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乃耳！过了六百年后，昆明的历史也可以再照样写一笔：1999年，建现代化昆明，拆砖城，改筑马塞克城。）这个新城的结果是，昆明此前的作为城市的建筑史以及依附着它的生活和回忆从此一笔勾销，我们再也不知道往日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了，考古学不过是找到一些碎片，几个句子而已。其实能够证明昆明就是当年马可？波罗所见的“壮丽大城”的物证，不过是在昆明筇竹寺发现的一块碑上面的“云南押池城子玉案山筇竹寺住持玄坚老为头和尚”22个字而已。
1382年建筑的昆明是严格依照汉式城市的图纸建造的。按照帝国的规定，昆明以省城的标准建造，城墙高二丈九尺二寸，约9。7米。周长九里三分，约4。65公里。据罗养儒先生说，昔日，昆明建城的时候，主持建筑工程事者，是风水先生汪湛海，汪氏乃是中国内地的一个官员，精通堪舆，又是精通现代化之城市的建筑工程的专家，皇帝专门派他来昆明主持城市重建的工程。他到昆明后“审山龙、查地脉，别阴阳，定子午，就高小而定基础，取形胜而立范围，经八年之惨淡经营，功始告成”。汪氏将昆明设计成一个其形似龟的城，龟头朝向南方的滇池，龟位靠着北面的蛇山，城东西方向的四个门为龟的四足。把昆明造得像龟的样子，是因为昆明的后面（北面）是长虫山，龟城与蛇山的气脉相接，就成龟蛇相交，既合于阴阳五行，也是依据昆明的地势。据说，新城将建成时，汪氏特制一石，刻了十个字在石上：“五百年前后，昆明胜江南”，埋在地下。
昆明“广十里，三百三十四步、共一千九百六十四丈”，“凡六门，东日咸化，东北日永清，南日崇正，西日广威，西南日洪润，北日保顺。上各有楼……”，崇正门的楼是钟楼，关于钝楼，有一个故事，据说当年造钟的乃是一异人，钟造好之后，钟匠说，你们要等我走到百里之外才可敲钟，但人们急不可耐，钟匠才走出去二十里，他们就敲响了钟。这口钟的钟声就只能传到二十里这么远了。钟楼前有坊，日忠爱、日安远、日金马、日碧鸡。城外有护城河，可以通船。城内“中分三道，行之者，左仕官、右商旅、中则王公贵人”。当时有人在城中的光化楼上望见的昆明形势，是滇池在前，蛇山在后，“左金右碧，如翔如驰，诚一区伟观也”。昆明自14世纪晚期建成之后，就很少再变化，因为在那个世纪，汉文化乃是古代现代化最辉煌的终点，中国文明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和文明世界的标准图纸。中国古代的城市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那是一个已经完工的社会，一切方面都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建筑昆明，只要按图索骥就行了。昆明势所必然要依照这份图纸来改造自己。事实证明，这个“现代化”确实如此强大，昆明自从依照它的城市样式建筑起来之后，就一步到位，成为中国最标准的古代城市之一。“五花之山山上头，俯视东海如浮沤，岂无四万八千丈、亦有五城十二楼”（明？韩亦可）。现存的清末昆明图片有一幅照的是昆明朝向北方的望京楼，看上去，确实气势雄伟，质量上乘，可以想象出昔日，昆明像一头狮子雄踞云南高原的情景。在此后的500年间，昆明几乎没有再变化过，直到20世纪开始，另一个比汉文化更强大的“现代”来临的时候，500年的昆明才被抛弃了。
昆明建成古代“现代化”的砖城之后大约五百年间，这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它似乎仅仅是在悄悄地享受古代现代化的成果，关于这一点，皇帝、太监、大臣们永远被蒙在鼓里，他们受那个“不毛之地”的谎言的影响太深了。“云南……上欲实之，故巨族富民一有过犯，即按法遣戎云南。”而许多流放者在怨天尤人地跋涉了千山万水抵达“孤悬天末”的昆明之后，发现这里并非什么“不毛之地”，而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你不想建功立业、“取而代之”、名垂青史，只是想过日子的话，那么没有什么地方比昆明城更好了，这是一个为过日子而诞生的城。大批的流放者终年不绝来到这里，工匠、士兵、官员、囚犯、文人、小市民……其中有一个人是我的外祖父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父亲的父亲，他是一个铜匠。这是一个有来无回的地方，在14世纪，人们从中原来到昆明，至少要走上半年，并且要翻过无数的高山，渡过无数的大河，能够活着到达就算是有福之人了。人们到昆明来，不是候鸟，而是种子，他们只能落地生根，创造生活。这些人的到来，不是带来革命和起义，而是带来帝国的文明，带来了它的图纸、风俗、语言、生活细节和手艺。“建都邑，成聚落，心有赖于木石泥工，云南至明洪武年间，移中原之民实滇，故房屋建筑无异于中原”。覆盖屋顶的瓦，外省用的是板瓦，昆明用的是筒瓦，按规矩是皇家巨室才可用筒瓦，因为滇多大风，故明朝“特敕许用”。在五百年间，人们精雕细刻，手工建造了一座到处是画栋雕梁、青砖汉瓦的城市。一座座古刹建造起来，城内有52处寺院：青门寺、归化寺、灵应寺、昙华寺、云居寺、龙华寺、佛基庵、大寺庵、普贤寺、太华寺、大德寺、圆通寺、地藏寺、普惠寺、毗庐寺、宝珠寺、五华寺、西林寺、妙法庵……一个个深宅大院建造起来，无数的街道、小巷像蜘蛛网一样把它们连接着。
到清末，昆明已经有180多条街道，大小巷道400多条，寺观150多处。昆明城内已经有数百间店铺开张，一年一年，终于成为老字号。据昆明罗养儒先生说，仅马市口至三牌坊这一段（今日的正义路），就有两百多间铺子，涉及四十多个行业：银钱调换铺、金箔铺、银匠铺、布店、笔铺、墨庄、纸铺、租碗铺、黄烟铺、染料铺、油蜡铺、药材铺、医馆、染坊、木匠铺、金子铺、干果铺、棉絮铺、成衣铺、靴鞋铺、粉铺、画匠铺、装裱铺、剃头铺、刻字铺、棺材铺、芙蓉铺（经营鸦片生意者）、瓦盆铺、面铺、油纸铺、篾匠铺、花轿铺、轿铺、糕饼铺、茶馆、蒸肉馆、烧鸭馆、饺面馆、甜浆馆、酱菜馆……每一行业多则七八家，少则两三家。无数的花木在城中开放茂盛，这城是一个花园，茶花、梅花、菊花、兰花、桃花、杏花、梨花、荷花、牡丹、芍药、海棠、杜鹃、木笔、丁香、芙蓉、碧桃、腊梅、紫薇、紫荆、紫藤、蔷薇（昆明人称为十姊妹花）、茉莉、玫瑰、粉团、月季（昆明人叫月月红）、木香、金银、素馨、金雀、石槲、珠兰、玉簪、吊兰、凌霄、木槿、金灯、罂粟、石竹、秋葵、鸡冠、凤尾、马樱、鹿葱、绣球、簇蝶、白鹤、射干（昆明呼为扁竹兰）、百合、山丹、龙爪、隶棠、长春、报春、芒种、丽春、雪团、水仙、良姜、蓼子、菠萝、优昙、琼花、夹竹桃、洋栀子、秋海棠、状元红、百日红、万年红、五月菊、曼陀罗、虞美人、美人蕉、大理婆、木绣球、绿茉莉、夜来香、剪春罗、金丝莲、汉宫秋、滴滴金、金凤花、荷包牡丹、铁线牡丹、西湖海棠、牡丹石榴、金丝凤尾、莲生桂子……据罗养儒先生说，这些是一般人种植于花坛、花盆里面的，还有刺桐花、棠梨花、苹果花、十里香、打破碗……无人种植赏玩的野花，那就更多了。“菜海边多花院子，名花俱备，以供衙门及公馆，名繁不胜计”，“石虎关民争种菊花，人肩车载而入于市，即可为菊庄收成……”，“俗重木香、粉团、金凤、小女儿爱戴之。木香论围、粉团论朵、金凤作串，插于藁，高至盈丈，如霞之建标，呼于市而货之，顷刻皆尽”。
