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约翰写在信上的汉字，没有见过他本人。他托比利时姑娘万伊歌给我捎来字条，说他将在布鲁塞尔中心火车站接我，他穿一身黑衣服。在荷兰的莱顿驶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上，我很焦虑，我一句外语也不会，不会弗莱芒语、不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布鲁塞尔有三个车站。我不能说话，就想了一些笨蛋办法，第一个是把这一路的车站字母都记下来，过一站，就划掉一个。但后来我发现我被一路上的风光所吸引，好几个站都忘了划。梦里不知身是客，列车飞驶，一些分行的句子在脑袋里冒出来：陌生的国家我只知道风会吹，天空会再次辽阔，群山会开始于平原的尽头……是的，我还知道什么，历史、文化、国王、公主或者一座教堂？不，在这土地上我得承认我是一个文盲，一个真正的局外人。我只知道上帝在那六天中创造的那些。列车在一些大河和平原上驶过，这些大河平原对这个国家，可能意味着像黄河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样，是文明的肇始之所，但在我，它们就是纯粹的河流、纯粹的平原，不知道是愉快的，它让我处于一种没有历史感的轻松之中。我估计这时可能已经到了比利时边境，心里一阵紧张，历史感从潜意识深处溜回来，本能地摸了摸揣在腰上的护照。但等了半天，又过了几个站，都没有出现任何我熟悉的将要越过国境时的戒备森严的迹象。我想可能仍然在荷兰境内，因为一直没有人来检查护照。但越来越不对了，按时间计算现在肯定已经在比国境内。我现在真的是不知身在何处了，只好使出第二招，拿出事先写好的写有布鲁塞尔名称的字条，向邻座比划，他向我比划了三个手指头，原来只有三个站就到了。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国家，犹如从一个省到了另一个省。还有三站就到，但到的是布鲁塞尔的哪一个站？幸好约翰的朋友告诉过我，布鲁塞尔中心站是一个地下车站。列车进人了地下，邻座的老头向我微笑着点点头。我哑哑地笑笑，就下车了。
我还没有朝人群张望。一个比我个子高的本地人就走过来，说，我是麦约翰。他怎么认得出我，他只见过我的汉字，其实很简单，那趟车下来的人不多，并且只有我一个人是黄种人的样子。如果不是他先认我，我可能找不到他，因为在他的语言中黑色和我所知道的黑色并不完全一致。“一身黑色的衣服”，实际上更近于汉语中的靛青。
约翰的家住在布鲁塞尔出去的下一个站，根特。我们先在布鲁塞尔逛逛，然后到根特去。布鲁塞尔是个米黄色的城，古老的砖地、同样古老的建筑，沐浴在米黄色的阳光中。这城市不大，广场不大。我到了广场，还以为是一片空地，怎么不见检阅台，不见标语。人们坐在边上喝咖啡，把中间让给鸽子。犹如巷子的窄窄的街道，刻着石雕的门洞，相当亲切，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到处可见的是雕塑。在一处墙角落，看到了著名的撒尿小孩的喷泉。到处是卖艺术品的商店，很贵。老城里许多地方不能开汽车，不是为汽车建筑的城。安静，最响的是秋天的阳光，从古代的墙壁上潺潺流下来。约翰领我去吃中饭，餐馆不大，但古老，每个座位后面都钉着一个小铜牌，上面刻着在这个位子吃过饭的名人的名字。我来到了历史中，这是由于约翰流利的汉语。我们吃奶油浇牡蛎，喝葡萄酒。看垂地的玻璃窗外，教堂的尖顶。我看出比利时的教堂和荷兰的教堂的不同。
