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胡亥
公元前21O年，秦始皇客死在沙丘平谷（今河北广宗西北）。按照秦始皇的遗嘱，当由长子扶苏继位。但中车令赵高出于个人私欲伙同丞相李斯篡改遗诏，发动宫廷政变，蛊惑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继位。这就是秦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秦二世。
宫廷政变弑兄夺位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封建帝国的基础，但也做了一些千古荒唐之事。不过，作为一代帝王，在关系到他秦家天下“传之万世”的帝位继承人选上，秦始皇还是比较明智的。
秦始皇诸公子中，公子扶苏是长子，但并不为他所喜欢。不过，为了秦家基业，他还是着意地培养扶苏。扶苏被派往北部边疆与大将蒙恬代兵戍边，实质上是对他的考验和锻炼。实际上，扶苏在诸公子中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尤其超出他的小老弟胡亥许多。
少公子胡亥是和乃兄截然不同的人物。虽说他也受到了良好的宫廷教育，但生性是一个“公子哥”的脾性，毫无风范可言。少时，有一天秦始皇在殿中宴会群臣，并诏令诸公子入殿就餐，胡亥也来参加。秦制规定，臣下朝会皇帝，入殿之前必须脱掉鞋子，放在殿外阶上。这天宴会盛大，阶上的鞋子虽多，但行列整齐，放置有序。胡亥在诸公子中比较娇惯，他吃饱喝足，不愿在席中干磨时间，便提前退出殿来。他顺着鞋子行列，边走边用脚踢，一直把整齐的朝鞋踢了个乱七八糟，这才离去。后来胡亥做皇帝，天下秩序正像被他踢乱的鞋子那样混乱不堪。
在胡亥的一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和赵高的关系，可谓“成也赵高，亡也赵高”。这赵高本是宫中的一位宦官，因为他精通狱法、身高力大，又能写一手好字，被秦始皇提拔为车府令，掌管皇帝的车马仪仗队。赵高生性狡诈，深藏不露，又巧舌如簧，善于奉迎。他教胡亥书法和判案，很快取得胡亥欢心，二人结下了深密关系。
秦始皇巡游天下的那年，胡亥年已2O岁。可他玩性正盛，极力请求随行。秦始皇宠爱这位少公子，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不巧的是，秦始皇尚未巡游多少地方，便一病不起。他深知自己来日不多，而当时朝中未立太子，长公子扶苏还在北部边郡监兵，便及时留下了皇位继承问题的遗嘱。遗嘱命扶苏把兵事移交将军蒙恬，急赴咸阳主办丧事，并继承皇位。遗嘱加盖玉玺密封后，存在中车府令赵高处，还没来得及交予使者送出，秦始皇便与世长辞了。
丞相李斯见秦始皇死在途中，恐怕咸阳诸公子争夺帝位和天下叛乱，故密不发丧，只有李斯、胡亥、赵高和几个亲近宦官知道内情，对其他人一概严守机密。乘舆就在返回咸阳的途中，居心叵测的赵高乘机策动了一场篡改遗诏、扶立胡亥的政变。
赵高首先游说胡亥：“皇帝驾崩，没有留下分封诸位公子的诏书，却单独赐给了长公子一封玺书。长公子一到咸阳就是皇帝了，你怎么办呢？”
胡亥不是长子，又胸无大志，听了赵高的话，就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父亲死去，他不分封自己的儿子，还会怎么样呢？”
赵高说：“不对！现在如何安排天下，关键就在于你、我和丞相三人。望你早作打算。别人对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控制别人和受别人控制，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胡亥明白赵高的意图，可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他头脑中还有一定影响，他认为夺取兄长的继承权是不义，违背父亲的遗嘱是不孝，才能浅薄而勉强靠别人取胜是不够格。不义、不孝、不够格都不道德，即使做了皇帝，天下人也不服气，自身生命会有危险，连祖宗也要断绝祭祀香火。
