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进入川滇边地区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追剿”，将第1兵团编为第1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刘建绪为前线总指挥，除以一部在湘西“围剿”红2、红6两军团外，以一部策应第2路军作战；以薛岳兵团和滇黔西省军队为“追剿军”第2路，龙云为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即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4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专司“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阀矛盾重重，何键见红军主力远离湘境，不愿再让湘军西进“跟踪穷追”；王家烈急于恢复其对贵州的统治，对“追剿”红军的兴趣不浓；桂军滞留在独山、都匀地区，徐图自保。只有川军刘湘和滇军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他们的领土而对防堵红军颇为卖力。2月7日，龙云下令孙渡第3纵队由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吴奇伟、周浑元的第1、第2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王家烈第4纵队防守赤水河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潘文华（指挥约15个旅）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蔺、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上，其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妄图合力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此时，蒋介石调集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多达150多个团，约40余万人。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各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进行了休整与缩编。全军加上干部团共编为17个团，共3.6万人左右。红1军团为2个师6个团，红3军团为4个团，红5、红9两军团各为3个团。11日，孙渡纵队和潘文华所部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吴奇伟纵队一部已进至黔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东南方向扑向扎西。
为避强击弱，脱离川军与滇军的合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即迅速东渡赤水河，向黔军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展战局，寻歼王家烈部主力。按上述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于2月11日由扎西地区突然掉头东进，分3个纵队，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锅厂坝，于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以红5团一部向温水佯动吸引追兵，主力向桐梓地区疾进。
中央红军突然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使蒋介石的“追剿军”措手不及。于是川军3个旅急忙由扎西附近地域向东尾追，却已落在红军后面三到四天的路程，红军则赢得了东出桐梓、娄山关的宝贵时间。黔军王家烈慌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地区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第59师、第93师由黔西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红军并与王家烈部合击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月24日，中央红军左纵队第1军团先敌进占桐梓，援桐之黔军1个团退守娄山关。翌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为达成上述目的，以红5、红9两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运动防御，阻击川军；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军团一部从娄山关东西两翼向守关黔军侧后迂回，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26日攻占了娄山关，并乘胜追击，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于28日晨重占遵义城。天亮后，吴奇伟纵队第59师主力和第93师一部即向遵义猛扑过来。第59师主力向红1军团阵地红花岗连续发起冲击，当即遭到红军英勇反击，将其1个团击溃。
于是该师又转向红3军团阵地老鸦山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撤离老鸦山阵地。协同吴奇伟部进攻的王家烈部，因屡遭红军重创，此时则观望不前。红1军团主力乘机展开猛烈反击，迅速突破第93师和王家烈部的抵抗，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仓皇率领第93师残部约1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穷追狠打，配合红3军团夺回老鸦山阵地，歼灭第59师大部。王家烈亦率残部逃向打鼓新场。
遵义之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正确指挥下，在3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约3000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仗，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胜利信心，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使得其“追剿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是“奇耻大辱”。同时，中央红军获得了作战物资的补充和短期休整的机会。
中央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万分焦虑，于3月2日飞往重庆，再度策划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妄图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北夹击的战法，夺回遵义并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他下令川军郭勋祺部2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克复遵义；周浑元纵队4个师进抵仁怀、鲁班扬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孙渡纵队4个旅进抵大定、黔西北地区防堵；王家烈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吴奇伟纵队4个师（其中第59、第93两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各路作战。同时，命令李韫珩第53师由镇远向石碑推进，何键部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碉防堵红军东进。3月5日至10日近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准备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郭勋祺部向东运动，集中主力由遵义西进白蜡坎、长白山地区，寻歼周浑元纵队。周纵队各部始终惧歼不前，只守不攻，红军多次寻战，终未得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在遵义西南机动作战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此举是“徘徊于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可能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命令各路“追剿军”按原定部署加快推进。至11日，川军郭勋祺部进占遵义，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后向鸭溪、遵义方向推进。
