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江青在钓鱼台居住的情况，不能不说说17号楼。
17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中央，东侧是16号楼，西侧是8号楼和9号楼，北侧是中心湖，南侧是11号和12号楼。17号和11、12号楼之间是一大片绿地，环绿地外周是松树墙，内周一圈是山楂树，中心地带有花草和曲径，环境优美。17号是一栋设备齐全的综合活动楼，内有会客厅、会谈厅、礼堂、舞厅。没有供客人用的高级套间，只有工作人员使用的标准间。这样一栋面积很大的综合活动楼，江青却把它作为自己的专用楼，她每天在那里看电影、打扑克、打乒乓球、种菜消遣、拍摄照片，有时在里边办公、散步、吃饭、接待客人、开座谈会等。
钓鱼台当时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15栋是接待外宾。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所以有人说，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贴切的。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这里还饲养着四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江青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子，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就会立即停车、熄火，静静地等待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会立即绕道避开，如果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党的九大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被取消了，改成了中央政治局会，政治局会大都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在一般情况下，别的政治局委员到的比较早，江青都是卡着点去。福建厅西门外的5米处北面有一个楼梯，楼梯口挂有一个大大的布帘，别的政治局委员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都在帘子前面休息、聊天，估计江青快要到了，都警惕起来，一听到电梯响，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到帘子后面躲了起来。大气都不敢喘，静静地等待她进入福建厅，大家才敢出来，恢复正常活动。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送到10号楼递给江青。我收文件时将张、姚的检讨收回保密室。第二天，江青又要了回去，塞进了她自己的保险柜，作为有时不帮她说话的证据。
发生在1968年3月8日的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完全是江青自己导演的一场闹剧。事件的要害在于：江青认为，我是钓鱼台的霸主，是我命令傅崇碧调查鲁迅手稿的。你傅崇碧到钓鱼台是向我汇报调查情况的，你进入钓鱼台应该请示我批准才能进入。你为什么不请示我，而请示陈伯达？你陈伯达又有什么权力批准傅崇碧进来？江青这样一闹，既整掉了傅崇碧，又给了陈伯达一个眼色看看，这叫一箭双雕。
江青回到11号楼以后，不但没有看出她不高兴的样子，反而得意扬扬地对我说：“陈伯达同志的眼睛里没有我，傅崇碧的眼睛里也没有我，看来不给他们一点厉害不行了。你知道什么叫杀鸡给猴看吗？这就叫杀鸡给猴看。”
在我看来，江青闹的够厉害了，因为我在场目睹了一切，江青还认为不够劲，不过瘾，还要继续闹下去，闹个天翻地覆，把傅崇碧置于死地而后快。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不愧曾是一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但是她居于高位，又是一个特殊人物，权势巨大，当时不少高层领导人惧怕她，对于她的话岂敢不“非常重视”？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败露，林彪、叶群等摔死在蒙古国境内。第二天（那时“九一三”事件还未公开），江青对我说：“小杨，我今天宣布一条命令，从今天起，毛家湾的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准进入钓鱼台，你马上报告给汪东兴同志立即执行。”
我遵照江青的指示报告了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件事难以执行，因为这是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重大问题，不能随便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这样做会惊动某些人，也会泄密。同时会干扰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这些话，你不要跟江青同志说，由我跟她说，江青同志问你时，你就说报告东兴同志了。”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吴、李、邱离职反省，交代问题。从此，江青不准他们进入钓鱼台的命令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