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齐拉·兑·拉揩斯·杜蒂埃
文艺有真伪：真的，生自高贵而伟大的感情；假的，产于褊狭和造作之中。
越切合于人性的文艺，越有生气人性，即真挚的意思，真挚，在文学和艺术的见地上，便是能超脱一切的成见和习俗，而无仲裁的感情的表现。这也就是真理，真理方能建设起“美”来。
文艺绝不是官僚政客和闲散人所能从的事，有生命的作品，首先就需要一个不顾利害得失，不怕艰难工作，而又充实的生活，如其不向真理和美不断地追求发扬，如其不具意识成熟和工作努力，谁都不配称为作家。
在我们的社会中，倘不是作家，谁该施点教育和指导的影响呢？倘不是作家，谁该首先解除习俗、传统和成见呢？作家应担负起别人所不敢负的责任，勇往直前，甚至临深履危。
没有文学是没有理想的。在功利主义的组合上，宣布思想最高权威的是属于作家的分内事；他有为陈述什么而说什么的义务。
假的文艺作家才以广告和吹嘘的手段分布他们的作品，在某时期，他们或能迷惑而惊动别人；可至多也不过是刹那间的帝王，时之流会把他们不容情地淘汰，忘却会把他们无可挽回地抓住，当别个朝生暮死的蜉蝣，被无知的人群拥戴着抬头到地平线上来替代他们的时候。
检阅官的剪刀是专为裁去书中最勇敢最正直的页数而有用的。多少杰作就这样地被毁伤了；在人类精神界中这是一注多大的损失！
假的思想家的作品随时随地都发出一种恶心的味道，当他们在歌功颂德或故意娱乐群众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他们自以为趋向“时尚”是深刻化的表现，他们的深刻原是何等表面，正与他们浅薄的思想一样。
当今做文字工作的人，大多是畸形的丑怪者。他们有如企业家，——为了出卖他们的商品，在购买人卑劣的趣味上极力地估量而找招了。他们的财富和成功全建筑在人间的愚昧性上面。
一切文艺都含着一个省略的结论；一切文艺都有蕴蓄在它自身中的真意，它不依附任何教条，因此，它自有它的目的，它是从中蜕化出来，故本身上就含有教训的意味。
愿把真挚的作品发印的可有几个出版家呢？他们对于没有思想迎合通俗心理的东西，倒是一律热心地追求着的。偶尔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感到兴味的时候，这是因为他们在那里读出了一部“生意经”的缘故。
在文字累赘，过分添削，没有思想缺乏文体，少生气和千篇一律的上面，我们可以认识那些假文艺家了。他们不懂得哪个难关是需要解决的，哪个疑问是需要争执的，他们对于什么都喜欢染上一笔，可是什么都不明了。为使群众对于他们拙劣的著作有所注意及感到兴味，为想在现社会中占个名誉地位，他们便不惜要找机会把自己的相片登载在新闻报纸和杂志上，大言不惭地以某某作家自居了。如缺乏良知良识，想象观察，以及理论上的根据的，岂更有像这些人之甚吗？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空虚，他们思想上的自负正等于他们思想上的萎靡。
骚扰和虚假的名声对于不能高瞻远瞩的作家便算是成功的信号了。
作家不该在象牙之塔里高谈哲理，或在天鹅绒上阔论革命就可以为自满了的；他的思想和行为须一致地联合起来才行。
作家的行为应该和他的作品调和一致。他的生活就是创作；说话、行动和写作原是同一件事；思想、行为和美原属于同一理想。
我们时代中的作家在建设和破坏两方面都有同等的需要，而我却特别劝告他们从事于建设。因为建设同时就是破坏，建设便是以生来对抗死，以活力来抵制消沉。能自由地创造一首充满着生气的爱之诗便足以破坏那些丑恶。
需要选择为艺术或为政治，这两者是格格不相入的。
想到我们所写的并非是徒然的，我们的话并不会掉落在虚空。年青人会搜集去作为参考，他们在我们的不安中将默识到他们自己的不安，这便足以鼓舞我们的信念和精力去写作了。
作家发现了生命该不该将这发现独自守着呢？不，他应该给我们一个启示。
作品贩卖的多寡与作家的才能是毫不相关的，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天才的艺术家往往生死于贫困和悲惨之中，而庸才却挂满了富贵荣华的勋章。
