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已经36岁。真是受宠若惊，拿到钥匙，芝麻开门，立即置身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太大了，50多平米。对过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是只有一张床位的我来说，真的是太大了，感觉是可以骑着马像农场主那样在里面溜一圈。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十多年，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幸福啊，比找到了白雪公主的王子还幸福。分房子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就像进监狱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样。过去的时代没有自己买房子的概念，都是由单位分配。房子是按照工龄和职务来分配的，一般来说，如果是年轻人的话，要分到自己的房子是根本不可能的，我15岁到25岁给昆明的一家工厂干了十年的活，生产的产品可以装一辆大卡车，但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了这个工厂，也没有得到过一间自己的房子，这件事情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我只是在集体宿舍有一个床位，20平方的房间，四张高低床，住八个工人。进了大学也是住集体宿舍，还是八个人一间，做什么私事都要躲在蚊帐里或者裹着被子进行。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没有个人隐私的生活，只好搬回家去和父母住，也是只有一个床位，但相对来说好多了，你就是从他们身体里出来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见不得人的，需要隐瞒的呢？但在大学同学看来，这举动却意味着我不合群，没有集体观念，看不起大家，不知道我躲在家里搞什么？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在班上有些声名狼藉，一个重点怀疑、捕风捉影的对象。学校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出现反标、凶杀什么的，总是要问问住在校外的那些，当时在什么地方，谁可以证明。大学毕业后分到另一个单位，还是没有房子，连单身宿舍都没有，这时候和父母住已经非常不方便，虽然是一个身体里出来的，但毕竟还是另外的身体、另外的脑袋、另外的想法，人越大，思想越复杂，要想尝试的事情越多，见不得人的隐私越多。只好厚着脸皮把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出一块，支了一个单人床，住在里面，白天上班，晚上睡觉。办公室的同志很不高兴，说影响单位的形象。我说，没办法，不给我住我只好睡大街了。人都没有住的，还怎么上班。单位上没有办法，也怕我真的去大街上睡，影响更坏，只好默认。我白天在公家的文件、报纸之间搞公家的事情。晚上在公家的文件、报纸之间搞自己的事情，总觉得就像小学时代老师常常说的“你做什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在后面盯着”，也不敢太放肆地乱搞，搞得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一样，为了日后交代得清楚，搞任何事情都要事先做好万一被发现怎么办的准备，住得比较麻烦。有一次忘记了同事也有晚上回来加班的可能性，锁没有锁死，他忽然在十二点开门进来，吓得刚刚解放的身体在床上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几乎憋死，幸好他只是坐在外面哼了一支小曲就走掉了。
那个时代房子的分配制度给我这种印象，就是它是与社会地位、官衔、级别、资历等等相联系的。青年与房子无关。要当领导或者有资历、人到中年才有资格分房子。我的经验是，某单位一旦换领导的话，这个单位立即要被这个领导的住房问题吓坏，动员起来，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的房子腾出来，并且还不能敷衍，面积要与他的职务相称。领导是决不能住集体宿舍的。我们从来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群众拥护。而一般人呢，就只有等，一直等到你当了官或者评上职称什么的，这一等可不是一两年的事，至少五年。这个国家，分房子有一些奇怪的规定，最奇怪的就是，只有结了婚的人才有资格分房子。没结婚的人就只能住单身宿舍。集体宿舍是用来给青年们秘密手淫的地方，就像房子是给中年人光明正大地养孩子的一样。结婚当然是好事，但这件事却和分房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个制度来阻止人们的单身生活。