赵高见胡亥并非不想做皇帝，只是担心道义上的谴责，就旁征博引，讲了一套黑白混淆的歪道理。胡亥经赵高一番蛊惑，终于动了夺位之心。
说通了胡亥，还必须有李斯的配合才成。于是赵高又去游说丞相李斯。李斯一听赵高的来意，大吃一惊，他认为谁继承皇位不是臣下应当议论的，赵高议论此事，纯属“亡国之言”，因此他表示坚决反对。
赵高冷笑一声，说：“丞相啊，您自己想一下吧。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的谋略超得过蒙恬吗？您在百姓中的威望超得过蒙恬吗？论长子对大臣的信任程度，您又赶得上蒙恬吗？这五点您都远远落后于蒙恬，长公子一即位，必然用蒙恬为丞相，那时丞相您是不可能佩戴侯爵印绶荣归故里的。而且受罢丞相的命运相当悲惨，都是掉了脑袋。听我的话没错，您可以永远封侯，世代称孤；否则要祸及子孙，令人寒心。丞相选择哪条路呢？”
在赵高这番威胁利诱和蛊惑煽动下，李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害怕丢失荣华富贵，落到赵高说的那种悲惨下场，终于向赵高屈服，同意支持胡亥继承皇位。
于是，胡亥、赵高、李斯毁掉原来的遗嘱，诈为始皇帝遗诏丞相，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一封遗书给扶苏和蒙恬，这封假遗诏称扶苏和将军蒙恬率领几十万军队屯边十多年，不但不能开拓疆土，耗费巨大，没有功劳，反而几次上书诽谤，又因为不能回京做太子而日夜怨恨，实为不孝，故赐剑自裁。将军蒙恬不事规劝，实为不忠，命把兵权移交偏将王离，然后自杀。假遗诏加盖皇帝玉玺后，派胡亥的亲信为使者，日夜兼程，前往北边送交扶苏。
扶苏拜读诏书，泪如泉涌，当即进入内舍，打算自杀。蒙恬恐其中有诈，劝扶苏先不要自杀，请示属实再死也不算晚。使者站在旁边不断催促，扶苏为人仁义，见此情景，对蒙恬说：“父亲命令儿子死，还何必再请示呢？”说罢，含冤自刎。蒙恬深疑其中有诈，想拖延时日，看个水落石出。使者见蒙恬不肯死，便把他关进阳周（今陕西子长北）的监狱，去向胡亥复命。
胡亥、赵高、李斯听说扶苏已死，急忙返回咸阳，发布秦始皇逝世的消息。接着，胡亥举行即位大典，是为秦二世皇帝。赵高升任郎中令，全面掌管宫中警卫，并成为二世宠臣。
大肆杀戮诛灭异己
胡亥虽然登上了帝位，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名不正言不顺，若想随心所欲地玩乐，还必须首先翦除异己，方可高枕无忧。宠臣赵高更是清楚这一点，倒也能直陈利害。就此，赵高向秦二世献出了一套血腥味浓到极点的铁血政策，其内容是变换刑法，使法律更苛刻更严酷，让犯罪的人连坐受诛，乃至灭族；消灭大臣，疏远骨肉；使贫困的人豪富起来，使卑贱的人高贵起来；统统除掉始皇帝任命的大臣，换上二世的亲信。这条铁血政策得到了秦二世的认可，一场血腥屠杀随之展开。
首先遭到杀害的是蒙氏兄弟。秦二世本想仍用蒙氏兄弟为将，可是赵高因早年犯罪受过蒙毅制裁，怀恨在心，于是捏造说先帝就想立胡亥为太子，只是因蒙毅谏阻才未立成，于是二世就打消了释放蒙恬的念头，并把蒙毅囚在了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狱中。铁血政策确定之后，二世遂决定先拿蒙氏兄弟开刀。他派御史曲宫到代郡监狱宣布蒙毅“罪状”，令蒙毅自杀。蒙毅据理力争，曲宫知道二世用意，不听蒙毅申辩，逼杀了蒙毅。二世又派使者到阳周逼蒙恬自杀，蒙恬希望进谏后再死，不允，最后仰天长叹，服药自杀。
蒙氏兄弟死后，秦二世让赵高主管办案。赵高罗织罪名，大批朝臣被杀，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认为“将相不辱”，相继自尽。每位大臣含屈而死，往往还要连及一串亲友，就是担任宫廷警卫的亲近侍臣三郎官也有不少人无辜受害。屠戮中，赵高乘机安插亲信，兄弟赵成任中车府令，女婿阎乐为咸阳县令，其他如御史、谒者、侍中等要职，多更换为赵氏人。秦二世毫无心机，以为赵高安置的亲信，就是自己的亲信了，因此，赵高如何安排，他根本心不在焉。