大部分的作家欲尽他们写作的任务却适得其反，他们往往只尽了庸俗人所托付的任务：将生命丑恶化了，而且有的是故意这样去做的。
作家应不为任何统治者所雇佣，出于此者便可称为政治家了。
为文艺生存起见，需要有个真实的心灵；需要有空间和光明。有种文艺是踯躅在新闻事业的研究所里，和一切种类的坏痞子打着交道；有种文艺是和政治家直接发生关系，狼狈为奸地生活着，有种文艺是常往来于资产阶级腐败的社会里，为他们献着各种媚态；有种文艺是像立在裹脚上示众的女孩子那样的夸耀着，有种文艺变成为理财家的一部分，犹如盗贼的赃物——这些现象真叫人看了作呕。但愿文艺抬起头来向光明正大的道路上前进！正视着自然和美的人生，将平庸社会所给予他的一些利益放弃！这样我们才觉得文艺之可爱了。
将正义和美带给人间，将合理的思想表达出来；使大众都增加快乐，同时使自私自利的人胆寒失色，使苟且者从迷梦中觉醒，这样，才算尽了写作的能事。一件有思想的艺术作品，在当时人看来往往觉得太独立不羁，甚至于有危险性的。
在思想上笔战的人，于社会进化上尽着相当的职务，他们负起一切的责任把自己暴露在最不愉快的黑暗中间，受着群盲的攻击，他们除了爱护真理而外，什么都不顾忌。他们继续不断地在表明他们的愤慨；他们迟早都会从那些丑恶和无可无不可的人那里得到胜利。
成功之路是容易的，光荣的道路却难就，只有独立不羁的性格的人才能冒险地去尝试。
当他果真是个平庸之徒时，没有方法好使他成为不平庸的。无论新闻报纸和杂志怎样地赞美他，公众如何地尊敬他；被少数有见识的人贴在他背心上的告白任你怎样都撕不去了的。
文人学士的团体不容易招徕到真正有才能的作家，这些人都寄身在局外。他们对于所有的利益都唾弃，如今还没有权利好使他们向全体人说明一切的真理，没有权利在报纸或杂志上打开他们的愤慨，他们只好在孤独之所隐蔽着。
有一种德性为作家首先就该操练的；那便是独立不羁，它包含着我们所要求于真正作家的一切的德性。
我们时代中大部分的作家都丧失了独立不羁的性格：因此，他们的作品是那样的不完全，他们依赖着一部分人群，派别和流行的样式。这依赖便成为他们唯一生存着的理由了。
真挚的作家是不求助于任何人的，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在真正欣赏者及其好友们的心目中，就可找到一个支持之点，他原是隶属于自己的。
没有天才的人，就模仿别人；模仿的天才，人人都有。但为要创造真正有个性的作品，模仿天才就只需模仿他的独立不羁。天才希望别人模仿他的也就是他所追求着的独立不羁的德性，而不是他个人所有的创意。因为我们只要不屈从依附，自然会达到独创的地步。抄袭别人的创意是毫无意义的，要凭自己的精力和毅力去创造才行。
从平庸之徒所用来包围理想的那些纠纷和黑暗中间，将真正的理想解放出来，这才是每个时代中思想家和作家们所应尽的职务。尤其在我们的时代，一切思想都动荡在暧昧和混杂之中。
为确定艺术的胜利：需要一群无名的先驱者及超于现存范畴之外的作家，他们与其出卖自己的灵魂，宁可什么都决心来担当承受。
现代的文艺不注重于创造，而倾向于做作似的。
现今作家认为最大的光荣：便是能将他的姓名给电影片子做广告，或给某物品作商标，当他的名声这样地传布，而通俗化时，便算是走上了成功之路。
政治在某些文艺家看来就是他们唯一的文艺了。因为它能满足他们穷奢极侈的欲望，所以他们能创造的只是丑，绝对创造不出一点美来。
政治侵蚀到文艺的领域内来了。不过，它也只能使那些容易腐化的变坏；其余的究竟不入它的圈套。
与自然和生命不相调和的作品，对于我们精神的开展上是没有帮助的，于我们的命运上也毫无启示。
没有个性的作家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个性和手腕不同；手腕，是才能；个性，是天禀。
我们对于那些自以为，“成功”、“达到”了的作家，再也用不到有所等待。他们已经表明了失去勇气和确信。我们不如掉头去欢迎那些新来的，他们才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
