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戴高乐，乐不起来
1963年10月。
徐徐不断的西风挟着延绵的细雨铺在巴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把这个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笼罩在一片沉沉的寒冷和阴霾之中。爱丽舍田园大街飘进来的微风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戴高乐总统，此时的心情就像巴黎的天空一样复杂、沉重。
岁月在这位以倔强而闻名的第四共和国的将军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以及威严的军人气质，都掩藏不住刻满皱纹的脸上苍老而疲惫的神色。高高的鼻梁，使那双深陷的蓝眼睛显得更加深邃，若有所思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丝丝的忧郁。
作为一个已经衰落的法兰西帝国的领导人，作为一位法兰西民族主义者，戴高乐好像总也乐不起来。
与前总理富尔的长谈刚刚结束，戴高乐此时陷入了沉思。富尔是他秘密派往北京的总统特使，刚才他向总统汇报了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则问题所达成的协议。通过富尔的这次访华，戴高乐虽然感到法国与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同意建交的默契，但是，他也明显地觉察到中国在法国与台湾关系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与压力。戴高乐原来的打算是，既要打破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僵局，促使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又想保持法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某种低级别的官方关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法国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一样，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实际利益，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同时，又要为法国将来的自由行动埋下伏笔。从个人感情因素的角度出发，戴高乐对蒋介石并不存恶感。他曾让富尔转告中国领导人，他“没有忘记他在二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不过，戴高乐自己也觉得，所谓与蒋介石的个人交情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不用说法国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就是他和蒋介石两人也从来没有碰过面。想到这里，戴高乐紧闭的嘴唇动了动，露出一丝苦笑。
周恩来已经通过富尔向戴高乐亮出了同法国建交的底牌：中国可以不坚持法国事先与台“断交”的要求，但在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法国必须根据情况事实上断绝和台湾当局的关系；不解决对台关系问题，对双方都将是不愉快的。戴高乐知道，“不愉快”意味着什么。
他下决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决不是仅仅出于两国关系的考虑。
1958年，戴高乐东山再起，再度出任法国总统，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积极维护法国的利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致力于重振法兰西雄风。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美国与苏联缓和，中、美、苏之间关系的变化，使戴高乐感到，接近中国有利于支持他的外交政策。而与此同时，法国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戴高乐从二战时起就对美国的大国主义行径十分反感。1963年7月25日，美国伙同苏、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来又同西德结成“特殊军事关系”。美国的这些措施直接打击了法国政府外交的两个支柱——独立核力量和法德“轴心”，大大刺激了戴高乐敏感的民族主义的神经。戴高乐决心加快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步伐，以增强法国抗衡美国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不惜得罪美国这个“大哥大”与中国建交而同时又因一个小岛的问题导致刚刚起步的中法战略关系别别扭扭，显然不是他所希望的。再说，经济的发展正遇到阻力，国内要求发展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呼声也在上涨……
这时，总统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了，从爱丽舍田园大街飘进来的微风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戴高乐低垂的眼帘猛地一抬，看见他的秘书正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总统先生，德姆维尔先生来了。”
“请外长先生进来，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戴高乐几乎要喊起来了。
2.周恩来秘密授命
