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在我生活的世界里，除了翻毛皮鞋、饭盒、工具箱以及铁味，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囱了。它是工业社会的标志，它说不上是美丽或丑陋。用我从故乡的炊烟夕阳里带来的那些词来形容它，只会使它歪曲。我只能说它相当坚固，黑得一塌糊涂，内部是空心的。烟子和火焰就从那里一直喷到天空上，它可不管那是蓝天还是飞着鸟的天。
它看起来相当粗笨，下面粗，上面细。在我工作的那个车间的窗外，正好可以看见它。我不太理解它的意义，可我知道，我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将对我的生命发生深刻的影响。我的工厂属于云南高原最早的大工厂之一，烟囱林立，大机器发出年轻而宏亮的声音，我故乡的耳朵对此是很陌生的。我仍清楚地记得我穿着翻毛皮鞋和崭新的劳动布工装第一次进入车间的情景，心中充满着恐惧和不安，脚上软弱无力，巨大的天车吊着闪着火花的钢炉从我头顶呼啸而过。宁静的岁月结束了，在这儿，生活永远充满着活力、喧嚣、创造和危险。
我工作的车间，有锻工、铆工、电焊工、机修工等好多工种，我最喜欢那些锻工。这些人确实不同凡响，不像我以前在故乡认识的那些人。当锻工，身体要好，力气要大，肌肉结实，声音响亮。如果声气细，机器一响，你就不存在了。干起活来，精力只能集中在干活上。机器只认操作者的技术和智慧，如果满脑子尽想些形容词，就要出事，砸断手脚的事是常有的。
把焦炭砸好，把锻件投到炉子里烧着，然后点支烟，那时候，太阳刚刚升起，车间里尽是一条条斜的阳光。铁红了，机器就响起来。两腿站稳，手拿铁钳，红彤彤的锻件从炉口那边甩过来，在铁板上溅起一片火星，用铁钳夹住抬到砧子上，汽锤眨眼间就下来了。劳动就是这样，简单、纯粹，并不是什么好看的事，锤子下来，火星乱刺，戳到皮嫩处，马上火辣辣。烫重了，还会留下麻子。开汽锤也不容易，多半是女工开。轻重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因为锻件都有一定的规格，轻了锻不到位，重了又前功尽弃。技术硬的女工，可以把手表放到砧子上，一锤下去，触到表壳又升起来，表完好无损，这是绝招。
锻工多半是年轻人，干这活过了四十岁就不行了。锻工个个都有绰号：鲨鱼、老块、约翰逊、大手……还有一个叫牛脸的。他当然不像牛，比起牛来，他只可以算一只羊。可他确实有一种牛的气质。一天下班，牛脸和一群工人骑车到了北站。一个又高又大的伙子，撞了一个女工，还骂。小个子牛脸，把旧单车往路边一躺，“来来来，莫欺姑娘，要整整我，伙子！”大个子一甩外衣过来了，胳膊比牛仔的腿还粗。拳头一晃，没摸到牛脸的鼻子，倒被这小子一下拦腰抱住，举过头，砸下。地上全是煤渣。大个子的胳膊上登时一片黑芝麻，淌血。“你等着，老子和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等着呢，我在煤机厂，打铁的，姓牛。”那个姑娘从此认识了牛脸，她是内燃机厂的，她和牛脸好起来，但最后没有嫁给他。
发工资这天是快活的日子，每人出一块钱，到酒店去大吃一顿。一块钱那时候不得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五块。到了小坝惟一的酒店，四张桌子并拢，条凳围住，照例是几样菜，白酒、白肉、猪蹄、回锅肉、花生米。大家就吃喝，划拳没有人装疯卖傻，本来就都是一条条好汉。
在烟囱下的年代，我的心境大多是健康而快乐的。我记得我常常在深夜下班，月光照亮大地，我倒不觉得它的美，更没有和它有关的那些浪漫啦、感伤啦之类的心思。我静悄悄地从一个个孤零零的大烟囱下穿过，听见接下一班的工人，正在火光中摆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