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1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毛泽东又在他的老家，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时，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1968年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林彪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七二○事件"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事件"。
是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同志，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1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经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在会议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当时我（指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