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主持制定无圈点老满文，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
满文是满族语言的文字符号。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我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分成不同的语种，这在语言学上叫作语族。它主要分为三个语族：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等；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裕固语等；阿尔泰语系满语族，包括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锡伯语、赫哲语等。满族的先世女真人，讲的就是阿尔泰语系满语族的语言。
女真族在金代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它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女真大字为完颜希尹所造，金太祖于天辅三年（1119）颁行。《金史·完颜希尹传》载：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金史·完颜希尹传》第73卷）
金熙宗于天眷元年（1138），制成“女直小字”，后杀完颜希尹。皇统五年（1145），“初用御制小字”（《金史·熙宗纪》第4卷），女真小字颁行。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诏以女直字译书籍”（《金史·徒单镒传》第99卷），后设女真进土科，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金史·选举一》第51卷），并在中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充教授。到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成（《金史·世宗纪下》第8卷），命颁行之。而所译《史记》、《汉书》和《贞观政要》等书，也已流行。
但是，女真字是在变换了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的，而契丹大字又依仿了汉字，所以女真字是一种方块字，与蒙古拼音文字有所不同。随着金亡元兴，蒙古族成为统治民族，蒙古语与女真语又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而后女真文逐渐衰落下去。到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经为数不多。
明初，著名的《永宁寺碑记》，是用汉文、蒙古文和女真文三种文字镌刻的，其中女真文的书写人为“辽东女真康安”（《明代奴儿干永寺碑记校释》）。明成祖招抚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时，“其敕谕用女真书字”（《李朝太宗实录》第5卷）。但是，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已不懂女真文。如《明英宗实录》记载：
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明英宗实录》第113卷）
达达字即蒙古文字。这说明到十五世纪中叶，女真文字已失传，而借用蒙古文字。不仅明朝与女真的敕书用蒙古文，而且朝鲜同建州的公文也用蒙古文。如弘治三年（1490），朝鲜兵曹通书建州右卫酋长罗下的公文，“用女真字，〔以〕蒙古字翻译书之”（《李朝成宗实录》第241卷）。
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建州与明朝和朝鲜的公文，由汉人龚正陆用汉文书写，“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李朝宣祖实录》第127卷）。努尔哈赤会蒙古文，又粗通汉文，唯独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会中的公文和政令，则先由龚正陆用汉文起草，再译成蒙古文发出或公布。“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满洲实录》第3卷）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已不能满足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已经成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障碍。努尔哈赤为着适应建州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遂倡议并主持创制作为记录满族语言的符号——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
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
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
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
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
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
前录引文，努尔哈赤说明两点：其一，创制满文的意义在于，使满族的语言与文字臻于统一；其二，创制满文的方法是，参照蒙文字母，协合女真语音，拼读成句，撰制满文。
究竟怎样以蒙文字母，联缀女真语音呢？据天聪七年（1633）满文旧档记载：
初无满字。父汗在世时，欲创制满书，巴克什额尔德尼辞以不能。父汗曰：“何谓不能？如阿字下合妈字，非阿妈乎？额字下合谟字，非额谟乎？吾意已定，汝勿辞。”
上述记载，《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均录入，但《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对用蒙文拼写的记述，付诸阙如。上面引文中的“父汗”即努尔哈赤。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语音特点，创制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满文制成后，努尔哈赤下令在统一的女真地区颁行。
额尔德尼和噶盖，在努尔哈赤指导下撰制满文，他们是满族杰出的语言学家。额尔德尼，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年明敏，兼通蒙古文和汉文。他投归建州后，被赐号巴克什。巴克什，为满语baksi的对音，是学者、博士的意思。额尔德尼随从努尔哈赤“征讨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传宣诏令，招纳降附，著有劳绩”（《清史列传·额尔德尼》第4卷）。额尔德尼一生虽建树武勋，但其主要功绩为创制满文。与额尔德尼同时创制满文的噶盖，姓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屡次立功，“位亚费英东”（《清史稿·额尔德尼传附噶盖传》第228卷）。他受命创制满文，同年被杀。噶盖死后，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清史列传·额尔德尼》第4卷）。满文制成，后亦被杀。但是，《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载“天聪八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命迎察哈尔归附之众”云云。《满文老档》载额尔德尼死于天命八年（1623），《八旗通志》却载其于天聪八年（1634）尚在人世。二者孰正孰误？
其一，《清代碑传全集·额尔德尼传》载：“初，奉命偕理事大臣噶盖创制国书。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以谋逆伏诛，噶盖坐其党死。额尔德尼遂独任之。既成，颁行国中，国书传布自此始。额尔德尼既卒，太宗复命儒臣达海、库尔缠等述其义而增益之。”（《清代碑传全集》第4卷）达海改进老满文事在天聪六年（1632），上文载额尔德尼此时已死。
其二，《清太宗实录》天聪七年（1633）载：“额尔德尼遂遵谕编成满书。我国初无满字，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今也则亡，彼所造之书，义或有在，其后巴克什库尔缠所增。”（《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6卷）上文载明，天聪七年（1633）额尔德尼已死。
其三，《清史列传·额尔德尼》所载与上引《清太宗实录》文同。《清史稿·额尔德尼传》载“太宗时，额尔德尼已前卒”，明确载记其天聪八年时已不在人世。
其四，《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十一月戊辰载：
先是，遣额尔德尼囊苏喇嘛、哈尔松阿，往迎察哈尔国归附之众。至是还，奏称渡黄河三日，方遇塞冷车臣寨桑、祁他特车尔贝寨桑、塞冷都马尔寨桑、沙布古英寨桑、阿玉石台吉、巴特玛台吉、古鲁思希布台吉兄弟、班第库鲁克……等，计五千户、二万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