大地上是花团锦簇，天空是彩云缭绕，并且，昆明城里还蝴蝶翩跹，“辄蛱蝶数万集树间，大小联缀，五色迷目，……每来必数月乃去。观者如堵，了不畏人，试惊之散而复聚”。“嘉庆元年六月，螺蜂山万蜂群集，逾日方散”。端午观蝶，乃是昆明的一大盛事，“于5月5日，则群蝶飞来，不计百万”。有诗为证：华胥蝴蝶尽聚此，振影翩翩高蔽空。大如车轮小如扇，如丸如弹具相长。……满城士女拥成市，肩摩履接香气浓。忽然惊动达官府，车来流水马腾龙，三日五日杳然去，寂寂剩得清芙蓉……”（清？万钟杰）。
大批的诗人在这个城市出现了，据统计，清代，昆明前后出过的人流的诗人有160多个，诗人的出现，使昆明得到了大规模的歌吟和描写，但大多数诗歌是以中原的景物、风俗来对照比附昆明，因此独创性的东西不多。昆明像蝴蝶会一样，依然是一个“人民半杂夷”的多民族共处的城市，在城里街随时可以见到少数民族，许多风俗、节日都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如六月的火把节，本是白族的节日，但各族人民都过，像春节一样重要。在城里有缅字馆，“在布政司南，为讲习之所……凡徼外贡夷至则召而译其文”。城内有象房，专供大象落脚。有象眼街，据说某年缅甸的大象进城走到这里，忽然跪下来，跪了约半小时之久，才站起来离去，人们就在这里嵌了一个红白黑三色石头镶嵌的象头，路过的人，摸摸象眼，据说可以带来福气。明代诗人沐瞵对当时的昆明生活有所描写：“漫说滇南俗，人民半杂夷。管弦春社早，灯火夜街迟，问岁占鸡骨，禳凶瘗（埋，埋葬）虎皮（古代一种轻便的车），车巡历处，时听语‘侏离’。老稚毡为服，胡夷共一家。汤池皆可浴（这句是说昆明附近的温泉。云南大地上有三万个温泉，人们在百花盛开的四季在温泉中沐浴、讴歌。有诗歌描写当时昆明安宁的温泉的情景：“争浴讥裸裎，欢笑声相逐，浴罢纵杯盘，列坐歌夷曲。晚行偶见之，含羞掩我目。……”），官租半海（贝巴）（这句是说，昆明交易依然用贝当钱，这是元代传下来的旧制，“云南币制……海贝通行最久，下逮元明，犹不能废。”昆明山高皇帝远，许多事总是慢着内地一拍，明朝早已通行银元，云南依然用贝，朝廷也奈何不得，只好特殊对待“诏许云南”，金、银、海贝通用）。“信知南地暖，常吐四时花。”明代以后，昆明渐渐向移民城市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中国内地，五百年后，它终于成了一个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市。
一个无比缓慢的城市，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而置那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的列车于不顾……就像美国作家房龙先生在一部书里描述的法国的情况：“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直接产生于……地理位置。因为他们所占据的这块……大地，绝对是自给自足的。如果能在你的后院获得，你为什么还要出国，去改变一下气候或景观？如果只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能从20世纪返回12世纪，或者从一个充满微笑、满目青翠的古堡到达一个到处都是沙丘和挺拔松树的极其神秘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周游世界，去学习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风俗？……你为什么还要去使用护照和信用卡、去吃倒胃口的食物、去喝酸酒，或去看僵硬的北方农民那呆板、平庸的脸孔？”昆明人深知这一点，昆明人都是家乡宝，老死不离开这个地方。外地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到昆明来，是来享受生活、挣钱、放松、旅游、做爱、吃喝、摄影留念、穿花裙子、呼吸空气和阳光，甚至于娶妻生子，没有哪个会想到这里来叱咤风云，领导时代潮流。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过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一座全国顶礼膜拜的宫殿，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在遥远的高原上，昆明天高皇帝远，对改朝换代不感兴趣，对中原逐鹿不感兴趣。“窃人生最关紧要之事莫为衣、食、住三者；天下最伤情之事，亦莫如生活被人剥夺。”（二十年代昆明工商界的一份文件）昆明感兴趣的是过日子、“口福”，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这就是昆明世界的生活。一个无比缓慢的城市，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而置那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的列车于不顾。懒散，慢吞吞，“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无疾而终。你要去改造世界、去夺取天下、去“彼可取而代也”，你就离开昆明。呆在昆明，永远没有君临天下的机遇。云南出产的大人物郑和、聂耳都是离开了昆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延安去……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声名。对于野心勃勃渴望风起云涌的人物来说，昆明是一潭死水，一个不会成功的地方，一个不会“出事”的地方，永远落后于时代，在时代的聚光灯之外，总是位于“过时”之中，总是处于“生活在别处”的焦虑中，孤独、寂寞、永远赶不上时髦。但对于一个热爱日常生活超过“日日新”的在路上的生活的人来说，此地却是一个充满生活之欢乐的天堂。正如昆明诗人孙髯翁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所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三春杨柳、九夏芙蓉”。这是一个对身体而不是野心有益的城市，它是为人生为栖居而创造的，它代表的人类建造城市的最朴素的理想。它不是某种文明或征服史的象征，它不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建功立业的码头、你唱罢我登台的戏台。它只是大地、花朵、灿烂的阳光、丰饶的物产，只是让人安居乐业的寓所。如果你要过日子，你就留下来。选择或抛弃昆明，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哲学立场。一个功利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一个渴望“日日新”的人物会放弃昆明，但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李渔式的人物则会选择昆明。