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两军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歼其一部”。依据这个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于15日集中主力对鲁班场之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周4个师猥集一团，不便于分割各个击破，且吴奇伟部增援部队已进抵枫香坝，为避免前后夹击，陷入被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放弃进攻鲁班场，迅速撤出战斗，转兵西进，再创战机。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途中击溃川军1个团的阻截，于19日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旋即调整军事部署，令其所有“追剿军”各部以川南为目标全力追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具体布置是：周浑元纵队主力经鄢家渡向古蔺方向追截；吴奇伟纵队2个师归周浑元指挥，尾红军追击；孙渡纵队主力进抵毕节附近堵击；王家烈纵队以一部兵力运动于新场以北地区，寻找红军截击；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向仁怀、古蔺追击，第一师第3旅赶赴土城防堵；李韫珩第53师由石碑向遵义推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依据敌情变化，于3月20日决定中央红军“以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蒋介石，加深其错觉，红军以1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途中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随即从“追剿军”右翼分路向南疾进，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尾追之敌一部。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直飞贵阳，亲自督军，妄图寻中央红军主力决战。鉴于“追剿军”重兵猬集，不易分割歼灭。
27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9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向长白山、枫香坝之敌佯攻，以吸引“追剿军”向北，主力则乘敌还没有搞清红军意图之际，继续分路向南激进。翌日，中央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蜡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狗场地区，并于31日南渡乌江，从而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几十万“追剿”部队甩在了乌江以北。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动息烽，主力进占狗场、扎佐，前锋逼近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这是因为，此时贵阳及其周围只有黔军第99师4个团，如此单薄的兵力，何以挡住红军中央主力的进攻？蒋介石慌忙下令“追剿军”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保驾”。同时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于是“追剿军”各路又纷纷转向贵阳急进。4月3日，中央红军在息烽至扎佐之间东进，5日进至清水河西岸的高寨、羊场、白果坪地区。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即以少量兵力东渡清水河，向平越方向积极动作，并在清水河上架设浮桥，作出全军东渡的姿态。此举果然使蒋介石又一次发生错觉，认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于是又急令湘军何键部3个师向余庆、石碑推进堵截；令桂军白崇禧部1个师进至清水河以东的平越、中场一线防堵；急令已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孙渡、吴奇伟两纵队和李韫珩第53师，分3路掉头向东追击；令周浑元纵队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筑碉设防，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乌江。
滇军孙渡纵队由滇黔边开往黔东后，云南境内兵力空虚，这就为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就讲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于是，中央红军乘“追剿军”各路驰援贵阳“保驾”之际，于4月8日在运动中急转南下，以每天60公里的强行军，突破“追剿军”贵阳至龙黑之间的防线，经青岩、惠水、广顺、鸡场、老凹圹等地，向云南疾进。蒋介石又一次失措，气急败坏，急忙又命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李韫珩第53师在东进中调头向西，在中央红军右侧沿滇黔公路向云南追击；令孙渡纵队尾随中央红军追击。“追剿军”各路往返奔波，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士气更加低落，内部矛盾加重。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先后进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地。原暂留乌江以北马鬃岭地区牵制敌军的红9军团，完成掩护主力南进任务后，也转战到达黔西的水城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决定集中龙云、薛岳指挥的第2路“追剿军”主力向宣威、威宁地区逼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该地区。据此，吴奇伟、周浑元、王家烈三个纵队和李韫珩第53师分路向宣（威）、威（宁）地区转进，孙渡尾追红军不舍，川军郭勋祺集结毕节。
为了进一步调动“追剿军”各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继续单独进行，以吸引敌军，掩护主力行动。红9军团迅速由水城向滇东北前进，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相继攻占马龙、寻甸、嵩明，于4月27日进抵杨林，前锋已逼近昆明市。这时的昆明，守军力薄势小；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尚在几百里以外的曲靖以东地区；另一个旅虽正向昆明进发，因遭红军打击，伤亡惨重，战斗力甚小；其它“追剿军”距昆明都有3天以上里程。龙云为保老巢安全，一面电催孙渡纵队取捷径回援昆明，一面调集各县团防武装防守城垣。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堵力量，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实现原定的“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并号召全军将士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果敢地去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滇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珩、海龙塘、石板河进攻至皎平渡。5月3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赶到皎平渡，当晚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边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又以一部分兵力北上，途中击溃增援敌人，至会理城下。在此期间，红1军团抢占了龙街渡，洪门渡等渡口的水流太急或江面太宽，一时无法架桥，且渡船又小，大部队难以过江。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3军团第13团由洪门渡过江外，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全都改由皎平渡过江。中央红军渡江过程中，“追剿军”先头已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乘敌立足未稳，先机攻击，掩护主力顺利渡江。9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在滇东北单独行动以吸引“追剿军”的红9军团，于5月2日攻占了东川（今会泽）并顺利渡过金沙江。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追剿军”各路人马，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会理地区则只有川康边防军1个旅。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守军；以红9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遏阻东岸追兵，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短期休整。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结束。仅就其中大小近40次战斗的统计，中央红军歼灭国民党“追剿军”1.8万人左右，击落敌机1架，缴枪数千支。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3月28日至4月3日，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军7个多团，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约200公里的地区，打破了川军依靠嘉陵江设防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的计划。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
