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邓小平宣布：“由陈毅替总理分担外事。”
1954年9月27日的夜，北京全市欢腾，处处是震天嘹响的鼓声锣声，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投票选举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以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
坐在开往中南海勤政殿的轿车里，陈毅一直眯着眼睛，微笑着，耳边似乎还回响着会场里那海啸雷鸣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华灯已上，街上的游行开始了，欢呼的、高唱的、舞彩旗的、扭秧歌的，簇拥了大街小巷。陈毅的车子，也一次次地被川流的人群所拥塞……这一连串历史性的场面在他眼前叠加着，陈毅久久沉浸于这如潮的兴奋之中。选举领导六亿人之首领和权力机关，关系中国与世界之命运……我生有幸，革命垂三十二年，能亲见及此，当然体会得人民之政治满足也。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新中国正在走向成熟与稳固，整个党风民气也在日益高扬。这时候的中国，是到了应当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更多的贡献的时候了。在这次会议上，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想到新中国的明天，想到今后日理万机的生活，陈毅不得不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
晚上9点钟，陈毅的车子停在了勤政殿的门口。邓小平已在屋内等候多时了，今天晚上，他将向陈毅传达中央的一项正式决定，它有可能是陈毅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陈毅大步走了进来，两人安坐于勤政殿明亮柔和的灯光里。邓小平开门见山，告诉陈毅中央将派他率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陈毅深知这是时势所需，便“慨然应命”。
“没得问题，我走一趟就是。哪天出发？”
“这个嘛，要问总理啰。”邓小平一笑。
“主席和中央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这还是要同总理谈，总理总理，总而理之嘛”。邓小平诙谐地说。
“这几天总理难得有空，太忙累了”。
“是呀，所以中央考虑，需要有人替他分担一些。今后外交部这一摊子，恐怕要你多跑跑啰。从这次访问开始，你的工作就可以逐步向这方面转了。”
听了这话，陈毅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掂得出这一托付里所包含的分量，于是，他慢慢地、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从勤政殿回来，夜已经很深了。家人均已入睡，陈毅却还独自在月色朦胧的庭院里踱着步。往事虽然有点遥远，但今夜陈毅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它们。留法求学、南昌起义、井冈会师、内战纷争直到今天的和平建设，历史在改变着，陈毅的革命生涯也正面临着关键的转折。想到昔日戎马倥偬、执戟挥戈的将军要转战到外交工作的舞台上来，陈毅怎能不百感交集？一会儿，他回屋展开纸笔，在日记的末尾写道：
“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决定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绠短汲深”，是当时陈毅最真切的感受。其实，如陈毅这般心雄万夫、出生入死的战将，要去办外交，又何需有此惶惶之惧呢？况且，早在青年时期，陈毅就显露出他在外交方面的才华。在某些关键时刻，有时甚至是关系到国家命运或世界局势的紧要关头，他或挺身而出，或直陈己见，或运筹帷幄，或唇枪舌剑，不仅表现出令数十万敌军闻风丧胆的将军气魄，举手投足间还流露着诗人兼学者的儒雅风度。
让我们随时光倒流，在那些“弯弓射日”的岁月里寻找陈毅将军“办外交”的一些痕迹。
2.早与外交有缘
1928年，陈毅率领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于井冈山。某日，陈毅与毛泽东漫步闲谈于山道上，走着走着，陈毅突然停住脚，说：“将来革命成功之后，我就去搞外交，你看如何？”
毛泽东满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朗声笑道：“要得！要得！”
而今，当他端坐于外交部的办公桌前，陈毅是否还记得自己20多年前的宏愿？
记得，当然记得，那毕竟不是一时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只要提供给陈毅施展其外交才能的机会，他就会如锋利的锥子从囊中脱颖而出。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陈毅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的表现。
1944年4月，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河南、湖南、广西的国军均溃败而退；而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取得了辉煌成绩。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应该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通过一系列会谈，6月23日，蒋介石终于同意“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中国人民外交工作的开始。