直到20世纪初，昆明已经成为云南高原上惟一的现代城市，据民国11年（1922）的调查，昆明有普通住户二万五千二百六十六户，船民住户四百六十五户，寺庙僧道一百零六户，合计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户，共十一万八千多人。这个城市依然过着一种朴素的、怡然自得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已经风起云涌的19世纪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遥远的梦。人民早睡早起，很多人家是鸡鸣三遍起床，到六十年代依然如此，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我外祖母养的鸡，它总是五点半就开始啼叫，但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世界和人生可以没有鸡叫么？晚间城门及栅栏关得很早，大南门晚九时关闭。其他各城门五点关城。城内各坊、各栅子也在十点左右关闭。每天下午五点，一声炮响，东、北、西城门关闭。夜十点又一炮，全城所有门都关闭，要进出城门只有等天亮了。此种风气一直传到今天，昆明现在还经常一到夜里十二点，许多单位公寓就要关大门，许多人就恐慌起来，“要关大门了！”只好结束了刚刚开始的夜生活，赶回家去。
旧日昆明的时间是多种多样的，还没有统一的格林威治的12个数字上来。鸡鸣是一种时间，鸣炮是一种时间，早晨街道上铺面下门板的声音是一种时间，黄昏卖纸烟的铺子掌灯是一种时间，小巷里樱花落下是一种时间，太阳照着刘家的房头草是一种时间，火车的汽笛声从南方的天空下传来是一种时间，倒垃圾的大爹摇响铃铛是一种时间，云南大学的钟楼敲钟是一种时间，有人挑着山茶花来卖是一种时间，燕鸿居开始卖阳春米线是一种时间，有闲阶级看看手腕上的表，是一种只有一个枯燥罗马数字，没有气味色彩光线变化的时间。
“昆明人是纯朴性成，节俭从风，一饮一啜、一穿一戴概不重奢华。能穿者便穿，能吃者便吃。如男子们缝一件蓝布长衫，要穿够两三年，才用来改汗衣。不然，便要穿到补钉盖满后才肯弃置。妇女们尤为爱惜什物，妆奁上得来的一二十件衣服，尚要穿半世。即年头节上往亲戚家走动，穿一件色布衣服，尚要套上一件童子蓝布者，下面只穿一双红绉灯笼裤或花缎灯笼裤。头上的金簪子、金绾针和金耳环，手上的金戒指、银手镯，是永不拿到首饰铺上改变式样的。”
我喜欢这种历史，它与教科书中的历史完全不同。
“至于常服，则男子多用缎制之瓜皮六方小帽，或尖或圆，历时小有不同，无大变迁，衣则长袍长衫马褂（仅长外套之半，因便于骑，故称马褂），清末又改尚短小过尺余，衫袍初则小袖，仅三寸许，颇嫌束缚。清末又尚大袖宽至尺余，颜色初尚青兰，四十年以后欲嗜巧色，一时浅绛深红，果绿鹅黄，皆为男子亵服，大悖红紫不为亵服之义。履则多用布制或绒制缎制者。”（《昆明市志长编卷六》我从未见过我的外祖父，他在我出生的时候已经逝世多年。我只是从我外祖母和母亲嘴里零碎地听说过他。他是一个勤劳节俭成性的小市民。我母亲说，小时候她家里吃豆米，只能一粒一粒地夹。外祖父早年给人做寿衣谋生，他会做非常漂亮的襻扣。攒下了一些钱之后，他在昆明武成路置了一间铺面，专门卖布，又学会了扎染，会扎非常漂亮的花样。（扎染本是少数民族的手艺，那时代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后来这种手艺在汉族中随着土布被淘汰而失传了。只有某些依然在纺织土布的少数民族中保存着这种手艺。当我母亲告诉我，外祖父会扎染的时候，我很吃惊。）我外祖父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购置了自己的宅第。就在这时，大难临头了。有一日到城外去进货，雇了一个挑夫，帮他担着布回来。第二天是我母亲的生日，他一路想的都是赶快回到家里，给我母亲做过生日的点心，他已经答应了她的。走到城墙根的时候，挑夫忽然凶相毕露，拔出刀来，捅进他的肚子。我外祖父浑身是血，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布匹，强盗没有办法抢走他的布，就跑掉了。当我外祖母闻讯赶来时，他已经死去，双手还死死地抓住布匹不放。这是一个口说无凭的故事，而且是只有我母亲和她的哥哥姐姐几个人讲的故事，版本也不一样，每个人讲的细节都不同，最后我听出来，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场，惟一在事后到场的是我外祖母，并且这惟一的证人也已经去世多年。我完全可以把我外祖父的死亡从一个永不会载入史册的平庸故事改成一个传奇，把我外祖父虚构成一个革命党，凭着我看过的电影镜头，描写他如何被五花大绑，高呼着，被押出城去处决。在我外祖母去世后，我才在她留下的黑色大箱子里发现了我外公的照片，他正是一个头上戴着六方小帽、穿着长袍马褂的清代男人。这张照片上一共有五个男人，我外公坐在中间，眉宇清秀，神态安详。我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对他的生命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是满足的，他的梦想就要实现，他肯定不会同意我把他写成一个革命党。他就是一个布庄的老板，就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就是一个一心梦想着他将要到手的房产、想着怎样给自己的女儿过生日的小市民。我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了这种生活理想的尊严和价值，它丝毫没有我以为的那种自惭形秽。在我的教育中，这种小市民的生活，这种为了一匹布而死去的人生是可耻的。按照我知道的历史标准，我外祖父是没有资格进入历史的。但照片改变了这一切，照片废除了历史学家的特权，使进入历史成为每个小人物、每个普通人的权利。我喜欢这种历史，它与教科书中的历史完全不同，这历史的一章如此写道，曾经存在过一个为自己的布匹、妻子、儿女和家而死去的老板，他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获得了世界，他活得体面、愉快，他永远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布匹和铺面的老板。