有思想和行为的作家期待他们的群众可是好久了，群众却要直到他们死后才会到来。即使想报复他们毫无关心也是来不及的。
现今大部分的作家对于新来者都是连手都不伸一伸的。他们装得漠不相识的样子。这些人原是利己主义者，他们的气度并不比官僚政客的来得宽大。
当作家们理会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件公共而永久的作品时，他们不再干政治勾当了。
不管对手是如何顽固，如何巧妙，天才总有他报复的时期，为将来社会和谐的胜利而奋斗着的人，总有他征服敌人的机会，在我们的社会里，真挚的人才能体验到意味深长的快乐。天才常在忍耐力上控制着自己，而庸才便非看到自己的胜利不可似的。
作家不盲从任何党派，他需要保持独立不羁的精神来袒护正义。
倘使现在的青年对于“虚无”抱着恶感的话，这因为他们懂得爱生命之故，倘使他们有轻视某一些人，而对于有纯正思想的人却是敬爱着的。他们的心目中，自有不共戴天之仇，只不过是被压制着而没有表露出来。他们有憎，他们也有爱，只要时光一到来，他们就会勇敢地起来袒护真理和正义了。
投机主义的文艺家往往瞧不起有艺术趣味的人（这里所谓有艺术趣味的人不是指追逐风尚的时髦儿，对于这些人，他们倒是趋敬着的）。在他们所谓有艺术趣味的人，是指那些埋头在沉默中工作着，不在作品中求利益的作家。以作品来糊口而实则只有文艺嗜好的人往往以“文艺嗜好者”的名称加在不以作品来糊口的人的身上，以显示其自己是个文艺专家。在文艺中所谓只有嗜好者，不论他以作品来谋生与否，他所写的总是一无所谓，所排列的文字总是不相连贯，无思想，缺乏真挚与独创性。
猥亵的文学在文艺界正演着排斥教权扩张主义在政治界所演的职役：它是使人愚昧和麻痹的一个手段，使人转变追求人生真正的目的——那争得完全自由的目的。
少去拜访一些“文学家”为妙，因为这些人会使你看到虚张声势的面目，卑劣计较的心理。这些人好像只怀着一个目的：破坏理想和希望。
当作家，不用问心自愧，不把艺术的利益牺牲在利己主义的利益上时，他的生活是纯洁无疵的。这生活便可作为充满智慧和真实的榜样。
作家在短促的时式外，应注意使思想生存的永续期间，他不但要顾到现在，而且要设想着将来，不但为现代人写作，同时要为将来人写作。
文艺除发表思想和传播感情以外，则无生存的意义了。
真挚的作家在文艺中找方法来提高别人，而不是提高自己，他们把“成功”两字简直不放在自己的心上。
文艺中所谓真挚，便是能和生命面对面地接触，不通过习俗的成见而谛视生命的意思，即是向大众说着一种毫无暧昧的话。
文艺绝不是催眠和消闲的东西。它是从生活中脱胎，应表现人生最高的意义。
狡猾和惯弄技巧的人往往于几小时之内，就可博得一个作家的头衔。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说出什么或表现什么。他们既没有忍耐地工作过，又没有艰辛地受苦过。
好的作品都为自己和别人而写的，因此，它是真挚而有益于人的。
思想直接地影响于群众。它厌恶颓废文艺派的虚饰在它和生活之间，不容存在一点障碍，他用真挚、实情和美来感化群众，这是不将排列字句为满足的作家们所该主张的。
作家宣布资产阶级的罪状，努力将人民从无知和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把真理启示给大家，作家虽站在高处，同时却必须参加到实际的生活中来，象牙之塔的门槛也已失守了。
帮助民众解放原是作家的任务，他应该为他们指示出一条不可遗忘的理想之路来，以求他们生活上的满足，他要不断地唤起民众应该为生活而思想，为思想而生活。
世上有假的文艺常来替代那真和美的。后者原为一般玄学者和腐儒们所不识，民众也难以了解它，只有艺术家才懂得它之所以为真的价值。
作家在作品中获得了生活上的成功时，千万不要太强情地固执著；否则，会从此变成个平庸之徒。如其成功只为达到这一点，请将成功置之度外吧！倘使一个作家只要在各刊物中有了他名字，在文艺界占了重要的地位，而即使变为平庸都满意的话，那倒不如让我们不知道他的好呢。