在过去时代，单身是危险的，一方面它不符合传宗接代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不方便组织管理。谁都知道，在“文革”时代，被揭发出来的许多可怕秘密，都是夫妻子女互相揭发的。这就是结婚的好处，便于互相监督。而单身呢，那就难说了，谁也不知道你会把什么藏起来，无法监督。所以要求住集体宿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夫妻二人在床上两个人互相监督，比起八个人隔着蚊帐互相监督来，毕竟要舒服多了，一日夫妻百日恩，互相监督，但相亲相爱，互相信任的时候还是多数。就是他或她是睡在你身边的定时炸弹，也比和八只老虎睡在集体宿舍要好。在集体宿舍，你真是翻朝左怕小王听见，翻朝右又担心老李眼睡心不睡，在假寐。呆在宿舍里要考虑怎么说话才能和同舍的和睦相处，不在宿舍又怕别人翻看你的日记。所以为了分到房子，为了自成一家，许多人没有爱情也领结婚证，先把房子分到手脱离集体宿舍再说。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只有结了婚，你才可以分房子。我认识几个坚持独身主义的人，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峻的处罚。老篱就是一个，他是我的朋友，在一个局当工程师，四十多岁还没有房子，四十多岁还和他老母亲住在一起。不分房子给他的惟一理由，就是他没有配偶。老篱同志，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老篱不结婚的事情经常被提出来，仿佛那是一个错误或不可告人的秘密。老篱不结婚这件事使他压抑得很，单位上的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他，那种眼光，一般是用来看精神病患者、同性恋、慢性病患者和被警告过的人的，只是轻重不同，看老篱的时候略有些笑意。老篱也坚强，就是不结婚，惩罚就持续了十多年。老篱在单位上人们的印象里，已经成了一个怪物。在单位上第三次分房子之际，其间经过了5年之久，新房子再次冲破一百多个图章的大关盖起来之后，老篱再也受不了，和办公室的同志大吵起来，不分给我房子我就不走！还举出某某单位的单身人也分到了房子。但办公室的同志冷静地拿出文件，你看这一条，单身职工只能住集体宿舍。但老篱这几年没有白混，已经当上了一个副处级，而且单位上正好有一个特殊例子，该单位的老蜡原先是有配偶的，据此，他分到了房子。但后来他离婚了，单位并没有把他再赶回集体宿舍去。老蜡是单位领导之一，住集体宿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空子被老篱抓住了，原来他早有预谋，先当上官，再钻空子。单位上无法说服老篱，并且他也是领导之一了，不敢再忽视他的情绪，只好分给他一个单问，二十平米，小是小，毕竟他母亲再也不会整天在旁边唠叨他的脚臭了。
分房子是根据职务、职称、工龄的大小高低长短量化分配。例如，结了婚的副处级可以住多少平方米的房子，结了婚的正处级又是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按理说分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但其实名堂很多。例如职称，它的高低是一个人的房子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早在评的时候，名堂就出来了。在我们这种机关工作指标很难量化，有些工作主要是接电话、说话、看报纸，上厕所、喝水之类，必须八小时守在办公室里面。有些工作比较具体，要粘贴信封若干、写字若干、外出寄信之类。因此，评职称的标准除了看你每天八小时是否呆在办公室以外，还要看你的表现，表现是什么？这就很广泛了，你平常有什么言论，穿什么衣服，对群众的态度，对领导的态度，与他们是什么关系，吃什么，和什么人交往，与某某某是否关系密切，开会的时候是否积极发言，义务劳动是否积极，是否带病坚持工作，是否亲自冒雨探望住院的同志等等，多了。表现是没有办法量化成指标的，比如规定对领导的笑容应该每天保持多少，对群众是多少等等，全由你自己看着办。评职称的时候，每个人表现是通过秘密投票来进行的，虽然你可能量化的工作已经出色完成，一年内要运煤50吨，你完成了54吨，超额4吨，这不行，如果你总是酒气醺天、骂骂咧咧、唠叨满腹、和女同志打打闹闹、嘻嘻哈哈、见了领导冷若冰霜、视若无睹，开会时沉默不语，肝脏不好、脾气暴躁、办公室的同志对你的穿着看不惯的话，认为你作风有问题，甚至还有狐臭……那么你的表现就有问题了。秘密投票就是不记名的投票，是根据你的表现，而不是根据你完成的工作。因此，表现好坏是分房子的关键，技术好，工作完成的如何倒还是次要的。当然啦，为了评上高一些的职称，分到大一点的房子，你可以多在表现上下些工夫，点头微笑啦、穿着朴素啦、助人为乐啦、经常参加植树啦、把旧衣服捐给灾区群众啦、去办公室的时候总是不忘带上些瓜子花生黄豆之类啦、去医院探望生病的领导啦……但也很难说，就是已经做到八面玲珑，秘密投票可能还是不投给你，因为很可能大家以为你最近一年的反常表现，是因为企图向上爬，取而代之。所以房子大小不仅仅是个房子大小的问题，其实是你这个人在单位上混得如何，表现如何、人缘如何的问题。是你在看不见的那一面、永远不会说出来的那一面、只能秘密投票的那一面，大家对你的评价问题。