“女子衣饰，……五十年岁尚长袄，长可及膝，宽至完博，下则用裙或不裙而裤，下端必束以丝带，少年者则散其裤之下端，亦甚完博。渐趋于短，长仅尺许，袖亦狭长，衬以长裙，裙子或以花绣为缘，缀以流苏，然不多见，以青布无缘，两旁稍缀波纹者为最普遍，颜色初尚青兰，渐易红紫黄绿等巧色，复变尚灰色”。“城内妇女经营副业的很少，有的做帽、鞋、绣花，收入不多，仅得几钱银子。农民副业，在状元楼、东寺街、小街子一带家家纺线、织布。用土布、土线，口面一尺二。洗衣只用白泥、炭灰等，还没有肥皂。”（《昆明市志长编卷六》我见到我的外祖母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已经是标准的外祖母的形象，满脸的皱纹，比树皮还要皱，老得就像一只装满无数故事的口袋。她是一个铜匠的女儿。她的铜匠父亲早早的就过世了，她十六岁，就坐在花轿里，红着脸被抬到我外公家里来当了新媳妇。那一日她穿的什么衣裳我永远不会知道了，我看见她的日子她总是穿着阴丹蓝的大褂，大褂的襻扣开朝一边，上面别着一块手帕。总是坐在一个草墩上，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纳鞋底，要么借着中午的阳光修剪她的小脚。她永远是黎明即起，扫地，不仅是我家的地，而是整个院子，帮邻人把在夜里被风吹掉下的衣服拾起来，重新晾好。她从不喝开水，她是喝井水长大的，即使后来井水干掉，喝的水变成了自来水，她还是喝生水。下午三点钟，她就小脚颠颠，拄着拐杖走到燕鸿居吃晌午，她最喜欢的是一角二分一碗饺掺米线，金黄色的饺子，雪白的米线，辣椒油像一尾红金鱼那样渐渐漫开，那是美好的下午。看着外婆品尝饺子的小姑娘一样甜蜜的样子，我领悟到何谓知足常乐。我母亲说，小时候，常常看见她用纯碱洗衣服，手指被泡成灰白色。她知道旧时代生活的一切规矩，知道各种咸菜和小吃的配方，也知道无数人生的底细，但她并不是一个喜欢摇唇鼓舌的人。我感觉她知道许多的事情，但她从来没有说过。她对人生的宽容到了天真的地步，我猜想她一生中可能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坏蛋，就是杀害了她丈夫的凶手也被她宽恕了，她从未提过那次凶杀，从未苦大仇深地抱怨过什么。在晚年，她面临一个讲究原则、任何事情都要分出是非黑白姓社姓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看来，她简直是一点起码的原则都没有。“文革”时期，一伙身强力壮的年轻造反派在我家住的大院里殴打一个年老体衰的反革命分子，那男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所有人都认为打得好，在一旁助威，外祖母居然头摇头甩地上去劝，“莫造孽了，老人打不得，老人打不得！”造反派非常气愤，说“这个死老奶怎么一点是非观念也没有！”但也奈何不得她，她没有职业，又是文盲，每天六点钟就起来扫院子，义务劳动，十几年如一日。使我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不会唱《东方红》这只歌，那时广播里一天要播放数十次，我以为那是连鸡都会唱的了，她居然不会唱，有一天我非要教她唱，她张开牙齿已经掉光的嘴，呜呜地哼了几句，把我笑得要死。她不会唱《东方红》，却会念老歌谣，有一个民谣说的是昆明四季，她经常念给我听，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第一首诗歌：“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到张家楼上去打铁。打到正月正，狮子耍龙灯；打到二月二龙抬头/打到三月三荠菜花儿串牡丹/打到四月四/一文铜钱四个字；打到五月五/家家门前晒红绿；打到六月六……”从一般的人生价值来看，她这一生可是很不幸，守寡、没有社会地位、晚年没有自己的家，靠儿女养活。但我从未见到她有愁眉苦脸或歇斯底里的时候，她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慈祥、知命、与世无争。她给我一种无用，但是可以依赖的、永恒的、地久天长的感受。她是我永远可以回去的家，我们家搬过多次，只要我外祖母在里面，那个新家就有了古老的感觉，可以信赖了。
“一般家庭，最重视佛堂，家家设有佛堂。多的到数个佛龛，一供祖先，二供财神（“关帝”为武财神），三供观音，四供吕祖，其他还有的供三官，供释迦、弥勒佛，可谓儒、释、道合一，农村一般供天、地、君、亲、师牌位，另外有土地、牛王、马祖、风婆、雨师、五路太子、司合灶君。地脉龙神及厩神的‘大杂烩’。昆明人烧香拜佛的风气从南诏时代就开始了，到清末，昆明有寺庙六十多处。云南的佛教传播不是来自内地，而是自有其途，从西方，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抵达云南高原。”一“一般娶亲，先看姑爷，二看姑娘，三看佛堂，看看佛堂是否清洁，供花是否为姑娘手制，作为这一家家庭教育如何的主要标准。是不是好姑娘、好媳妇主要看炊食如何、针织如何。新妇过门要以亲手缝制之小兔、小猴子等分送亲友儿童，端阳送香枕、小儿女送以荷包。立夏，儿童衣服上要钉‘青蛙’。”
“嘉庆昆明有剃头铺的开设，剃头约五十文制钱，但一般人多自备剃刀，在家自理。”
“清朝，昆明已先后开设三家照相馆，最早的一家名观化阁，次为留青馆，光绪二十年前后开设，其次为水月轩。”
“轿行此时很多，昆明人每逢节日有游玩山水之习惯，游山必坐轿子，即近如游昙华寺，也以轿子代步。轿子分二种，一种为四人招之轿子，八人招之大轿是官员和有钱人坐的。一般人民坐滑杆。此时游山，尚有作背人生意者，多为兄弟民族，当时喊‘背人倮倮’，从西山脚背上山，每人三十文至五十文。”
“滇剧在道光年间（1821―1850），昆明有永泰、福寿、洪升三个小班。同治以后，永泰、洪升二班合并为泰洪班，福寿仍存，另外有福升班，仍为三者。演员以四川人为多，此时尚无剧院。一般演驱，均在节日于庙会上演。”
“泰洪班在今护国路。演戏有早戏、晚戏之分，晚戏较贵。”
“戏园为云华茶园，系在城南公园（今昆华医院）内，在光绪年间，首先演京戏，从他省来滇的京剧演员仅有四五个人。”（《昆明市志长编卷六》“往见有某些当老板掌柜者，一吃过早饭，便手拿烟杆烟盒，走往茶铺内，叫碗茶来，便斜坐于凳上，与二三相识者谈天说地，讲鬼道神，直坐到太阳偏西，方走回自己铺上。晚餐后，仍是走往茶社内听说评书，听唱小曲，此则无戏可看，无会可逛之日。若有会逛、有戏看，则必邀约着一些素与同游的人去逛会，去看戏，而且要闹到个不醉不归。”