平庸之徒表面上像是联合起来对抗那美的，其实，我们何尝窥不破他们的底蕴；他们不只是妒忌天才，他们自己中间也互相嫉视着的。这情形是丑恶的面貌之一，所以即使他们并不一致，也还是要联合起来对抗那真理。
懂得安于淡泊生活的作家，便可免去不少的周旋和附会，这是一个善于防卫生活的法则。须要在作品中生存，才不至于为时代完全的牺牲者。生存的那种感情足以创造艺术家高尚的意识，使他不至拘泥着现在而为将来去工作。
当代的文艺界弥漫着平庸的精神，这些庸手在我们社会中竟占据了如此大的地位，为要发现真正出类拔萃的作家，我们自己首先就该抛弃一切的成见和习俗，以爱去亲近他们，为了解他们，在思想上也有和他们沟通的必要，赞美会给我们创造新的意识，并使我们成为革新的人。
有思想的作品不是无才能的人机械地工作所能成就的，而是要有意识地去创造。作家必须很明了他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估量到他行为之所及，他不依从任何人，他的主宰便是他自己，规定他艺术的法则便是灵感和自由。
作家向平庸人那里去求得成功失策了的。他也许能得到骚动的选举权，使他相信若有生存似的选举权。但他的意识——假定他是有意识的话——会回答他这种名声是无用的，这只是一个变质的征象。
现代的作家在蔑视艺术和运用广告的几点上是很合于他们的时代的：在他们奴隶的思想上很合于他们的时代的，他们有着统治者所有的错误，强权者所有的缺点：他们在精力正当的展开上，在准备伟大事业真正的行为上，是毫无特长的。这些低能儿简直不懂得文艺之为何物，却拼命地要把自己勉强编纂起来的书的重量来压倒我们，他们自命不凡的夸张使我们恶心极了。这些缺乏艺术和美的可怜的东西，在未回到沉默和忘却中去之前，不可一世似的拼命地骚动着：他们之所以动得这样厉害，因为他们感到死已临近了他们之故吧。
向庸俗人谈诗有似对牛弹琴，诗在他们看来毕竟是个弥天大谎。他们把诗理会得非常狭小，他们所要求于一首诗的，只在韵脚、色彩和夸张的字句；至于真情的流露和出于心灵自由的表现，他们简直不会懂得。
大部分人都以为能把温馨的事物和微妙的情景描写得出的就是诗人了；漂亮而有韵律的文体，便是诗文，这样，诗人竟被看做一无所谓者了，其实，诗，绝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诗人和韵律学者是不相关的。诗在广大的怀抱中虽包含有温柔、细巧、香艳、优雅的种种情调，然而，一经过诗的崇高的洗练，普通所谓漂亮就成为美，微妙就成为力的表现。——没有一个措辞恰当于人们所给它的定义，会写韵文的人并不就是诗人。
诗不在于夸张的字句中，而在于单纯者的心灵中，谦逊的姿态中，日常的生活中，在最寻常间能发现诗，就无异于真实的创造了。
离开了生活就没有真实的诗，诗人之所以为诗人，正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能发现美、梦，和希望的憧憬——永远的真实是寄托在永远的美之中的。
当布尔乔亚攻击诗的时候，也就是在攻击一切的艺术，当他们诽谤诗人是不中用的时候，也就是故意在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不中用的。宣告诗之有罪，就是宣告整个艺术之有罪。
诗人只好依从他自己固有的灵感，没有法则可以应用来创造一个杰作，缺乏灵感则任何诗学都补偿不了的。
诗并不是些字句的堆砌，诗是生活；能创造生活的就是诗人，创造，即爱。诗和爱原可混合起来。
真的诗，须从有活水源头的生活中去取汲，不是矫揉造作所能为的；后者所产生的只是些假的忧虑和假的痛苦，假的希望和假的憧憬。诗由生活而生，必先有生活然后有诗，将诗和生活对峙起来，甚至故意说生活和诗是相反的话，原是多么荒谬。庸俗人的生活本来就算不得生活，和诗意是有抵触的；生活不容许缺乏诗意，这诗意的缺乏原系庸俗人将其导入生活中来的结果。
当作者有着才智和灵感时，不拘他取的是什么形式，流露出来的诗总是自由的，自由即是生活，伴着生活而来的是美。