傍晚，再次坐上火车，到根特去。到根特天已经黑了。坐上约翰的汽车，他家住在城边上。在汽车里，约翰问我，要不要看看根特，很漂亮的。漂亮，我脑海里立即出现的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十里洋场这些汉语成语，在我的历史感中，漂亮的城就是这些意思。我同意，先看看漂亮的城。约翰的车开得很快，我感到路面凸凹不平，是在石块铺的地上走。哪有什么五光十色，近乎于茫茫黑夜漫游。在昏暗中，我看见一座魔鬼般的城，各式各样的建筑、城堡、全是古老的东西。约翰不时地介绍着，用优美的汉语，如数家珍：这是十二世纪的教堂、这是十三世纪的桥、这是十三世纪的码头、这是十四世纪的肉市场、十七世纪的鱼市场、（棕皮手记：在中国，除了具有历史感的帝王的宫殿、名人的故居，会把平民卖鱼卖肉的形而下房子保留下来？清明上河图真是千古一绝啊。）这是十四世纪的城堡、这是一三0 0年建筑的钟楼……我忽然忧郁起来，我想如果有一天约翰到昆明，我领这位研究寒山罗隐的汉学博士去看什么？去看城里城外的布鲁塞尔郊区那类水泥公寓式的建筑？（棕皮手记：不要说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我们的十九世纪又在哪里？破旧立新，日新月异，五千年的古国，真的做成了现代，倒是现代的欧洲在保守着过去的传统。）茫茫黑夜漫游，在古老的欧洲，在中世纪的根特，有历史感。
但我很快脱离了历史感，因为约翰的家在中世纪外面，一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筑的小楼房。这是一栋位于街角上的三层楼房，外观像格林童话中的那类房子，一栋楼分成两半，住着两家人。家门是临街的，没有围墙，也没有防盗门。一楼是储藏室（里面有成箱的葡萄酒）和我住的房间，旋转楼梯上去，二楼是厨房、起居室和卫生间，起居室相当大，也兼为客厅、餐厅之用。它的临街一面的墙是玻璃的，可以打开，没有装防盗的铁窗。三楼是约翰的卧室、工作室和洗澡间。进了房间，我并没有进了一个“西方人”的家的新鲜感，因为在这儿闪闪发光或隐蔽在黑暗中的一切，都是一个家的最基本必要的元素，没有给展览和参观留下丝毫的空间。与我的家一样，在这里呈现的是家具、日常器皿而不是装修。他的家立即令我产生了亲切感。他的女朋友做好了晚餐，在家里迎接我。烤肉、葡萄酒、面包片和黄油。正是一个远途到来的异乡人会在朋友的餐桌上得到的那类食物。我注意到的是，他的起居室的书架上放着中文的书籍和上百盘原版的CD。晚餐后我们聊天，聊到了中国，一个遥远的国家。约翰脸上有神往的迹象，他八十年代初期曾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一旦远离现实，“十年一觉扬州梦”，他脑海里日渐清晰的中国竟是一幅马远的山水画，他以为那边依然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者“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他因为研究罗隐的诗歌，暂时找不到工作。罗隐是谁，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发现约翰是个不知道的人。他家门前，人行道上种着一种非常美的树，美的意思，是这树的叶子的颜色像一幅幅以秋天的金黄色树林的基调为颜料画出的水彩画，金黄、紫、褐、红、蓝……混合成一种强烈的印象。我问约翰，这是什么树，他说，不知道。这树就在他家门口。我又问他，为什么这街区的每一条街都要种不同的树，他说不知道。我指着一栋建筑问他，是不是哥特式的，他说不知道。他是一个乐于说不知道的人，他没有因为是地主就要样样知道这种自尊心。他恐怕也不会太知道我们人人关心的所谓“国家大事”。他带我去一家卖CD的商店，我看到那里的CD如果把每一种都立起来排成队，可以排一两公里，你能都知道么。但他知道罗隐，我相信此地只有他知道罗隐。[棕皮手记：在一个专业社会里，不知道是正常的。只有到处是业余人士的地方，才以不知道为耻。我国某些文化人坚信，一个西方人（美国人？