这不是可以用数目来量化的，而是所谓印象、感觉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见了你都是笑吟吟的，也夸奖你工作好，技术好，“啊呀，了不起呀，最近还获奖啦！”但投票结果出来，你是0票。为人不为大家暗中也喜欢的人，要分到房子那是很难的。为了分房子，一个人可以彻底改变，脱胎换骨。沉默内向的人变成开朗大方的人，爱好打扮的人艰苦朴素起来，结巴变得口齿伶俐，愤世嫉俗者变成点头哈腰者……分房子首先是个做人的问题，做什么人，要看你这个单位掌握分房子大权的人、秘密投票的人是什么人，如果那碰巧是一些君子的话，你可以做君子。如果碰巧那是一群小人的话，你只有委屈一下做小人了，否则，你是很难分到房子的。老巴是从小受他父亲的“富与贵，于我如浮云”那一套教育长大的，清高得很，眼珠安在脑门上。而他们单位的领导喜欢占小便宜，老巴一点便宜都不给他们占，兢兢业业，业务第一。单位上的人私下都叫他“那个君子”。工作二十年，只分到单位上面积最小的套间，夫妻同房要制度化。为了不被孩子知道，只好每星期三下午提前一小时请假回家去做一做。做的时候隔壁的中学总是在播放广播体操。后来老巴实在耐不住了，投降了，就开始学着对单位上的每一个同志嘘寒问暖，陪着他们打麻将、玩牌、陪着他们讲黄色段子，建立了群众基础。大家都说，老巴现在好玩起来了，瞧得起人了。老巴甚至学会见了领导过来赶紧让过一边，并且像服务员那样胁肩谄笑着。因为表现还可以，二十年后终于通过了评职称的秘密投票这一关，评上了副高，随后分房子就不难了。在他那套三室一厅的新房子里，老巴私下对我说，分房子其实就是进入一个阴谋里面，房子就是那么几套，有你住的就没有我住的，你分到了我就要等下一次。下一次，一生有几个下一次？盖栋楼要多少年？要等单位得到指标，要等办公室打报告、等上面审批、批指标、拨地皮、再设计、找建筑单位、打地基、找城建局要许可证、分配方案……这一套下来要多少年？这一切之前你还得先有资格，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不是说着玩的！所以呢告密、做假、订攻守同盟、扯谎、伪造、送礼、托人……都是必须的。其实大家都是当面君子，背后小人，都要搞小动作，小人的标准早就提高了，干这些事情这些根本不算小人，你以为到领导那里去反映一下情况就是小人啊？那叫大义灭亲，只要你莫去杀人越货，莫去喊反动口号，什么都是可以的。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老老实实等着，等一百年也不会有人理你。为了这房子，我就向领导反应了两个人的情况，都是老朋友，所以知道底细。一个人是70年参加工作，却填成68年，我反映给领导后，查出来是事实，这个人就的副高就没有评上，我评上去了。你以为这是卖马？错了，这是大义灭亲，他欺骗组织在前，我反映情况在后，这是检举对组织的欺骗行为，我还受到领导表扬，要我多反映情况。另一个人以前经常在我面前说领导的事情，甚至说了领导的男女关系问题。他在分房的名单上是排在我前面，12套房子，我是排第九，轮到我挑房子的时候，很可能就只剩下我最不想住的那一套了，我只好卖他的马了，因为他给我说的事情都是真的，我并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实事求是反映，领导气得要死，那个人后来连分房名单都没有进，我的房子升到二楼。我还和其他几个人联合起来，坚持要在分房规定中加上一条：1990年后调入我单位的不能分房，还争取到了一个领导的支持。因为1990年后调进我们单位的有七八个，都是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工龄都比我长，职称比我高，如果让他们进来分房子，我就排不进名单去啦。你别以为有了工龄职称房子就自动开门，没有那么简单，你还要想办法把对手一个个搞掉，其实这件事好玩得很。我听罢大惊失色，老巴说出来的这些话，太可怕了。你不会把这一套来对付我吧？老巴说，难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单位。老巴说，要学会世故，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的本性你知道的，善良正直，但分不到房子，所以要学会分得到房子的那一套，那一套其实很好学，就是要耐得住心里面的不舒服。
老巴是我的中学同学，推心置腹，把这一套告诉我，是对我的最大信任。但其实他说的一套我从小也隐约知道一些，从我父母一次次的分房子时的谈话我就听出来了，所以在我青年时代的意识中，房子是和制度化的按部就班的生活、老气横秋的生活、处心积虑的生活、勾心斗角的生活相联系的，我不喜欢分房子这件事情，太龌龊，太复杂，令人殚精竭力，快速老掉。我青春的身体不需要房子，有个铺位就行了，我可以快乐地睡在大地上，我睡过的床有湖畔的草地、山冈上的松毛地、山洞、农家的马圈、火车站的长椅子、火车座位下面的空处、洗澡堂、帐篷、轮船上的甲板，我记得那年从重庆去南京，就是睡在船头的甲板上，早上醒来身上全是煤灰……我拥有的是整个世界，世界就是我的房子，就是我的床。这房子无须分配、不需要职称，躺下去就行。