诗人的使命是为那些不知生命为何物的人去发现生命，同时，将繁殖于人间的行尸走肉的数目减少下去。“美”是诗人所唯一要建设的东西，有了它，人类心中的火把才能燃烧起来。
诗人是真理的代言者。他比同时代人的眼光较为远大，他的任务是站在时代前预告将来社会的福音，他的任务是不断地将人心高举起来，向着高尚的理想迈进；他的任务是代表那些有着自觉而渴望着合理的生活的人；他的任务是不断地向大家宣言有种较好的生活将要实现：——由思想和美所产生的和谐的生活；诗人原是命定着不顾死活都要为了向人类歌唱这永远的真理的。
艺术家在人间若不建设起一个防护理想和实践理想的优秀的团体来，民众将永远过着无知无识的生活，沉沦在丑恶之中不能自拔了。想到人间还有排斥艺术家的事真是多么悲痛！没有了艺术家，追求理想高尚的目的就将消失，进步便成为空洞的名词，能呕尽心血拥护人类之理想的，当首推艺术家，他们是理想的忠实信徒和传道者；不过，他们绝不把这理想只传给几个能通奥义的人，他们绝不用暧昧的语言来说教，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一切都是非常正直和坦白。诗人生来就是真挚的，这真挚性会把他们从失望和悲观之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们随时随地都是热情传道者。
把诗和理想打成一片是很有道理的。当平庸之徒无知地攻击诗时，他们也懂得就是在攻击那理想。理想和诗在他们也合二为一，他们的诗也凑合他们平凡而虚假的理想，严格地说来，他们的诗根本就是理想之缺乏，甚至和理想相背驰的。
一切艺术都是诗，一切诗都是艺术，这两者不能分离，理想会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庸俗人之所以要把它们分离开，实为便于攻击那理想之故。理想即是生活之诗，庸俗人之所以不爱理想，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一点儿诗意。
颂扬诗的时候，切勿将假的理想概念混入到诗里去！凡与诗有抵触的都该排斥，不要相信诗所列示给我们的是一些非现实，不近人情，无定见的东西，这些概念为庸俗人偶然间爱好诗时所有的，暧昧模糊，不确实，空洞的想象，没有真实性的梦，不可作为的奋力，没有力的表现等等都与具有生命的诗是相反的。诗是人类生活之精髓，诗的源泉当涌自现实之中。
诗人的职务是给人类带来理想的面包，创造快乐、和谐和美。他的地位是在所有争论之上的。他虽站在高处，却需时常参与到实际生活中来。
我们用美和艺术来攻破那些虚伪的阵线吧！一件艺术品，也就是一个革新运动，一种生活，一颗弹丸。在美的潮流里，谁能抵抗思想之力呢？在一首高尚的诗的面前，谁不觉得心之燃烧呢？听到了美好而悲壮的歌声时，我们才成为热情的反抗者，读到了完美的书本，看到了表现在舞台上有如我们羡望中的人格和作为时，我们才希望自己也成为理想中的革新人物。人们哟，抬高你们敬爱诗人之心吧！诗人哟，抬高你敬爱人人之心吧！在言辞之美和思想之力的面前，什么都抵抗不住的。为准备高尚的革命，需要创造许多有生命的作品，脱离各党派的影响，摆脱那些为布尔乔亚所称道的阻碍我们能感之飞跃的陈旧法则，由艺术上的革命然后准备社会的革命；由思想上的自由，然后建设人民的自由，这些都为诗人们再三所道及而深信着的，当停止了学理上的争执时——这为布尔乔亚从中所挑拨，为了毁灭诗，将诗人们分离开而对立着的——诗人们将一致地联合起来为那公共的作品尽力了。
译 者 后 记
齐拉·兑·拉揩斯·杜蒂埃（Gérard de Lacazc＿Dothiers）在现代理想主义的大思想家中间占有极光荣的地位。他的作品是位于绝顶点上的灯塔，兼备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感觉。他俯视着我们时代中所发生的事件，用清新的眼光去监视它们，并且使我们达到理想的极致；在那里没有利己主义的论调；没有好浮华的虚荣心，没有脱落本性的无意识；没有不顾理义的丑恶。我们读他的作品时，我们觉得被迁居到一个善良的世界，一个和谐而光明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这是内心生活代替外表生活的世界；行为代替骚动的世界；真实代替现实的世界。他一生的任务便是探求真实，他在这虚伪的世界中发现那真实以启示我们。