1964年初，黄镇正陪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进行亚非欧14国之行。1月27日中法两国在瑞士的谈判代表共同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由于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所以，这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
中法建交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成就，对当时孤立和封锁中国的美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消息传来的时候，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还是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与兴奋，大家欢欣鼓舞，代表团下榻处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但是，身为代表团秘书长的黄镇，可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来自我陶醉。总理的行程、活动，代表团的日常事务，无论巨琐，都得他组织和管理，忙得他团团转，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这天深夜，当他作完最后的安排，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不久，周恩来突然派人来叫他去。
“总理这么晚了要见我，是不是又有什么急事？”已经习惯了周恩来日常工作的规律的黄镇下意识地想到，脑子里的那根弦倏地一下又绷紧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周恩来的房间赶去。敲开房门，黄镇发现陈毅也在屋里。凭直觉，他立刻感到自己的预料得到了应验，可是，再看看周恩来和陈毅两人都面带喜色，乐呵呵地和他打了招呼，让他坐下。这个样子，不像是有什么急事呀！黄镇的心里顿时犹豫起来，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落在黄镇那充满疑惑的脸上。他已猜到了黄镇的心思，于是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黄镇同志，今天我们同法国建交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嘛！你有什么想法呀？”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黄镇心里顿感释然，不禁暗怪自己大惊小怪。
“是呀，这样一来；我们外交战线的局面就好多啦！”黄镇感慨地说。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个半月来的洲际访问，日程十分紧凑繁忙，中国代表团的这三位领导的心情，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好过，心里一放松，话就多了，三个人兴致勃勃地就上面的话题聊了起来。
既然与法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谈话自然很快就涉及到派遣驻法大使的问题上来。这时，周恩来一下又把眼睛转到黄镇身上来，随和的目光中增添了几分严肃，直截了当地问道：“让你去当这个驻法大使怎样？”
这可大大出乎黄镇的预料。三年前，他从印度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多年的驻外生涯使他感到有点疲惫，因此，特别珍惜在国内工作的日子。他看了看周恩来，然后又以探询的眼光看了看陈毅。陈毅是他的直接顶头上司，他自己又是陈毅的左右膀，他指望陈毅替他说话。陈毅见黄镇看他，明白了他的意思。只见他哈哈一乐，冲他摊开两手说：“我有啥子办法哟！总理向我要人，我舍不得也得服从大局呀！”看来陈毅在来之前就已经被说服了。
周恩来见了这个情形，接着对黄镇说：“法国是第一个同我们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十分重要，党中央和毛主席都非常重视。这个驻法大使，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黄镇笑了笑。面对着总理的信赖、党和国家的重托，他个人的考虑和困难是多么微不足道……
黄镇夫人朱霖知道他要去法国当大使这件事，已经是代表团回国在成都开总结会的时候了。本来，她在北京因工作原因离不开，原打算不去的。但邓颖超亲自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有重要的事，一定要来。朱霖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赶到成都，听黄镇一说，又急又出乎意料：“在国内呆了还不到三年，工作干得正痛快，怎么又出国了？”
黄镇劝慰她道：“组织决定，还是要服从。这项工作很重要，也体现了上面对咱们的信任嘛。”
“服从归服从，可我要跟总理和邓大姐说。我可不愿当大使夫人。”
晚上有个代表团成员的舞会，朱霖觉得是个好机会，碰巧是，她刚到会场一会儿，周恩来就过来邀她跳舞。周恩来的舞跳得很好。那天晚上他似乎兴致特别高。朱霖见了，不禁踌躇起来，欲言又止，担心说出来引起总理的不高兴。心里想着，朱霖脚下的步子渐渐地有点儿乱。周恩来觉察到这个变化，便笑嘻嘻地问她有什么心事。朱霖这才说：“总理，怎么又让我们出去？”
“外交人员嘛，应该四海为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周恩来仍然舞步翩翩，但脸上已添了几分严肃。
“我不想出去。”
周恩来的脸上微微变了色，不再回答朱霖的话，眼睛望着她身后的地方。
朱霖心里暗叫不好：“总理果然生我气了。”在接下来一片沉默的尴尬中，朱霖忽然为自己的任性后悔起来。舞曲结束时，周恩来一言不发地送她回座位。正转身要走，朱霖赶忙叫道：“总理，我听您的，当大使夫人去。”
周恩来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
其实，黄镇早就是周恩来眼中担任首任驻法大使的不可替代的人选。之前刚见面的时候，陈毅又去找周恩来想把黄镇“要回来，”可是周恩来还是一口咬死“已确定的事就不要再变。”