“在士人方面，除了一些在学馆里居师位者稍受着学生们的牵制，而稍须失去了点自由者外，若一些只于窗下磨砚者流，便能大大的自由活动。今日登山，明日游水，有会必逛，有戏必看，这算是得到十足的自由、十分的快乐。又说道工作方面，自有些受人雇用者在工作时间则不能自由，然乐于工作与不乐于工作，雇主亦不能强屈，是自由仍未失尽。若不是受人雇用，而是自卖其手艺者，则与一般在窗下磨砚者有同样的大自由，而毫不受他人的束缚。如曩昔的五华书院内，有某刷书匠，手工异常纯熟。他人尽一日之力，只博得铜钱百二三十文，他能博得二百多文，但是他不乐于多做。他计算着，一刷够一百八十文的书篇，他便歇手。他一日要喝一百文的大曲酒，下余的钱补充肉食和零用。这个工作，真算是本着自由两字来做工，秉着快乐两字来过活。”
“谈到六七十年前的农人，又无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闲则击壤而歌，种得瓜来吃瓜，种得豆来吃豆，种谷吃谷，种麦吃麦，绝无一人前来干涉，前来考求。此也可以说是得到了真的快乐，真的舒适、真的自由。”（罗养儒《云南掌故》）昆明就是这样，完全没有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到了民国时期，依然保持着古代“日中为市”的习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人们时间多的是，时间不是刻在钟表上的抽象数字，而是与太阳、光线、气候、冷暖与风花雪月有关，城中的铺子，要到十一二点，看见太阳当中才一一开门，想开就开，不想开关着门一觉睡到下午的多的是。晚上关得很晚，营业要到深夜，眼皮熬不住才关门。营业也是漫不经心的，要搓搓牌，要吃晌午（昆明人称午后享用的点心为晌午，一碗凉米线、一盘兰花豆、几块烧豆腐、几个豆面汤圆之类），要吃宵夜（晚饭后到九点十点享用的小食如烧麦、卤饵块、小锅米线之类）。此种享乐主义的风气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以至在民国时期，政府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改变“日中为市”的古老习惯，下令：“省城内各街铺户，积习相沿，每日早晨开铺时间，七、八、九钟不等，甚至有延至十点余钟开铺者。此种陋俗，殊非民国肇基。咸以维新之气象……诸多妨碍……通令各区……各街铺户统限以每日早七钟一律开市……”（《近代昆明城市史》）但市民并不管这一套，照旧睡到“窗外日迟迟”，当局只好每日到时间就叫警察拿了警棍一家一家去敲门，催促老板开门营业。
昆明今日最有价值的关于昔日昆明市井生活的书是罗养儒先生写的《云南掌故》……昆明今日最有价值的关于昔日昆明市井生活的书是罗养儒先生写的《云南掌故》。这是一部关于云南和昆明日常生活的杰作。据我所知，他是云南除诗人之外，第一个把云南和昆明的日常生活作为天堂世界来记录的作家。养儒先生是前清附生，前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幕僚，后受过法国式的教育，通晓法语。他是云南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作家之一，虽然在云南文学史上，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个人。《云南掌故》原名为《纪我所知集》，他从一个市民，一个昆明的在场者的角度而不是像记录正史的历史家或夸张的浪漫诗人的那样来记录昆明的，他记录的不是通常中国历史所热衷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而是在中国历史中一向被略过不提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在关于昆明历史的资料中，大部分与政治、争权夺利、战争、开发史、朝贡史、制度、文化有关，关于那时代人们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如何住、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人们的普遍存在状态几乎是只字不提，或者只是在叙述正史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一些，在昆明的大部分历史资料中，日常生活似乎是一个历史家们共同保守的大秘密。罗养儒的《云南掌故》是一个例外，此书有着类似法国历史学年鉴派的味道，他的纪录片式的写作、客观、生动、具体、朴素、充满细节，使这部书成为昆明城市生活的一部史诗。如果人们要重建一个十九世纪的昆明，它的建筑、饮食、风俗、日常生活而不是它的社会制度，那么此书是最重要的参考书。罗养儒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而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他坚持写下他“看见”的昆明，存在的昆明，感受到的昆明。此书写成于1959年，那是旧昆明在舆论上已经成为“旧社会”之文化和物质载体的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极左思维方式渐占上风，后来席卷中国的“文革”已经先声可闻，罗养儒先生依然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由光绪五六年起（1879―1880）起，至宣统末年（1911）止，此三十年当中，云南省内各处，无不表露出另一种美好泰然之景象，此则以昆明为最……”这是需要勇气的。正是基于这种勇气，养儒先生的语言心平气和，仿佛在时代之外写作。在他的著作中，有数千个昔日昆明日常生活的名称被提及，仅关于昆明小吃的名称就开列了70多个。他的写作有一种对生活的信任，对最基本的事物的信任，即“这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在他之前，关于昆明的文字不认为他所记录的一切是值得记录的。那是关于烧饵块、小锅米线、晌午、棺材铺、麂皮铺、饺面馆的文字，它们不是时代、政治之类会改朝换代的东西，而是小市民庸俗但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而这正是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极端的革命（例如“文革”）并不对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加以区别，在六十年代的革命看来，传统中国的一切方面，从孔子的思想，到帝国的专政制度、道德体系、从把革命者的头领割下挂在城门上到某个四合院门前的石狮子、走廊和前厅的画栋雕梁都是罪恶的渊薮。日常生活，它的家具、栖居、饮食、娱乐、风俗、节日和私人生活都被理解为旧时代黑暗政治的象征和隐喻。昆明作为一个以过日子为重的城市，在革命的“大”和“新”看来，无一不是“小”的和“旧”的。那时代“小”是一个贬意词，小市民、小商贩、小生意、小业主、小职员、小家庭、小日子以及小吃都销声匿迹。这些活动当然与资本有关，没有资本的城市是不存在的。城市就是为资本的积累而出现的。于是，昆明在“文革”时代遭到灭顶之灾。这灾难还不是文化符号的毁灭，而是日常生活的恐怖。宣布你所依附的道德政治为非法这不足为奇。但使人们在一种永远在担心自己使用的家具、床笫、肥皂盒、箱子里的领带和烟斗是否属于罪恶的恐惧中生活是更恐怖的事情。