1934年9月，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失败后，蒋介石即开始布置“川陕会剿”，除组织参谋团入川、准备监督川军“剿共”外，并调其嫡系部队向四川开进。
1935年1月，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了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
红四方面军在打破川军六路围攻后，即确定向川甘边发展，以扩大根据地。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先是乘国民党军“川陕会剿”尚未部署就绪，进行了广昭战役。
1月下旬接中共中央电示，要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发展，以配合中央红军从泸州以西的渡江行动。为调动嘉陵江西岸防守之陕军，又进行了陕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7个团，占领了宁羌（今宁强）、沔县（今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防守广元、昭化之胡宗南部仓皇北上增援。
当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时，其他各线川军即乘隙向根据地进攻。东线第21军于2月3日占领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西线罗泽洲部2月5日占仪陇，田颂尧部占苍溪。为制止川军进攻，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侵占仪陇、苍溪之川军。2月中旬，红军主力回师川北，于3月初向仪陇、苍溪地区的川军发起进攻，歼田颂尧、罗泽洲部4个多团，俘官兵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嘉陵江东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一段，除阆中外，悉数为红军控制。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转到川黔边地区，红四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计划，和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决定在苍溪、阆中地区强渡嘉陵江，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川军沿江筑有坚固工事，由田颂尧和邓锡侯两部防守，邓锡侯统一指挥，妄图凭此天险堵截红军向西发展。川军的布防情况是：
邓锡侯第28军17个团防守广元以北陈家坝、朝天驿至江口沿江地段。其中10个团守备江防，第3师第7旅和宪兵第2团防守江口至广元地区，第4师第12旅和第2师2个团防守广元县城及乌龙堡地区，第5师第14旅和第15旅1个团防守上西坝至朝天驿地区。警卫第3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第3师第8旅配置于三磊坝，宪兵第3团配置于下西坝，第1师第3旅主力第2旅一个团、特科第4团作预备队。
田颂尧第29军35个团防守昭化以南江口至新政坝一线。其中以23个团守备江防：第1师第1、第2旅和第5师第13旅共6个团防守江口至青牛庙，独立师防守青牛庙至小站河，第3路防守小站河至百里坝，第3师、第5路、第2师第5旅共10个团防守百里坝至河溪关，第4师第12旅和独立旅、警卫第3旅、第1路共10个团防守河溪关至新政坝地段。以1个旅作预备队。
这样，川军在北起朝天驿，南至新政坝约300公里的嘉陵江以西地区，共配置了52个团。但其防线绵长，有不少薄弱环节。如小站河至百里坝近50公里的江岸，只有3个团防守，其前沿又只有4个营。同时，田颂尧、邓锡侯两部都遭受过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十分低落，不少部队建制残缺，兵员不足。
红四方面军根据川军宽大正面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部署，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川军防御薄弱部分实施重点突破，同时在宽大正面上进行多路强渡。渡江成功后，首先歼灭沿江设防守军，夺取要点，并向两翼扩展，然后向纵深发展，以占领嘉陵江、涪江间的广大地区，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红军渡江作战部署如下：红30军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江防守军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31军消灭剑门关守军。红31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军，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进攻，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侧安全。红9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30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川军，以保障左翼侧安全。红4军为方面军第2梯队，于第1梯队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9军消灭南部守军，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团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30军强渡。红军大学在苍溪西关佯动，配合主力渡江。总指挥徐向前亲率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收集水文资料，为红军顺利强渡作了准备。
红四方面军利用各种机会，号召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都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渡江作战前的各项准备：一、政治动员。反复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各种顾虑，增强胜利信心，树立坚决、勇敢、顽强和突得破、守得住的决心。二、渡江侦察。各部队在指定的渡江地段内，以化装侦察和泅渡夜摸等手段查明守军兵力和火力配备情况。同时，嘉陵江西岸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武装也给渡江部队提供了守军内部的一些资料及江防部署情况。三、渡江训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红军，利用嘉陵江东侧支流的东河，开展水上练兵。对于一般人员进行江河水性知识的教育。在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场、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四、物资器材的准备。要强渡江河，中心问题是造船。群众闻讯后运来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的废铁；很多老船工由各地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赶赴苍溪。军民同心协力，在短时间内造出了大批木船和3座竹扎便桥构件。这样，保证了红军的第1梯队与后续部队均能迅速投入战斗。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在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中，做到严密封锁消息，隐蔽船只，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等，使川军始终未能识破红军的作战意图。
3月下旬，红军渡江准备工作完成。28日，指挥部发出渡江命令。当夜，各部队开始强渡嘉陵江作战。红30军2个营和方面军直属教导营为突击队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以神速动作秘密渡江，直至迫近对岸才被川军发觉。但川军火力尚未展开，塔子山的红军炮兵即向其前沿猛烈轰击，压制川军火力，掩护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队登岸后，全歼守军1个营，控制要点，击退了南北两翼川军的反击，巩固了登陆场。29日拂晓，红88师第2梯队2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川军仓猝反击，妄图消灭红军于滩头阵地；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先以密集火力予以杀伤，然后集中主力实施突击，川军狼狈回窜。红军乘胜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从阆中后撤的川军第2师第5旅。