3.中美约会在巴黎
外交官的生涯充满神秘与起伏，两国交恶，冷板凳使得你心烦意乱；双边友好，热板凳使你神采飞扬。大使的工作并非仅仅如此。敌对国为了打开僵局，有时不仅在第三方秘密接触，那其中更多是充满紧张及警惕，而非像约会情人那样甜蜜动人。
1964年6月2日黄镇抵达巴黎，开始了为期9年的使法生涯。
新中国使节的到来，轰动了巴黎的外交界，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热”。黄镇是中国派往西方大国的第一个大使，自然成为各方瞩目的人物。在当时驻巴黎的120多个外国使团中，能够经常同法国政要交往的使节并不多。中国的使节却是例外。黄镇多次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有时是戴高乐主动约见。朱霖与戴高乐夫人也相互拜会。这在戴高乐掌政时期的法国外交界是不寻常的事。戴高乐总统是极少会见外国使节的。而且法国政府规定，外国使节到任，夫人无需拜会总统、总理或部长夫人，一般也不接受拜会，到法国后不久，黄镇就同总统以及法国其他许多高级官员、国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大力促进了中法经济、技术合作与文化、艺术、教育各方面的交流。驻法使馆的出色工作，大大增强了中国在西欧的影响。
光阴荏苒，一晃黄镇大使驻法已经有6个年头了。
1971年7月的一天，国内突然来急电召黄镇回国一趟。回国后的第四天，黄镇又匆匆地返回了大使馆。这一去一回，速度之快，令使馆内的其他外交官都深感意外。再看黄镇回到使馆后，谈笑如常，只是脸上比往常更不时地带着一点叫人捉摸不透的微笑。对这一次北京之行，他只字不提。即使对朱霖，黄镇也只告诉她回国途中的一个插曲，在苏联签证时，本来要等一个星期，他等不及，于是说了个谎，说母亲去世，急着回去吊唁，苏联方面才破例为他1天就办下了签证，其实他父母都已去世40多年。出于外交纪律，朱霖也没好再问，其他人更是不敢冒昧去探大使的口气。不过，大家心里都不约而同地猜到一点：一定是国内有了重大的指示……
7月19日，也就是黄镇回到巴黎的几天后，上午8时20分左右，一辆小轿车驶到巴黎区诺伊市中国大使官邸不远处的一个拐角处停住了。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中年男人。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也许因为时间尚早，附近几条街道行人不多，十分安静。他迅速关上车门，急步向中国大使官邸的方向走去，他走到官邸大门口时，见门并没有完全关死。他习惯性地要抬手按门铃，门却“呀”地一声被打开。这个人顿时看见一位神色略显紧张的中国青年。他于是用法语缓慢地说：
“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
中国青年似乎很振奋，伸出手来与他握了一下，用法语回答道：“我叫韦东，法语翻译，是黄大使的助手，请您跟我来。”
中年人一闪身进去后，大门砰地关上。两人穿过花园，来到大使官邸正门，一位年纪稍大的中国官员已候在那里，与美国武官握了握手，用英语说：“您好，沃尔特斯先生，大使先生正在等您。”
接着，三个人的身影便消失在门里。
谁也没有想到，中美交往的一条秘密联络渠道，就这样启开了它的大门。
原来，尼克松于1969年任美国总统之时，美国国力相对衰落，急于从令它头疼的越南战争脱身。苏联力量急剧上升，从60年代起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全球争霸的道路。尼克松与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信奉“均势”理论，认为要“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并在同苏联的竞争中保持有利的地位，就必须改变同中国的关系，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全面恶化，1969年3月爆发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让中国领导人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眉睫。中国出于抗衡苏联的战略需要，也愿意改变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问北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美国还不敢迅速公开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在台湾问题上中美还不能很快达成一致。基辛格最后同周恩来商定，将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的渠道，以取代中止了多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双方在巴黎的联络代表为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少将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
黄镇7月份匆忙的巴黎——北京之行，就是回国去接受这一项历史赋予的秘密使命的。
周恩来已告诉黄镇，基辛格同他约好：沃尔特斯将于7月19日上午8时半左右赴中国驻法大使馆与中国大使进行第一次联络。黄镇赶回巴黎的时候，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还是抓紧时间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准备。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主要的工作和活动，他只让懂英语的一秘曹桂生和法语翻译韦东知道和参与。与沃尔特斯的联络，翻译主要用法文，事关重大又有不清楚、没把握的地方，还要用英法两种语言问明白。黄镇特意向他们两人着重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保密性：
