的。
年轻而新锐的活力在保加利亚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得到，不论在工业中、农业中，还是在文化和艺术的生活中。
不过，有些旧时代的成分还继续存在着，这些幽灵仿佛在黑暗的山谷之中似的，在生活的旧习惯里隐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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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尔尼·巴斯莱尔村的前面，有一座“亚索非”的附近，许多热闹喜气的人群挡住了我们汽车前进的道路。小孩子仍在路旁一家小酒馆门前跳舞，姑娘们披着别在肩头的围巾和刺绣的大手帕，孩子们则带着锦条？ ？我们听见鸟叫似的笛子声和断断续续的击鼓声。
这里是乡下举办的结婚典礼。有人给我们介绍新郎和新娘，他俩家里都很穷，但婚礼却依照旧时代各种仪式奢华地举行着。披在人们肩头上的那些围巾，大手帕和锦条是新娘送来的礼物，她不可能携带一批嫁妆到她丈夫家里来。至于新郎，他遵照习俗，给新娘一笔数目不大的“赎身金”：一百个利瓦①。结婚首先是在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其后到民政部门去“登记”，最后全乡人们一起共同庆祝：狂欢、跳舞、吃喜酒。
这和从前是一模一样，或者差不多的。当结婚典礼还免不掉旧时代的宗教仪式时，我们岂能不注意到，那些年轻人看见莫斯科的来宾也参加庆贺会不会露出不好意思来呢？孩子和姑娘们走近了我们，他们的神情正仿佛在说：这是他们，那些老家伙，要遵守旧习惯，千万不要根据这点来批判我们，乡下青年是采取另一种生活方式的？ ？
在索非亚国家剧场的舞台上，我们看见过完全像从前那样的保加利亚的乡村。因为在亚历山大·克利斯朵夫的剧本《媳妇》中正唤起了我们对于这旧乡村的记忆来。剧中主人公是个有钱的、黑心肠的、贪得无厌的富农。他控制住整个村子，使人没法逃脱他的压迫。他的狗眼瞧不起穷人，因为穷人是贫困的。由于富农完全没有受到过惩罚，所以养成了他暴君般的横行霸道。在他狭小的世界中，他简直是个小皇帝，野心催促他去追求政治生涯。为了争取人民的选举票，他便使用诡计，装出仁慈和朴素的样子。
作者引领我们去看他的家庭。对于全家人说来这简直是座牢狱。这个残忍的家长促短了他儿子的寿命，并且使他年轻的媳妇受到了各种虐待。小儿子回乡里来过暑假，做父亲的便准备他去做贩卖麦酒的生意或弄个官儿来当当。在资本主义的索非亚所过的生活使那个年轻人堕落了。我们看见乡里的人都起来反抗这富农的专制和贪心。由于一种侥幸的机会，他们总算挣脱了他个人的压迫，但是对于一般富农的束缚却并没有解除掉的。
这就是往日的生活？ ？可是这些离开我们的时代却只有五年多。这个富农如今在哪儿呢？在一个农业合作社里，人家讲给我们听有个富农，不久以前，还是乡里的统治者，眼下，他同普通的社员一样，在一个小组里规规矩矩地工作着；他从前的一个农奴却像对待其他的人似的给他分配工作。
农业合作社逐渐消灭了支持富农的习气和制度的那种基础，有很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已经取得优越的地位。富农看来是完全归服顺从的了，再没有像我们在戏院里所见到的被卑微而训服的亲友们围绕住的富农了。他如今正仿佛在麦酒酿造所的一个场景中所扮演的，为了争取选举票，竭力装出老好人的样子来。他懂得，这是真的，他不再能够骑在人民的头上了。他自己虽然没有改变，但是环境却完全变了。他不敢挺身出来反抗这个新的制度，“祖国战线”围绕着所有的人民，富农自然也应该鱼贯而入这条战线。然而，阴险地传布着的那些愚蠢的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呢？造谣的人竟诬蔑地说：合作社不养老年人，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是要被驱逐的！其用意是要使乡下落后的那一部分人发生恐怖的心理，同时诽谤合作社。在保加利亚乡村里，家族关系是非常坚固的，并且尊敬老年人；富农们传播的这些谣言，在他们想来，是可以煽动人心了。此外，他们还暗地里散布出一种带污辱性质的毫无根据的谎话来，竟一口咬定人家要“没收”乡下人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
这剧本，用这么多突出的形象向我们展示富农家庭内部的生活，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想象中来完成这场戏的那些插曲。这种家庭便是产生谣言的温床。往日有钱的乡下人是想依靠这些谣言来阻碍合作运动在乡村的发展，合作运动的进步性越是明显，敌对阶级的抵抗也就更加激烈。阶级斗争在农村中是格外严重的，不过，这种对于新生活的抵抗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许多机器拖拉机站、合作农场收获的增加、共产党和“祖国战线”所领导的政治教育的普遍展开、季米特洛夫民主青年团的活动、新创办的学校、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和事实是可以连根带蒂地清除富农们的宣传的。
富农有他那种社会关系和他的那一套想法。我们在舞台上所看见的他的小儿子是个中学生，待他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呢？保守的本能会推动他去隐藏在使他容易伪装的那些黑暗的角落里。我们可以在一个小合作银行的管理处找到他。这类银行在保加利亚是很多的，各个小乡村里都有。它们的招牌虽然改变了，但是直到前些时候，它们还是像在１９４４年９月以前那样经营商业。它们企图在贷款部门保持资本主义的状态。它们所要做的是一种巩固富农经济的政策。
我们可以想象关于《媳妇》另外一个最后场景。这是收场之后的说白了：小儿子从城里回来看他的父亲，他们商量怎样保持他们掠夺来的资本的方法。当银行职员的儿子提议建造一幢新的房子，“合作”银行会帮助他们，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资本，将来可以设立一个信用贷款部。用这种方法来开办出许多作为遭难的富农们安身之地的银行。可是这样做毕竟也遭到了意外的打击：１９５１年３月间，党和政府着手改革银行制度。所有地方上的银行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人民银行的分行；从今以后，它们所执行的是只许可农民和农业合作社贷款的那种政策了。
在保加利亚生活中，光明和黑暗的斗争便是这样继续着。社会主义光芒的照耀有效地驱除了过去黑暗的最后行迹。这些黑暗在它们的形态上是复杂多端的。在某些地方，它们甚至使用错综复杂的伪装手段。例如在艺术中，有人曾经尝试在形式主义浓淡配合的光泽中脱离现实生活，这种与生活不相干的东西算不上艺术的。我们看见绘画中雄壮而有力的现实主义，它跟色彩丰富阳光普照的保加利亚是非常适合的，压倒了没有定向的形式主义惨淡无光的虚弱。
保加利亚人民铲除了国家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性。由于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从西欧和美国衰颓的艺术中解放了出来。保加利亚的新文学、音乐和绘画，在民主传统的源泉中焕然一新，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验中提高了，正向着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成功地前进。
１９５１年９月译于重庆磁器口
本篇译自莫斯科出版的１９５１年第１４期法文本《新时代》。原题名为《保加利亚略记》，为醒目起见，译者把它改名为《保加利亚的转变》，原刊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报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