红31军第9师于29日拂晓前在苍溪以北之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克守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击退刘汉雄师1个旅，巩固了登陆场。与此同时，红9军于阆中以北渡江成功。
第1梯队强渡成功后，迅即向纵深和两翼扩展。红4军也于苍溪加设的浮桥上过江，投入战斗。
3月31日，红30军及红9军一部经福兴场攻占剑阁，守军向江油方向逃窜。接着，红30军以红88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剑门山上的隘口，扼川陕孔道，地势险要。两旁均为数丈高的峭壁，山间仅有一条小路相通，用火力封锁即难通过。经川军长期驻守设防，地堡、堑壕密布，是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邓锡侯调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到该地防守。4月2日拂晓，红30军第88师、红31军第93师和第91师1个团，先后到达剑门关附近，对川军形成三面包围。但守军凭险顽抗，力图固守，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乃决定集中迫击炮及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守军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红31军向隘口东侧守军阵地进攻；红30军向隘口西侧守军阵地进攻。川军在红军的猛攻下据险死守并拼命反扑，红军同守军展开多次肉搏，经半日激战，将东西两侧高地全部占领，并乘胜夺取了隘口的北山主峰，切断了守军向北逃跑的道路。不久，剑门关守军被全部歼灭。
红军占领了“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川军沿江防线即土崩瓦解，溃兵纷纷向西逃窜。红30军和红31军各一部星夜直奔昭化，3日占领昭化城，歼守军1个团。红31军主力继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以一部包围广元城。
民在红30军与红31军北向剑阁、昭化方向发展的同时，红四军主力即西向梓潼方向发展，一部配合红9军主力，南向阆中、南部城方向发展。阆中守军仓皇弃城向盐亭逃窜，红9军即于3月31日占领阆中。4月2日，又攻克南部城，全歼守军李炜如部3个团。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至此胜利结束。被击溃的第29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田颂尧被蒋介石撤职；邓锡侯第28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一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和第2师第4团在西康省（今四川省）泸定县抢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打击国民党川军的进攻作战。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又有天险大渡河。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成见。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易守难攻。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曾在这里因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为此，他命令薛岳率其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追击，并以第3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两岸布防，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以川军第24军主力由泸定致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训令强调指出：“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必须以极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军各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军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红军在北进途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守军2个连，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防守北岸之川军第5旅第7团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从而在守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1军团一部虽在安顺场抢渡成功，但这里水深流急，不能架桥，红军只有4只小船，在几天内渡过河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尾追之薛岳部已过德昌，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击而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
这时，川军以2个旅在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红军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第4团，于27日由安顺场出发后，为了抢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前夺取泸定桥，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的口号下，沿着崎岖山路，边打边走，先后在猛虎岗、摩西（今攀西面）等地击破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的阻击，于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扼川康要道，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军为国民党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守军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经过紧张的准备，红军第4团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起开火，由第2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对岸冲去，在穿过守军于东桥头燃起的火墙后，胜利占领大桥，冲进城内，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后续部队紧跟入城，歼灭守军一部，攻占泸定城。红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第1师和干部团，也日夜兼程赶进，在击破川军1个团的拦阻后，胜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这样，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成泡影。
红军长征的胜利6月中旬，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先期到达的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开始长征的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进军方向，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8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越川西大草地。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分别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这时，率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擅自率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后，红军自俄界北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随后，红军又连续突破敌人在会宁、固原设置的两道封锁线，击溃尾追的敌人骑兵部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下，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经艰苦转战，1936年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甘孜会师后，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积极力争下，张国焘同意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的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和民族精华。红军转移到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人民参加抗日斗争提供了立足点和出发点。