罗养儒的写作体现了一种对历史的不同看法，历史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用某种本质就可以概括一切。历史是无数具体的细节、例外组成的。旧时代在社会体制上可能是腐朽的，但未必意味着日常生活同样腐朽，意识形态可能是落后的，但大地未必同样落后。罗养儒感受到的昆明“美好泰然之景象”乃是日常生活。它并不会因为时代的落后而落后，日常生活是人生最基本的东西，支撑一切的东西。在革命前，在革命中，在革命后，一切都可能改变，“可怕的美”会诞生，但日常生活依然如故，那些基本的方面，人们要吃饭、要穿衣、要做爱、要对明月清风有所感悟……是不会改变的，它是使得一切革命具有价值的那种基本的东西。罗养儒的出现意味着昆明作为一个市民的城市成熟，我甚至以为他是狄更斯、巴尔扎克式的作家在这个城市产生的先兆。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昆明作家来，罗养儒终生默默无闻，但那些作家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事过境迁，他的《云南掌故》却像出土文物一样重现光彩，令我之类的后生获益匪浅。
昔日。昆明是一个小吃之城……“滇池多巨螺，池人贩之……剔螺掩肉担而叫卖于市，以姜米秋油调，争食之立尽。早晚皆然。有剔其尾之螺黄，名螺蛳黄。滇人尤矜以为天下未有。”（《滇海虞衡志》）这里说的是昆明的一种小吃，昔日昆明翠湖边就有一个因卖这种小吃而出名的，被人叫做曹螺蛳，可以想象小吃昔日在昆明的地位。另一种小吃烧饵块，昆明遍街都有。饵块是用米舂制成，在泥炭火上烤香后，抹上芝麻酱、清酱、辣椒等即成的一种小吃。我记得少年时代，每天清晨，母亲总是给我四分钱，让我到小巷口永远的烧饵块摊上买一个吃着去上学。这种云南特有的食品，构成了我少年时代那些美妙记忆的一部分。昔日，昆明是一个小吃之城，城内也有许多著名的饭馆，卖着中国菜谱上有名有姓的美味佳肴。但在昆明，最受人欢迎的还是各式各样的小吃。“昆明人殊重口腹，讲吃早午点心，讲吃宵夜，此却是一般居民抱守着传统习惯，似非此不足以言生活。是则享受上不厌精美，更不厌繁多，此可在市面上大小糕饼铺，大小吃食馆，吃食摊子，及一些空街过巷，唱着食物名来卖之担子、盘子、背箩、提筐上观察，即足以证明昆明人之重口腹。……市面上销售各种食物之状况，其繁盛处诚令人欣羡……（罗养儒《云南掌故》）小吃的意思，就是民间的，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尚未记载人菜谱的，尚未命名的……在中国文化中，吃其实是一种瞒和骗的艺术，有一年我在广州，朋友专门为我点了一道菜，叫做“虎珍”，我吃了不少，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只知道是肉，后来告诉我，是田鼠肉。我并未大惊失色，因为那味道和样子都美极了，和可怕的田鼠一点关系都没有。小吃不同，它不是吃文化和佐料，不是吃烹调艺术，而是吃东西。小吃其实暗示的是一个城市与大地的关系，小吃讲究的是“鲜”，鲜的意思，就是活，尚未完全脱离自然成为配料、佐料。一个地方与大地关系越密切，小吃越多。在小吃完全消失，或者只是为酒席配配花边的地方，是大酒店，那里与大地的关系已经是断裂了。一个土豆，当它只是用火烤烤来吃的时候，它还带着许多泥巴，食者直接知道到它就是土豆，感觉到它与种植、收获的关系。但如果它被菜谱、佐料、大厨师作为一道叫做“金丝玉液”的美食端到八仙桌上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会想到它和土豆有何关系，它与大地的关系已经被所谓“美食文化”遮蔽了。小吃是民间社会的产物，世俗一流，人们可以包几桌酒席招待与会代表，但用小吃去开会宴请与会代表是绝对不行的。小吃的民间意义还在于它的个人性，所有小吃的配方都是个人创造的，每一个摊子味道不同，都是豆花米线，但这家的放的麻油与那家的麻油来自不同的作坊，而且“少许”也不一样，它首先是个人的、家庭的、然后才进入社会。因此，当革命把吃也作为对象的时候，小吃立即自动退隐，回到私人的厨房。那些大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只有失传。在昆明，小吃并没有吃上的小，它的小，只是简单朴素的意思，许多老昆明，其实是把小吃视为正宗的吃，昔日昆明到处是小吃，馆子很少。到了近代，小吃才渐渐被文化视为不登大雅之堂，文化式的吃，酒席宴会，把吃作为一种排场、身份、地位，是后来才传人昆明，包办酒席的大饭店是在光绪年间才出现的。罗养儒先生曾详细地介绍过旧时代昆明的小吃：“多有肩挑担子，或手端木盘，以及背背箩、拎提篮，空街过巷，高唱物名，来售卖各种食物者，此则有下列的一些物品：日常能有的，是太平糕、收糕、白糖凉糕、盅盅糕、烧饵块、稀豆粉、豆腐脑、豆沙糍粑、糖稀饭、米面粑粑、收粑粑、麦粑粑、豆沙粑粑、油炸麻叶、油炸糖果、油炸树皮、煎年糕、煎泡糕、白糖饺子、兰花糖、米花糖、小米糖、米花团、钉钉糖、丝窝糖、芝麻糖、饴糖、花生糖、核桃糖、山楂糖、糖酥糖、煮落花生、炒落花生、盐炒松子、焖松子、西瓜子、南瓜子、葵花子、火麻子、松花糕、米凉粉、收凉粉、红凉粉、盐卤豌豆、黑盐豆、凉些、有糖蘸山铃果，有酸水米线、酸萝卜、酸黄瓜、酸苤兰、盐沁橄榄、盐山铃果。又村妇提入城来卖之食物则有油酥铁豆、包谷花、糯米花、煮荸荠、焖豌豆、山铃果、板栗、煮梨、花生米等；夷族妇女背拎入城来卖之食物则有山槟榔、火把果、米饭果、山樱桃、杨梅、山梅子，属于锁梅类之黄泡、鸡嗉子等；又在出桑子时，则有儿童提着桑子高叫着卖。是皆为男女老幼等辈之零嘴食物也。”（罗养儒《云南掌故》）可以看出这些小吃的名称都是直截了当的，非常朴素的，它们没有什么文化上的象征，也没有取一些你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名字。在昆明，一般姑娘妇女，是小吃摊上的常客。她们才不管什么吃相，看见豆花米线，咽咽口水，撸起裙子就围着摊子坐下去，辣的要一碗，酸的要一碗，边吃边唧唧喳喳，像一窝落在了谷地里的麻雀。讲究身份形象的人在一边看见，口水暗咽，终于忍不住，也混进去坐下来，红着脸要一碗酸辣卤面，吃得酱油乱溅，趴地一滴落在白衬衣上也顾不得了。昆明的小吃摊子非常讲究，碗是景德镇的花瓷碗，乌木筷子，瓶瓶罐罐、红漆桌板凳子都要擦得亮亮的，要擦得底漆都露出来，擦得越亮的那家，表明历史越久，顾客对它的信任感越强，脍炙人口的那家，得意得很，在街坊中德高望重，说话要算数的，决没有今日摆小吃摊者的自惭形秽。今天昆明的城市管理人员将小吃摊子视为有碍卫生有损面子的苍蝇，把小吃视为有损市容，他们以为市容就是一个刮得干干净净的超级市场里的枯燥无味的玻璃下巴。从前，昆明是小吃的天下，现在小吃在这个城市和老房子的命运一样，躲躲闪闪，被赶到背街背巷，品种越来越少，如果你想吃上一点什么，即使只是吃个快餐，也得准备好登堂入室，正襟危坐，可没有以前那么轻松愉快，街边条凳上帝王般一坐就是。