在这一场屠戮当中，最惨烈的要算秦二世的骨肉兄弟和同胞姐妹了。一次，在咸阳市上，二世的12个兄弟同时被砍头，腔血喷射，触目惊心。又一次，在杜邮（今陕西咸阳东）的刑场上，二世的6个兄弟和1O个姐妹同时被活活辗死，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公子将闾三人，平时行为十分谨慎，对他们一时编造不出罪名，就把他们囚在内宫。诸公子大都被杀以后，赵高派使者对他们说：“你们不像臣子，论处死刑，行刑官马上就来执行。”将闾说：“宫廷之礼，我们未敢失仪；廊庙次位，我们未敢失节；受命应对，我们未敢胡说。什么叫不像臣子？愿听清楚再死。”使者回答：“我没参与论罪，无可奉告，仅执行使命而已。”将闾仰首呼天三遍，喊叫：“天啊！我没有罪！”兄弟三人抱头痛哭，拔剑自杀。在诸兄妹中，最幸运的要算公子高了。看到兄弟姐妹们都惨遭毒手，自知难免一死，想逃走又怕连累亲人，为了保存亲友，就上书一封，向二世提出为父皇殉葬骊山脚下的要求。二世见书大喜，批准他的请求，赏赐十万钱殉葬骊山。在二世众多的骨肉兄弟中，公子高可谓一个“善终”者了。
宫中的骨肉、朝中的老臣杀得差不多了，秦二世又在赵高的唆使下大批地杀戮地方官吏。为了威胁海内、显示尊贵，二世在继位的次年（前2O9）初，即效法秦始皇巡游天下。这次出巡南到会稽，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然后由辽东（今辽宁辽阳）而返，四月回到咸阳。巡途中，赵高对二世说：“现在陛下出巡，应该趁机诛杀一批郡县官吏，这样既可排除异己，又可威震天下。”二世说：“好！”于是法令日急，诛杀累累，群臣人人自危，官吏个个不安，老百姓更是手足无措，整个秦帝国几乎成了大屠宰场。
在这一场大屠戮中，对胡亥夺位有功的李斯也不能幸免。曾经写下义正辞严的《谏逐客书》的李斯，良心不泯，总想找个机会进谏。惯使权术的赵高还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却是设下圈套使二世对李斯不悦，并乘机罗列三项罪名：第一，沙丘之谋，丞相是参与的，现在陛下做了皇帝，而丞相的富贵却没增多，他的意思是想分土为王；第二，丞相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楚地群盗陈胜等人都是丞相的邻县之党，所以楚盗公开行动，经过三川郡，李由闭门不肯出击，据说李由还与他们有书信来往；第三，丞相居外治事，权力大于陛下。三个方面加在一起，李斯怎么能不危险呢？二世一听，就想逮捕李斯，但又怕情况不实，于是派人对李斯父子进行督察。李斯上书揭发赵高，秦二世不但不听，还怕李斯杀赵高，把消息透出了给他。赵高又趁机进言诽谤，终使二世下令逮捕李斯，并交赵高审察治罪。把李斯看作眼中钉的赵高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严刑逼供，李斯屈招。赵高上报，二世下令判李斯族刑，夷灭三族。二世二年（前2O8），李斯被押赴咸阳市受刑，先黥面、割鼻、断去左右脚趾，再拦腰斩为两段，最后剁成肉酱，合家灭门，无一得生。
横征暴敛官逼民反
胡亥做皇帝后，每日吃喝玩乐。一天，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就像骑着快马穿过一堵墙的缺口，实在是太短暂了。我既然做了皇帝，富有天下，就打算随心所欲，享尽一切快乐，你看如何？”赵高巴不得二世吃喝玩乐、不理朝政，以便自己专权，便很殷勤地为他出谋划策，尽心服务。
对于一时的安乐，秦二世尚有不满，意图长期如此，便向李斯询问：“听韩非子讲，尧做天下的时候，住的是茅草房，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破鹿皮，夏天穿件葛麻衣；禹治理洪水，东奔西忙，累得大腿上没了肉，小腿上掉了毛，最后死在外地，葬于会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贵有天下的人，难道是想过这种苦形劳神的寒酸生活吗？这种寒酸生活是没出息的人所提倡的，不是贤明人的正业，贤明人做天下，专门用天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才叫富有天下。如果连自身都得不到好处，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打算赐志广欲，长享天下，你看有何良策？”