“这是中央的重托，除了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以外，特别要注意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透露。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差错；谈话时要多听少说，传达中央的信息时不要任意发挥。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你们一定要牢记勿忘。”
有关第一次会见沃尔特斯的各项细节，黄镇把曹、韦两人叫来一起商量——事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是他的一贯作风。如何保密，也是这些细节的中心问题。黄镇最后决定，为掩人耳目，官邸前院大门半掩着由韦东佯装在院里散步，一俟沃尔特斯出现，立即开门将他迎人，以免他在门外等候过久，暴露目标。由曹桂生在官邸楼门口等候，把客人引人客厅。最后，连沃尔特斯来了以后上什么点心、喝什么茶等细节，黄镇也和两人商量妥当。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那一幕。
美方的行动也是十分秘密的。与中方联络的信息，都由沃尔特斯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沃尔特斯的行动连美驻法大使也不知道。只有他的女秘书南希小姐知道此事。沃尔特斯单独驾车来中国大使官邸，总是把车子停在不远的拐弯处，而且每次都要换个地方。因为他的车牌号码是CD6，外人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使馆的车牌。
4.外交侦探基辛格
黄镇作为中美巴黎秘密渠道的中方代表，不仅要与沃尔特斯进行频繁的秘密接触，还与基辛格进行了四次秘密会晤。这也是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的：如果两国关系中有十分重要的事宜，基辛格本人将亲赴巴黎会晤黄镇大使。
7月25日，基辛格先是在华盛顿的新闻界露了露面，旋即搭乘一架军用专机秘密飞往巴黎。为了不让控制着巴黎每一个关卡的法国情报机构将他到巴黎的消息捅出去，沃尔特斯已经事先做好了各方面的工作。他先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求助于法国总统蓬皮杜，让他向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通知了内情。基辛格到达巴黎后，由他们安排绕过海关和边防检查。当晚，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沃尔特斯居住的公寓。沃尔特斯把卧室让给基辛格，自己则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沃尔特斯即陪同基辛格前往中国大使官邸。为了不引人注目，沃尔特斯从车行里租了一辆毫不起眼的车子，由他亲自驾驶。基辛格则装扮得像个大侦探：戴一副墨镜和一顶普通的法国帽，帽沿拉得低低的，遮住了大半张脸。川流不息的巴黎大街上，谁会想到这辆普通的车里坐的是个当世的风云人物美国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
有关基辛格第一次来访，国内已经向黄镇来电指示。基辛格和沃尔特斯到达中国大使官邸的时候，黄镇已经信心十足地站在客厅门口迎接他们。宾主们缓步走入客厅就座。客厅里响着低扬的中国音乐，室内薰了香，茶几上摆着茉莉花茶、荔枝干和杏脯，一旁由两名工作人员端着茅台酒。
这都是黄镇安排的，接待基辛格的礼宾规格要高于接待沃尔特斯。
开始时是一段礼仪性的寒暄。基辛格谈到如何从华盛顿来到巴黎中国大使官邸的情景，黄镇哈哈大笑，对沃尔特斯连声称道：
“你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沃尔特斯颇为得意，喜形于色。原来拘束的谈话氛围顿时轻松、活泼了许多。基辛格抓住这个时机，对黄镇表示：“尽管现在中美联系的渠道还不能公开，但与以前已经不同了，我将可以公开地到北京去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美国政府已决定将美中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黄镇脸上仍保持着笑容，回答道：“我本人很高兴听到这句话，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基辛格颔首表示同意。
黄镇示意工作人员端过茅台酒。他向基辛格提议，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一杯酒，抿着嘴闻了闻，抬头对黄镇说：“很高兴又喝到茅台酒了。干杯！”
“我酷爱茅台酒和中国烹调。”基辛格满意地看着手中空了的小酒杯，“它让我想起了半个月前同周总理共进晚餐的情景。”
提起周恩来，基辛格的言语中不禁流露出钦佩之情。在他眼中，周恩来是一个目光远大、不拘泥于细节的政治家，是他生平所遇到的给他印象最深的人之一。这时，他又风趣地说：“不过，我不知道周总理同我干杯的杯子里装的是茅台酒还是白水！”
基辛格的这句话，引得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黄镇就势把会谈引到正题上来：“周恩来同志与基辛格博士于10月下旬在北京进行公开会晤。如果基辛格博士要访华，我们建议您先到阿拉斯加，再从那里飞往上海。”
5.大功告成
其实，中美巴黎秘密渠道的全部使命，都是围绕着安排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以及此后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展开的。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将是公开的，目的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
8月16日，基辛格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赶到巴黎的中国驻法使馆。这一次，黄镇向他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正式决定：
“我荣幸地转告博士：我国政府已同意您于10月20日至26日来华进行公开的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政治会谈。”
