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22日，江青到达广州，住在珠岛宾馆，准备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长谈。江青从25日一直谈到31日，共谈了7天，60个小时。在此期间，有一天，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谈话之前，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小杨，你看看这份文件。”我拿在手上一看，文件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因为她坐在沙发上，我站在她旁边，她觉得紧张，受不了，于是就说：“小杨，主席的批示比较长，你要是仔细看，看的时间就长，你站在那儿我紧张得受不了啊。”她拍着一个沙发说：“你坐在那儿看好不好。”
我说：“好好好。”
我坐在沙发上仔细一看，是8月3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批判了林彪。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
我认认真真地看完以后，转过身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我看完了。”
江青这时严肃地说：“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让你看，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你说说。”
我说：“我看了还没消化，不敢说，怕说错了。我想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大声说：“你听我说，还叫你看什么？你说！说错了没有关系，不会定你什么罪，大胆说，不要有任何顾虑，你说吧。”
她非叫我说，我就说：“第一，从主席的批示上看，邓小平同志（邓小平被打倒以后，就从未称呼他‘同志’二字，主席在此次批示上称呼他同志了，我也随即称他为同志）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是肯定的。就这两点看法。”
江青问：“你估计今后如何对待邓呢？”
当时，我想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文件的主要目的，也是江青问我的中心话题。我就大胆地说：“可能主席准备要解放他，起用他吧。”
江青说：“第一点，第二点不用你说，主席批示讲得很清楚了。第三点，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算你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预测性。”她不满意地说：“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使用他了，主席下了决心，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服从了，下级服从上级嘛。我是主席的学生，学生听老师的，拥护和执行老师的决定。我相信主席的决定总是英明的。据说邓的信是汪东兴同志亲自送给主席的。汪和邓的关系很密切嘛。”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他们两个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江青看完这份中央文件以后，指着文件对我说：“看来你在广州跟我讲的‘主席要起用邓小平’的话是对的，你看这不是开始起用了嘛，官复原职呀！以后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呢？我了解主席，疑则不用，用则不疑，主席将来很有可能叫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因为总理的身体不太好了。无论怎么使用，我还是拥护主席的决定。”
从江青的表情看，从江青的语调听，她口头上讲拥护主席的决定，但是，从她的骨子里很不愿意叫邓小平出来工作，很害怕邓小平出来工作，表里很不一致。
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并恢复了他的副总理职务以后，江青很不高兴，烦躁不安。有一天，江青把邓小平叫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江青对邓小平不太尊重，既没有请他到办公室，又没有请他到客厅去谈话，而是叫他在门厅，又没有说叫他坐下。江青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邓小平站在江青面前，静静地听江青讲话。江青说：“邓小平同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主席对犯了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席对你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把你与刘少奇严格加以区别，叫你重新出来工作，并把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你应该感谢主席，你要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人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改了就好。”
邓小平听了以后，只是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