有一个星期我曾经拥有整个的滇池，那时我和伙伴去环绕滇池走一圈，想在哪里睡就在哪里睡，农民守夜的瓜棚、白鱼口附近的沙滩、小岛、岩洞……“山间之明月，海上之清风，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年，我一部分时间到大地上去住、一部分时间住在父母的房子里，支一张单人床，像昔日住在他们身体里一样，从不在意。但年纪渐长，我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不便了。首先我发现，世界的银行不是为住在大地上的人开设的，住在大地那边的人大都是穷人，银行只为有房子的人服务。看看世界的排列格局就可以知道，世界的中心是城市，城市的中心当然是银行和购物中心，从中心向外，第一圈先是住房公寓和自动取款机，然后一圈是工厂、仓库，然后一圈是郊区、贫民窟、废品垃圾什么的，这里可能还有些破钞票什么的被数来数去，最后才是大地，这里可是分文不名的区域了。世界的文化、尊严、质量全是住在最好的房子里的。越了不得的民族，住的房子越气派，你看看故宫和凡尔赛宫。越是没有什么财产的小民族，越是住在简陋的棚子里。房子并不仅仅是一个居住、栖居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尊严和你这个人是否存在的问题，想想，没有房子居无定所的人是什么人？被通缉的都是什么人，到处流窜的都是什么昆明1 997姐弟俩。在我工作的单位附近，1 9 9 6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卖包子的。是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他们蒸的包子说不上好吃，能卖就是。这两个孩子就整日在这包子摊附近游荡，活动以蒸笼为圆心，半径大约三百米左右。这个范围就是两个孩子的幼儿园、学校、游戏室。我与那小姐姐交谈过，我听出来，她不知道世界上有我上面说的那些东西，她没有概念。对于她们来说，世界就是这样。火炉、蒸笼、炉灰、街道、父母、买包子的陌生人。这种生活对他们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她们并不那么特别地悲哀，觉得处处不如人。他们有着孩子的好心情和存在着的喜悦。世界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他们忽然发现还有另一种生活，在另一种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他们会如何，仇恨起来？淡漠？我行我素？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另外的生活。问题是，所有的生活都应该得到尊重，你可以根据你的理解去改造生活，甚至冒充上帝普渡众生，但是你必须尊重别人的生活，即便那种生活在你看来只是地狱。此世界的暴力往往来自自以为是的世界标准图纸，在拯救的高尚目的下，毁灭着别人的生活还以为功德无量，文革就是这种最坏的例子。
人？动不动就要被导弹袭击的都是什么人？凯鲁雅克描写的那些“在路上”的都是什么人？我青年时代那种住在大地上的想法听起来很有诗意，其实是一只有思想的野生动物的愚蠢念头。事情越来越严重，我一直没有房子，使许多美丽的女人离开了我，她们开始的时候都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大地上的事情，是在森林、草地、小溪流、树叶、岩石、月光、夜莺、花朵、果子和走兽飞鸟之间的事情。但后来她们都想家了，而家的意思就是两室一厅或者三室一厅。并且在社会上，没有房子已经成了我这个人有问题、不务正业、不可靠的一个标志。熟人和单位上的群众都私下议论了，三十老几，还没有分到房子，混得太差啦！越来越不尊重我。在街上，遇到脑满肠肥，刚刚吃罢海鲜的老熟人，啊啊，你住在哪里啊？几套间啊？和我妈住在一起，或者还住集体宿舍，三十老几的，你说得出口吗？结婚的宴会不请我去了，同学聚会也不通知我了，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大家的谈资，而且是笑话或者前车之鉴、傻B之类的。有一次，我和几个有房子的人喝酒打架，被警察扣押了两小时，但后来这件事只与我一个人有关，因为在派出所里我对“你住在哪里？”这个问题支吾其词，那几天我由于和父母闹别扭，住在朋友的家里。社会舆论只是根究我行为不检点，而那几个有房子的人什么事也没有，已经成家立业的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而其实那晚打架最狠的就是他们，还大嚷，老子今晚就算是打一回老婆吧。我发现，自己喜欢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不重要，为分到房子而自我改造以适应分房子的条件才是最重要的。老实说，按照分房子的政策，每个人，只要一直呆在单位上，十年左右，没有犯什么大错误，都是要分到房子的，而且从小到大。哪怕你是你那个单位领导最不喜欢的人物，因为领导的任期只有四年，另一个领导终于会解决的，他才上任就分大房子，也总得顾一下没有房子的老同志吧。问题是，这个最终的兑现会姗姗来迟，可能迟二十年之久。这是什么意思？迟到二十年，你一生不过七八十年吧？算算吧。因此，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为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奋斗，早已超过我以前那些要当飞行员啦、要当工程师啦、要当物理学家啦之类的理想，分房子成了我人生的惟一和脚踏实地的奋斗。