长征还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诚意，驳斥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捣乱后方”、“牵制抗日”的诬蔑之词。
长征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相继退出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并进行长征后，留下了1.6万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分散在8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含今海南省），15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海南岛琼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并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开展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扰乱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实施反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长驱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进攻，11月下旬，占领了根据地的全部县城、交通要道和大部乡村。然后，采取分区“绥靖”、限期“清剿”的方针，企图一举全歼红军。在此期间，红24师等部队，实施了阵地防御作战，不断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但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在防御作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所作的新的指示精神，决定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在分散转移途中，红军的领导机关和部队大部损失，部分辗转到达赣粤边和闽西地区，会同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继续坚持斗争。由于中央分局的电台在突围时失去了与中共中央和各地区的联系，从此，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中，各地的中共党组织独立地领导了游击战争，在南方8省内逐步形成了15块游击区。
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秋冬反“讨伐”作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族人民群众，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意旨，自发地组成抗日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名义的武装进行抗日。这些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其全盛时约30万人。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但由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派系不一，无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加之其领导人有的缺乏全局观念，纪律松弛，故在日伪军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的威逼利诱下，或被消灭，或遭惨重损失，或瓦解降敌，到1936年初已所剩不多了。
此时，由中共满洲省委组建的几支弱小游击队，在其统一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英勇奋战，迅速发展为4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两支反日联合军。他们依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关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精神，依次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第1至第6军。（第7军由第4军第2师在1936年冬扩建组成）同年秋，谢文东、汪雅臣、李华堂、祁明山（又名祁致中）等部，分编为抗联第8、第9、第10军及独立师。抗联各部，在日伪军从1936年3月至9月进行的第1期“治安肃正”中，其第2军军部率主力由安图地区西进南满，留下第2师在宁安、东宁地区与第5军协同作战。5月，第2军第3师于抚松县境与第1军第2师会合。7月，中共东满特委、南满特委，抗联第1、第2军党委领导人在金川县河里地区的密营举行了联席会。会议决定两军合编为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统辖6个师。第2军3个师，改称第1路第4、第5、第6师。东、南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2人为委员。会议研究确定第1路军的作战方针为：冲破东边道山林地区，扩大游击区域。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西征辽西、热河、内蒙古，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第2军军部率第2、第4、第6师在原地坚持战斗，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行动；第5师仍在宁安等地配合第5军行动。
在吉东地区之抗联第5军，早在1936年春，即按为打破敌人“讨伐”，扩大游击活动范围的军事行动方针，和以宁安为中心，分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必要时向北挺进的行动计划，其第1、第2师主力，于同年夏，进至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与活动在该区的第3、第4、第6军的部队会合。9月，周保中率军部、军属工队向中东铁路东段转移，留下该军第3、第6团等部和第2军第5师组成道南留守处，继续坚持绥宁游击区斗争。
北满珠河游击区的第3军主力，在赵尚志军长率领下于1936年1月进至汤原县境，下旬，同汤原游击总队领导人夏云杰、第4军军长李延禄及其他抗日友军的领导人谢文东、李华堂、冯志刚会合并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华堂任副总司令，张寿籛任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第3、第6军（由汤原游击总队组成）决定各留部分兵力组成以张寿籛为主任的留守处，建立在汤旺河一带的后方根据地，以第3军大部组织西征，开辟通河、东兴、巴彦、木兰、铁力、庆城、海伦游击区。3月，赵尚志率第3军之第5、第6团等部开始西征，先后进行了舒乐河镇、八浪河等多次作战，威震松花江西岸。至夏初，到达木兰县境，尔后又在巴彦、木兰、通河一带活动，开辟了巴木通新游击区。半年时间，第3军由6个团发展成6个师，活跃在北满的20多个县，打破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使松花江南北两岸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1936年9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实施第2期“治安肃正计划”，将东、南、北满及吉东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以日军4个师5个独立守备队及各特种兵部队和伪军担任“讨伐”任务，9月日伪军正式开始向上述各区实施“讨伐”。
1936年7月，抗联第1路军根据“金川县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和计划，其第1师由本溪县境出发，西征辽西、热河，当进至辽阳地区时，遇强敌追堵，西进不能，遂行东返，途中在摩天岭与尾追之日军激战竟日，毙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名，但自身亦伤亡很大，只得返回宽甸地区之密营休整。为配合第1师西征和反对日伪军的秋季“讨伐”，杨靖宇、王德泰分别率部在南满各地积极展开游击活动，相继进行了通化县四道江、大拐弯子伏击战，袭击抚松县城，化装袭击了鸭绿江畔之大荒沟，以及错草沟伏击战，大、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多次战斗，给进行“讨伐”之日伪军以重创。