李斯害怕丢官失禄，于是就阿谀二世心意，写了一篇“行督责之术”的文章，作为良策上呈二世。督是督察，责是治罪，行督责之术就是用督察治罪的权术来对付臣民，李斯把督责之术提到极端重要和万能的地步，要二世高度集中权力，独断专行，用深罚重刑控制臣民，实行极端残酷的血腥统治政策。二世见书大喜，不禁拍案称奇，于是严督重责，峻刑酷法。本来秦律就相当严苛，经二世变本加厉，更为凶恶。刑徒塞满道途，日日杀人无数。
严刑峻法之外，秦二世为修宫筑室，役使民夫，横征暴敛。其中最大的工程，就是继续修建秦始皇未完成的阿房宫，此外还继续修筑直道、驰道、骊山墓和各项土木工程。又调征5万精兵屯卫咸阳，演习射猎。命各地郡县向咸阳转运粮草，转运者自带食物，不得食用咸阳3OO里内的谷物。赋敛日趋沉重，徭役越来越多，这样肆无忌惮的狂征滥调，民力枯竭，渐渐地就使国家到了无人可征的程度。
二世元年（前2O9）七月，北边渔阳郡（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需要一批戍卒。朝廷见无人可征，便开始征发小官吏闾左。当陈胜、吴广等九百名楚地闾左走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附近）时，正赶上一场大雨，耽搁了行期。按照二世更改后的律条，戍卒不能即时到达指定的戍守地点，要处以斩首的刑罚。在这种景况逼迫下，陈胜、吴广毅然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长时间，反抗秦朝统治的武装斗争就遍布了关东各地。六国名号复起，诸侯林立，各自称王，矛头共同指向秦朝官府。陈胜的部将宋留打到武关，另一部将周文则率数十万大军直奔函谷关而来。
昏庸的秦二世接到报告，宁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于是，大臣们都尽说些“好话”。有一次，他召见博士们讨论此事，有人主张“发兵镇压反叛”，二世硬是不承认有“反叛”，当然也不肯“发兵”。后补博士叔孙通见二世是一个喜欢听好话的昏君，就说：“他们说的都不对。现在天下合为一家，拆掉了城防，销毁了兵器，明主在上，法令在下，臣民奉职，四方安定，哪里还有敢造反的！陈胜等人不过是一群狗盗鼠窃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地方正在逮捕归案，陛下无须多虑。”二世听了这番话，称赞叔孙通答得好。接着，又让博士们重新一一回答，有的回答是“造反”，有的回答是“盗贼”。回答盗贼的没事儿，凡是回答造反的，一律以“不应该这样说”的罪名下吏查办。二世赏赐叔孙通一套衣服，二十匹帛，并任命他为正式博士官。这样一来，官吏们就猾了，从不以真情实况汇报，总是说些“群盗结伙抢劫，郡县正在追捕，现大都落网，不值得担忧”一类的话。二世一听，立即喜形于色。故此不管形势有多么严重，二世皇帝一直盲无所知。
鹿马不分逼宫自尽
赵高不仅是阴谋家，也是野心家。从唆使胡亥夺位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控制了这位玩乐皇帝。当他因唆使秦二世大肆杀戮、自己任郎中令也杀人甚多、引起朝内外的普遍怨恨的时候，为了避免大臣朝奏时的指责和进一步控制国柄，他对二世说：“天子之所以高贵，就是因为只许群臣闻声，不准他们见面，故号称为‘朕”。况且陛下还很年轻，未必精通全部政务，现今坐在朝廷上会见群臣，一旦某事处理不妥，就在大臣面前暴露了短处，这不是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神明的办法。如果陛下取消朝会，深居禁中，由我和个别精通政务的侍臣协助陛下处理，那么大臣们就不敢欺骗陛下，凡事均可处理恰当，天下臣民就会都称陛下是圣明君主了。”赵高的用意非常明显，但糊涂的二世深以为然，他取消朝会制度，日居深宫之中，群臣奏事皆由赵高代行处理。