我迅速结婚，并重新爱上了办公室，上班当然是为了分到房子，做人也是为了分房子。平时的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为此不惜赞美傻B，与患着流行性感冒的领导同桌吃饭，我变得聪明有为，老谋深算，在单位上混到第十年的时候，谢天谢地，分到了房子。我当然没有像老巴那样黑了心地玩名堂，只是搞了些不太昧良心的小名堂，我的小名堂仅仅是当我发现在分房子的过程中，我的名字一次次往后退，一直快要接近分房名单表格最后一行，就要出界的时候，为某领导的儿子上中学的事情出了一点小力，我的同学恰好是那个学校的教务处主任。房子分到了，我在倒数第二，分到的是一楼。光线最差的一层，但毕竟好歹也成了这城市里有房子的人中的一员，没有人会再看不起我了，这件事情立即就在我的朋友群里面传开了，像是我中了状元一样。而以前和我同病相怜没有房子愤世嫉俗的伙伴忽然就开始对我彬彬有礼起来了。我甚至因为有了房子，安装了电话，好事情就接踵而至，以前由于找不到我，许多饭局都不叫我，现在我几乎天天有饭局，工资几乎原封不动存银行了。因为有了住址，信用卡、保险、推销员、修下水道的、送矿泉水的、打扫房间的、收废酒瓶子的……都自动找上门来，热情亲切，尽说好话，令我感到生活的温暖和做人的尊严。我过去怎么就愚蠢到顽固地要住在没有三套间的大地上？我摸摸刚刚泛起皱纹的额头想，再也想不起来是为什么。
所以，我分到房子的时候，除了感恩戴德什么唠叨抱怨也没有了，我决不会再去干任何会使我丢掉房子的事情。拿到钥匙后，才发现房子并不是为居住而设计的，而是根据某个文件设计的。总面积多少平米，可以有阳台或不准有阳台。我的房子在文件里根本就没有规定卫生间的面积。李渔说“欲营精洁之房，先设藏污纳垢之地”，给你一张床就不错了，你还要藏污纳垢！我分到的房子并不包括藏污纳垢之所，大概只是设计的人偶然想到了这一点，才勉强为我设计了一个刚好够一个人站在里面的卫生间，小便如果冲得急一点，就要浇到墙上，所以每次都要自己控制好角度。也难怪啦，分房子的目的本来主要不是为了居住，而是职务高低的体现、对表现好坏的奖惩，是待遇的问题。如何分房子是第一位的，如何住是次要的。所以呢，设计房子是根据对每个人的待遇来设计，根据各种不同表现产生的级别应该分配的面积和质量来设计。如果只是从“栖居”的角度来设计，那就麻烦大啦。副高的家里有三口人，初级职称的人家里也可能有三口人；五十岁的老同志热爱盆浴，三十岁的年轻人也会热爱盆浴；正高要坐在马桶上方便，副高也要坐在马桶上方便……如果从居住来想的话，那么都是人嘛，在阳台上赏月、在浴缸里泡澡的需要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说职称是正高的人自然就喜欢浴缸阳台而初级职称的人自然就讨厌马桶和洗澡。但房子不能这么设计，如果每个人的客厅都是三十平米，都是大浴缸和阳台，方便的时候都堂而皇之地坐在马桶上看杂志，又怎么体现对每个人的表现的奖惩呢。所以，房子不是根据居住是否符合丑陋的人性而设计，而是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来设计。坐马桶和蹲坑是一个区别，有一个卫生间还是两个卫生间又是一个区别，表现越好，方便的时候越舒服。主任每天来上班都是心情愉快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今天又是方便得干净利落，通体舒泰。副主任则脸嘴铁青，因为早上起得稍晚，马桶被夫人先占，憋得差点昏厥，只好使用痰盂。副主任科员则懊恼无比，因为站在蹲坑小解不注意，溅到裤脚上了。刚刚分来的大学生则惊魂未定，他必须穿过整个走廊，从四楼下到一楼，奔过停车场去公共厕所，每天都要跑得气喘吁吁。你一进我的房子，立刻就会看出我的平常的表现与表现好的同志之间的巨大差距。我的房间没有阳台的面积是对我的第一个大处罚，这还可以得过且过。卫生间就难熬啦，小到只可以进去就必须立即蹲下来，洗澡只能站着洗，而且脚下就是蹲坑，踩不好的话就踏空，上面的龙头如果关不好的话，经常会在你方便的时候，一滴滴滴在你脖子里……厨房是另一个令我时时记住自己昔日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所种下的祸根的地方。我深刻的意识到，你狂嘛，一次对群众的无视，（我有一次甚至大胆到拒绝他们约我打扑克小赌一下的诚恳邀请）其后果乃是一个呛死你的厨房。只有一台煤气灶那么宽，只有一台煤气灶和一个人的站位那么长。如果动作稍微大些的话，手肘就要撞到墙。洗碗的水池也要用来洗脸、洗衣服，吃饭必须到小客厅里去，用茶几当餐桌……总之这房子是怎么难住就怎么设计，处处给你制肘。更关键的是，房子面积的大小也决定着性生活的质量，这已经是许多人都证实过的了。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没有结婚就想搞性事，每次都要去借房子，这是很尴尬的，借给他的人固然是朋友，但也不可能天天借啊，而且每次出借都是在不伦不类的时间，猪狗才利用那样的时间，而且朋友脸上还要挂上一丝微笑“又要借了啊？”就是这样，你必须从借房子去搞，到在随时要提防着被孩子看到小房子里搞，最后可以在大房间里肆无忌惮地乱搞，人生的三部曲，并不如诗歌说的那样，只是八九点种的太阳、茂盛的夏天和收获的秋天。