法国人？比利时根特人？）必然知道所谓“西方”。他怎么能不知道哥特式建筑，不知道马格利特，不知道威尼斯双年展？他们总是把西方看成一种文化，把所有来自地理上的西方的个人都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英国约克郡的简，比利时根特的约翰。所以动不动就有人敢说什么“与西方对话”“西方的视线正在向中国转移”。离开了具体的个人，地域，西方是什么，只有中国的文化人知道。约翰可以在自己家门前说“不知道”，反倒是一些寄居的华人喜欢向我显示他们什么都知道，看见教堂，就说基督教文化的方向是朝上的；听见风响，就说这和圣经有关。不知道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身份。存在就是不知道。只有异乡人才是需要知道的人。不知道是因为“家在此”。这恰恰是一种最根本的、在场的知道。异乡人由于恐惧陌生而要依靠知道来壮胆，因为家不在此。因不知道而心虚、害怕，这是异乡人的问题。我在去根特之前，曾向一位日本教授要了一本有关根特的旅游手册，我害怕不知道，因为我是异乡人。但我只是形而上地知道了根特，只存在于旅游手册或西方文化史中的根特：一个有着中世纪风貌的城市、范？爱克的杰作《羊之礼拜》、圣？巴夫教堂……这些知道仅仅有利于我向文化人吹嘘我的西方知识，但并不会为我指出一条进入根特的道路。这条道路永远是一条只存在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不知道中的道路。这个人只能是我的朋友麦约翰。我必须老老实实做一个不知道的人。]约翰带我到城里去参观。他一边开车一边咕哝，我问他在说什么，他说他在骂人。到了城里，已经是上午十点钟，我发现城里仍然空荡荡的，人很少。我问约翰，怎么没有人。他说，人人都在工作啊，只有我这个没有工作的人才会在这时候在大街上闲游浪荡。其实所谓约翰没有工作，失业的意思，是他每个月可以向政府领到两万比利时法郎的救济金，相当于七千元左右的人民币。然后约翰再给杂志翻译一些资料，足够他维持体面的生活了。他的房子是他父亲的，不交房租。其实如果他改行下海，是完全可以找到工作并且能够先富起来的，他才33岁。但他要研究罗隐。
我看清楚了白天的根特，在地面上看，这是一个在黄色灰色与黑色之间过渡的城市。但当我在钟楼上看时，又发现这个城市有着土红色的屋顶。教堂和钟楼非常高，站在它们之间，犹如置身于黑色的峡谷中。我先去圣？巴夫教堂。回国后查阅资料，知道这个教堂从十二世纪开始建造，完成于十六世纪。从外面看，这教堂完全脱离了房子这一概念，它是一件非凡的作品。你看见坚固、雄伟、永恒这些词在你眼前成为可以接触的事物，我会想起什么凝固的音乐之类，多么软弱的比喻。中世纪宗教绘画的大师、弗兰德尔画派早期最伟大的画家凡？爱克兄弟的杰作之一《羊之礼拜》就悬挂在这座教堂。我当时并不知道，所以我毫无历史感地看了这幅画。我被深深地感动，那画面是一群有着凡夫俗子的面孔的人们围着一只白色的羔羊，这羔羊站在一只红色的箱子上，羔羊之上，是有光环的天空。世界上经常有人宣称找到了诺亚方舟的残骸、或基督的裹尸布之类的圣迹，我是很怀疑的。我倒迷信圣迹不是别的，就是这些不朽的杰作。我进入教堂阴暗的柱廊，我看见了镶嵌成宗教画的椭圆形玻璃窗，也看见了使徒和基督的雕塑。这些我是知道的，但在现场亲眼目击，用手抚摸，我惊讶和震撼的是工匠们的手艺和劳动。这是一所历经五个世纪才完工的房子，开始的不知道后来的如何后来，后来的不知道开始的如何开始，他们仅仅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这就是中世纪，一个杰作得以在上帝的旗帜下经年累月毫无干扰地打造的时代。黑暗的中世纪？如此漫长的时间，怎么可能仅仅是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历史学家的形而上偏见。我是否知道得太多了？在教堂外面，有一组黑色的雕塑，高两米以上，两排使徒，平民模样的人物，或跪、或立，全部朝向端坐在中间的两个男人，他们的手上有刚插上的鲜花。这两个人就是范？爱克兄弟。