毛泽东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政策。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由52岁的包瑞德上校率领，他们受到了中共的热烈欢迎。在毛泽东特设的晚宴上，他亲自指示陈毅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美军观察组”的重要成员之一谢伟思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兼史迪威总部政治顾问。他对陈毅很感兴趣，两人在几日的会见中谈得相当投机。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即使调整了全国的国共关系，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道：“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我们有把握。”
之后，陈毅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谢伟思听了陈毅的一番话后，不断点头，深为赞许。
陈毅深知他同谢伟思见面交谈的意义和分量。所以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巧借回答向美国乃至蒋介石申明了中共的严肃立场，这无疑是通过巧妙的外交策略向美蒋亮出的绝妙的应战书。
随后，陈毅又接待了前来调停国共各方关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少将。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的到来，使陈毅得一机会在外交战线上初露锋芒。
1944年1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出面与赫尔利谈判，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协议》中第二条指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共而违背蒋介石旨意的条文，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协定提出修改。果然不出所料，在重庆赫尔利、周恩来、蒋介石三方谈判时，蒋介石断然拒绝在该协定上签字，而提出由共产党及其他方面代表“参加”其国民政府。对方相持不下，谈判陷入僵局。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关系微妙纠葛甚多的僵局。陈毅查阅了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记录，又仔细斟酌了蒋介石提出的“对策”，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
第一种可能是蒋介石在毛、赫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对于蒋来说，即使他这样做了，也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西南大局，国民党腐朽的统治机构也决不会因此而重新焕发生机。对于我方而言，当前抗日全局的重点已落在我党和敌后武装力量上，我军势力蒸蒸日上、胜利频频，并不依赖一个协议而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签字会增加美国对他的幻想，更利于他招摇撞骗。陈毅认为，美军的企图不过是使《协议》成为动用我方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求蒋介石改革政治。考虑到自身的军事利益，美军当然希望保持蒋介石的统治体系，只是强敌当前，美国需要用一些实不至的口惠来骗取我方力量为其打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若同意签字反而对我方不利，我方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实惠反而受制于《协议》。
但是，蒋介石会选择这种可能吗？不会。陈毅以为，蒋介石要选择的必是第二条道路，那就是按他自己提出的“对策”办，让有限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到国民政府中去。蒋介石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历史的前车之鉴的。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他两次均无力控制中共的发展，这次他是宁愿在反动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也不愿按中共的意见办事了。陈毅从历史到现状，在宏观分析蒋介石意向的基础上，认定蒋介石现时要选择的是第二种可能。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方应采取何种对策呢？
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势必会失去中间层和国民党大部分官兵的支持，而且还易给人以“破坏联合抗战”的口实。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就汤下面”，如此方能掌握时局中心。
蒋介石当年曾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了各省军阀，也是成功之策。我党自抗战以来，一直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取得主动。
这看来是一项正确的策略。若蒋介石不同意签字，我们就跟他拖，急酒是不宜吃的。“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将这一番缜密清晰的见解写在13页10行的信纸上，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这封厚厚的信，马上拆阅，并聚精会神，圈圈点点。看完信后，他在信封上写了一个饱含深意的“存”字，并在“存”字左上方打下一个半方框，以示重要。