也是三种搞法，在秋天的房间里搞当然是最放松的，但也是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我听说有一家人，由于多年表现一直不好，一家人的房间小得只可以支高低床，孩子睡上面，夫妻俩在下面，多年已经训练得搞起事情来举重若轻，床丝纹不动，孩子也睡得香。此事被房子大的同志编成段子，像挂在厨房里的爆腌肉，茶余饭后就要讲上一遍，而且把结尾改成“咯叽一咯叽一咯咯叽。完了！”这家人在评上正高后搬进了三室一厅，丰收的秋日，辽阔的田野，但什么也不搞了，新房子和马桶使他们丧失了欲望。我的房子的设计确实已经足以令我牢记自己昔日的过错、懒惰，个人主义和自鸣清高，我每天都要下一遍决心，表现好些，再好些，比昨天再好些，以尽快离开这小地狱，到大卫生间里去方便，趁年轻就赶紧到大房间里去搞，别在这里憋出病来。所以，一般来说，分到房子的时候，昔日那些犟头犟脑，随时准备“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热血人早已蔫了，感激涕零，这个时代出不来李白这种人，我看与房子有关，栖居，但毫无诗意。
当然，无论如何，房子是分到手啦。一旦成了房子的主人，文件、图纸就管不了啦。图纸规定的一切我在房子里可以完全推翻，我要把客厅当成卧室，把卧房房改成育婴室，把厨房叫做“四川菜馆”，把卫生问改为储藏室……谁也管不着了。装修当然是要搞的啦。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分到房子就搬进去了。古人李渔说：“及肩之墙，容膝之屋，俭则俭矣，然适于主不适于宾”。谁理会这一套，装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分房子的那几年所受的窝囊气上出口气，就是要装修给别人看的。分房子你没办法，职称管着，投票管着，表现管着，装修你它妈还管得着我，我就是要装修得比当官的好，你要怎么着！我就是要把这四十多平米装修成总统套间的规格，就是要给大家看看，给房管科的看看，给评职称的看看，给秘密投票的看看，给领导和群众看看，给朋友亲戚看看，我是不是有能耐，是不是只是一个只配住没有阳台只有蹲坑的狗窝的落后分子。其实，石灰白墙、钢窗、水泥地、木门、防盗门……如果说住的话，基本的东西已经足够，合适的温度、遮避风雨，抵挡偷盗、睡觉、做爱、养娃娃、煮饭、洗衣服、招待客人……缩缩身子钻进去，也差不多吧。比古代的“茅屋”不知牢固多少倍，何止是可以抵挡秋风，就是地震也不在话下。而在三十年前，这样的房子对我国大多数人来说，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总统套间。但如今，对于拥有它们的居民来说，这已经根本不是房子，只是半成品，只是所谓“毛坯房”。
把它们视为毛坯房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仅仅代表一个公共的起码标准，而房子却是私人居住的所谓“自己的房间”。半成品完成的是一个起码的结构，任何人都奈何不了的，这是构成所谓“世界”的基本东西，就像谁是你的父母你自己无法选择一样。其实在我看来，世界的格局就是由四合院或者三室两厅之类决定的，在四合院的世界里，因为有厢房所以就有三妻四妾。住单元房自然是一夫一妻制了。世界的结构是从复杂变得越来越简单，说过去的世界，需要《红楼梦》这样的伟大史诗来？唆。说今日的世界，几个短篇就可以了。住在规格、设计都一样的房间里，当然令人讨厌，要把这个基础遮蔽起来，与你的身体大小、嗜好相符，惟一的办法就是装修，令房间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私人性。从结构上看，房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长方或四方的盒子，都是长×高×宽的东西。但世界的奥妙就在这些一模一样的小盒子里，如果上帝在某个夜晚把这些盒子的顶都掀开来看的话，他要大吃一惊，在基本结构都是一份图纸设计的建筑内部，人类的小世界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尤其是在我国，1966年的那场横扫一切的革命才过去不到三十年，人们已经居然敢于如此光怪陆离地装修他们的卧室，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考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社会风俗史，你会惊讶地发现，曾经像铁一样控制着思想的意识形态对于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影响几乎等于水豆腐，已经荡然无存了。很难想象经过了那样仇视日常生活的极端时期，曾经把整个中国历史并且把当下生活的全部什物，诸如香烟、花布、书籍、字画、古玩、领带、屋宇之间的画栋雕梁、香皂、发型、时装、避孕套、皮鞋、人参、山珍海味、才子佳人、京剧花灯、中元节、清明时节雨、梅花、竹子、杨柳岸晓风残月、唐诗、莎士比亚、牙签筒、格子窗、四合院、假山奇石、曲径通幽、繁体字……都视为垃圾、罪证的革命之后，中国人这么快就恢复了对腐朽生活的热情。