在圣？巴夫教堂对面，是钟楼。一三0 0年建造的钟楼今天仍然在报告着时间，我看看表，一分不差。哥特式的建筑，石头建造的灰白色钟壳，建筑的艺术品，高耸人云。这是对时间的崇拜。教堂是免费参观的，钟楼要80比法。我沿着在石头上凿出的、仅够一人通行的旋转楼梯向上爬，到第二层，我进入了时间的内部，这是一群钢铁的齿轮，犹如打开钟壳后所见，齿轮缓缓地运动着，转到一定时候，钟声就轰然大作。原来钟楼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是里面有人在定时撞钟。在欧洲的许多城市抬起头来最先看到是什么？恐怕除了天空、太阳、教堂的尖顶，就是钟了。时间无处不在，不是看太阳，而是看精确的时针和分针。这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十五世纪，西方的传教士把钟送给中国的皇帝，皇帝把它当做玩具。钟楼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上到最高，大风打得我几乎跌倒，我看见秋天多云的天空下的根特，那些覆盖着生活的古老的屋顶，有些恍惚，不知道此刻是中世纪还是二十世纪，钟声响了，巨大的声波震得我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
晚上，约翰的朋友万伊哥和杨培德（两个比利时人）来吃饭，我自告奋勇，做中国菜给他们吃。约翰领我去买菜，在菜市场，我发现这里什么都有，辣椒、芹菜、白菜、草果、八角、花椒……但没有味精。肉类全都用同一部机器分类切好，一袋袋冰冻着，干净卫生。没有新鲜肉，也没有土鸡，更没有农民挑着自家种的南瓜或自家母鸡下的红皮蛋在门口卖。大多数食物都是机器加工的，令我想到古老的根特外面那些现代化的郊区。洋鸡饲养场，现代化，难道就是把人像鸡一样养起来，统一配给同一机器、配方生产的科学鸡笼和食物？买好的东西放在商场提供的篮子里，通过电脑计价。我看到许多人是一车一车（商场提供的小推车）地买，据说他们一周只买一次。这商场买菜和我所熟悉的“买菜”完全不同，没有讨价还价的嚷嚷，没有鸡吵鸭哼、没有鱼腥味、牛腥味、没有满地的泥水、烂掉的菜叶……安静、干净、卫生、像一家医院。确实很不错，但它离提供这些食物的大地太远了，所以我总觉得它们不是汉语所谓的蔬菜粮食，而是饲料。
我做的饭约翰和他的女友已经品尝过一次，赞不绝口，我坚决地依照四川省的传统，在菜里面放足够的辣椒，约翰吃出了历史感，并发觉当地的中国餐馆“扯蛋”。我发现他们的历史中没有“君子远庖厨”这种习惯，他们尊敬在烹调上有专长的技工。这一发现令我减轻了历史重负，万伊哥和杨吃到了我炉火纯青的作品，红烧肉。他们吃得精光。后来我们五个人结束了晚餐，到城里去找酒吧间。这个酒吧间挤满了漂亮的人，年轻人相当多。已经几乎不能坐，每个人端一杯饮料，到处走动，许多人认识杨。里面有一个乐队在演奏，人们在黑暗中站着听。万伊歌是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她问我谁的诗好，我说：我。她说读了我的诗，很难受，她喜欢优美的诗。我说我不是制造景泰蓝的人，我搞的是岩石的表面那类的东西，粗糙，会伤害你。她，一个美丽的比利时姑娘，默然不语。杨培德不会讲汉语，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人。我们不能交谈，只能微笑。后来他和一群年轻人聊起来，搂肩搭臂，大笑。一个长得像王尔德的苍白的青年，走过来，问约翰，可不可以请我喝一杯。当然。他是工程师。约翰的女朋友也是工程师。万伊歌也是没工作的汉学家。外面是中世纪，里面是现代。后来才知道，杨培德，比利时著名的摇滚歌星，不知道真是愉快。