在给陈毅的回信中，他写道：“来信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看来，主席这员将没有点错。在错综复杂、玄机内蕴的多方关系前，陈毅的思维精中有细，大开大阖。他不仅能依军事家的才能审时度势，还能以外交家的艺术呼风唤雨。早在那个枪炮主宰一切的时代里，他就深深意识到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1946年，陈毅在临沂以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负责华东工作。其间，美方以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名义，邀请我方派代表前去青岛，与美方代表谈判救济物资发放等问题。接到邀请信后，很多人主张置之不理，因为美方日日夜夜向蒋介石处运送坦克、大炮，明摆着是要挑起内战，与此等破坏和平者谈判，又有何益？
陈毅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要是以为光靠谈判能把革命谈成功，那是太天真。但是只懂打仗不懂政治，不懂外交斗争的艺术，那是只有一条腿。现在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可以利用谈判扩大影响，争取同情，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嘛，为什么不去？”经过中央批准，陈毅亲选了两位同志去青岛办“外交”，他也多次亲自上阵与美方代表折冲周旋。肥大的布料棉军衣掩不住他的威严与气魄，在美国海军第六师中，他几乎成了享有特殊声誉的人物。
然而，几个月后，美国便全力支持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谈判桌上的纵横捭阖眼看要毫无意义。这时，一位我方代表沉不住气了，他叫嚷：宁愿回解放区干点实事，也不愿呆在青岛无所事事，整天光吵架。陈毅听了他的抱怨后，很正色地指出：“你这个想法不大对头！在解放区搞群众运动很重要，但是搞外交，跟人吵架、穿西装革履，也是我们的工作。你看象周恩来同志，很擅长办外交，办得漂亮，不是很有作用吗？如果我们党只会打仗，没有人办外交，你看行吗？”
一席话说得那位代表心服口服，回到了青岛。原来，“吵架”谈判的背后还有这样的学问。
3.“我干外交，恐怕不行”
的确，中国若只有骁勇善战的兵将，而没有精于纵横之术的外交人才，那怎么行？但是，现在当中央把这副重担摆在陈毅面前时，为什么他要顾虑良久呢？以往那些经历虽流散于时间的长河中，但仍不难看出，陈毅适合于承担这样的使命。为何现在他有如此深切的“绠短汲深”之惧？他甚至向中央认真地提出过：“我这个人不懂外交。我干外交恐怕不行。”
那是这一年年初的事了。几位驻外使节回国述职时，周总理特意指示要他们去上海一趟，向陈毅报告一下国外的情况。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特意向他报告外交情况？大使们迷惑不解。
到了上海，大使们才恍然大悟。陈毅“透露”说，中央有意思要他“转业”搞外交工作。
“那太好了。”所有的大使都深以为喜。
陈毅似乎并未受到他们情绪的感染，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央征求我意见时，我是不大想干的。你们觉得我在法国念过书，红军时期碰到个什么教堂洋神甫，都能出面做工作，好象我很懂外交。其实，我这个人，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好感情用事，感情上来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要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时过境迁还可以解释，可以原谅。可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就砸锅了。所以我当时向中央着重提出，我这个人做外交恐怕不行，请中央重新考虑。”
我们似乎更熟悉“天翻地覆五洲红”、直率豪放的将军陈毅，但20多年斗争的磨砺和考验，使我们这位将军的性格内涵更加丰富，在旷达飒爽之外，又增加了几分自制自省。和井冈山时期相比，陈毅对于自己是否适合外交工作的考虑，已明显不同了。他知道，仅有万丈豪气是不够的，仅表现出个人的外交才能也是不够的。新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外交工作的艰巨性可想而知。陈毅决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但这次，他的稳重与周详需要他在正式作决定前，再多想一点，多想一点……
4.周恩来的最佳外交搭档
他想得最多的，也许也是促使他最后作决定的是总理。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们便在巴黎的塞纳河畔相遇相识。他们一起研读马克思著作，一起参加或组织爱国运动，一起谈共产主义理想谈人类解放事业，也一起放歌纵酒逍遥游。在陈毅眼中，周恩来是一个温文尔雅、沉稳持重的谦谦君子，亦是一个意志坚定、孜孜以求的革命者。他在处理矛盾、协调关系方面的突出能力更使陈毅相信，他生来就具备外交家的潜质与魅力。
周恩来呢，他则非常欣赏陈毅豪放直爽、气壮山河的气势以及周身洋溢的属于诗人的浪漫气息。相同的理想、相投的气质、相似的经历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天南海北、转战无定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互相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一天天地加深了彼此间的情谊。
建国后，陈毅主持上海的军政工作。每回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他总觉得总理，又瘦了一点，怎么也不如在平山西柏坡见到时那么结实丰润了。他知道，总理工作太多太忙了，党中央一边，国务院一边，外交部还有非常具体的一大摊子，事无巨细都要管，工作起来得通宵达旦，这样的重担压肩，总理怎么能不消瘦？无论如何，得有个人替总理分担一些。
记得这年4月，他送总理去日内瓦出席会议时，曾写过一首《满江红》：
板门店，谈未歇；