10月，日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以伪满第1军区之伪军为主力，调集第2、第3、第5军管区部分兵力和伪靖安军及警宪计1.5万余人，由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满洲国军部大臣于芷江任司令，对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辉南、金川、柳河九县地区，进行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抗联第1路军根据上述敌情，决定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进行反“讨伐”作战。同时还决定以第3师再次西征。第1路军总部组织部队在深山密林修造密营，储备物资，以供部队反“讨伐”作战之需和休整之用。11月，在杨靖宇主持下，第3师组成了400余人的骑兵西征部队，下旬，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治委员周建华率领下，由兴京县出发，过清原，翻铁岭，越南满铁路，一路冲杀，于12月下旬进抵辽河东岸。然而始料未及，当年冬季气温偏高，辽河此时并未封冻，又困难觅渡船，部队无法渡河，再因行进急速、频繁战斗，人员骤减至100余人，且过度疲劳，日伪军大量逼来，在此紧急之际，西征部队只得放弃西征，绕道返回兴京密营进行休整。
在第3师西征期间，第1路军之第2、第4、第6师，在长白、安图、临江、蒙江等县境内广泛展开游击战。10月，在长白县境内毙日守备队80余名，在安图县东青沟毙日军石川上校、河村中校及伪混成第7旅官兵数十人，使敌人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一开始即遭重创。11月，抗联第1路军部队，拔除了临江县大阳沟据点，伪军2个连被迫投降，接着又在长白县八道沟毙伤伪军40人。同月下旬，王德泰率第4及第6师一部于蒙江县小汤河活动，是时，遭伪骑兵第7团和教导队的突然夜袭。王德泰临危不乱，镇定从容，指挥部队夹击进攻之敌，毙伤伪军团长以下官兵40余人，迫敌仓皇南逃。王德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战后，魏拯民继续率部战斗在长白、临江等县境。12月，在十三道沟重创伪军“讨伐”队，在五道沟毙伤伪军50余名。留守长白县黑瞎子沟密营的第6师20余人，利用有利地势，巧设疑阵，伏击了前去“讨伐”的500余人的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近100名。日伪军在长白、临江境内连遭打击后，遂调集重兵，以图围歼活动于该区的抗联部队。魏拯民得悉敌方企图后，随即率第2、第4、第6师主力向抚松转移，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留下的部分部队在内线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1月间，第1路军第4师在蒙江县小夹皮沟伏击战中毙俘伪靖安军30名，在抚松县漫江沟歼伪军100名，接着袭占了南岗木场，随又与第6师在鲤明水沟设伏，歼伪军2个连大部。此外，第6师还先后进行了抚松县城南战斗、红山头和桃泉里等战斗。至此，抗联第1路军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之进行的秋冬季大“讨伐”。为此，伪满洲国军政部日本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哀鸣抗联第1路军是“满洲治安之癌”。
1936年秋，抗联除第1路军外，已大部云集于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展开游击战，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队伍获得迅猛发展，使日伪当局十分惊恐，把他们称之为伪满洲国的“北部国防上的心腹之患”。于是在1936年10月决定，以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为司令官，调集了大批日伪军开始对以汤原、宾县、木兰、通河、依兰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欲聚歼该地区之抗日武装。
为打破日伪军“讨伐”，贯彻同年9月18日召开的中共珠河、汤原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确定的“向新区发展，向日伪统治环节薄弱的缝隙中突击”的精神，和避免部队为敌聚歼，分散就食以减轻民众负担，抗联遂以第3军大部及第4、第5军部分部队组成远征队向小兴安远征，其余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配合远征队行动。第3军之第2、第3、第5、第6、第9等师为远征先遣队，分由方正、延寿、五常、宾县、庆城、东兴地区出发，11月先后会合于铁力县境，随即展开游击活动，在孙灵阁山附近与装备精良的500余日军激战一昼夜，毙日军80余人。同月，赵尚志军长率500余名骑兵队由汤原老钱柜出发，12月到达铁力县境，他向先遣队部署工作，随即又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北进。不久进至海伦、通北地区。此时，日军侦悉到抗联之远征意图，即在北黑线及黑龙江流域部署重兵，对远征队进行堵击、尾追和进攻。当赵尚志率队到达通北县冰锥子第5师之密营时，得群众密报，有日伪军800人进山“讨伐”。赵尚志根据当时虽敌我兵力悬殊，但所处之地谷深林密，时值隆冬，谷底已形成冰川，是难得的伏击战场。于是当即将主要部队分布在深谷两侧矮树丛中，形成袋形阵势待敌，以1个班兵力前出诱敌。是日午后，日伪军“讨伐”队被诱入伏击阵地内即遭密集炽热火力射击，被压服在无处藏身的冰川上，死伤狼藉，然仍作困兽犹斗，连续组织了10次进攻，但均未得逞。当晚，日伪军被困于零下40℃的奇寒中，伏击部队却利用密营木屋交替取暖，轮番出击敌人。次日，“讨伐”队方在援军的接应下仓皇撤退。此次战役，共毙伤日伪300余人。同日，第3军第9师与第4军第2团歼灭了海伦县六井子伪警察署全部伪警。冰锥子战斗后，赵尚志率队向龙门一带挺进，途中击破了日伪军的堵击，克服了茫茫林海雪原和粮断水绝的困难。当其到达龙门附近之炭窑时，获悉日军乘坐30多张爬犁前来“讨伐”。于是赵尚志将部队设伏在日军来路两侧。是日13时许，日军进入伏击阵地，突遭伏击部队猛烈射击，丘井大尉以下官兵被歼。战后，赵尚志率队前进。连续的作战和艰苦行军，部队大量减员。待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已十分疲劳的部队突遭日军偷袭，数十名战士英勇牺牲，战骑全部丧失。余部70余人在赵尚志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对敌的仇恨与必胜的信念，克服了重重险阻，于1937年春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留在中东铁路南北、松花江下游活动的抗联第3至第11军各部，为配合远征队行动，他们有时独立活动，有时联合作战，或袭击、或攻城、或略寨，积极展开游击战，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他们先后进行了袭击林口城、小道沟附近的延寿伪警察大队，攻占军事重镇佛山（今嘉阴）城，刁翎大盘道伏击战，夜袭刁翎和攻打依兰县城等大小战斗上千次，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该区的大“讨伐”计划，保存了老的游击区，同时与远征队一起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兴等新的游击区，建造了后方基地和密营，并以此开办学校、医院、军需工厂，部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壮大和重大发展。
东北抗联在1936年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近3000次，歼日军上千名，伪军数千名，彻底粉碎了日本关东军欲于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第一年度的计划，取得了反“讨伐”作战的重大胜利，扩大了抗联的声威，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其他抗日友军的抗战热忱，部队由不到万人发展到2.2万余人的10个军另1个独立师，组建了汤原、刁翎、长白山游击基地，建造了很多密营，保持了老的游击区，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清等新的游击区，为尔后的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华北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1933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不承认国际联盟讨论通过的《李顿调查报告书》，宣告退出国联。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狂妄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日本对“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有单独责任，无须他国干涉；试图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实现独占中国的目的。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媚日外交，希望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提出“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表示赞许。
