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朝总理同欢聚
张颖女士曾经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是我们章家四代人的至交啊！”确实，周恩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朋友和慈祥的长者。他十分注重“内交”，关心下属，注重做好统战工作。周恩来与章文晋一家的深厚感情就是他“内交”与统战工作的一个缩影，公事与私谊，那亲切的问候，无微不至的关怀，怎能不令人时时记起呢？
章文晋的外祖父朱启钤，晚清时期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洋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此后在津沪自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解放前夕，朱启钤先生居住在上海。周恩来特地请参加北平和谈后留下来的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朱启钤，劝他留下为新中国服务，不要去香港或台湾。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章文晋到上海，将他的外祖父接到北京定居。朱启钤来到北京后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各项举措都抱有好感，亲自组织将中兴轮船公司停在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祖国，支援新中国的海运事业。他还将珍藏的歧阳五世家五十六件文物都捐献给了政府。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朱启钤担任了中央文史馆、北京市政协和全国政协的职务，他还兼任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顾问。五十年代初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特地指示有关部门征求了朱启钤先生的意见。1961年朱启钤九十大寿，周恩来派人送来了一个大花篮。几天后，政协小礼堂里专门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祝寿宴会。除了亲属之外，参加宴会的还有张学铭、章士钊、翁文灏以及所有在京的七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周恩来出席了宴会，在祝酒时，他说：“今天在座的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总理当时是63岁）。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朱启钤号桂辛）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北洋代总理朱启钤，国民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三朝总理汇聚一堂，共叙祖国发展盛况，真可谓空前绝后。
翁文灏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字咏霓，浙江鄭县人。他生于1889年，14岁就考中了秀才。1908年他赴欧留学，四年后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回国后，他先后担任过工商部地质所研究员，清华、北大教授，清华大学校长。1935年后他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历任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搞了一场“行宪国大”的闹剧，当选为首任“行宪总统”。总统选举后便要组织首届“行宪内阁”。蒋介石本来想让张群来“组阁”，但是国民党CC系一派暗中抬杠，硬是把张群逼了下去。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把所谓“新政学系”的翁文灏找了出来，出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本是一个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书生，在政治上没有多少经验，也没有什么野心。他从内心上是反战爱国的，但却常常被人利用。这样他就上了共产党的“战犯”名单。
1948年11月，翁文灏与王云五试图挽救国民政府财政的“改革币制”失败，金圆券飞速贬值，物价飞涨，政府财政彻底破产。翁文灏被迫引咎辞职，他的行政院长前后只当了六个月。
解放军渡江之后，翁文灏离开了大陆，漂泊辗转在海外。在远离祖国故土的岁月里他经历了思想上深刻的反省，决意“舍弃任何帝国主义范围内的地位、尊重我对中国人民的责任”。这时，原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先生代表新中国和周总理向他发来了热情的召唤。1951年1月，翁文灏摆脱各种阻挠，胜利地返回祖国，成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翁文灏和朱启钤，一个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一个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最终都生活在新中国的怀抱里，为祖国的昌盛、民族的振兴作出了贡献。这其中又包含着周总理的多少关怀，多少心血呢！所以，当三朝总理共聚一堂的时刻，人们都由衷地赞叹着周总理出色的统战才能。
2.周公馆玉成的婚事
在张颖和章文晋共同的记忆里，他们人生结合的那一段曲折、浪漫的爱情之旅也离不开周恩来的热情帮助和关怀。
如今已是银发满头的张颖女士，1923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破落世家。生母早逝，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但是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年少的张颖说服了父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寻革命的征途。那一年她刚满14岁。1937年底，满怀青春热血的张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艺”学习。她还是蓝萍女士的同学，不过这段同窗生涯给她带来了不少苦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张颖的舞台生活只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她的广东口音显然不适合这种生活。1939年的一个夏日，张颖被叫到了杨家岭，一位首长面带微笑地问她：“你是小广东吧？要把你调到蒋管区工作，怎么样啊？”
张颖急忙摇头说：“我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
首长看她这副天真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张颖当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首长就是周恩来。张颖就这样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实际上她是中共南方局文委会秘书，专门负责与文化界的联系，与才女龚澎一道，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得力助手。章文晋与张颖是天生注定有缘分的人。俩人还是素不相识时就早已闻彼此大名，好心人有意无意地都在培养他们的“认知基础”。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1946年春，在延安机场的一架飞机上。张颖刚刚走进机舱，就一眼看见了一位相貌儒雅、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他正忙不迭地起身给自己让座。