日内瓦，话重说。
换唇枪舌剑，议倾坛席。
不管豺狼多诡计，
我方事事持原则。
看我公樽俎折强权，
期赢获。
结果，周总理以出色的表现推动了会议的成功，中国外交也因此第一次引起了世界瞩目。陈毅听到这个消息，是多么兴奋啊。外交斗争的紧张性复杂性吸引着他，新中国外交的首捷振奋着他，而周总理那一番点明形势的话已使他不能够再犹豫了。周总理说，国际会议的规格有“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之分，而中国的外长和总理是同一人，因此有所不便。要保证外交活动的机动性和必要的规格，就非常需要一个不是由总理兼任的外交部长。凭着多年共事的默契，陈毅知道这些话里有多少期待的成分，总理太需要一个得力助手来分担和辅佐他的工作，而他陈毅是总理也是中央认定的最佳外事首长人选。
一番酝酿和波折之后，于是，有了9月27日晚邓小平在勤政殿的谈话，那无异意味着正式的任命。将有大任降于己身，因是“大任”才有“短绠汲深”之惧；但陈毅毕竟是陈毅，中央一经决定的事，他就决不再瞻前顾后了。在毛泽东看来，陈毅先前的“临事而惧”也正是他的沉稳所在，那是他承担“大任”前充分且必要的心理准备。
那夜，从勤政殿归来，当陈毅闲庭独步抒情感怀复而思索良久后，其实，他的心已如勤政殿的灯光一样，柔和却明亮了。
5.东柏林之行
毫无疑问，陈毅元帅的阵地将要转移到外交舞台上来了，东柏林之行便是这次转折的开端。
对于如何做好自己的外交工作，陈毅是有他的考虑的。
他常说：“在主席、周总理亲自掌握下面，新中国的外交还是好办的。但在个人来说，无论从哪方面都感觉很紧张。还是要谦虚一些，勤谨一些，多学习、多请示。”
国庆节那天晚上，举国欢庆共和国的第五个生日，又是一个“火树银花不夜天”。天安门城楼的殿厅里，国家领导人正与各国各界来宾同赏节日焰火。陈毅元帅似乎无意于此，他一直关注着毛主席、周总理是否有片刻闲暇。后天一早，他就要动身飞往柏林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将在那里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五周年庆祝典礼，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临行之前，他觉得还有不少具体事项要与总理商谈，还需要当面请示主席。
看到主席已经应酬完宾客，陈毅便走上前去，问主席对德国之行有何交待。主席说，要对整个德国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陈毅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早在1946年，毛泽东便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党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发生兴趣，意味着在今后的外交工作中也要了解并争取西欧国家。陈毅意识到，此番对东柏林的实地考察，其所得必将大大影响今后在德国问题上的方针、政策。
一会儿，总理也走过来了。访问日程还有什么未妥之处？了解情况，又从哪里人手？……这些只有同总理商量之后，陈毅方觉妥帖。
一架银灰色的飞机载着中国党政代表团向西飞去，10月5日晚，东柏林以它灿若星河的灯火，迎接了陈毅一干人的到来。
第二天，旋风式的访问活动开始了。皮克总统的宴会、庆祝集会、参观、瞻仰烈士墓地……陈毅第一次体验到出国访问的繁忙。但他不愿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每到一处，他都精神专注，认真体察。德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风光名胜、历史古迹，无一不令这位将军诗人浮想联翩，文思涌动，但他始终没忘这次访问的主旨，那就是了解整个德国的情况，分析德国未来的发展趋向。
陈毅对民主德国的情况已有很多了解，但缺乏有关联邦德国的资料。在驻德大使姬鹏飞的协助下，他从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状况人手，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工作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西欧各国、美国的经济联系及矛盾，一直到诸如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的情况，他都一一摘记、分析。有时是到使馆听汇报，有时是在访问中向同志请教，有时他也邀请教授、艺术家、工人代表来谈话。他摒弃了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进行了缜密细緻科学的考察。
10月28日，陈毅访问德国归来。当天下午4点，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夜间11点，风尘仆仆的陈毅顾不上休息，便急急赶往周恩来处，向他汇报访问民主德国的情况。见闻的确是丰富的，陈毅侃侃而谈，还涉及很多个人的感受。他特别谈到战后德国恢复经济的经验，以为这很值得新中国重视和借鉴。周恩来起初不动声色地听着，后来频频点头、问询，最后他笑着拍拍陈毅的肩膀，不乏幽默地说：“老弟，看来首战东柏林，你便旗开得胜啰。”
总理的肯定无疑是对陈毅的最好鼓励。第二天他便动手起草、修改完成了两份出国考察报告《关于德国问题的材料》、《出国见闻》。在报告中，他对东西德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精辟深入的分析，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
就这样，凭着多学习多请示的精神，凭着踏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凭着初登外交舞台的一股豪气，陈毅在外交阵地上迈出了他坚实有力的第一步。
6.元帅之衔 部长之职