兑·拉揩斯·杜蒂埃的作品显然是有着两重性的：它不但透露出正大光明的真理，而且还竭力地揭示现社会的黑暗面和丑恶，它不是告诉我们到处都充满着厌恨诅咒，假托虚伪，不真剑律义，不公平正当的胜利，愚蠢和罪恶所统治着的世界吗？然而，这些苦痛的证据也绝不至于丧失我们的胆量，使我们失去勇气，相反的，它会促起我们求生存的意志，因为它在本质上，原是激发我们的精力热诚和奋斗的酵母。
在兑·拉揩斯·杜蒂埃看来：我们是从来没有真实地生活过的，我们的生活是缺乏本色的生活，是卑鄙暧昧而营造的生活；真的生活是艺术、美和理想的生活。他的哲学即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他确信生活只有和美的理想打成一片时才值得称谓真正的生活，美的理想便是那含有进步的真理。
他论述范围之广，思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是值得惊人的，有多少字句被反动的守旧派应用什么意义都没有了的。就同样的字句在思想自由的人的口上便立刻产生出积极的意义。乔善甫·里维埃（Goseph Riviére）在为他极有考证的研究中说这位严谨的作家是经过了何等仔细的考虑和耐心的探求之后，才达到他那独创的批判概念。保尔·亚当（Panl Adam）赞美他那本《生命的发现》（La Découverte de LaVie）是从罗斯金（Ruskin）以来在艺术哲学上写得最出色的书。
《真文艺和假文艺》（Littératureet Pseu‐do‐Littérature）是从《活的象牙之塔》（La Tonr d摧Inove Ninante）第四章中选译出来的，全书五百多页，共分八章，从他许多重要的著作中摘汇其精粹而成为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４年的思想录集，是一本在大战前夜里社会正确的写照，是文化制度和理想之缺乏的批评。它表面上虽没有涉及任何人，但正像乔治·巴朗脱（George Palante）在《水星杂志》（La Mercure de France）上所说：“这是一册给我们的后来者，在考证时所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果他们要懂得我们的政治、道德、文艺？ ？ 的风尚。”
难道我们就非永远渗透在他的批判之中不成？为什么我们重读他的著作时，会感到当时为人类谋幸福之所缺乏的正是我们直到今日也还感到所缺乏的呢？
最后还得声明兑·拉揩斯·杜蒂埃绝不是《象牙之塔》中的思想家，没有人比得上他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开战了的，没有人胜过他对于这些言之无物，这些远离群众，轻视群众而又把勉强编纂起来的书去博得群众之采的，这是漠不相关的无感觉者施以不容赦之批评了的。这些人实际是离开着生活，因为他们不能从生活中去发现美，兑·拉揩斯·杜蒂埃之所以隐循在思想的高处，态度完全和他们的不相同的，他并不是为离开生活，而是要将生活更紧紧地把握得住，并且在《活的象牙之塔》中，比诸那些自鸣参与进化而实则远离生活的社会文艺的骚动也有着更多的行为。
允许我再引一段麦尔塞·克拉维埃（M arcel Clayiére）在早年所说的话吧：“齐拉·兑·拉揩斯·杜蒂埃是我们时代中的先驱者，这样的作家才值得称为光荣，像卢骚、服尔旦尔、狄特洛，像所有伟大的百科全书的编辑者那样，在未来的革命中将有他的责份的，像他们那样，继续和广播他的作品时，新的人类就在那准备的土地上萌芽了。”
原刊登在《台湾文化》第３卷第２、５期，１９４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