“你是不是章文晋？”天性活泼的姑娘立即就猜到了他是谁。
“你怎么认识我？”章文晋被她这一问吓了一跳，不过他也很快意识到了她是谁，“你大概是张颖吧？”
真是前世注定两人今生的相遇，两人素不相识，却冥冥中仿佛早已相知。
张颖抿嘴一笑，说：“延安有人念叨你哪！”
章文晋也笑了，一反平日的内向，愣生生地说：“重庆也有人念叨你啊！”
两人的韵事很快在“周公馆”内传开，成了一桩众人皆知的秘密。一位同事后来风趣地回忆道：“（周）副主席的英文秘书章文晋同志是我西南联大的学长，但他那时太忙，又兼正和住‘周公馆’的南方局文化组张颖同志（即后来的夫人）热恋中，因此晤谈很少……”
那时张颖在南京，就住在梅园“周公馆”的玻璃花房里，而章文晋则跟随着周恩来四处奔波。不过只要一有机会，章文晋就必定会往张颖的“花房”里跑，可谓殷勤大献。然而张颖这边却还是举棋不定，因为她心中原来另有一个人，她现在正在痛苦的抉择之中呢。于是就闹得个剃头担子一头热的局面。章文晋书生一个，脸皮又薄，哪敢贸然去捅破那层意思呢！这事就一直拖着了。
他俩的事，周恩来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中寻找机会。1946年底，内战全面爆发，中共代表团要撤离了，周恩来抓住了这个时机。一天，他带上副官何谦，又叫上章文晋和张颖，找了一家小酒店。酒过三巡，周恩来找法子支开了何谦和章文晋，单留了张颖一个人。
“你那事虚无飘渺得很，在重庆两个就老走不到一块，左等右等，你也老大不小了！”周恩来说的是她与那另一个他的事，那个他是个记者，正在海外漂泊。
张颖默然不语。她心中自有千番的惆怅，那个他虽然“虚无飘渺”，但却依然丝连着。
“要疏散了……”周恩来继续说道，“有两个去处：一是解放区，一是香港。你怎么打算？”
张颖还是默然不语。周恩来见状也无可奈何，只好扯下伪装直话直说了：“章文晋回解放区……”
“他回解放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去香港！”姑娘家倒是一点都不领情，一赌气就冲出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真是没了办法。两人世界的事，就是长十个诸葛孔明的脑袋也算不清啊！周恩来想，今天的酒可真是白请了，不过这种事也真急不来，慢慢从长计议吧。于是他意味深长地劝道：“这个问题老拖着总不是个办法。要注意，不要过于挑剔，看准了，就应该下决心。”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解放区。”周恩来最后又巧妙地留给了张颖一扇敞开的门。
张颖来到了香港，但是很快她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更为关键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她开始懊悔自己的莽撞和冲动，开始领悟到章文晋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几经辗转反侧之后，她想起了周恩来留给自己的话，她提起了笔……
有情人终成眷属，章文晋与张颖几经波折的爱情之旅终于在梅园新村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947年元宵之夜，周公馆上上下下都洋益着喜气，董必武老人喜逐颜开，高兴之余展开了一条红绸布，贺喜的诗句挥洒而出……
3.一次家宴竟成永别
1971年林彪陈尸黄沙后，中国又掀起了批林批孔的狂潮。江青、张春桥一伙趁机发难，将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压力和困难越来越大，但是他仍然以惊人的意志维持着国家生活的运转。这时，已经是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章文晋被调任驻加拿大大使，新闻司副司长张颖被任命为使馆政务参赞。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里，这一任命真是让人觉得前途莫测。
就在章文晋夫妇启程前夕，周恩来嘱咐他：“早就答应见见你们全家人，现在你们夫妇就要离开了。趁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送你们，也一起见一面吧。”
1973年8月5日，一个闷热的星期天傍晚，章文晋夫妇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迎在门口的邓颖超大姐老远就认出了章文晋的长子章百家。
章百家诞生在炮火纷飞的陕北，他是在毛驴背上的摇篮中长大的。有一次，在转战行军的途中，小毛驴从一座独木桥上滑落到了河里。河水把装在摇篮中的小百家冲出了好几百米。幸亏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湍急的水流，小百家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周恩来闻讯后急忙赶来看望夫妇俩和孩子，把后勤部门配给他的奶粉和营养品留给了孩子。邓大姐感慨地说：“过去小孩子生下来要穿百衲衣，这孩子一路吃百家饭长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
1949年底章文晋夫妇在天津工作。一次，周恩来路过天津，就特意把张颖母子接去看望。那时，章百家刚满两岁，长得又壮又结实，调皮得不得了。张颖让他给总理唱歌，可他却一定要翻跟头。说着就自告奋勇地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滚个没完。逗得总理笑得前俯后仰，直不起腰来。他感触地对张颖说：“当年那么瘦小的孩子居然闯过了道道难关，长得这么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
章百家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成为国内历史学界的知名学者。
进门以后过了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看到了章百家，他疲惫的面容立刻绽开了轻松的微笑。
“有十年不见了！已经是个大人了，还当了解放军！”周恩来拍拍章百家的肩膀，惊喜地打量着说，“你知道吗？你这条命是拣来的哩！”
落座后，总理环视大家，略带歉意地说：“好多年以前就想见见你们一家了。”
周恩来并没有和往常一样仔细地询问章文晋夫妇俩的工作，只是简单地嘱咐道：“现在国内国外情况都很复杂，到了新环境，既要有所作为，又要小心谨慎，多请示汇报，不能凭老经验办事。”周恩来和孩子们海阔天空地聊起了天，从民国轶事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谈到了章百家的曾祖父章一山，也谈到了民国初年筹安会六君子之魁的杨度。“筹安会六君子的杨度后来转变了思想，参加了新社会，可见人的思想是可以转变的。可惜章老先生已经辞世，未能完全实现这一转变……”周恩来十分惋惜地说道。
周恩来一席话，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作为青年人千万不要保守。青年人保守了，中国就没希望了。”
告别的时候到了，周恩来喟然地对章文晋的孩子们说：“我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章文晋夫妇听到这句话，心中顿时一沉。他们也知道，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总理说出这样的感叹呢？
章文晋夫妇不会知道，此刻，病魔已经深深缠入了总理的身体。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三年后，1976年1月8日深夜，回国述职的章文晋和张颖刚刚走出首都机场的大厅。在凛冽的寒风中，前来迎接的同志告诉他们：“总理，已经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