真正使陈毅将军置身于国际政治舞台，领略了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是1955年4月，他随周总理去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是由南亚五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和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代表着十四亿四千万人民，只要团结在一起，这力量就有推动历史进步和扭转世界局势的作用。这是一次过去未曾有过的、亚非有色人种国家共同召集的、没有西方大国参加操纵的国际会议。试想十几亿过去的奴隶今天聚在一起说长道短，这怎能不让那些惯当主子的人坐立不安？他们会坐视不管吗？决不会。所以，万隆会议指引亚非人民走向团结、争取民族解放的这条道路，也注定会荆棘丛生，坎坷迭起。
还是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光明促使周恩来、陈毅两位老战士义无反顾地登上飞机，飞往万隆。出席万隆会议的代表是在4月7日这天出发的，周恩来任团长，陈毅是首席代表，周恩来的最重要副手。
但在陈毅自己看来，他完全是“当一个练习生，跟去学习的”。
不能不提一句，在3月份筹备出国期间，周恩来因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治疗。3月15日晨，邓小平通知陈毅：如四月中旬总理不能出席亚非会议，拟由陈毅率团出席。陈毅深感“替人最难”，为此极其认真地作了一番准备，这为他后来在万隆会议上当好周恩来的助手打下了基础。
在万隆会议上，陈毅以副团长身份，密切配合周总理，排除困难，求同存异，为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万隆载誉归来之后，1955年9月，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那身镶有金线花边的海蓝色哔叽礼服，更使他显得威武挺拔，英姿勃发。他意识到自己将以这样的形象和风度登上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他开始为接手外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开会、批文件、接见来宾、出国访问，他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竟没有留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已亮起了红灯。而这一拖，就是一年多。
1956年11月1日，就在出访印度的前两天，陈毅出席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中途他突然脸色煞白，晕倒于席。赶来抢救的医生确诊，这是由于疲劳过度引起的脑贫血所致，需要慢慢静养。这样，随总理去印度访问，只能由贺龙副总理代劳了。
知情人都明白，陈毅元帅这次是不折不扣的“积劳成疾”。3月份，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去庆贺。当时空中航线尚未开通，代表团成员们便一路乘坐汽车，颠簸于高原戈壁。陈毅时年已是55岁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压，恶劣的高原气候常使他头胀欲裂，昏然思睡。但他知道，此行任务重大，不仅关系民族团结，还关系到西南邻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他挺住了，坚持走完了最艰险的道路。
西藏之行后，刚回北京，他便投入“八大”的酝酿准备工作。
7月，他又南下到上海参加市党员代表大会，因为他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
9月，“八大”召开，他忙得更是不亦乐乎，简直没有片刻闲暇。
10月伊始，他又陪同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从北京飞到沈阳，从杭州飞到广州，既要布置接待，又要研究工作。他不得不承认：“外交酬酢，确乎疲劳。”
送走苏加诺，回到北京后他本以为能稍事休整，哪知又赶上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超负荷的运转终于使壮健的陈毅病倒了。这次突如其来的袭击，使他接任外交部长之事延迟了一年多。但只要身体略显好转，他便又参加起外事工作来。放下工作安心养病，这对陈毅来说，似乎有点勉为其难。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陈毅出席了欢迎宴会。席间，周总理向客人介绍：“伏罗希洛夫同志，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陈毅听了赶忙接口说：“不，我是来辅助总理工作的。我将在周总理领导之下工作。”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主席用他爽亮的湖南口音紧加了一句，落地有声。
想必伏罗希洛夫能感觉到，这番话并非场面客套或外交辞令，中国的两位最有威信的领导对陈毅的赞赏和信任是发乎于心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任命：
陈毅兼外交部长，……
免去：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至此，陈毅正式接手新中国外交工作。
元帅之衔，部长之职，陈毅集两者于一身。“元帅外交家”一陈毅，所有知道他名字，所有景仰他业绩的人都这样亲切且钦佩地称呼他。
“中国任命新外长”，在国内是头版头条，在国外也是各方瞩目的焦点。东京对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作了预测：“换一个外交部长，只不过是陈毅担当周恩来的沉重负担而已，——这是他们两人合伙按照既定的方针执行外交政策。”
这一评论很准确地把握了周总理与陈毅外长的关系。是的，牵引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正确的外交政策是既定的不会改变的。在周恩来任上，它得到了灵活的运用，现在到了陈毅手里，它将得到更有效的贯彻与实施。
新中国，一切都将是新的，新的外交政策，新的外交队伍，新的外交使命，也必然会迎来新的外交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