显然，《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中“天聪八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命迎察哈尔归附之众”，源自上引《清太宗实录》之文。但是，误将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额尔德尼混为一人，由是铸成史文之疏误。实际上，应据《满文老档》所载，额尔德尼死于天命八年（1623）五月。额尔德尼虽以微末之罪受诛，其功业却与世长存。清太宗曾谕文馆儒臣云：“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6卷）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努尔哈赤主持下由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无圈点满文，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三十三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初创满文缺乏经验，同时蒙古语和满语的语音又存在差别，因而无圈点满文有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字母数量不够，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字形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结构不严谨。因此，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满文老档》记载：
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字，雷同不分，如同一体。书中平常语言，视其文义，尚易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常致错误。（《满文老档·太宗》第45卷）
皇太极命达海对无圈点满文，“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
达海，满洲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以地为氏。他“九岁读书，能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高皇帝召直文馆，凡国家与明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有诏旨应兼汉文音者，亦承命传宣，悉当上意。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清史列传·达海》第4卷）。后达海与纳扎通奸，拟罪当死，但努尔哈赤惜才，命杀死纳札，将达海锁柱拘禁。清太宗时，达海为文馆领袖，受命改进无圈点满文。他“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清史列传·达海》第4卷）。达海又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刑部会典》、《素书》、《万宝全书》等，积劳成疾，未竟而卒，时在天聪六年（1632）七月十四日，年仅三十八岁。巴克什达海一生勤敏清廉，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连一双完好的靴子也没有。达海巴克什短暂而勤奋的一生，对满汉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尤以改进无圈点满文为有圈点满文，则是其一生中最杰出的业绩。所以史载“达海以增完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后至康熙时，勒石纪绩。康熙帝旨称：“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劳绩，著追立石碑。”（《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卷）其碑文，今存世。
达海在整理额尔德尼、噶盖所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时，主要作了如下改进：
第一，编制“十二字头”。《国朝耆献类征》载：“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清史稿·达海传》也载：“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达海为便于教授满文，编制了“十二字头”（详见后文）。
第二，字旁各加圈、点。例如，蒙古文“ha”与“ga”读音没有区别，但满语“aha”（阿哈）为“奴隶”，而“aga”（阿戛）为“雨”。达海在“ha”与“ga”旁各加圈、点，即把老满文的（aha，阿哈，意为奴）加圈，写成……而把老满文的（aga，阿戛，意为雨）加点，写成。这样，因其各加圈、点，而使“奴”和“雨”两字有所区别。
第三，固定字形。对字母的书写形式加以固定，使之规范化。如在老满文中，元音u的词首、词中、词尾共有十余种写法；但在新满文中，其词首、词中、词尾基本上各有一种写法。
第四，确定音义。改进字母发音，固定文字含义。如在老满文中，元音o、u、ū经常相互混用，辅音k、g、h书写有时非常相似，在新满文中，o、u、ū则加以区别，k、g、h的字形书写也各不相同。
第五，创制特定字母。设计了十个专为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以拼写人名、地名等。
经过达海改进后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于是满文较前更为完备。
改进后的满文，按语言学音素来说，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专门用来拼写外来语的特定字母，共三十八个字母。字母不分大小写，但元音字母以及辅音与元音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出现在词首、词中、词尾或单独使用时，都有不同的书写形式。还有过去习称满语“十二字头”，即：六个元音和辅音与元音拼成的复合音（约相当于汉语拼音的音节），共一百三十一个，这就是“第一字头”；而“第一字头”内的各个音节分别与元音及辅音[i][r]、[n]、[y]、或[q‘或k’]、[s]、[t]、[b]、[o]、[1]、[m]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共十一个字头。以上总合为十二个字头。“十二字头”笼统地包括了满文中的元音、辅音、特定字母以及其他音节。
满文的语法，名词有格、数的范畴，动词有体、态、时、式等范畴。句子成分的顺序是，谓语在句子最后，宾语在动词谓语之前，定语在被修饰词语之前。
满文的书写，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向右。
由努尔哈赤主持、额尔德尼和噶盖撰制的无圈点老满文，流传至今的历史文献主要为《满文老档》。据《满文老档》记载，创制满文为学校教育提供了重要手段，努尔哈赤下达文书，在八旗中选择师傅，举办学校，令青少年入学读书。《满文老档》载努尔哈赤的文书云：
钟堆、博布赫、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八旗的师傅。要对你们的徒弟们，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便是功。如入学的徒弟们不勤勉读书，不通文理，师傅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习，师傅要向诸贝勒报告。八位师傅不参与各种的事。（《满文老档·太祖》第24卷）
满文的创制，促进了后金教育事业的发展。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此，满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字，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传播知识，翻译汉籍。这不仅加强了满族人民的思想交流，而且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满文撰制后在女真地区的推行，使女真各部和女真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这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特别是后金统治者，用满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汲取中原封建王朝统治经验，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同时，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满族文字的创制，八旗制度的确立，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为后金政权的建立作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