昔日，昆明的节日大多数都是民间的……我少年时代关于节日的第一篇作文是描写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受到了语文老师的表扬。那时候旧时代的节日大多数都在城市中消失了，一种大红大绿的喜庆文化在这个国家中流行起来。我少年时代的印象，那是一个天天都像是在张灯结彩过节的时代，大红大绿，大喊大叫，满城红旗飘飘，每天几乎都有游行者和高音喇叭在大街上呼啸而过。六十年代末，这种喜庆节日达到了高潮，昆明几乎被旗帜、标语和红色油漆、布匹完全弄成了红色的。人们崇拜亮的、热的东西，视朴素、暗淡的东西为落后，黑暗的色素被看成与反动有关。我从不知道火把节、小庄节，也不知道二月二十三的祭灶、二月十九的观音诞、4月8日的释迦诞生、端午、中元节、夏至节、重九的登高、盂兰会……这些都是昔日昆明的家喻户晓的节日。传统中国的节日只有春节还保持着，那是一个非常乏味的节日，我记得我们总是在这个日子得到一套新衣服和一些米花糖，然后就到院子里去站着烤太阳，和小伙伴们比比新衣服，等着吃饭，在这一天，我们会吃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猪肉。而在昔日，春节乃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过年时要准备香烛、元宝、黄钱、供花、供献、化香、皂角、铺在地上的松毛，吃年饭的时候是席地，坐在松毛毯上吃，到时候农民会从山上拉着松毛到城里来卖。还要准备年糕、饵块、桃符春联，还要打扫、陈设庭堂，洗理更衣。除夕午后，煮鸡、烹肉、煎鱼、先供天地、后祭祖先。然后全家人围坐吃年饭。饭后换门神、贴对联。还要封门、守岁。天初明，鸡初叫，又要接财神、在屋内铺上松毛、支供桌、互相拜年、念佛、去长辈家拜年……春节要过十多天，“无一人敢轻忽或疏略”。
昔日，昆明的节日大多数都是民间的，节日是日常生活和大地的颂歌，节日的目的是让人们感激和享受生活，意识到人和宇宙、自然、季节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使人敬畏大地、传统和祖先，感受永恒。昆明的节日除了与中原相同的元旦、元宵、清明、端午、夏至、中元、中秋、9月9日登高、除夕等节日之外，还有许多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节日，这些节日起先都是少数民族的传统，但后来所有民族都接受了。这些节日表达的是人对自然和原始诸神的崇拜，如火把节、小庄节……昆明城里在四十年代还兴过火把节，我母亲现在回忆起那些火树银花的夜晚还很兴奋，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火把节是南诏国时代传下来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南诏灭亡，民俗尤存，日常生活是不会随着王朝的更迭而立即改变的。这原是一个在田野上举行的节日，表达的是人们对火的崇拜。每年农历6月25日，人们在村社的中心，扎起一个巨大的火把，以鸡、鱼、肉、酒、茶、等祭品祭奠，然后，人人执着一个松枝扎成的小火把，用松香明子点燃，在村巷之间互相传火，然后向田野进发，在田间小路上绕行，以示驱邪，小孩子则杵松脂为粉，朝火把上抛洒。以爆出火花为乐。昆明诗人文璋甫描绘了火把节的场面：“云披红日恰衔山，列炬参差竟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见《泰景图经》）因为昆明先前是南诏石屏2001夏天的田野。田野总是给我一种想扑过去的冲动。田野给我的感觉是床的感觉，安全。这种安全不是高速公路上的告示牌上提到的安全。田野呈现的安全感是摆在那里的毫无危险的接纳，是归宿感。田野是母性的，但并不是慈爱，它并不暗示这种权利。它躺在那儿，并不召唤，也不期待，没有任何压力的母性。你可以扑过去践踏它，也可以躺下来。你可以践踏它，是因为你永远也践踏不了它。你可以躺下来，是因为那决不是躺在一个女性的躯体上。田野的母性是更基本的东西，具体的母性只是对这个母性的模仿。容纳和容忍是不同的。母亲可以容忍一两个坏儿子，田野容纳的是一切，包括上帝、时间。田野是缓慢的，世界越来越快，但田野依旧保持着古老的速度，夏天就是夏天，秋天就是秋天。我可以适应任何一种变化，例如从马车到汽车、飞机的变化。一百年前，法国的传教士从巴黎来云南，至少要步行一年。但现在，把一个教堂运过来，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如果在夏天，在六月的某日，看到的田野是冬天的景象，那是可怕的，看到太阳高速飞越天空是可怕的。田野的安全来自它的不变，春风又绿江南岸，它暗示着永恒的存在。对于看风景的人来说，田野是空阔的，还有些孤独。因为他不劳动，田野对于他并不具体成一块一块的。只是一种诗意、一个概念、从书本和诗歌里面得来的东西。所以看田园风光的人和劳动人的田野是不一样的。对于劳动人来说，田野并不是因为美丽而具有价值，而是因为与它相依为命，感觉到安全，睡觉不会被噩梦惊扰。古往今来，赞美田野的诗歌都是文人写的，至于劳动者如何看待田野，那是一个沉默。的东京，受到其风俗的影响，火把节成为重要的节日之一。小庄节则是这样的，在螺蜂山东北麓、小东门外，有一个村子，叫小庄，每年2月2日，“游人杂踏，遨床（类似于吊床的一种床）遍设于碧芜绿树间，丝竹管弦，悠然盈耳，……独无裙之女。时有诸童子以瓦砾承筐而至，游者买之，摇掷于石窍，中之，则欣然而喜，谓宜子之兆云。竟日而罢。是为小庄节。”这个节日表达的是对生殖的崇拜。“3月23日，白马庙有会，此便沿及于大观楼。然在白马庙附近一带之河流边，却有若干的村童裸体伫立于岸上，见船载游客近前，即群起而高呼日：‘丢！丢！丢！’丢者，是教游客以铜钱丢入水内，若辈则入河底而摸取之。果也，都将丢人水中之钱一一摸到手内，亦是一种趣事。”