李斯死后，秦二世拜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都由赵高决定，赵高成了实际的独裁者。二世三年（前2O7）八月，他想踢开二世自己做皇帝，又担心群臣不拥护，就导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以此来检验群臣的态度。赵高趁群臣朝会之机，把一只鹿牵来献给二世，声称是一匹马。二世大笑，说：“丞相真会开玩笑，这不是鹿吗？你却指鹿为马。”他问群臣左右，左右慑于赵高的淫威，大都附和赵高说是马，有的沉默不语，只有少数人说是鹿。事后，凡是说鹿的人都被赵高杀害。从此群臣更加畏惧赵高。
赵高指鹿为马一事使二世误以为自己得了迷惑病，召来太卜算卦，太卜胡说二世指鹿为马的迷惑病是由祭祀时斋戒不明引起。于是二世便到上林苑中斋戒。名为斋戒，照常贪欢，一天他在上林苑中游玩弋猎，见一个人误入苑中行走，就亲自搭箭开弓，当场将他射死。赵高知道这事后，让女婿咸阳令阎乐上奏二世，说不知是谁杀了人，把尸体移入了上林苑中，然后乘机对二世说天子无故杀死没罪的人是上天所禁止的，连鬼神也不容忍，必定会降下灾殃，建议他到远处的行宫去躲避一下。二世毫不犹豫地就住进了望夷宫。
此时，秦帝国国内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陈胜的大军进逼咸阳，终使秦二世得知形势的严峻，遂采用少府章邯的对策，命其为统帅，率骊山刑徒出战迎敌。骊山刑徒常年吃苦，获赦以后，作战勇敢，加之兵器锋利，装备精良，所以刑徒军成了一支战斗力最强的秦朝主力队伍。章邯很快就击溃了入关的农民队伍，并出关东进而镇压各部。二世又派长史司马欣等人率兵增援，章邯如虎添翼，先后在陈郡（今河南淮阳）打破陈胜部，在定陶（今属山东）战胜项梁部，在临济（在河南封丘东）消灭魏咎部，然后北渡黄河击赵，把赵歇包围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城中。二世三年（前2O7）年初，各支反秦武装向巨鹿汇集，为赵解围。从而形成了与秦军主力决战的形势。
这年夏天，项羽破釜沉舟，率领凶猛骠悍的楚军前来决战，章邯措手不及，连连失利。章邯派司马欣到咸阳请求援兵，赵高拒绝接见，不发一兵一卒。章邯在战场失利和朝廷不信任的双重压力下，率秦军投降项羽。于是，关东各路反秦武装纷纷向西而来。
章邯的投降对二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移居望夷宫后，他终日闷闷不乐。想到赵高经常说：“关东群盗成不了事”，现在却形成了天下背叛的混乱局面，不由地对赵高埋怨起来，于是便派使者去责问赵高。赵高本打算篡夺帝位，经二世这一责问，决定立即动手。就在二世移居望夷宫的第三天，赵高布置掌管宫廷警卫的郎中令弟弟赵成为内应，女婿咸阳令阎乐组织吏卒，诈称追捕盗贼，径闯望夷宫殿门，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进行逼宫。
阎乐率领一千多吏卒奔至殿门，挥刀杀死卫士，带吏卒冲入殿中，到处射箭，见人就杀。赵成和阎乐直逼二世，向他的座位上发箭。二世吼召左右，左右多已四散而逃，其余惶恐失态，无人敢出来格斗。
阎乐执刀逼近二世说：“你横暴凶残，国人痛愤，何去何从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二世要求见一下丞相赵高。
阎乐说：“不行！”
二世表示愿意让出帝位，得到一郡为王。阎乐摇头拒绝。
二世说：“那就当一个万户侯吧。”
阎乐仍然没有允许。
二世目光哀怜，绝望地乞求说：“我愿意和妻子去当平民百姓，这总可以了吧？”
阎乐冷笑一声，说：“我奉丞相命令来杀你，你说的再多也是白费唇舌。”说完，指挥吏卒逼向二世。此时，这位昏庸的皇帝才明白，把他逼到这步境地的人，正是他的宠臣。二世求生无路，悔恨莫及，只好拔剑自尽。
秦二世皇帝在位3年，终年23岁。死后照平民百姓（黔首）的身份和礼节葬于杜南（今陕西长安西南）的宜春苑中，没有庙号和谥号。