在传统中，人们对居住的想法从可以遮挡寒暑的层次上升到诗意的栖居（把哲学、文化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变成具体的建筑格局。）经历了数百年，画栋雕梁的奢靡风气到明以后才盛行起来。世界从一种色调转移到另一种色调，例如从宋代的本色到清代的大漆，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并且受到顽固无比的、代代相传的美学传统的影响，例如朴素、灰调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花明柳暗、不显山露水、诗意、对自然的移花接木……富贵，但要有“富与贵，于我如浮云”的格调；热闹，但只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并不会把一个城市都装修成红色以制造热闹。旧世界并不被视为危险的，相反，却是新世界的保障、安全感、永恒的依据。而在此时代，不过是二三十年的工夫，人们已经从艰苦朴素的革命公社进化到了疯狂的装修阶段，在私人卧室中全面地向昔日有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投降。看着那些比比皆是的用进口的壁纸和柚木地板装修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套间，真令人怀疑这是否依然是那个曾经全体一起拥护“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国家。从另一方面来看，“文革”，如果它是一场对中国生活腐朽糜烂的装修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它的打击几乎是摧毁了一切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新的建设和大装修，这当然不是装修私人生活的房间而是国家的形象，是按照新国家的大形象装修所有的私人房间。如果那些旧寓作为旧世界的基本结构无法彻底破坏的话，至少也要使它的居民意识到它的地狱性质，至少也要在舆论上把它消灭、遮蔽起来。“文革”其实完成的只是心的装修，它成功地使居民们一方面住在旧社会的建筑结构里，却有着一颗与它格格不入的“红心”。这种大装修的方向就是要使中国世界的形象焕然一新，要用装修把基本的东西遮蔽起来。因为基本的东西来自旧世界，“文革”企图令人们相信，世界只是刚刚开始，过去的一切都不是世界，只是一个地狱。世界可以重新从一张白纸上开始。新世界当然要住在一个地方，它不可能住在天上，如果“文革”时代还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来使这个世界像“新罗马”那样亮起来的话，它至少要在纸上、在辞典里把它建筑起来。新世界的装修方式依据的标准就是“维新”，它要把世界装修成一个天天在过节而不是过日子的地方。崭新、明亮、亮堂堂、高大、宽阔、金光大道、艳阳天、莺歌燕舞、钢铁炼成的、改天换地、焕然一新、热火朝天……一种节日喜庆式的装修，要把整个国家搞得像是天天在庆祝什么，凯歌嘹亮、鼓声隆隆、彩旗飘飘，热烈、热闹、热情、热火朝天、热情洋溢、热烈欢呼、沸腾、炽热、发热发光……我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末，旧日中国在色调上已经被“阴暗”一词所概括、定性，并且宣判了死刑。在色调上，阴，是旧日中国审美世界的基础，旧日中国是一个酷好冷调子的世界，从中国的天空上看，下面这个世界的顶是灰色的，明月、梅花、起舞弄清影，没有什么特别刺眼的，很少那种大红大绿的东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阳”被广泛地推崇，中国世界被投进了熔炉，热起来，亮起来、响起来、轰轰烈烈起来。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巨大的装修，它们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那种装修的强烈和热实在是太刺激神经了。我记得我少年时，一条一条街道的门面都被漆成红色的，漆下面是清代和民国建筑的旧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挂上了领袖像以及印刷成红色的语录。我家附近的展览馆，把长一公里的墙壁全部涂成红色，画上毛的各种画像。“红海洋”可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具体到每个人的穿着、器皿、房间、布、纸张、课本、每一栋建筑，都必然是红的或者红着某个部分。这种巨大的红色装修是指望着无法装修的部分也成为红色的，所谓“红心”。这种装修与二十年后在私人房间里盛行的装修不同，它不是要让人们安静下来，在物质生活的成就感中过日子，而是使人们憎恨只会“过日子”的“小家庭”，这种装修成功地使国家成为一个色调统一的大家庭，“小家庭”成为贬义词，真是了不得的成就。那是一个热得要死的时代，红光闪闪，永远在燃烧，多年后我想到那个时代，总是感觉那是一个高温的夏天，我记得在那个夏天，我惶惶不可终日，整日兴奋，在红色的世界之间日夜燃烧着，安静不下来，我甚至在梦里也跟着大人喊口号、刷标语、背诵语录。后来得了神经性斑秃，头发一块块掉光，成了豹子头。但历史表明，心是世界上比较难以统一装修的东西，心不是物，无法通过一把油漆刷子统一色调。所以，三十年后，我们发现，在私人装修中铺天盖地涌来的东西，无不是1966年的革命对象。