（罗养儒《云南掌故》）除了那些古老的节日，昆明还有许多根据本地风俗、地理约定俗成各种节日性质的庙会：“正月七日东狱庙，九日金殿，2月2日张仙会，正月十三、四、五等日，海源寺、正觉寺、玉皇阁俱有会。三月三耍西山，二十三日黑龙潭，4月8日沸佛会，5月5日螺峰山，六月十九观音会，七月十五放河灯，八月十五泛舟滇池草海，二十六日古亭庵，9月18日南天台、视如定例。”（《民国十年，昆明市志》）寺庙不仅是烧香拜佛的场所，也是民间的物资交易、文化和市民尤其是妇女交流交往的场所。赶庙会是昆明人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直到今天，这种持续了千年的活动依然保持着，庙会的真正性质其实是昆明的狂欢节，它比正式的节日要轻松自由得多，昆明人最喜欢登山玩水，庙会既可登山玩水、亲近自然、交易物资，也是男女们相识、约会、野餐、交谊、打情骂俏的好机会。昆明鸣凤山金殿的庙会是一个著名的庙会。当是日，那山上人山人海，香烟缭绕，小吃摊从山脚排到山顶，佛龛里的佛像被烟子熏得眯起眼睛。远远看去，鸣凤山像是从群山中升起来的一只巨大的香炉。一个时代是否属于太平盛世，看看庙会就知道了。金殿之会开办三日，初八到初十，演奏洞经音乐，“锣鼓箫声，如响于云际”，从一天门到三天门，满山皆人，吃食摊数达至百。对歌的、约会的、野餐的、看花的、看树的、看人的、搔首弄姿的、含情脉脉的、低头不语的、谈恋爱的、烧香拜佛的……许多平日里不敢乱来的动作、话语、姿态现在都无所顾忌了，自由，放肆，人们的心是野的。唱调子对歌的这里一群，那边一伙；一男一女，扯开嗓子，旁边都是听众，那些歌词都是现编的，只要合着调子就行，真是自由大胆，“哎，一朵鲜花香又鲜，可惜生在河两边，有心扯来头上带，又怕小船不拢边。”“哎，一棵香柏坚又挺，可惜关在庙门圈，有心搬家做梁柱，只怕庙姑又喊冤”，这还是比较含蓄的，但都听出了意思，满山笑成一片，笑得春天都弯下腰去。
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个建筑博物馆。这个建筑博物馆在云南是惟一的。因为在这个省境内，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和它的历史、规模和丰富相媲美的城市了当我于1954年在昆明出生的时候，昆明已经可以叫做老昆明，这个城市自明朝洪武年以来的五百多年间，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一些地名改变了，但城市的基本格局、建筑和街道与基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变化。这是一座阴郁的城市，一种古老的色泽和腐朽的气味弥漫在各处，令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会对它那种历尽沧桑的朴素肃然起敬，不敢对它随便评头论足，这个城市已经不像最初被建筑起来的时候那样明亮、轻佻、浅薄、单调，那样一览无遗。许多建筑已经洗尽铅华，露出材料的本色，使城市有着一种可以信赖的古老和成熟，不会再热衷于朝令夕改的安全感。城市的格局、光线、历史、色彩、气氛……都恰倒好处地体现着传统中国的尊严、自信与自在，百年的阴沟正发出“故乡”一词特有的怪味，一只曹雪芹或巴尔扎克的鼻子会在这气味中激动起来，产生写作史诗的冲动。漫长的时间在城市的身体上留下了无数的痕迹，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光亮，黑暗、阴阳、深浅，使这个城市像一个难测深浅的迷宫，深邃无比。往昔年代的幽灵在城市的隐秘角落里悄悄走动，经常有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在街道的阴影里神秘地微笑，到处可以看见人们挂在窗子上用来驱妖避邪的小镜子。
在文化上，昆明的方向是向东的，渴望着获得帝国生活的精髓，它因此有着中国最标准的古代城墙和建筑风格。但另一方面，在身体上，昆明却是南方和亚热带的，并且是更倾向于东南亚的，而且，它一开始打开封闭的大门，就是朝南方的湄公河平原打开的。滇越铁路通车五十多年后，到六十年代，内昆铁路才把昆明与内地完全联系起来，所以这个城市又有着更多的东南亚城市的风格，咖啡、棕榈树、梧桐树、面包、吉他、户外生活以及漫长的黄昏。
帝国的专制、腐朽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腐朽。日常生活的传统来自饮食、住房、水井、邻居、节日、诗歌、哲学、方言和经验。政治的腐败并不意味着生活的腐败，生活的质量来自人民和大地。帝国可以依照它的尊严和制度为昆明建筑一个标准的帝国的城墙，但在城墙之类，人民并没有像皇宫那样，建筑得尊卑分明，等级森严。而是自由的，依照的是儒教传统的择邻而居，钟鸣鼎食之家与一般平民混杂在一起，江南的园林式庭园与四合院、一颗印此起彼伏，平民的简陋住房与朱门大户墙挨着墙并不令人感到耻辱。这个城市与腐朽的帝国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人们如此建造城市，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人们依然会如此建造城市，因为城市只意味着生活、栖居。昔日明朝的砖瓦之间虽然已经混杂了一些水泥的西式建筑，但所有的建筑都依旧基本保持在两层楼高的水平，新建筑大都建在昆明旧城的外面，似乎畏忌着旧日中国的尊严，对它的传统保持着足够的敬意。当时的西式建筑进入昆明，并不是把过去的一切推倒从来，从零开始，而是“接着说”。所以，昆明不仅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基本格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样式，建筑类型更丰富多彩。总体上看，这个城市的基调依然是朴素，但在各个街区，给人的感受并不相同。由于各个街区的居民组成不同，历史和传统不同，建筑的风格也就不同。这些街区之间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和谐地融为一体。到20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城市已经形成各种各样风格的街区，明清式的、近代广东式的、法国式的、英美式、苏俄风格的……成为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个建筑博物馆。这个建筑博物馆在云南是惟一的，因为在这个省境内，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和它的历史、规模和丰富相媲美的城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