约翰的女朋友的母亲过生日，请我去吃晚餐。这个家是一栋平房。周围有草坪、喷泉。她的父亲是退休的工厂管理人员。一位长得像鹰的老头。我在他的带领下，参观了这个家，全是黑色的家具，现代风格。风景画、客厅、餐厅、大人、儿女们的卧室、厨房、另一个餐厅。完了。大约有二百平米。但鹰要我看看他的得意之所，我们从侧门出去，鹰指着草坪中的喷泉，自豪地指指自己，他设计并施工的。又看了他做的鸡笼，他种的树。到他的汽车房，看见老头的工作间，到处是工具，一辆汽车被他拆了个底朝天。他是纯粹的工人。晚餐：烤肉、烤面包、她母亲烹制的热的果酱、葡萄酒。外面在下雨。门忽然开了，一个长得像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走进来，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从西班牙回来，为他的母亲过生日。她的母亲，坐在我斜对面，一位从范？爱克兄弟的杰作《羊之礼拜》的人群中走出来的女人。
约翰和他的女友用汽车送我到法国的里尔去，我将在那里乘火车前往巴黎。快到法国边境的时候，约翰让我准备好护照，也许要检查，这两天巴黎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查得很紧。我立即看见了荷枪实弹的法国士兵。但他们没有叫我们的车子停下，我们进入了法国。在里尔车站，我向约翰和他的女友告别。一个人拖着箱子向列车走去，忽然间，我的历史感回来了，我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包小包，也没有注意到根本就没有人越过别人向前挤撞。我急切地想挤到前面，经验告诉我，去晚了行旅架就没有空位了，我挤擦着别人，使劲向前，忽然间，我看见前面的人微笑地看着我，让出了一条路，一条专为我开辟的通向他们的文明之外的道路。我发现我置身在另外一种历史中，但我不能用不知道来作为托词，因为我应该知道，汉语里有“彬彬有礼”一词。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1996年3月30日大理2001小炉匠。云南许多地方都有每年举行一次骡马大会的习俗。骡马大会就是物资交易会，一般由供销社组织，在某个特定地点，通常是一块面积很大可以容纳上万人的空地，会期一般是十多天二十天。骡马大会具有强烈的民间性质，其吸引力可以达到周围一百公里的范围。大理的三月三以前也是民间的贸易交流大会，但现在已经散失了民间性，成为政府组织的活动，比较呆板，出现了主席台、来宾席、舞台、宾馆什么的。以前三月三是在苍山的山坡上，露天的，帐篷、炊烟、歌谣、草地、马匹……远远看上去就像大军在扎营。骡马大会没有主席台，牵着你的马走进去就得，爱干什么干什么。小手工艺人最喜欢骡马大会，在这里他运气好的话，可以赚到半年的开销。骡马大会没有旅馆，来做生意的人都是自己搭帐篷或者睡在土地上，饿了到隔壁帐篷吃碗米线，开销非常小，挣钱的机会却川流不息。云南乡村里专业的手工艺人不多，大多数都是平时务农，农闲的时候才挑着工具走村串巷，吆喝一声，就知道是他来了。赶紧把积攒了多时的活计拿来给他做。福克纳的小说写过一个箍桶匠，去到一个村子，有个农妇在修剪她心爱的菊花，她并没有坏的桶要箍，架不住箍桶匠赞美她的花，就把不需要箍的桶也拿给他箍一下，高兴，让他挣两个小钱。走的时候，还把他喜欢的菊花送他一盆。巧的是，箍桶的刚走，农妇就出门去卖她的花，忽然发现，她送给箍桶匠的花已经被倒在大路上，马车轮子压过去，箍桶匠只带走了那个花盆，一个小小的悲剧，但是令人心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