秦二世巡游野史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O年）九月，秦二世将秦始皇隆重地安葬在骊山。这是全天下的大事。既轰轰烈烈，也哭天叫地。葬父骊山后没几天，就进入了十月。秦朝实行的历法，是以十月为首，所以秦二世诏令天下改元，即为二世元年（公元前2O9年）。这一年他22岁。
同时，诏令大赦天下。大赦是对那些曾因犯罪被判服刑的罪犯宣布免罪释放或减罪减刑的一项特别法令。不论古今中外均有实行，但都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事情，多是在国家有特别重大的喜庆时刻，颁布大赦令。如新朝立国，新帝即位，祥瑞出现，改元等等。但秦二世的大赦天下，不过是例行公事，滑天下之大稽。他在发布大赦令之后，马上接受赵高的计策，“更改法律，务益刻深”，“诛灭大臣及宗室”，咸阳宫城内外血腥气熏天。同时，秦二世即位之后，非但不能缟素以正先帝之过，反而如大史学家班固所说：“极愚”，“人头畜鸣”，“肆意极欲”，在天下危机的情况下，愚蠢没有头脑地效法秦始皇，率领文武大臣，浩浩荡荡地东巡郡县，又下令增加始皇寝庙的祭祀牺牲及山川祭祀礼仪。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重了秦王朝危机。
秦二世的巡游何以能失天下
秦二世的帝位，得之于赵高，也毁之于赵高。他即位之后，丞相以下，文武百官基本是俱守原职，没有什么升迁、赏赐，但唯有赵高例外。秦二世元年，胡亥正式下诏任命赵高为郎中令，官居九卿之一，郎中令的职责是负责宫廷守卫，但赵高的实际职权却远远超过郎中令的职责范围。他是秦二世的心腹，是天下大事的决策者，是宫廷中事实上的掌权者。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均是有才华、有经验的老臣，但胡亥什么事情都不同他们商量，也不理睬他们的意见，事无巨细均请教赵高，成了赵高的傀儡。
一次，朝廷上正在召开大臣会议。二世于会上宣布自己的又一道诏令：增加始皇帝寝庙里用来祭祀的牺牲数量，增加山川各种祭祀的礼仪。他命令群臣对尊崇始皇的庙号问题进行讨论。大臣们叩头说：“古时候天下的祖庙是七庙，祭祀七代祖宗，诸侯是五庙，大夫是三庙。即使是万世以后也不能祧迁迭毁。如今始皇庙是至高无上的庙，普天之下的人都要贡献祭品赋税，增加祭祀用的牲畜，礼仪最为完备，不能有比始皇庙再高的。嬴秦先王之庙，有的在西雍，有的在咸阳，天子按照礼仪规定，应当单独捧着经多次酿制、质地醇香的酎酒祭祀始皇庙。从襄公以下的庙都迭毁，所置共七庙。大臣们均依照礼仪进献祭祀，推尊始皇庙为秦皇帝祖庙，皇帝仍自称为‘朕。”这是与皇帝制度建立相适应的宗庙礼仪制度的改革，目的是要突出秦始皇的始祖地位，永远至高无上、独尊无二的地位。秦二世照准。
秦二世年纪比较轻，又为父皇宠爱的少子，吃喝玩乐比较在行，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识见。现在像做梦一样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非常害怕人们小视他年轻，嘲笑他愚昧无能，就想办法建立自己的威严，那么，如何去建立呢？在他的大脑信息库中，虽说存储的信息微不足道，但也还有一点。他想起了父皇在世时，为了震慑刚刚统一的天下，曾经五次巡游天下，就连死都是死在巡游的途中。至于巡游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胡亥低下的智商使他认识不清，况且他也不想去思索，他只是想效法父皇，巡行郡县，震慑天下。于是有一天，他对赵高说：“我年纪轻，刚刚即位，百姓尚未归附。先帝在世时巡视郡县，以显示他的统治强有力，以威势震服海内。现在我悠闲地呆在皇宫中，不到各地去巡行，就会被人认为软弱无能，就会无法统治天下。”赵高极力逢迎、附和胡亥的想法，支持他效法父皇的东巡郡县。
秦二世巡游中的疑雾寻踪
春日里，秦二世在文武官员的护卫之下，离开都城咸阳，东巡天下。与前一年同样的车驾仪仗，与前一年同样的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所不同的只是銮驾中的人物。这次随二世出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李斯和冯去疾。史书中虽然没有明言，郎中令赵高作为心腹重臣，在护驾东巡的行列之中自不用说。