此外，黄镇还告诉基辛格，周总理将亲自同他会谈。
具体细节问题的安排还是通过黄镇与沃尔特斯之间的渠道秘密进行。中美之间一些微妙的意见分歧使这些工作经历了小小的波折。
沃尔特斯又一次按约定来到中国大使官邸，不过，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准时到，比预约的时间晚了一刻钟。
“大使先生，今天您的精神特别地好！”沃尔特斯握着黄镇的手说。他明显地使了使劲，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硬。黄镇觉察到了沃尔特斯的不安。
“您也一样，武官先生……”黄镇心里明白，沃尔特斯急于知道他将要说的正题。
沃尔特斯上一次来大使馆时转告黄镇，美国建议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报的发布日期为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但美方倾向于前者。同时，美国希望基辛格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内容除尼克松访华的有关问题、台湾问题、远东问题和国际问题以外，还要商谈两国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问题。
“据我所知，”黄镇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单刀直入地说，“美国将在9月开幕的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接着，黄镇面带严肃地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阐述了一遍，最后才向沃尔特斯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美方建议的答复：
“因此，美方建议在9月23日前后发表基辛格博士访华的新闻预报是不合适的，中国政府不能接受。但为照顾美方的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沃尔特斯认真地听着黄镇的话，脸上依旧带着原来那样的笑容。
“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沃尔特斯耸了耸肩膀，尽量显得很放松的样子。
黄镇刚想再次反驳，沃尔特斯已经作出调和的姿态：“大使先生，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见。这里并不需要我们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吧。”
“是这样的。”黄镇松了口气，转身拿起一份准备好的书面答复材料递给沃尔特斯。
“很遗憾，我不知贵国为何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台湾问题没有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等问题都无从谈起。”
沃尔特斯深陷的眼睛诡秘地笑了笑，说：“敝国希望在两国关系正式建立之前，扩大双边联系的途径。”
黄镇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们希望基辛格博士访华的时候双方不要为枝节问题分散力量；我们也相信，在中美双方的政治问题解决以后，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
随着基辛格访华日期的临近，秘密渠道上的工作更加繁忙、紧张。黄镇嘱咐值班人员：只要国内有指示来，无论何时，都要立刻通知他。沃尔特斯也几乎天天登门。谈判在艰难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10月22日，基辛格终于如期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以后，中美巴黎渠道的工作主要就是对尼克松访华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进行磋商，诸如各类随行人员和机组名单，专机电台功率、频率、呼号，飞行路线，总统访问时用的地面通讯卫星终端和制片、播送中心站全套设备的安装等等，广泛而又琐碎。但这些工作政治性也很强，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黄镇对此总是件件亲自过问，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
1972年3月5日中午，沃尔特斯又来到中国大使官邸。这一次，他把车直接从大门开了进去，因为再也不用保密——尼克松总统上个月28日刚刚结束他的划时代的中国之行。根据中美两国达成的谅解，巴黎的秘密渠道将公开，改由美驻法大使沃森与黄镇分别为两国的联络代表。沃尔特斯已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今天是他在巴黎的最后一天，黄镇设宴为他饯行。
七个月来，黄镇与沃尔特斯共接触45次，秘密而频繁的工作交往，在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席间，两人频频举杯：
“我将终身难忘这段与黄大使合作的经历；在新的职位上，我仍愿意继续为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努力。”
“这项和平的事业，竟是由两名军人来完成的！沃尔特斯将军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您在合作中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競競业业、严守机密、恪守诺言的态度和精神令我钦佩。”
“由于大使先生的协助，我在执行这个没有先例的任务时才能一帆风顺……”
“为我们将来不管在哪儿的第46次会面而干杯！”
两人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笑容，分明流露着对胜利与成功的喜悦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