5月，中日公使同时升级为大使。南京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明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言行。
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进一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日本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在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集结重兵，准备随时入侵华北。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党北平当局提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下野、省政府移至保定，更换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等要求。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完全接受日方要求，并在几天内即一一照办。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向何应钦提交“觉书”及附带事项，要求国民党政府撤出在河北的一切党政机关和所有中央军、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动。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在此前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口察哈尔张北地方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派土肥原贤二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要挟。6月29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国民党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等。“何梅”、“秦土”两协定，使中国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
接着，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防共自治运动”。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实现“华北经济圈独立”以及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提出了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狂妄要求。10月，土肥原到华北加紧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唆使汉奸、流氓在冀东香河县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拼凑“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防共自治政府”），宣称“脱离中央”，“独立”“自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个县实际上沦于日本之手。南京政府却适应日本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明令裁撤军委会北平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12月初又指派宋哲元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这是一个既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
在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日中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在华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垄断华北的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日本侵略者还公然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关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据美国太平洋联合会最保守的估计，1935年中国走私入口的货物总值达2.5亿美元（包括各种毒品），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通过华北各口走私运进的。
日本对中国的加紧侵略，直接威胁着英、美在华的利益。英、美的对日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英、美报刊指责日本是“黩武的国家”、“国际的强盗”，揭露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扶植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以与日本的扩张相抗衡。1935年4月，美国派遣“经济考察团”来华。9月，英国派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帮助实行币制改革，中国宣布加入英镑集团。12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华北“正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表示“中国任何部分的非常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次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中国以白银换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用以维持法币的汇价。南京政府进一步依赖英、美。币制改革和白银协定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日趋尖锐。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和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日本一手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使整个华北面临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的危险；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经济上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开始向亲日派发起攻击。宋子文、孔祥熙等对禁止排斥日货运动和颁发“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
1935年8月，国民政府监察院提出不信任外交部长案（时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汪精卫只得请辞本兼各职。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举行，汪精卫被击伤。会议通过了冯玉祥等二十人联名提出的《救亡大计案》。随即，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蒋介石在19日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通过的宣言也宣称“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12月，蒋介石亲自接替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并一度主持中日谈判，开始采取拖延态度。行政院各部部长亦代之以蒋的亲信。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势力严重削弱。
以国民党五大为契机，国民党内亲日派和英美派的力量出现明显消长，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亲日投降的外交路线受挫。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提出了“绝对不能容许”破坏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等条件。诚然，国民党的这种变化是初步的，不彻底的。华北在名义上没有分裂出去，实际上却已在日本控制之下。华北危机空前严重。
“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后，一度低落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爱国学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