但也不能完全低估油漆刷子对心的作用，气味、色调、化学配方、大量的单词、词组、语法惯例、印刷品、高音喇叭……其实也会对心造成潜在的影响，改变它的分子结构。把顽固的对抗改变成部分的认同，把反感改变成同情，把愤怒变成温顺……在一个被无所不在的亮和新的世界里住久了，哪怕它只是油漆和纸，并不是性生活，也会对人心发生潜默移化的作用。如果“文革”时代的装修活动主要只是在精神领域发生作用的话，那么今日的装修却使人与物质王国的关系密切起来。如果昔日的装修只到容光焕发的层次，那么今日的装修则是技术精湛的整容手术。当装修不再是巨大的社会运动，而是人们的私人生活情调之际，人们固然抛弃了“朝霞般的鲜红”，但他们也没有认同古朴所产生的“阴暗”。在规模浩大的私人装修活动中，你可以普遍地看到，古代美学的阴暗趣味依然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灾难，它与魑魅魍魉的关系太密切了，过去时代已经使它如此倒霉，它甚至已经不是什么强迫接受的意识形态，而是生活的常识。唯物的人们如今希望住在一个没有鬼魂出没的新世界里，他们不需要旧中国藏着一打神仙和小鬼的美学，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维新”的美学，虽然“守旧”和对“维新”的惯性反感曾经令他们一度坠入革命时代的深渊。在装修的基本的方向上，当他们实际上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之际，他们认同的恰恰就是昔日公共的意识形态装修中那些曾经令他们难以接受的基本原则：“焕然一新”、崭新、破旧立新、全新、簇新、新生、新风、新奇、新兴、新鲜、新异、新颖、欣欣向荣、亮堂堂、高大、宽阔、金光闪闪、华美、日日新……当然这不再是打印成各种命令的意识形态，而是各有千秋、性质迥异、眼前一亮、朝更牛B的路上一路狂奔的建筑材料。无论过去还是今天，维新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目标，就像昔日中国生活的“守旧”一样。于是我们看到，在1966年，旧日中国在文化上轰然倒塌。二十年后，它又在物质载体――建筑上轰然倒塌。神仙们拨开云彩，再也不能故国神游，不仅在世界的顶上看不到瓦，在瓦的下面也看不见多少旧的痕迹了。在旧日中国的美学趣味看来，今日的装修真是俗不可耐！情有可原者，在1966年之后，人们在装修上已失去标准，人们没有栖居上的传统可资借鉴，那是一张白纸，而习惯于“言必某某”、习惯于“拿来”的居民们其实只有模仿，而模仿的往往只是西方过期的“现代化”的庸俗标准，香港或纽约的报废图纸。古人李渔说：“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民之家当崇尚俭朴。盖居室之制，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而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标新立异，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谁会以为李渔有道理？人们只以为这个老地主在胡说八道，只以为李渔的这一套是老土、霉气、闹鬼。人们不知道现代化只是技术质量的标准，而不是栖居的标准。在栖居上，李渔的那一套其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在这个国家，李渔式的栖居人们已经到了连想象出来都感到困难的地步。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过去还是今日，装修的目的都不是指向存在，而是为了虚饰，它的本质乃是人类对世界基础的无能为力。装修永远只是时代的过眼云烟，一切喧哗之后，像当年满街的大字报一样，时间一到，就全部剥落。世界基础再次卷土重来。基础是河床，河流永远无法摧毁把它自己盛在里面的东西。昔日，伟大的巴尔蒂斯看到元朝倪云林的一幅画，说：“就是那么漫不经心的寥寥几笔，画得疏疏落落，笔墨简得不能再简。可是，背后包含的东西很多，很深。”这画画的是一个棚子，四根柱子支着一个茅草的顶，一点山水。基本的房子。我可以说他画的是“栖居”，几百年后，海德格尔才悟到同样的东西。他如果看过倪云林的画，用他的画去说明“栖居”恐怕比凡？高画的靴子更清楚。这时代没有人欣赏倪云林和巴尔蒂斯，他们再也看不见基本的东西，他们要装修。诗人帕斯说，是诗人使世界适合居住。而人们却以为，是装修使世界适合于居住。所以，今日每个人拿到房子钥匙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住，不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而是如何装修，他们不信任这房子，更不会信任倪云林、巴尔蒂斯和帕斯。他们信任看得见、摸得着闻起来有一股香蕉水气味的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