关于秦二世此次东巡的情况，史书中只有十分简略的记载：“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可见，秦二世君臣东行后，先奔东北，到了辽西郡的碣石，碣石就是碣石山。六年前，秦始皇第四次巡行天下时曾到过这里。碣石山位于今天河北省昌黎县城以北约4O里。南临渤海，垂直距离大约四五十里。在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尚书》中，就有关于碣石山的记载：“导岍及歧……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应属于燕山的余脉。它群峰崛起，东西横列，势如屏障，矗立于渤海之滨。碣石山的主峰为仙台顶，又叫娘娘顶，海拔695米，是碣石山5O座山峰之中心和最高峰，自古以来就是观渤海的最佳胜地。记不清是哪一位古人，在哪一部古书写下了诗句。碣石山最高峰不足7OO米，着实不算太高，但由于山势突兀，又立于平坦的海滨，所以从海上远望，宛如山在海中一样，后人曹操有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句。
二世到达碣石后，登山观海，游山玩水。此外也效法始皇刻石留念，不过二世不是另外立石刻辞，而是在秦始皇六年前所立的刻石上增刻文辞。
仅仅在六年前，秦始皇在此留下了著名的碣石门刻石，刻辞的大意是：皇帝兴师用兵，诛灭无道之君，又把反叛平息。武力消灭暴逆，依法为良民平反，民心全都归附。论功赏赐众臣，恩泽施及牛马，皇恩遍布全国。皇帝振奋神威，以德兼并诸侯，天下太平一统。拆除山东旧城，挖通河川堤防，夷平四处险阻。地势既已平坦，众民不服徭役，天下均获安抚。男子愉快耕作，女子安心女工，诸事井然有序，皇恩覆盖百业，合力勤勉耕田，无不安居乐业。群臣颂扬伟大。敬请镌刻此石，永留典范规矩。
一眼能看到，刻石上的刻辞都是对秦始皇的统一天下的功绩，从笼统到具体的歌颂。秦二世对随行的大臣们说：“这些刻石均是始皇建造的，现在我承袭了皇帝的名号，可是刻石上没有称始皇帝，以后年代久远了，就好像后代子孙建造的，这样不利于颂扬皇帝的功德。”
胡亥这么一说，丞相李斯、冯去疾以及御史大夫等大臣逢迎道：“我们请求把陛下这段诏令全部刻到刻石上，这样就明白了。”胡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在秦始皇所立碣石门刻石的刻辞的旁边又刻上了秦二世说明该石为始皇帝所立的诏书以及随行大臣的姓名。
胡亥君臣离开碣石后，沿着海滨南行，最南到达会稽山，中间都到达了哪里，虽然太史公没有明言，只是在《史记，封禅书》中说：“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从这段话看，南行之中到过泰山，在《秦始皇本纪》之中却没有提到，但从前面所引《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二世巡行天下的那段文字中“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这一句话看，秦二世君臣们不但到了泰山，还到了秦始皇原来巡行海边时到过的所有地方。尤其是立过刻石的地方，否则无以“尽刻”当年始皇所立的刻石。
巡游刻石下落之谜
始皇巡游，有四次到达了东方的海滨。在第二次巡游中，他曾在峄山、泰山、琅邪三处留下刻石。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录了泰山刻石和琅邪刻石的刻辞，却未载峄山刻石的刻辞。峄山刻石曾于唐朝时被火烧毁，但当时已有复刻和传刻本。此残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现在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有石印明拓本。