当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翌日，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先后汇集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收复失地。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游行群众再次遭到镇压。
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英勇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同情。宋庆龄和北平各大学进步教授杨秀峰、张申府等以及外国友人斯诺夫妇等各方面人士都对学生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从12月11日起，南京、上海、天津、武汉、杭州、济南、广州、西安、太原、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必须使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为青年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与领导下，近500名大中学生组成四个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接着，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进行救亡宣传。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的活动，使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受到了实际斗争的锻炼。进步学生开始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正确认识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
后来，为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阵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部设在北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实际取代了共青团，成为共产党在宣传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方面可靠、得力的助手。到七七抗战前夕，民先队员发展到2万多人，甚至在巴黎和南洋的华侨青年中也有民先队员。民先队团结了广大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冲破了国民党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从而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它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其次，“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为青年学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华北扩大侵略和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两度延期，于1935年11月在南京举行。
蒋介石在会上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他在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蒋介石的讲演，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也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大会闭幕不久，12月2日至7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1936年5月5日颁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将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推举张人杰等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会议又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向会议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接任。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的决议。改组后的行政院各部门的主要官员中，亲英、美派势力占了上风。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从1935年11月开始，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外交部长张群接任谈判后，在与日驻华大使有田的首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国民政府不赞成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外交的基础”，“不能抛开东北、华北问题，孤立地空谈中日关系调整”。张群的强硬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报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后，张群在与日新任驻华大使川越的谈判中，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停止不法飞行，消灭察绥伪军等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双方各持己见，使谈判毫无进展。12月中旬，因西安事变爆发，谈判终止。
南京当局一面以强硬态度和拖延办法应付对日谈判，一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决策：“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此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战略路线的主体，有关具体部署是：以四川为中心建立大西南总根据地；以华中重镇武汉为“国防作战中心”；以国民党统治心脏宁、沪地区为国防战略重点，修筑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无锡至澄江三道国防线，同时将全国划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大区域。除上述内容外，国民政府还就重要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内迁等提出了积极的设想，对于保护国家经济、教育、科研命脉，坚持抗战及维持大后方物质的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增强了国防实力，在日后的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些方面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又因中国工业生产落后，尤其在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方面更为薄弱，没有独立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未能形成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与转变对日政策相同步，国民党当局从1935年11月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谋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中日矛盾的激化，华北事变刺激了蒋介石，使他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其次，红军已损失大半，对国民党的统治构不成大的威胁。第三，在国际上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的支持。而同苏联改善关系，而首先必须同中共改善关系。第四，中共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新形势下业已做出了反响，“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第五，在中共的号召和影响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促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其对中共、红军的策略，在不放弃军事进剿的同时，主动寻求政治解决，以收编、招抚红军，如果谈判不成，再行进剿。
1935年底，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打通与中共的关系。宋氏姐弟