峄山刻石歌功颂德说，在皇帝以前，君主嗣立均称王，而皇帝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灭了六个强国，于二十六年改王称帝，之后巡行天下，普施恩泽。登上峄山，从臣们浮想联翩，往昔分邦建国，诸侯相互攻伐，血流成河，即使是五帝也不能禁止，只有皇帝统一了天下，使兵不复起，百姓安居。君臣略诵皇帝恩泽，刻石以明统一的纲纪。峄山刻石反映了秦始皇一统天下踌躇满志之情。
泰山刻石历经千余载的风雨沧桑，到明代时仅存29个字，到清乾隆五年，又惨遭火焚，残石上的刻字仅存1O个，其中还有3个是半字。
琅邪台刻石，清朝时存放在诸城县治东南16O里的海神祠西南角，到清末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大雷雨，此石突然失踪。192O年才在琅邪台荆棘丛中发现，但已断成数块，后经粘合嵌置，保存在诸城县民众教育馆。
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留下了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第四次巡游时立了碣石门刻石。第五次巡游地，在会稽山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刻辞，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都有载录，但刻石本身却早已遗失了。
现在所见的峄山、泰山、琅邪台、芝罘、碣石门的刻石拓本，均有“皇帝曰”（即秦二世胡亥的诏书）和随行大臣的名字。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秦二世离开碣石山，南行到会稽山的中间，还到了峄山、芝罘、泰山、琅邪等地。
秦二世东巡质疑
从司马迁对有关秦二世东巡的十分简略的记载看，秦二世君臣离开会稽山后，又返回了东北，到了辽东，然后从辽东西归。并且在接下去的记载中说：“四月，二世还至咸阳。”这里面有两个颇大的疑点。
第一，浩浩荡荡的巡行大军为什么要在同一条巡游路线上来回往返？秦二世此次东巡的目的，一是立威，二是游玩，不论是立威也好，还是游玩也好，都应尽量避免往返走同一条路，所到之处越多越好，覆盖面越大越好。而按《史记》记载却恰好相反。从碣石所在的辽西郡南下到会稽，然后又北上返回辽西，再至辽东。这似乎是无任何意义的重复。这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禁不住怀疑“遂至辽东而还”几个字是否是错简衍文？但是这却没有丝毫的根据。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可见，没有根据的怀疑似乎还不如阙如不言。
第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是在元年的春天从咸阳出发东巡的，四月又返回了咸阳，这样算来，此次巡游满打满算是三个多月。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世君臣们从咸阳到碣石，从碣石到会稽，从会稽又返至辽东，从辽东又回到咸阳，加之中间还要登山观海，刻石颂功，游山玩水，秦朝那古老的车驾是否有如此的速度，三个多月辗过如此漫长的行程。这里我们可以同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作个对比。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是十月从咸阳出发，先到云梦，然后顺江东下至会稽，从会稽北上，最远到芝罘，然后西归，至沙丘驾崩，是七月份。这条路线明显短于二世东巡路线，但秦始皇却走了十个月，而胡亥仅用三个多月，着实让人生疑。
秦二世的效父巡游，耗费了巨大的资财，严重地骚扰了天下百姓。本来天下已危机不安，干柴遍置，秦二世此行无疑加剧了危机，犹如在遍置的干柴上淋了一层油，自己消灭自己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